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透析摘要：随着国家对“三农”补贴力度的加大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村干部手中掌控的资源越来越多，权力寻租的空间越来越大，一些村干部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生活腐化等腐败问题开始凸显。村干部腐败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与转型期政治体制机制不完善、经济管理制度及其运行机制不健全、社会结构与社会利益多元化、廉政文化建设及基层组织建设相对滞后等密切相关。只有进一步增强村干部腐败打击的震慑力、强化权力运行的约束力和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增强村干部生存发展的保障力及其抵御腐败的免疫力，才能从根本上有效解决村干部腐败问题。 关键词：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现象；形成原因；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D20 文
2、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11001907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作为发生在农民群众身边的村干部腐败，不仅会直接损害村民利益，影响党群干群关系，而且直接侵蚀党的群众基础，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据统计，我国目前有近 60 万个行政村，680 多万名村干部。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村民信得过、靠得住的“领头羊” ，但也不乏以权谋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腐败分子。本文在梳理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归纳分析近期村干部腐败典型案例的基础上，试图从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2化、党建等方面分析探讨近年来我国村干部腐败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并从惩处、制度、监督
3、、教育、改革等方面提出防治村干部腐败的思路对策，以就教于专家学者。 一、村干部腐败的主要表现 近年来，村干部腐败案件频发。从腐败主体看，既有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委会会计等单体腐败，也有成窝成串的抱团腐败；从腐败性质看，既有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经济领域的腐败和失职渎职等政治领域的腐败，也有吃喝嫖赌等生活领域的腐败。其具体表现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 （一）巧立名目、吃拿卡要型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然而，有的村干部在为村民办事的时候往往利欲熏心，不择手段以权谋私。有的私设基础设施建设费、入户费、安装费、工本费、手续费、代办费、辛苦费等收费项目，变相索取村民的血汗钱。如 2010
4、 年底，有关政府部门给重庆市綦江县丁山镇狸狮村免费发放一批地面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而该村村干部却借机向村民按每个接收器收取 80 元钱的安装费，远远高于 20 元一个的市场价格。更为离奇的是，有的村干部为村民盖个章都要硬性收取手续费，且收费标准有高有低。如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天场镇陶河村，村民如果有事要找村里盖章，必须先到会计那里领张条子，同时交 200 元钱。否则，就是任凭你跑断腿，磨破嘴，也盖不了章，办不成事。 （二）巧取豪夺、化公为私型 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利农惠农新政策的相继出台，一些村干3部开始盯上了村民的其他上缴款项和国家发放的各类补贴资金。有的私吞或瓜分村民上缴的承包费等上缴款
5、项。如，河南省息县周大楼村村支部原书记周某、村委会原主任纪某、村委 收稿日期：20131017 作者简介：唐金培，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州学刊杂志社副研究员（郑州 450002） 。会原副主任李某及计生专干时某等人，从 2007 年至2010 年，先后将村民缴纳的集体林场承包费、社会抚养费（俗称“超生罚款” ）等共计 2.3 万余元，采取直接私分或装进自己腰包等手段据为己有。有的侵占或截留国家下拨的扶贫款、移民款、救灾款、危房改造补助金、征地补偿款、粮食补贴款等活命钱。如 2010 年 10 月，海南省万宁市万城镇春园村村支部原书记詹某和其他一些村干部截留占用了政府部门为帮助该村村民恢复生产下
6、拨的虾农救灾款近 1.5 万元及其他救灾款近 5 万元。还有的合伙私分村里其他收入。如 2008 年 4 月，广东省中山市古镇海洲村，在村支部原书记张某和村委会原主任袁某的提议下，将该村每月向外来务工人员收取的卫生保洁费，以治保会工作人员加班餐费补贴名义套取人民币 1161620 元，除部分用于治保会工作人员补贴外，其余款项由村两委委员集体私分。 （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型 在土地征用、拆迁过程中，村干部贪污挪用集体资金、收受贿赂等已经成为转型期村干部腐败的突出表现。有的虚列开支，私设小金库。如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竹镇镇金磁村村干部通过截留集体收入、套取项目资金等方式，私设小金库，从 2007
7、年至 2011 年底短短三四年时间，4累计金额高达 120 多万元。有的挪用公款，谋取私利。如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蚺城街道办上梅洲村委会民兵营长程某，利用代理并接管该村委会 6 个村小组财务的便宜，挪用公款 240 余万元用于个人挥霍。有的抱团作案，集体收受贿赂。如广州市白云区棠景街棠溪村“农民公寓”和“金光广场”等项目在工程招标和承建过程中，涉案村社干部多达 18人，该窝案涉嫌通过为他人在项目工程招标、承建和出租过程中谋取不正当利益，集体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 647 万元。 （四）欺上瞒下、弄虚作假型 眼看着各种惠农资金源源不断地划拨到农村，一些胆大妄为的村干部挖空心思打起了国家的歪主意。有的千
8、方百计骗取国家粮食直补款。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洪广镇高荣村村委会原主任司某伙同村委会原会计郭某以虚报 100 亩耕地面积，从 2006 年至 2009 年，先后共骗取国家粮食直接补助款 3.1 万余元。贺兰县常信乡谭渠村村委会原主任孙某和村委会原会计孙某分别以各自儿子的名义虚报粮食直接补助面积 35.2亩、46 亩，共骗取国家粮食直接补助款 2.2 万余元。有的想尽办法骗取国家征地拆迁补偿金。河南省郑州市航海西路街道办事处密垌村 4 名村干部在南水北调工程征地补偿工作中，虚报 100 多个坟头，以伪造被赔偿村民姓名的方式，骗取 38.65 万元坟墓补偿款，并将其中的 24 万元平分。还有的绞
9、尽脑汁骗取国家低保金。如山东单县从 2011 年上半年至2012 年上半年，共清查出村干部本人及亲属违规享受低保金的多达 501人，冒领代领低保金的村干部有 198 人，虚报申请低保金资格的村干部有 87 人。 （五）拉帮结派、扰乱选举型 5村干部换届选举是农村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近年来，虽然基层民主选举越来越规范，但扭曲村民民主权利的村干部贿选事件仍时有发生。从不正当的竞争方式看，不惜血本贿赂选民者有之；用空头支票蒙骗蛊惑村民者有之；用暴力威胁恐吓村民者有之；动用保护伞干预选举者有之。从贿选活动的公开化程度看，由前些年偷偷摸摸联络感情的隐蔽行为，逐步发展到如今直接请吃送礼、乃至赤裸裸地派送实
10、物甚至现金等半公开或公开行为。从选票价位看，由最初的每张几十元到现在的每张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贿买选票的资金总额从过去的几万元、十几万元猛涨到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如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某村村委会原主任兼村支部书记阿杰（化名）在 2008 年换届选举时花了 30 万元，平均每张选票近 600 元；到 2011 年换届选举时则花了 75 万元，一张选票最高卖到 1200 元。 （六）优亲厚友、捞取好处型 我国传统农村大多是以血缘、姻缘、地缘等连接在一起的集合体，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关系难免有亲疏远近之分。掌握着低保户资格评审、贫困户申报、山水林地承包等各种权力的村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千方百计为自己及其
11、亲属、亲戚朋友谋取私利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有的村干部为那些不够低保户或贫困户标准的亲朋好友申报相关困难补助。有的村干部在村办企业、林地、鱼塘、房屋等集体资产承包承租时，有意压低价格出让或出租给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的村干部在处理村民之间的纠纷时，不是按照国家法律制度和村规民约，站在比较公正的立场一碗水端平，而是明里暗里偏袒与他沾亲带故的人或私下里给他好处的人。6据统计，仅 2012 年，辽宁省被查出并因优亲厚友、以权谋私受处分的村干部就有 78 人。 （七）作风粗暴、乱收滥罚型 由于有的村干部法制观念和群众观念淡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征强收，不少村民往往敢怒不敢言。有的凭借家族势力甚至黑恶势力
12、把持村务，对那些不服从他们的村民动不动就扒粮抬物、牵猪拉羊、捆绑吊打。如山西省晋城市泽州县巴公镇巴公二村村委会原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周某随意指使他人毒打本村村民。那些被他殴打过的村民当中，上有70 多岁的老人，下有十几岁的娃娃。有的村干部把计划生育国策当儿戏，任意收取社会抚养费。如江苏省丰县梁寨镇闫楼村村委会原主任李某和村原计生专干许某合伙违规向村民征收社会抚养费，放任不符合条件的计生对象户 11 例违规超生，打造了一幕现实版的“超生游击队” 。最近，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村干部为完成上级布置的征收指标，趁机多收社会抚养费， “逼”村民超生的咄咄怪事。 （八）吃喝嫖赌、贪图享乐型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水平
13、的不断提高，生活腐化、贪图享乐等成为近年来村干部腐败的一个新趋势。有的借口为集体争取资金，需疏通上下关系，不惜动用公款请客送礼，大吃大喝。如 2013 年 9 月，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董营村村委会西吴自然村村务负责人吴某曝出该村村委会公费吃喝账单：一个月公款吃喝 23 次，总费用 22060 元。其中消费最高的一次多达 2262 元。有的利用职务之便乱搞男女关系。一些稍有姿色的留守妇女往往成为个别心术不正的村干部猎艳的对象。有的找“小姐” ，花天7酒地。如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官路村村委会原主任王某和其他 5 名村干部，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在镇上一家饭店酒足饭饱后，居然乘着酒兴跑到县
14、城一家歌厅一人包一个陪唱女。有的堂而皇之包情妇，养二奶。如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西温庄乡西攒村原村民委员会主任李俊文同时拥有 4 个女人，并育有 10 个子女。还有极个别村干部为寻求刺激或做发财梦，聚众赌博甚至开设赌场。如云南省昆明晋宁县福安村院村委会主任姚某等人曾经常在一起赌钱，赌来赌去觉得不过瘾，居然合伙开起了赌场，一天获利高达 10 多万元。 （九）铺张浪费、好讲排场型 随着集体经济的不断壮大和村干部财富的不断增加，村干部炫富摆阔的心理不断膨胀。有的用集体的钱修建、装修超标准豪华办公楼。如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杨庄村村里新修建的办公大楼，豪华气派程度绝不亚于星级宾馆。村支部书记等人的办公室面积近
15、 100 平方米，外加一个套房，套房与办公室的吊顶典雅华贵，墙上挂的是艺术壁画，地上铺的是红漆木地板。仅装潢费用一项就高达一两百万元，再加上建设成本、土地成本以及绿化等费用，整幢大楼耗费近 1000 万元。有的借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极尽奢华。2013 年国庆节期间，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清河营村村委会原副主任马某在国家会议中心大宴会厅为其儿子连摆三天婚宴，酒席多达近 250 桌。据保守估算，这场婚礼仅在 10 月 46 日这 3天时间就花费 160 多万元。 二、社会转型期诱发村干部腐败的主要原因 村干部腐败现象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诱因除村干部个8人方面的因素外，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我
16、国农村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及基层党建等方面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跟不上时代步伐和形势变化所引发的。 （一）政治方面的原因 1.农村基层组织制度不完善。一是村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确，使村干部腐败有机可乘。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然规定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战斗堡垒，但同时又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而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理顺则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这一缺陷直接导致了村支部委员会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客观上助长了某些村干部特别是某些村支部书记极权主义的膨胀。二是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之间关系不明确，使村干部腐败肆无忌惮。既然村民委员会可以
17、依法自治，那么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只是工作上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往往造成一些村干部的贪腐行为在“村民自治”的幌子下逃过上级政府的监督。三是村务公开徒有形式，使村干部腐败大行其道。由于现行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对那些有意无意不全面、不真实、不及时的所谓村务公开缺乏相应的具体有效的惩戒措施，导致有的地方的村民自治变成了“村干部自治” 。2.村干部权力规范不合理。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提速和国家对农村投入的不断加大，村干部的管理领域和管理权限随之扩大，村干部支配村级财务的随意性也越来越大。加上我国从上到下普遍实行“一把手”负责制，村里的大事小事大多由主要领导说了算，以致有的村支部
18、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为争夺权力互相扯皮。为解决这种扯皮带来的负面影9响，不少村实行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的办法，还有的村甚至是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办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三位一体” 。这样一来，就使村干部权力更加高度集中到一个人手中， “一把手”成为“一霸手” ，这就给其滥用权力提供了方便之门。 3.村干部权力监督不到位。一是村级组织自身监督不到位。村级组织自身监督包括党内民主监督和村干部成员之间的监督。自身监督作为一种内在的约束机制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二是上级主管部门监督不到位。一方面因乡镇纪委工作上缺乏必要的独立性，业务上缺乏有效的办案条件，加上人手不够，对监督村党组织已经心
19、有余而力不足；一方面因村干部身份特殊，虽然是“从事公务”的人员，但不是行政意义上的党政干部，监察的“规矩之箍”套不上；对那些不是中共党员的村干部，纪委的“纪律之杖”又够不着。三是村民民主监督不到位。由于大部分青壮年常年不在家，村民民主监督往往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么因信息严重不对称而令村民无法监督，要么因村民监督意识和维权能力较低而不会监督，要么因担心遭到报复而不敢监督，要么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不愿监督。 （二）经济方面的原因 1.经济管理制度本身不健全，使腐败分子有空子可钻。尽管各地出台了村级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源管理等“三资”方面的管理制度，但在一些熟悉运作程序的村干部看来，这些制度
20、只不过是他们腐败的“遮羞布” 。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三资”管理制度均没有诸如村干部卸任时必须将处置集体资产的相关合同等重要文件和档案移交给下10一任之类的明确规定，有的村干部往往把一些在任时不能办或明显违规的事务等到卸任移交前突击办理，移交任务时又不移交相关的合同和档案。一些重要的承包合同往往由于上一任村干部不移交，造成村委会文本缺失，任由承包人重新伪造合同文书，共同侵害集体资产。 2.“三资”监管漏洞多，使腐败分子有歪主意可打。由于缺少对“三资”问题管理合同等文档的管理规定，村里往往没有明确的主管人员，更没有明确规定村干部没有将相关的档案移交的法律后果。不少村集体的土地和山林就是被村主任低
21、价出让，等到换届后村民发现时，连通过法律手续纠正的机会都已丧失。在“三资”管理工作中，不少乡镇的经管部门流于形式。一些乡镇的“三资”监管大多还停留在主持招投标的程序和仪式上，在招标之后的合同归档和监管工作基本上就没有了下文，直接造成合同管理的真空，形成制度执行程序上的漏洞。 3.村级财务管理乱，使腐败分子有机会可乘。一是在那些担任会计、出纳等职务的村干部中，别说财会专业的大中专毕业生极少，就是受过专业培训的财会人员也不多。在有的村，财务会计出纳一人兼二任。更有甚者，有的村会计出纳因不懂会计业务或其他原因，对村支书或村主任惟命是从，财务收支全凭“一把手”说了算，权力制衡成为一句空话。二是村级财务账目设置不规范，财务审批不严格。有的村支书和村主任争权夺利，争相签批，造成财务管理混乱甚至失控。三是账目透明度不高。村务公开往往不公开每笔开支的具体走向，一般村民很难知道村级财务的家底。 4.腐败成本相对低，使腐败分子有胆子可借。一是村干部腐败带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