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康德对西方认识论基础的革命性改造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创立是从西方认识论基础的革命开始的，而这是由康德肇始并完成其核心部分的，所以康德对西方认识论基础的革命性改造，是理解康德哲学的关键。 一、康德哲学在思想史中的地位 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的第二部分中，把康德的超验的主观主义当作是对产生于近代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的问题（休谟揭示这一点）的解决方案，而在结构性的分析的第一部分中则把这种危机归咎于笛卡尔创立的近代新的哲学观念。 “在始于笛卡儿的、勇敢地甚至过于激昂地提高普遍性的意义的过程中，新哲学所追求的无非是，在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中，用一种严格的科学方式，即用一种进行逐一证明的清楚明
2、白的方法，在一个无限的但具有合理秩序的研究过程中，包容一切有意义的问题。 ”但是在“为数众多的学者积极从事哲学和作为哲学分支的特殊科学的研究”之后。却发现“这种新方法被证明为只在实证科学中具有确定无疑的成果，而在形而上学方面，也就是说，在特定意义上的哲学问题方面则是另一个样子，尽管不乏具有希望的、看似能够成功的开端” 。 虽然胡塞尔专门谈到“科学观念被实证地简化为纯粹事实的科学，科学的危机表现为科学丧失生活意义” 。但他的哲学与科学观却仍然是前康德的。他坚持哲学是一切学术之母的观点，把所有科学都当作哲2学分支。认为“一种普遍的哲学的及其真正方法的真正理想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切历史上的哲学运动的最
3、内在的动力” ，认为“把潜在的理性带入对人的可能性的自我理解中，并因此明确地使形而上学的可能性成为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这就是唯一的一条奋发有为地去实现形而上学或普遍哲学的道路” 。 “因此，哲学和科学本来应该是揭示普遍的、人生而固有的理性的历史运动。 ” 康德对知性理性的研究与胡塞尔不同。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明确地说：“这个具有甚深根据的研究，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指向纯粹知性的对象。并意欲解释它的先天概念的客观有效性并使之可以理解。这对我的目的而言是本质的。另一方面是探求纯粹知性本身，及建基于其上的可能性与认识功能；并因而处理其主观方面。虽然这后者的解说对我的主要目的而言有巨大价值。它却
4、并不构成它的本质部分。因为主要问题永远仅是：知性和理性脱离所有经验知道什么及知道多少？而不是：思维自身的机能是如何可能的？”康德在他的全部研究中清楚地表明，所有脱离全部经验的知性与理性只能陷于没有确切知识的辩证陷阱中，而所有有确切知识的都是不脱离经验的。康德所追求的哲学的具有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综合判断都是在不脱离经验的知性与理性的领域中才存在的。而所有经验材料与知性、理性共同作用形成先天综合判断的知识都是科学知识，换言之，康德已然把科学知识作为划分是否存在普遍必然知识的准绳，而哲学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是在人的感性、知性、理性等先天认识机能应用于经验时才能产生普遍必然的知识。如果没有经验材料的来源即物
5、自身的领域，则只有茫无羁绊的思维，而不3具有普遍必然性。 因而康德改变了传统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母体、所有科学都是哲学的分支的老看法，他把科学知识当成所有普遍必然性知识存在的领域，哲学具有普遍必然性只是对构成这种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的先天结构性基础而言的。可以说康德完全改变了整个西方知识论的结构。传统的绝对的本体界的普遍必然性消失了，代之以经验领域内的普遍必然性，这就是涉及各个具体门类的科学知识，以及作为它们共同基础的哲学认识论知识。因而我们可以说康德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但是这种仅限于经验范围内的哲学认识论的感性、知性与理性等的普遍必然性，也因为这种限制而丧失了绝对性。柏拉图就是因为没这种
6、限制，使他的理念世界与变幻的现实世界难以沟通，只好借助洞穴比喻勉为其难。亚里士多德的质料与形式的对立，虽然使用“隐德来西”想来沟通两个世界，却始终无法把第一推动带进这个世界。康德把哲学的普遍必然性知识仅限于科学知识亦存身其上的经验领域，本质而言，弥合了西方传统以普遍必然相对于现实世界是真理与意见两个世界的鸿沟。这样一来传统的神圣的普遍必然的真理，现在变成了现实世界的普遍必然的真理，因而它就具有了实践性与可操作性。而这也构成了隶德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观点得以成立的前提。 康德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特别是实践理性高于理论理性的观点更是西方认识论史上的革命。没有比亚里士多德所谓“哲学起源于闲
7、暇”更著名的哲学起源论了，但也没有比它更加错误更加误导人心的论断了。它使人误以为哲学的认识论根源具有纯客观的、静观的、非4实践性的认识性质，其实并非如此。因为理论理性的认识是服务于人的实践意志与情感的。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性的认识是为了最有效率地服务于实践理性的意志的工具性需要。亚里士多德的不带功利性的纯粹的爱智慧。固然在人类的纯粹好奇心及与生俱来的智慧能力中有其根源，但就普遍必然的知识而言，这种特定的知识（对西方人固然司空见惯，但放到全部人类文明中这却无疑是特定知识形式） ，它必定只是人的实践活动的派生物与专门化、特异化发展的产物。这就是康德实践理性高于纯理论理性的本意，它是一种真正
8、的革命。 二、康德全部批判哲学是适应科学时代的文明新范式 库恩认为科学发展的规律是渐进与突变的交替进行，科学知识循序渐进地积累到一定程度，在一些内外条件作用下，就有可能会冲破旧的对科学总体把握的范式，而产生新的范式以适应科学的新的发展，并开辟未来发展的领域与空间。其实文明整体的发展也有和缓积累的渐变阶段与危机四伏处处革命的阶段，二者共同造就出新的文明范式。二百多年以后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康德先验哲学的实质是构建了适应科学时代发展的文明新范式。 首先，康德哲学是适应科学时代发展的哲学新范式。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毕达哥拉斯定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欧几里德的几何学等高度形式化的科学，另外还有像政治
9、学、物理学、伦理学、灵魂学、动物学、植物学等等早期的经验科学与规范科学。然而这些形式化的科学不占主流与支配地位，多数是作为其它主流的形而上学或物理学、伦理学等的工具性的学科，而那些早期的经验科学更是作为哲学的各种分支，5在宏大的形而上学的世界框架之下存身，再加上许多经验观察与不少臆想推测的东西而已。总之科学知识一方面属于原始形态，另一方面存身于形而上学的巢穴之中。然而自文艺复兴以后，从伽利略开始，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经历了兴起与盛大，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成就日益众多，它的量与质的在整个西方文明中的比例份额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同一时期原先处于整个学术的皇后地位的形而上学却处于四分五裂的停滞甚至倒退
10、的状况，因而，原先哲学（形而上学）与科学的主从或母子关系开始变化。笛卡尔把“清楚明白”作为建立所有公理的标准，而他的“清楚明白”是从科学中数学公理的直观真理性来的，把它借过来用于建立哲学的真理。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随着科学份量与地位的提高，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关系的变化，哲学从作为科学的基础变成了需要通过成功的几何学（科学的一种）建立真理标准，进而将这一标准推广至所有的知识领域甚至用以判断哲学的真理性。斯宾诺莎则用他的伦理学这部巨著来实践用几何学的形式重建全部哲学大厦的努力。与此同时贝克莱、休谟对客观必然性的攻击，给了狂妄自大的科学主义的客观主义以迎头痛击。这两方面都为康德建立适应科学时代的哲学范式准
11、备了条件。最明白无误地表明康德这种有意识创建哲学新范式的努力的是他的导论 （当然他做出最艰难与实质性进展的是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为什么写导论？答案是为“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而写的。这已经明白表明康德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建构形而上学的宣言。有人可能会说：你这是对康德的意图的误解，因为作为科学出现的形而上学，并不等于从科学的角度来建构形而上学。这种观点6没错，笔者的说法也没错。更准确的说法是：康德的努力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建构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 我们说康德“从科学的角度”来建构形而上学是有充分的文献依据的。康德在导论中用分析的方式清楚地表明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用综合的
12、方式艰难地建构的整个哲学框架。他的总问题是“形而上学究竟是可能的吗？从纯粹理性得来的知识是怎样可能的？”而他用以回答总问题而提出的先验的主要问题是“第一编纯粹数学是怎样可能的？第二编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可能的？第三编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康德在面对纯粹数学与纯粹自然科学时，并没有像面对形而上学那样先问更基础的问题“究竟是可能的吗”？而是直接问它们“是怎样可能的”？这里包含着康德全部立论前提：纯粹数学与纯粹自然科学因其辉煌的成就而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的可能性是已然建立、无庸置疑的。纯粹数学与纯粹自然科学的可能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遍必然的真理，并因而有这样的成就，和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而这种
13、普遍必然的真理其基础是先天综合判断。反观形而上学， “这种东西究竟是不是可能的”？“如果它是科学，为什么它不能像其他科学一样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从类比科学的角度，康德的思路是形而上学要有可能性，得到普遍、持久的承认，那么它必定要有像数学、自然科学一样的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及其先天综合判断的基础。康德第三编的研究是回答“一般形而上学是怎样可能的”的问题，这就是在构建形而上学的先天综合判断。 那么为什么不说笛卡尔而说康德构建了适应科学时代的哲学新范式？我们说前者是创始者，后者是建成者。这里有两个原因： 7第一，康德视为基础的科学与笛卡尔的不同。 笛卡尔的“清楚明白”的真理标准是从几何学公理引申出来
14、的，康德则从几何学转向了物理学，而这是明显胜过笛卡尔的地方。因为近现代大量的科技成就中数学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但物理学（他所谓纯粹自然科学）却是真正的主力。康德把普遍必然的真理根基于“先天综合判断” ，实际是想把握既具有普遍必然的性格又具有不断持续发展的性格这看似矛盾的自然科学真理的本质。并把它作为所有真理（包括形而上学真理）的楷模。因为不论我们先天综合判断的对象是感性想象力所构造的杂多（数学） 、还是感性接受性所接受的杂多（自然科学） ，我们都是使用着同一种先天综合判断的机能，这样一方面保证了二者与形而上学都具有普遍必然的真理又不至于相互矛盾，同时又保留了前两者的不断发展性，还保证了形而上学
15、真理既是普遍必然的又是稳定不变的特性与前两者虽异但并不矛盾。 第二，康德克服了笛卡尔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所不可避免的怀疑论。 胡塞尔说休谟的功劳是动摇客观主义，这是非常正确的，他也正确地指出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的源头正在笛卡尔。这种教条主义根本无力抗衡休谟的致命一击，即作为所有客观主义的基础的因果律只不过是经验的，并无必然性而只是习惯的“心理联想” 。康德的杰出贡献就是对休谟问题的克服。他把欧洲传统哲学的普遍必然性真理外在于人的客观性存在的性格消解了，代之以将普遍必然性真理置根于人天生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普遍必然的机能，抛弃了休谟把“因果律”放在人的经8验心理的机能层面的思路。而将之放在人的
16、认识论的先天理性的必然层面。为了消除把普遍必然性真理的根基唯心化而导致自我毁灭即走向唯我论的可能，康德提出了他最精彩的解决方案：虽然在人自身具有“先天综合判断”的机能这一普遍必然性真理的根基，但是这种机能并不就是普遍必然性真理本身，而且这种机能只有在经验的领域中才能真正使普遍、必然性真理显现出来。这一方案解决了多方面的困境：数学与自然科学显而易见的成就，使我们根本不可能制定与之矛盾的真理性标准，否则，西方文明整体中的其它部分就不可能与占有如此分量和拥有如此成就的数学、自然科学协调一致，而会走向分裂瓦解；但如果按照数学、自然科学来制定普遍真理的标准，那么形而上学的真理又在哪里？即形而上学的先天综
17、合判断在哪里？为了使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共同具有主观化了的真理标准且又不滑向唯我论的泥潭，康德精心地设计了经验的门槛。这些先天综合判断的机能在经验之外的应用只能是意见，不可能是具有普遍必然性真理的知识。而所有经验范围的先天综合判断机能的使用都在科学的范围之内。康德因而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科学化的改造：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只能是科学的真理：形而上学本身并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真理，它只是由于拥有构成普遍必然性真理的必要条件一先天综合判断机能，而潜在地拥有这种真理，即它可以、也应该与经验相结合，这样它就和科学的真理相和谐了。 其次，说康德体系是一个新范式的重要依据，是他通过上述精彩的方案同时克服了西方文
18、明史上一个一直难以克服的顽症：两重世界观。我们清楚了康德上述思路，就会明白康德是有理由这样骄傲地说：“一9切纯正的唯心主义者。从爱利亚学派起一直到贝克莱主教止，他们的论点都包括在这样的一个公式里：凡是通过感官和经验得来的认识都不过是纯粹的假象，只有在纯粹理智和纯粹理性的观念之中才有真实性。 相反，一贯支配和规定我的唯心主义的原则是：凡是单从纯粹理智或纯粹理性得来的对事物的认识都不过是纯粹的假象，只有在经验之中才有真实性。 ” 把普遍必然的真理、真实性交还给经验世界、交还给通过感官和经验得来的认识领域，这是康德对西方文明一直占主流的、把世界二重化的唯心主义的克服，它使世界重归统一，尽管他不过是用
19、另一种唯心主义取代旧的唯心主义而已。有人说康德虽消除了传统的不变的真理世界与变幻的现象世界的二重化，但他产生了新的现象与物自身的二重化。这是一种误解，传统唯心主义是认为存在着两重世界，而康德则认为只存在一个世界，只是对人的认识能力而言存在着人的认识能力可把握的有着普遍必然性真理的现象界与作为认识论边界的人的认识能力不能把握的作为现象界的质料来源的物自身，它们是同一世界对人的认识能力所呈现的现隐的两面。 康德说：“纯正的唯心主义一向都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目的，而且也不可能有别的；而我的唯心主义则完全是以理解我们关于经验的对象的先天认识的可能性为目的的，这是一个至今从未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提出过的问题。
20、这样一来，全部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就垮台了，因为（就像我们早已在柏拉图那里见到了的那样）它们总是从我们的先天知识（甚至从几何学知识）中推论出与感性的直观不同的另一种直观（一种10理智的直观） ，因为人们决没想到感官也会先天直观。 ”这里康德不仅鲜明地表露了他的形而上学是站在科学知识的根基上的，而且对西方传统中纯正的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目的进行了批驳。他特别提到柏拉图，批驳他从先天知识中推出的荒谬的理智的直观。 最后，康德通过科学知识建立新的哲学范式，同时也建立了新的西方文明的范式。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 实践理性批判 、 判断力批判 、 历史理性批判四部批判一起构成了康德在科学时代的西方文明新范式
21、。第一批判涉及认识论的真，然而纯粹理论理性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它应该服务于人类实践中的对意志的善与对情感中的美的追求，而所有人对真善美的追求都是在人类社会之中进行的，由此也构成了人类历史运动本身。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康德用科学知识来重构哲学形而上学的努力并不仅止于探讨认识论的真，而是推广于他所重构的整个文明的体系。他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与实践理性批判中，把作为道德善的基础的意志自由定义为是个“设准” ，就是严格遵循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普遍必然性真理的要求，即只有当感性杂多（现象领域）与认知机能综合作用时才存在。意志自由虽然重要，但因为我们在现象界中并不能找到意志自由，所以根据科学真理（普遍必然性）的定义，意志自由只能算做设准。 可见，康德把自然科学的真理性的标准作为普遍必然性真理的判定根据，并据此对整个文明范围中的真善美的真理性做出了新的排序，其中也包括历史。因而我们说康德的体系实质上是建立了与科学时代相适应的西方文明的新范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