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近代中国文化观的革新历程摘要：鸦片战争中国的战败，使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进入中国人的视野，近代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们也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了在比较中西文化的过程中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艰难历程。在变革的过程中，他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最初的器物层面经历了中间的制度层面，最后深入到文化本质层面，最终完成了对西方文化本质的认识，也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观的最终革新。 关键词：近代中国；中学；西学；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文化革新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8-0106-04 一、文化变革的微弱呼声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大开，近代西方的自然
2、科学与社会科学逐步为国人所认知，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开始迈向近代化。在诸种近代化进程中，思想界文化观念的近代化尤其经历了艰辛而复杂的过程。这一时期，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自觉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和不足。龚自珍对清王朝二百多年的文化高压政策进行了深刻的揭露，指出正是文化高压政策剥夺了人的独立人格，使人失去了应有的主体性，由此，他提出了“心力”概念，强调了个体具有独立人格的重要意义。 “心力”概念的提出，在当时虽然仅仅是一种微弱的2呼声，但它开启了中国文化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历程，并对以后几十年的思想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魏源提倡尊重人的自然本性，反对压抑人的自由个性，并以此为理
3、论基础对专制文化进行了较有深度的批判，提出了“师夷之长技”的观点。开启了对西方文化比较客观公正的认知和理解。 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以及个人的学术积累差异，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不可能对西方文化有更多更深入的认识，文化变革也只能停留于概念性层面，但却发出近代中国面临文化危机的重要信号。孔孟儒学从此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当中迈下神坛走向衰落，这意味着传统中国文化开始走向解体，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而迅速占据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空间。 二、早期维新派的中西文化观 洋务运动的最初目的是从器物层面强国，但最终带来的结果却远远超越文化的器物层面。洋务运动在当时虽然介绍的西学仅仅限于自然科学与
4、技术方面，而且明显滞后，但却推动了中国人由“制洋器”向“采西学”的转变，从而加速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文化观念的变革，使他们能够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审视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些人不再视西方文化为野蛮落后，不再将西学视为异端，同时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反思。从 19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这一时期，他们重新解读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器” 、 “体用” 、 “本末”等，并运用这些范畴来重新定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些努力成为了后来在 90 年代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先导。郭嵩焘、3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是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 在严复之
5、前，郭嵩焘就已经意识到科学精神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 ”这已经是超越时代的认识。冯桂芬力主“师夷” 。但又明确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只能限于器物层面，期望以中国的“伦常名教”为根本，实现中西文化的结合，他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冯桂芬的这一观点，成为后来的“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变革纲领的先声。王韬早年即认为，中国所长为“道” ，西方所长为“器” 。他曾说：“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主张学习西方只取其器而不用其道。在中西文化的关系上他首先提出了“西学中源”说：“中国为
6、西土文教之先声” ， “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元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 。藉此，他为国人进一步接受西方文化提出了一个可以接受的理由。得益于出使四国的亲身经历，薛福成对西方文化有着更为切身的体验与服膺，但他还是给西方先进的科学以及政治制度披上了中源的外衣：“所谓西学者，无非中国数千年来所创，彼袭而精究之。分门别类，愈推愈广。所以蒸蒸日上，青出于蓝也。 ”郑观应对于中西文化的定位则更为明确：“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很明显，关于中西文化的地位问题，郑观应完全视之为
7、两个极端的层面。中国文化是“道” 、 “本” 、 “主” ，而西方文化则是“器” 、 “末” 、 “辅”。但在对二者进行极端区分的同时，郑观应也看到了西方文化的优长之4处以及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郑观应指出，道与器、本与末并非绝对割裂，道器乃是统一的。中国文化虽为本，但失于虚，西方文化虽为末，但器物发达，落于实处。而且，虽然在名号上别为虚与实，但本质上二者却是不可分的。所谓的本末之分也是相对的：“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 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前的几千年历史中，中华文化从未因异质文化的入侵冲击而中断，反而是入侵的异质文化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都被中华民
8、族所吸收、改造，进而融入了中华文化。因此，可以说，几千年的中华历史长河中，没有可以与中华文化比肩的其他文化。这就使历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文化上的优越感，或者说是自大感。李存煜先生这样评价：“前人通过经验而习得的东西，不需要重复其习得的过程，就可以遗传给后代，习惯逐渐变为本能，这种继承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可以有意识地回忆或拥有他的祖先所曾拥有过的那些意象，而只是一些先天倾向和潜在可能性。 ”随着历史的积累，这种自大在鸦片战争前夕达到了顶峰，以至于无论是保守的知识分子还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中国战败的事实，因此，从战败到洋务运动，再到戊戌维新，即便是学习西方，也要为学习西方找到一个自己能够接受的
9、借口，或者为学习西方奠定理论上的合法性。这是一个逐渐接受，逐渐认识的过程。 总体来说，早期维新派的中西文化观，还只是在技术与制度层面来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他们提出的“中道西器”以及“西学中源”的文化融合论，意在突出“中学”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道”与“源”而存在的绝对核心地位， “西学”与“西器”仅视为“辅”与“末”而被接受，5或者更直接点， “西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弥补中国文化在“用”的方面的不足而被这一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接受并融合进传统中国文化中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文化在根本上是先进的，是高于西方文化的。但他们毕竟看到了比器物更为重要的文化的第二层面制度层面。这为戊戌维新时期更为深入地
10、认识西方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三、文化革新的正式启幕戊戌维新 洋务运动所培养的出国留学人员从西方带回来的不仅是器物方面和制度方面的知识，近代西方的社会科学开始进入先进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们的视野中。推翻宗教神权的思想武器如天赋人权论、洛克的主权在民说、三权分立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在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这一传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如自由、平等、博爱开始作为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寻求变革的精神指引。在自由平等精神的指引下，戊戌维新时期的思想家们对代表中国旧文化的核心传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甚至是接近颠覆性的批判。尽管存在着守旧与维新的尖锐对立，但却阻止不了传统中国文化开始遭到大规模地解构。
11、身为戊戌维新的最主要领导者，康有为内心的情感其实极为复杂。他自幼钻研中国传统，对中国传统文化浸淫极深，但又不满于近代中国的现实，同时深感以自身之力无法改变思想界之现状，因此，在新旧思想之间，康有为选择了以旧托新。可以说，康有为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又是西方近代优秀文化的吸收者。作为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力倡者，他通过自己的一系列著作，构建了传统中国文化向近代文化过渡的文化形态。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对被早期维新派视为神圣不可触犯6的“三纲”进行了全面而公开的批判和否定：“若夫名分之限禁，体制之迫压，托于义理以为桎梏，比之囚于囹圄尚有甚焉。君臣也，夫妇也，乱世人道所号为大经也，此非天之所立，人之所为也
12、。而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恣其残暴。夫之专制其家，鱼肉其妻孥。视若奴婢，恣其凌暴。在为君为夫则乐矣，其如为臣民为妻者何！”与三纲相对立的是西方文化的平等与自由，康有为在大同书中直截了当地表达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人皆天所生也，同为天之子，同此圆首方足之形，同在一种族中，至平等也。 ”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以及近代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动不定，使得康有为难以从根本上认同西方文化在世界历史进步中的优势地位，而采取了类似自欺欺人的态度：“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 ”更有甚者，他在晚年否定了之前自己大力宣扬的自由平等的文化主张，转而大力抬高之前否定过
13、的典章制度以及以家族、宗法为基础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并明确表明态度：“中国近数十年变法者皆误行” ， “自由、革命、民主、自立之说，皆毒溺中国之药者也，其万不可从” 。自悔过去将“中国数千年之圣经贤传、道德名义而弃之” ，进而认为，自由平等并非西方文化的精髓，西方文化只是物质层面的，而中国才是真正的道德文明古国，遂主张以西方的物质文化来拯救传统中国之道德礼教文化。 从康有为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发现近代中国文化革新的艰难性所在。一方面是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骨子里流的都是传统文化的血；另一方面，面对救亡图存的紧迫现实需要，又要引入新的文化元素去解构骨子里遗传的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严复，则
14、近代中国的文7化变革就不会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全面、深入，近代西方文化的核心民主与科学更不会在近代的中华大地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所以，严复真正是近代中国文化变革的第一人。 文化变革，首先要否定流传了两千年的不变论，严复乃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公开否定不变论的思想家。他用来否定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的武器是天演论 ，同时，也由此证明先进文化战胜落后文化的必然性。在严复看来，只有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文化才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而世界文化的发展潮流正是由先进的文化引领的，因此，近代中国要想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必须进行文化上的变革，学习西方文化的精髓。严复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西方文化的整体性以及
15、精髓：“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在学术上“黜伪而崇真”显示了思想上的自由独立，而刑政上的“屈私以为公”则充分展现了民主的普及性。由此学术上的自由与刑政上的为公造就了西方文化的体与用，即西方文化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相比之下，中国自古既缺乏科学的精神又缺乏民主的体制。在这里，严复从整体上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展开批判，显示出他所具有的近代其他思想家所没有的宏观文化视野。严复认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要明显落后于西方文化的发展，明显比西方文化要低级。严复从总体上比较了中西方文化：“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
16、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8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亲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侍人力。 ”此外。严复还从理论上突破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文化的两大障碍，即“中体西用”说和“西学中源”说，其思想武器就是体用一元论。严复指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 梁启超是这一时期另一位主要的代表人物。以历史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梁启超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一直坚持中国文化从整体上是落后于
17、西方文化的，并且两种文化发展的程度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在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说“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 ，这是从整体上肯定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在戊戌维新后，他接着说：“中国则其思想发达，文物开化之度，不过与 400 年前之欧洲相等。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既与西方文化分属不同时代，则西方文化为新，中国文化为旧，二者不仅所处时代和新旧不同，而且二者的本质也不同：“中国先哲言仁政，泰西近儒倡自由，此两者其形质同精神迥异。 ”梁启超认为儒学不适应中国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 “孔子之不适于新世界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而南辕也” 。在他看来，解决中国文化在近代所遇到
18、的危机的方式并不是以西辅中，而是从整体上全面地变革中国文化。变革的途径就是从制度层面到思想层面进行全面的改造。 梁启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奴隶性，而西方文化的核心乃是培养人的自由个性。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对待自由的态度与严复是不同的。梁启超自幼习学传统文化，青年后在接受西方先进思想的9同时，成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深受康的影响。在对待自由的态度上，梁启超看重的是自由的道德意蕴，所进行的努力是思想上的启蒙，或者说是对近代国人进行道德上的启蒙。他将自由理解为思想上的自由，这与他认为中国人是“心奴”是对应的。他说：“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人之奴隶我不足畏也，而莫痛于自奴隶于人；自奴隶于人
19、犹不足畏也，而莫惨于我奴隶于我，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 ”因此，梁启超主要是从思想上运用自由来解决中国文化的转型问题。他继承了龚自珍所提出的“心力”的概念并加以深化，将心力分为智力与德力，他所侧重的就是德力。既然文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那么，在提高民众智力的同时，必须提高民众的德力，只有如此，自由精神才能真正在中华大地开花结果：“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发明一种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后智育愈盛，则德育愈衰，泰西物质文明尽输人中国，而四万万人且相率而为禽兽也。呜呼！道德革命之论，吾知必为举国之所诟病，顾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与一世之流俗挑战，吾所不惧，吾所不辞。 ”自
20、由正是生成民主的必不可少的思想要素。西方文化的精神不仅在于自由，还有科学，梁启超主张大力吸收西方文化，用意亦在于此。在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仍然对科学的作用念念不忘，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中，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有两点是根本不对的：“其一、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其二、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 ”他认为。中国人若不改变此态度。则在世界上就永远不会有“学问得独立” ，这实际上就意味着科学精神其实就是培养国民独立性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因为缺少科学的精神，中国学10术界自古养成五种病症：“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 ”也正是这五种病症导致中国“二千年思想界内容贫乏到如此” 。在他看来，思想界内
21、容贫乏，自由之精神自然无从生发。 但梁启超对待自由的态度也是有矛盾之处的，他害怕引入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会破坏了传统儒学作为中国文化支柱的地位，因此，在后来他又说：“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人，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哉膏肓，而以之灭国粹。” 总体来说，梁启超的思想在戊戌维新时期是积极的，他引入近代西方的自由文化来批判传统中国的奴性文化，将文化革新的步伐大大推进，但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如何与传统儒学进行良好的融合却是他最大的思想困境。这也是文化革新的艰难所在。 四、文化革新的完成五四新文化运动 可以说，如果没有之前的早期维新派与戊戌维新派的理论铺垫以及紧随而来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崩溃，近代西方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不可能在辛亥革命后的短短十年间在中国的知识界传播得如此迅速以及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辛亥革命后，近代西方文化的核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所认识并接受。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则将这一认识提高到了最高点，并“支撑起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系统” ，从而完成了近代中国文化观的转型。 陈独秀于 1917 年指出：“欧美的文化，自十八世纪起，渐渐从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