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晋襄公的无奈公元前 628 年，雄才大略、 “取威定霸”的一代英雄晋文公撒手人寰、寿终正寝，其子公子欢继位，成为新一任的晋国国君，是为晋襄公（？前 621 年） 。然而，大树底下不长草，与乃父晋文公相比，晋襄公自然显得平庸普通，相形失色。 这也是一代雄主之后接班人的共同特征，如胡亥较之于嬴政，汉惠帝较之于汉高祖，刘禅较之于刘备，唐高宗较之于唐太宗，建文帝较之于明太祖，都黯然失色。即：气概偏于内敛，性格偏于懦弱，能力偏于平庸，事业偏于平淡。很不幸，晋襄公身上恰恰集中了“守成之主”的种种弱点，而这些“软肋”又给日后晋国战略选择的失误乃至整个晋国政局的混乱埋下了伏笔。 晋襄公的弱点，首先是性格比较
2、懦弱，这导致他在大臣面前缺乏足够的霸气，不能拥有一国之君的绝对权威。晋文公逝世后，他的那些股肱之臣，如先轸、栾枝、赵衰、胥臣等，大部分犹健在，晋襄公不敢弃之不用，只好照单全收，让他们继续担任新朝的高官重卿。他们资历老，战功大，地位尊，势力广，都是晋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在他们的眼睛里，晋襄公的分量自然远远不如当年的晋文公，觉得晋国之所以能够一跃而成为天下的霸主，乃是自己当年辅佐晋文公亲历沙场、浴血奋战的结果，而晋襄公只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所以，他们倚老卖老，居功自傲，只希望晋襄公垂拱而治，对晋襄公的命令，合于2自己心愿的，就听从；不感冒的，就软磨硬泡、阳奉阴违。甚至经常要晋襄公按照他们的意
3、思来办事，且态度十分生硬，手法非常粗糙，我行我素，肆无忌惮。 ?之战是否开打，是先轸的强硬推动，逼得晋襄公只好同意开战。当时战前会议上，先轸一开始就定了主战的基调：“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一个“必”字，让先轸狂妄自大、蛮横强悍、刚愎自用、予取予求的形象牢牢留在了历史上。尽管另一位重臣栾枝持不同意见，主张放过秦军，认为晋文公曾经受过秦穆公的恩惠，如今袭击并不对晋国构成直接威胁的秦军，将会没有面目对刚刚去世的晋文公。然而，先轸毫无商量的余地，振振有词说什么：“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军在袭郑未遂情况下，退兵过程
4、中顺道伐灭了滑国，而滑与晋为同姓） ”，乃是无礼放肆的行为，必须痛加惩罚，并强调：“一日纵敌，数世之患。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用政治正确来堵住持不同意见者之口，且视晋襄公为无物。而晋襄公也无可奈何，只能乖乖地顺从先轸的意志，同意在崤函一带伏击秦军。而他之所以听从先轸的要求而不采纳栾枝的意见，很显然，是因为先轸的资历和官职都要高于栾枝， “西瓜偎大边” ，不得不如此。 还是这位先轸。在?之战大破秦军，杀得秦军全军覆没， “匹马只轮不返” ，俘获秦军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帅之后，踌躇满志，趾高气扬。可是，节外生枝，这被俘的三帅，让晋文公的遗孀文嬴夫人（也是晋襄公的嫡母）在中间一掺和，晋襄公
5、居然将他们释放了。先轸在上朝3时听说这个消息，勃然大怒，遂不顾起码的君臣之礼，在晋襄公跟前大发雷霆：“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先轸越骂越生气，居然“不顾而唾” ，愤然对着晋襄公吐痰。而晋襄公却只能忍着，不敢有任何责怪。 由此可见，那些重臣真的没拿晋襄公当回事，这个国君实在当得有些窝囊。好在先轸本人血液里尚有贵族的精神，事后也觉得自己过分，在接下来的箕之战中以自杀性的冲锋陷没敌阵，了结生命。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晋襄公在重臣面前的软弱和无能之烙印。 晋襄公的平庸，也表现为他缺乏坚毅的性格，耳朵根子特别软，遇事心中没有定见，随风附和，人云亦
6、云，碰到矛盾绕道走，稍遇困难即打退堂鼓。于是乎，就非常容易为其他人所控制，施政理事，经常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这样一来，他的权威自然很难树立起来，他的形象当然不能不是平凡普通，为他人所轻忽。 孙子兵法有云：“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 ”作为决策者，要治国安邦，一定要让自己处于政治上的中心地位，在政治上起主导的作用。即：使下属、臣子乃至民众认同、支持、拥护、配合自己的决策，言必信，行必果，令行禁止，雷厉风行。而不宜随波逐流、应声附和，去迎合、奉承下属的想法。否则，就是放弃自己的责任，行姑息之政。 要知道，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个体，其利益诉求各不相同，你期望满足所有人的意愿，最后你会发现所
7、有人都会对你不满，顾此失彼。故古人有云：“臣毋或作威，毋或作福，从王之指；毋或作恶，从王之路。 ”（韩非子?有度 ） 4可是晋襄公疲沓软弱的个性，让他完全放弃了君主那个生杀予夺的权柄，思无熟虑，策无一贯，经常轻率地做出一些出尔反尔、自相矛盾的决定，让臣下和民众看得眼花缭乱，匪夷所思。像释放孟明视等秦军三帅的决定，乃是听了母亲文嬴的一番劝说，随意就送上顺水人情；可当听了先轸的一顿斥责，又马上改变主意，收回成命，派人去追赶缉拿尽管没能如愿抓回。 再如，公元前 622 年，流年不利，晋国政坛不少重量级人物，如中军将先且居、中军佐赵衰、上军将栾枝、上军佐胥臣等先后死去，噩耗纷至沓来。这种接二连三的重臣
8、损失，大伤晋国政治的元气，几致国政停摆。 次年，情况稍稍稳定，晋襄公就开始进行政坛的重组工作。他有自己的盘算，即压缩军队，将五军精简为传统的三军，同时多启用家族历史辉煌，但当时已被边缘化的老人集团，而稍稍压抑那些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新贵势力。据此，他搞出一份自己的口袋名单，要点是由士?任中军将，梁益耳任中军佐，箕郑父任上军将，先都任上军佐。 可这么一来，那些原来已占据晋国政治舞台中心的新贵们不干了，他们的代表人物狐射姑（狐偃之子） 、赵盾（赵衰之子） 、先克（先且居之子、先轸之孙） 、栾盾（栾枝之子） 、胥甲（胥臣之子）就闹腾起来。先克跳将出来代表新贵势力发言，大声疾呼：“狐、赵之功不可忘！”
9、 面对新贵势力的反弹，晋襄公没辙了，其缺乏主见、缺乏坚毅的性格弱点马上暴露无遗。他很快从既定的立场上缩了回去，改变了原先的方案，形成一个妥协：让狐射姑、赵衰、先克等三位新贵入六卿之列，5同时再将老臣集团的箕郑父、先蔑、荀林父也任为六卿，新旧各三，以作暂时的平衡。这种妥协，其实导致新、旧两派都不满意，老臣集团失去最重要的中军帅之职，恼怒是可以想见的，而新贵集团中栾盾、胥甲未能入六卿之列，同样心情郁闷，愤愤不平。晋襄公是老鼠钻了风箱两头受气。 更糟糕的是，事情并未到此消停。得势的新贵势力内部，也是矛盾重重。就在同一年，晋襄公在“夷”地举行大?礼，检阅部队，训练士卒，恢复三军旧制。可在三军将佐任命上
10、，晋襄公再一次朝令夕改，乱搞一气。他本来是根据诸卿宗族地位高低与对晋国贡献大小，而任命狐偃之子狐射姑为中军帅、赵衰之子赵盾为中军佐，这应该说是一个相对较为稳妥，能平衡诸位卿大夫关系的决定。可是，当担任太傅要职的阳处父（他曾为赵衰的属下）一加反对，晋襄公又马上改变了主意，将赵盾、狐射姑两人的位置给调换了，改由赵盾出任中军帅，并同时执掌国政，而狐射姑则莫名其妙被降为了中军佐。 很显然，这种没有定力、缺乏主见、朝令夕改的个性特征、行事风格是身为决策者的大忌。在别人眼里，这意味着决策者优柔寡断、缺乏担当，是平庸低能，是软弱无力。的确，政治需要妥协，但妥协的前提是不能放弃原则；处事需要变通，但变通的条件
11、是不能率性随便；做人需要厚道，但厚道的界限是不能堕入窝囊。在许多情况下，身为一国之君，更应该乾纲独断，师心自用，有的决定即使不怎么合适，也要咬紧牙关挺住，坚持推行下去。要改，也是要过段时间，切不可当场推翻，自我否定，以至让人笑话，被人看轻。 晋襄公似乎并不深谙“君人南面之术”的精髓，动辄否定前议，另6起炉灶。时间一久，大家就很自然将他看成是没有主见、败事有余的庸主一个。总之，晋襄公的宽厚、随和也许无人否认，但这种常人的美德，落在一国之君的身上，却往往会成为自己伸展拳脚的累赘，弊大于利，后患无穷。 作为一国之君，晋襄公身系晋国的安危，其性格特征与一切作为，都直接关系着晋国的历史命运之盛衰荣辱。
12、不可否定，他的包容与宽厚，有其积极的一面，即基本上或暂时地稳定了晋国的政局，避免了晋文公死后晋国内部出现颠覆性的动荡，使晋国的霸业在较长时间里得以延续，维系不坠。这一点，与当年郑庄公小霸、齐桓公首霸都及身而止的情况是明显不同的，对此，晋襄公应该说是不无贡献的。 具体地说，他在登基的第二年，就淋漓尽致地打了三仗，?之战杀得秦军一败涂地，片甲不留；箕之战，给强悍的狄人以迎头痛击；?水之役，给蠢蠢欲动的楚人以严厉的警告，重挫了对手的气焰。接下来的戚之战、彭衙之战等作战行动，也进一步打击了挑战的对手，巩固了晋国的霸主地位。 左传?文公四年 （公元前 626 年）记载该年的夏天， “曹伯如晋会政” ，杜
13、预注“会政”曰：“会受贡赋之政也。 传言襄公能继文之业，而诸侯服从。 ”在晋襄公手里，晋国仍是首屈一指的中原霸主，后人由是而将晋文公与晋襄公视为晋国历史上的一个整体，称道其为“文襄之世” ，尊之为晋国霸业辉煌的象征，不是毫无道理的，也是可以充分理解的。 但是，更需要指出的是：晋襄公的性格及其作为，维系和推进晋国7的霸业，只是表面性的现象，是治标而不是治本；而从深层次来考察，所造成的破坏，所带来的危害，才是本质性的，关键性的。其中最严重的有两件事情。 首先是?之战。 晋国与秦国是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秦晋之好，既是其互为婚姻的写照，也是双方战略结盟的象征，成为盟国之间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共襄大业的
14、代名词。当然，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不同乃至冲突，早在晋文公统治后期，两国的关系已开始变得微妙，甚至产生裂痕。公元前 630年，秦、晋合围郑国都城的关键时刻，秦穆公听从郑国说客烛之武的一番言词，与郑国私下议和，然后解除了对郑国都城的包围，率军扬长而去，将晋文公晾在一边，遂使伐郑之役虎头蛇尾、功亏一篑。晋文公当然恼火，但他从战略全局着眼，并不愿晋、秦关系就此破裂，因此，强压下心头的怒火，断然拒绝了手下将领欲寻秦国晦气的请求，维系了秦晋之好的大局。 然而，晋襄公的见识就太差劲了，与乃父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之上。在重臣先轸的极力鼓动、强势主导之下，他居然轻启战端，在?地设伏，聚歼秦军， “匹马只轮不返” 。
15、其实，这一仗本来是可以不打的，秦军的错误，只是没有向晋国借道而已，本身并没有直接与晋国为敌，灭掉的只是一个小小的滑国，晋国一方如从双方战略同盟关系大局考虑，大可睁一眼闭一眼，事后再向秦国提交一份外交抗议就是了。可晋襄公偏偏信从先轸的蛊惑，居然大打出手，逞一时之气。这是极其轻率的行为，是取小利而忘大义的蠢举。 8战争的结果，自然是一点悬念也没有，晋军高歌凯旋，秦师大败亏输。可这么一来，晋国的总体争霸战略方针就招致了严重的干扰，其争霸战略努力就遇上了致命的挫折。因为就晋国而言，楚国才是它称霸中原的最大障碍，才是自己实施战略打击的主要对象。所以，从晋国争霸战略全局看，?之战的发生及其后果，乃是失大于
16、得。这一仗虽然挫败了秦国东进争霸的企图，使秦国的军事实力遭到沉重的损失，但是却完全破坏了秦、晋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致使秦国转而同楚国结盟，而且对晋国一直不依不饶，长期同晋国为敌，先后挑起报仇雪恨式的一系列战事，如彭衙之战、王官之役等等。 如此一来，晋国遂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侧面受敌的不利态势、被动地位，受到掣肘，在战略上丧失了主动权，无法集中全部的力量与主要的敌人楚国进行周旋与战略决战。相反，其劲敌楚国则得以乘机拓展疆域，增强实力，甚至发展到“问鼎中原”的地步，春秋时期整个战略格局为之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秦国一样，晋国也是?之战的大输家，而最大的赢者，毫无疑问，乃是楚国。而之
17、所以会有这样挫败，归根结底，应该是晋襄公缺乏定见、附和先轸的逻辑结果。对此，晋襄公应当承担起自己该负的那份责任。 其次，是重用赵盾。 如前所述，晋襄公重组三军时，是以狐射姑为中军帅的，赵盾只担任中军佐，即副司令。可是，老资格的重臣阳处父的一番说辞， “赵盾贤于贾季” ，让耳根子软的晋襄公轻率地收回成命，改变决定，将赵盾与狐9射姑的职务，轻易地调换了。赵盾他本来就继承了其父亲赵衰的执政大夫一职，如今又拥有了军中的最大实权，成了朝中与军中无可争议的一把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权势显赫，不可一世。这应该是晋襄公人事决策上的最大败笔。 明智的君主，总是很注意不让所有权力集中在某一个大臣的手中，避免出现大
18、臣尾大不掉，威胁到君主的绝对统治地位，而致力于分散权力，让大臣们互相制约与掣肘，他则高高在上，进行平衡，有效操控。原先，狐射姑主军，赵盾领政，是个很好的平衡权力之策，可惜就这么随意放弃了。 从史书记载来看，赵盾本人是颇有才干的， “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 （左传?文公六年 ） 。这些措施对于晋国社会发展，维系其中原霸主地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赵盾又是一个志不在小的野心家。他的大权独揽，明显带来两个严重的后遗症，一是激化了贵族之间的矛盾。在晋国“?、先、狐、赵、栾、胥”等强宗大族中，赵氏实不为最显赫者。长期以来，赵氏的地位
19、在?、先、狐诸氏之下。如今赵氏在政治上暴发，把持了晋国的军政大权，这自然要引起其他大族的不满，酿成政局的动荡。这中间尤其以被剥夺了中军帅之职的狐氏集团的对抗情绪最为激烈。晋襄公一死，这个矛盾就全面爆发，双方兵戎相见，杀得昏天黑地。这场厮杀屠戮以狐氏集团覆灭，狐射姑流亡狄国，赵盾笑到最后而告终。可这么一来，就更没有其他力量能制衡赵盾的权势了。 二是让晋君的地位日益虚位化。赵盾有能力，也有野心，这对晋国10国君构成最大的威胁。晋襄公在世，赵盾还有所收敛，不敢过于放肆。可等晋襄公一死，赵盾的权臣嘴脸遂暴露无遗。我行我素，专横跋扈。视继立的晋灵公如无物。如扈之盟，赵盾专盟齐、宋、卫、郑、许、曹六国之君
20、，开春秋时期大夫主盟之先河。又如晋、秦河曲之战，赵穿违犯军律而未受到惩处。都表明赵盾权势炙手可热。这样就导致君臣矛盾日益激化，以一场血腥的宫廷政变、晋灵公被弑而收场。从此，赵氏为代表的强卿大族势力遂不可抑制，成为晋国政治的实际操控者。晋成公即位，在晋国建立公族制度， “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 （左传?宣公二年 ） 。赵氏顺理成章成为公族大夫。这标志着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晋公室趋于衰弱没落，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 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盾的任用，埋下了日后以赵氏为主导的“三家分晋”事件的祸根，而其“始作俑者” ，恰恰正是晋襄公本人。 “天作孽，犹可说；人作孽，不可活” ，这才是对晋襄公一生为维系晋国霸业所做努力的最大反讽，也是他政治人生中的百般无奈与最大悲剧！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谢建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