1、1基于资本现实合理性对实现“共富”的思考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但在当下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多种所有制资本进行财富生产的基本现实以及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却使得我们必须在共富征程中直面“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之内在紧张的同时，还应进一步住资本批判的高度上，本质地澄明当代中国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即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寓”的基本前提，有效引导驾驭资本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健全与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的分配机制是达致“共富”的核心指向，以此，才能全面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之
2、路。 关键词：共同富裕；资本批判；剩余劳动；消灭剥削；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 中图分类号：B032/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1-0025-09 一、 “共富”何以读写？一个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 。历史地看，这一曾经糅杂着传统记忆与未来理想的“共富”追求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那段“懵懵懂懂” 、 “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的特殊历程并遭遇了社会2主义财富运动过程中的“最大波折” 。后，终于在邓小平同志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并在根本上通过社
3、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逐步实现“先富带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焕发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但与此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特别是 1992 年党的十四大以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将之修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客观上意味着资本力量（包括不断引进的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以及通过组建股份公司与改制后而来的国有资本等等）开始大范围地出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之中。事实上，随着
4、资本力量在越来越广泛的领域直接支配包括劳动、管理、技术、自然资源等在内的诸多生产要素，其也“越来越成为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社会力量” 。如此历史境遇，使得我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得益于资本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过程中的巨大优势而经历了 GDP 总量快速跃居世界前列、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更进一步提高、融入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舞台更为深入等伟大业绩的同时，也同样因为整个社会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客观存在的“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与“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等多重因素的交织叠加，产生了诸多在资本论中就已被马克思揭示出的矛盾悖论，而贫困和富有就是其中之一。从国际银行测算且被学界多数认可的基尼系
5、数看，中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已经3达到了 0.47，已经逼近了社会能够容忍的“红线” 。 显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资本当下”与“共富理想”间的矛盾悖论，使得我们必须在资本批判的历史高度上，全面系统地就当下在走向“共富”过程中所应具有的历史认知与核心举措等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层面上的深入反思。笔者以为，在此过程中，下述几大核心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第一，如何科学地评判资本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中的历史地位？第二，因应市场经济背景下利用资本来进行财富生产和发展而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根本上找到一条可以引导资本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服务的有效
6、路径？第三，也是社会舆论最为聚焦的，就是如何在此过程中，构建起一套既与当下财富生产结构相匹配、同时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相契合的财富分配体系？有且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全面深刻地把握自己当下所追求的“共富”之应有历史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富”实践推向深入。 二、充分发挥资本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 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清晰地告诉我们，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因此在对人类社会的存在及其历史发展的全程研究中，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逻辑设定：“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
7、。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事实上， “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即生产财富，构成了人类本质力量4的特有指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占有、使用财富的历史。当然，基于财富与人之本质的内在关联以及人之本质的自由指向，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认知到，那种“为了生存，为了得到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肯定“不是我的生命” 。的本质。因为这种生产劳动追求的目的还只是停留在作为生物物种的层面上，只有超越生存需要的“自由的劳动” ，才是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马克思为此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生产自由的劳动的价值所在：
8、“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 ”。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将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劳动清晰地界定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要想得到真正发展，人的自由程度要想得到真正提高，首要的条件就是能够寻找到一种能在本质上作为剩余劳动的社会财富得以不断增长的有效机制。 而在世界历史进程的整体坐标体系中我们发现，如果说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尽管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使传统中国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取得了曾有的辉煌成果，其所拥有的作为财富重要表现的金银货币总量甚至在 1840 年鸦片
9、战争前后均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之上，但若从财富哲学的层面上来审视这个传统社会，我们却发现在这一整体上处于“重义轻利”氛围裹挟下的传统社会中，其中人们的那种诸如早在司马迁货殖列传中就已被揭示出来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朴素逐利行为和动机，却在“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的整体格局中被那种对社会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的过分5强调所取代，而本该作为财富发展之质料因和动力因存在的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一哪怕是以分散的、孤立的、偶然的、碎片化的面目出现却因自身总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了无光彩。作为一种历史必然，这一格局使得整个社会明显缺乏一种可以激发其中的社会个体去发现、制造、占
10、有财富的内在动力，并因此也使自己失去了在财富实践中获得质向提升的诸多可能性，以至于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缺乏历史首创精神以及自然经济背景下的“周期律”和“循环律”的绵延更替成了这个社会的外显特征。这也使得黑格尔在审视这个民族时，不禁发出了“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的感慨。 但反观西方，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商业革命等现代性浪潮的强力推动下，直接使得人类朴素的逐利动机开始通过人类理性的运用、通过与作为交换价值之中介的货币的内在勾连，最终在作为“资本的最初解释者”的
11、重商主义者即通过那种体现为人格化资本，并在一开始从表现为社会寄生并且往往是以零散的高利贷者或商人等资本的人格化面目出现，通过简单的资本循环（从 M 到 M）来追逐高额利润那里，开始摆脱了本质上同样是以强调抽象共同体和普遍信仰而忽视乃至泯灭个体差异和个体逐利诉求为特征的中世纪神学统治的樊篱，进而在将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翻转为用有利于世俗逐利的原则来规范、定义社会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使整个社会的逐利行为和动机在与“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以及围绕资本运作生成的诸如以市场、契约、产权、信用、交换、敬业、创新、6效率、精算、自由、平等、法治等为核心要素的资本文明中，获得了制度化的范式转换与理性化的工具支撑。
12、而由此开启的人类社会的财富历史征程，在随后由商业资本转向工业资本进而金融资本的历史过程中，不仅使得如康德所言的那种原本存在于人道之中的贪婪、占有欲等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在沉睡中被深层次地激发了出来，也使得人类社会因为在发现、制造、占有财富方面探寻到了一条史无前例的体制机制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因而也是人类财富发展“新时代” 。来临的重要标志。我们甚至可以说，就关于财富生产和发展之有效举措的向度而言，人们就是“至今也还没有发明一套能够完全代替资本的机制” 。 可以说，资本在财富生产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已经昭然若揭，
13、但就“共富”而言，也许只讲到这点就要我们将认知统一到“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是走向共富的基本前提”上来恐怕是不够的。因为在我们的既有认知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观点：既然要走向并实现“共富” ，那就必须要“消灭剥削” ，而作为“无剩余不追求”的资本禀性以及在私有制背景下内在的那种使“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在这一基础上直接造成的“人与人相异化” 。的异化因，却已经“天然”地将自己与“剥削”画上了等号。于是乎，在我们既有的认知体系中， “消灭剥削”就是要消灭资本，否则“共富”将无从谈起。这也正是在那个极“左”年代出现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认识论根
14、源。由此比照当今中国而言，鉴于市场经济背景下7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以及包括外国资本、不断壮大的民营资本以及资本市场中的民众资本力量等各种带有非公性质的资本力量“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若从既有的认知逻辑出发，势必要求我们在实现“共富”的进程中消灭各种非公资本，否则， “共富”将徒有其名。显然，针对这一与社会现实间存在巨大反差的“共富”解读，势必要求我们进一步反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消灭剥削”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可以说，这也是深入探究多种所有制资本存在境遇下“共富”何以可能这一问题时必须要完成的前提性任务。 事实上，如果我们循着马克思从撰写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政治经济学
15、批判）导言再到资本论三卷的思路探寻下去就会发现，毕其一生探究资本内在奥秘的马克思在根本上谴责的，并不是这种如（1+V）n 那样几何数般地在发现、制造、占有剩余上给整个社会财富带来了巨量增长并促使整个社会文明得到巨大提升的资本力量，甚至客观地说，就对资本促使整个社会文明（财富发展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论述和赞誉而言，至今为止，也没有哪个思想家可以超越马克思那般的深刻和宏伟；而马克思所要谴责并试图超越的，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资本为中介所形成的那种导致劳资间冲突对立的异化关系：即资本家在以资本为中介占有了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使这些剩余价值继续转化为资本来实现自身增值的同时，还使
16、这些剩余价值不但永不复归于劳动者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反而进一步使其成为支配与奴役劳动者的社会力量。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视野下给予这个以资本为核心的商品经济形态以充分赞誉的同时，进8一步试图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探索如何“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从而使得整个社会财富在有效复归于人的过程中实现向更高形态的人类社会迈进的根本原因。而如果马克思在资本批判中关于“剥削”的界定与“消灭剥削”的解决真如我们既有的认知那么简单，那么资本论写到“剩余价值的占有”一章时便完全可以打住，其后关于社会化大生产背景下剩余价值如何转变为资本、资本的扩张又是如何引起了一系列矛盾悖论等问题的论述探讨
17、则纯属多余。 因此，我们必须从既有的“消灭剥削”思想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真正着眼于市场经济背景下通过资本运作产生的剩余价值的运行全过程来理解什么是“剥削” ，而不是简单地把“占有剩余价值”这个行为片段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中抽引出来，并孤立地将其作为“剥削”的基本依据，进而通过消灭作为“占有剩余价值”之内在依据的“资本”力量来达到“消灭剥削”的目的。否则，如果我们在当下追求“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无视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节律以及本国财富生产发展所处的时空事实，一味地注重在道德至高点上过度贬低资本的历史地位，且以小生产时代背景下生成那种单向度的、直观感受性的“谁劳归谁得”的思维去替代现代社会大生产
18、条件下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劳资界限日趋模糊的现实，进而采取那种一次性地没收资本所有者的一切财产，进而消灭生产资料所有权对劳动价值的分割、消除劳动力之外的生产要素对剩余价值的分配权，从而达到让劳动者可以“真正”直接地占有自己全部劳动价值的举措，那么，这种“消灭剥削”的方式一旦实施，整个社会必将会因其阻断了生产要素的市场配置方式、进而切断了社会剩余价9值集中起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领域的有效动力机制，而会使整个社会生产力处于效率低下乃至停滞的状态，甚至再度会使我们在“共富”旗号下陷入那种本质上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和“私有财产的彻底表现”的、因而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要不高的人
19、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一一的非自然的单纯状态的倒退” 。的尴尬境地。 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在当下追求“共富”的过程中，决不能因为害怕由资本扩张而来的各种冲突悖论断然拒绝资本；相反，基于资本批判而来的历史认知告诉我们， “现代化客观上是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的历史过程” ，因此，越是搞市场经济，就越是要利用资本力量，就越是要为各种关涉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类生产要素在国内国际、各种所有制之间、各种产权主体之间的顺畅流通提供完善的体制机制保障，对在其中依法从事财富生产与发展的各生产主体都给予法律地位上的承认和政治地位上的认可。以此，来为整个社会的财富丰
20、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有效引导驾驭资本是走向“共富”的根本保证 可以说，上述对资本在现代财富生产与发展过程中之巨大历史作用的揭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现代社会中、特别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背景下直接影响“共富”实现的那种劳资异化关系的揭示，使我们在涤清了当下与理解“共富”有着本质关联的“消灭剥削”之应有内涵的同时，同样也在实践中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那就是面对当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多种所有制资本共同发展的基本事实，我们如何循着“消灭剥削”所应具有的历史内涵，在整个战略层面上探寻出一条既与当下社会生产10力水平相适应、同时又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制度之根本缺陷的制度安排，从而在有效引导驾驭资本的过程中，将
21、整个社会创造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导入到一条能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的实践轨道上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将作为促使现代财富发展之核心机制的资本力量最大限度地从曾有的那种因奴役支配劳动者而造成劳资对立、两极分化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并使其转化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富”目标服务的重要力量。 当然，要在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体范围内来进行这项工作，必将意味着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创新型探索。因为从既有的认知实践来看，一方面，由于受限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始终生活在资本主义实体范围内的马克思在逻辑推论层面上得出的未来社会的应有形态，显然不能作为我们这样一个由跨越“卡夫丁峡谷”而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范本
22、；而有幸在实体层面上第一个触及社会主义的列宁，虽然在经历了一番曲折探索后开始真正迈向了通过认识资本、理解资本、利用资本和发展资本来建设俄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旅，但那颗“罪恶的子弹”却没有留给列宁太多的时间通过诸如实行“新经济政策”之类的举措实现在“各方面把马克思创立的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的心愿；再加之之后包括前苏联、东欧以及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曾有的那种通过人为地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用政府行政权力来代替市场和资本力量将全社会的剩余劳动有计划、按比例地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去，以此避免资本对工人的剥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富”目标，但结果却使自己的“科学社会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