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摘 要：冷战结束后，伴随世界政治格局的变迁，世界各国政党政治也面临着新的环境与挑战。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党形成了诸多经验教训。如以法律规范政党的行为，推进经济与社会发展来体现政党执政优势；与社会团体合作治理，从而挽救政党面临的危机等。从经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看，中国有自身的特点，不能完全照搬任何一国的政党制度；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为改善执政方式，提升执政能力，与各个民主党派合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共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也需要不断吸收外国政党政治的某些经验与教训。 关键词：冷战后； 政党政治； 经验教训 中图分类号：
2、D5；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3）02-0004-09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对各国国内政治形态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抛开对抗性战略思维，走向新的全球合作治理模式，既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机遇，也是挑战。在机遇与挑战的双重作用下，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或多或少的新变革，其中包括政党政治的变化。冷战结束开启了世界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带来统一，也带来分歧。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公认的主题，但多元化又给各国带来了极大的差异。因此，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甚至在2相同阵营中的不同国家之间，政党政治的变化都具有各自的色彩。在世界各国政党政治
3、的新变化中，普遍性与特殊性共存，共性与个性共存。本文将在分析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出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启示。 一、 冷战后国外政党执政的经验与教训 1. 法律与制度依然是政党政治的基本游戏规则 “政党”一词起初意味着派系与分裂。政党从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起，其积极的功用与面临的非难就同时存在。人类政治生活中面临着很多政治问题，离开政党似乎就找不到更好的解决方案。众所周知，以政党为主体组织参与的自由竞争性选举是宪政与民主的有力保障，更何况派系或政党分立是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现象。这源于人的本性，源于基本的自然法则。同时，政党的存在又使国家政治生活面临着诸
4、多问题。潜在的国家分裂的可能，政治生活中的腐败与丑闻，都似乎与政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美国国父们即发现了这一问题，试着寻找解决方案，在设计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实践的同时，就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完善法律、制度，使政党在法律和制度规范的框架下活动，使政党政治法制化、制度化，是充分发挥政党在现代政治体系中的作用，避免政党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有效方法。因此，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形成伊始，完善法律，建立制度化的政党政治形态也就同步展开，政党在法律与制度的框架内活动。总体而言，法制化的政党政治实践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成功的。经历了短暂的分裂与丑闻之后，政党逐渐适应了游戏规则，不仅政党和资本主义制度保存了下
5、来，而且政党参与下的政3治生活也日益发展。政治民主化程度得到提升，政党与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也得到优化，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冷战结束后，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法律化、制度化日益得到发展和完善，后发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在 2001 年俄罗斯议会通过后，普京签署了政党法，对政党的概念、组织、登记、活动原则、权利义务等作出了详细规定。这就标志着俄罗斯开始走上政党政治的法制化道路。回想苏联时代的政党政治形态，对比 10 年来俄罗斯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情况，不难发现，虽然威权统治使俄罗斯建立成熟的政党政治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俄罗斯的政党体制、政党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逐渐有序化，政治秩序逐渐建立并
6、稳定，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加规范和有效。 2. 淡化意识形态与建立开放性政党 冷战结束后，一方面，意识形态不再呈现尖锐对立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还是在各国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很多问题取代意识形态，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人们不再为政治上的立场各异而拼死争斗，转而关心与人们生活更为密切的领域，其中如环境保护等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共同问题，涉及全人类利益。这些转变呈现在政党政治领域，即体现为意识形态的淡化。各国政党在政治光谱上逐渐由左右两极向中间靠拢，在选举议题和政策选择上逐渐趋同。正如施密特指出的：“美国政治的主要分野是经济上的。 ” 美施密特等：美国政
7、府与政治 ，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190 页。 传统上，意识形态是区分政党、增强政党凝聚力的关键点，意识形4态的淡化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漠，弱化了政党的社会基础。因此，冷战后，为稳固和强化政党的社会基础，唤起人们的政治热情，缓解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危机，各国政党纷纷开始探索建立开放性的政党。在谈到美国两党制及其改革时，施密特也指出：“不仅政治文化支持两党体制，两党自身也善于对纲领或选战中的吸引力作必要的改变，以赢得新党员。由于两党的基本意识形态结构十分开阔，对它们来说，修改各自纲领或从对立党派或小党那里借鉴受欢迎的政策以吸引选民的支持比较容易。两党都认为自
8、己的开放度足以容纳社会中的任何群体。共和党努力从非洲裔美国人群体中获取支持，民主党也尽力向专业人士和商业群体发起进攻。 ” 3. 以经济和社会发展为政党的共同目标 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标示和吸引力，政党要博取民众的支持，取得执政地位，就需要寻找新的支点。冷战结束后，尤其新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和社会问题凸显，经济在危机中跌宕起伏，社会保障问题困扰各国；全球化趋势的加深，使各国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犬牙交错。经济与社会问题是摆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面前的主要问题，成为各国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经济和社会发展既是各国政党面对的棘手问题，而同时也是他们的希望。化解经济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社会问题
9、，是各国政党获取选票的最好手段。因此各国政党都紧紧抓住这根救命稻草，将全部能量投入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去。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既是全球面临的客观问题，也是各政党博弈的主观选择。 “美国两党体制得以长存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美国人目标的共同性。多数美国5人希望有持续的物质繁荣。他们还相信，这一目标应通过个人而非集体的努力来实现。限制私人财产或使每个人收入平均化的想法从未得到大量支持。多数美国人对这类主张持消极看法。私人财产被认为是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所在。能够获得它并按照本人的意愿使用被认为是美国人的基本权利。 ” 美施密特等：美国政府与政治 ，梅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1、190
10、-191 页。 4. 政党、宗教与传统的融合与分离 冷战结束，不仅标志着国际政治新局面的开启，而且也是国内政治多样化时代的降临。原因在于，早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顺理成章的问题在现时代似乎表现得格外突出。例如，宗教问题和政治发展中的传统力量问题。在先发国家看来，宗教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之一，甚至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产生与运作也孕育于宗教之中。而今情况出现了转变。在美国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得以稳定，甚至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政党与宗教分离。 “我们对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两大党有着基本共识的另一原因是，我们一直努力将宗教和政治分离开来。宗教在 1928 年成为了一个
11、话题，当时，纽约州的阿尔弗雷德?斯密斯州长成为被提名为总统的第一个罗马天主教徒。1960 年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也是如此。但是，宗教从未成为导致政党解体的分裂力量。从未有过值得一提的天主教党派、新教党派、犹太教党派或穆斯林党派。 ”而反观亚、非、拉诸国的政治冲突与政党政治的无序和脆弱，无不与宗教有着一定的联系。继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之后，时间上的民主化潮流仍在起伏，政党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国家即使站上6了民主政治的高峰，但接下来又会随着浪潮的退却而重返非民主阵营。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变迁过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传统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而在后发国家中，问题不再是如此简单。在先发国家中，现代从传统中
12、自然走来；在后发国家中，传统与现代既有融合，又有冲突，既需要合理地利用传统因素，又要作出明智的取舍。这是很多后发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问题。以儒家文化圈为例，可以说社会传统既是儒家文化圈各国政治发展的阻力，但同时又是甩不开的根基。威权体制之所以能在韩国成功，与儒家文化所营造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稳定的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需要一个主导理论，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同样需要一个领路人和开拓者，这正是儒家文化所赋予其影响下的人民的传统习俗。合理地将“传统与现代”融合，便成功地实现了政治转型，这似乎是以东亚为典型的民主转型国家各政党的成功经验。 5. 与社会团体共筑网络化治理结构 冷战结束后，政党
13、被质疑面临危机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者说政党面临的一个有力挑战就是大量的社会团体产生。这些社会团体目标明确而具体，行动灵活而有力，还有很多实力雄厚，他们在汇聚和反映民意，组织参加竞选，影响政府决策等方面独具优势，并且日益成功，对政党的权威地位发起了有力挑战。然而，理论和实践证明，社会团体的蓬勃发展是政党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不足以撼动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政党力图寻找化解危机的手段，其中之一就是与社会团体协作、沟通，参与社会治理。通常情况下，人们将政党和利益集团7两者区分开来，政党通过获得议会中的代表权和正式占据政府职位来寻求权力，而利益集团追求的却是影响力。另外，利益集团通常代表一
14、种单一的利益，而政党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代表多种利益的联合。利益集团表达利益，而政党却积聚利益。实践中这一划分可能不完全成立。有些政党似乎更关心抗议而非权力，有些则与一种特定的利益紧密相连。相比之下，有些利益集团在选举中可以推荐候选人，但更多的是试图引起公众的注意，而非期望赢得选举。如英国工党有时因其同特定利益集团主要是工会或劳工利益集团的密切关系而显出其特殊性；实际上，工党的特点是其构成上的联合性，它代表了其他附属组织，主要是工会。 “事实上，工党从未努力单独迎合其工会和工人阶级基础的兴趣。”“其他英国政党已经与其他利益集团连接到了一起保守党与拥有土地的利益集团和后来的企业集团关系密切，与中
15、产阶级更是关联广泛。这些利益集团为该党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和活跃的党员。然而，如果该党准许自己与这些利益集团联系得过于密切，它就永远不会像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那样获得权力并控制政府。如果工党想要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以赢得并保持权力；这对工党来说更显然是必要的了，因为与其联系的利益集团在选民总数中只占一个不太大的比例；要赢得权力，保守党至少需要迎合工人阶级当中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包括工会成员他们曾经取得巨大的成功，关键便在于此。 ”英比尔?考克瑟等：当代英国政治 ，孔新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92-193 页。 6. 规范选举过程，化解政党政治的危机，维护政治制度的合法性
16、以自由竞争性选举为标志的自由民主不仅是西方政治民主的体现，8也是西方国家实现有效治理的源泉。政党产生之初就与为博取权力而形成的选举过程有着密切联系，选举过程成为政党活动的最主要领域。因此，政党在选举过程中的行为必然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如何在选举中获胜与如何规范选举行为，成为保证西方国家民主而有效治理的重要内容。维护现存政党政治形态是西方国家所有政党的共同利益，政党政治的危机甚或破产是西方国家政党维护自身利益的根本框架的倒塌。在选举中获胜是西方国家任何政党在既有游戏规则下获利的唯一方法。因此，实现二者平衡是西方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的核心要务，贯穿西方民主国家建立与发展的始终。冷战结
17、束后，这一任务仍然继续。 “政党近年来变得更强大了，这靠两种手段：钱和选举运动的方法。” 美K.劳森：美国政党的变化 ，蜀君译， 国外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8 期。1974 年美国“水门”事件之后，一系列规范选举过程的法律得以通过，如公布党的账目，限制向候选人和政治委员会的捐款数额，限制支付数额，等等。1999 年，众议院通过了两党联合提出的“谢司米汉竞选筹资法” ，禁止竞选中的“软钱” ，并质疑联邦选举法中对候选人个人言论支持的竞选广告。在选举运动的方法上，1980 年代以后，增加在现场的小组，打电话鼓动选民支持某个候选人，直接邮件，普遍的民意调查，招收和培训候选人。各个政党都更积极地招
18、收他们的候选人，特别是在他们有可能获胜的选区。提供信息，利用大众传媒，用电脑来认定有实力的投票者，等等，都成为政党选举中经常使用的方法。7. 建立与维持竞争性政党政治 萨托利指出，在某些西方学者眼中，没有竞争的一党体制不能被视9为民主政治的政党制度参见意G.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 ，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 2006 年版。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制度在政党制度中即体现为两党或多党竞争体制。冷战后，发达国家的竞争型政党制度更加稳健，新兴民主化国家在民主政治建设的过程中也逐渐建立起两党制或多党制。他们认为竞争性政党制度在代表民意和影响政策偏好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民主价值。如果一个有竞争力的政党赢得了对立
19、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控制，它就能通过和执行它的政策。有时这种控制直接来自选举过程，因为单一的政党赢得了多数选票。在许多国家，选举法的设计对最大的政党有利，有助于使其获取执政所需要的选票。 “通过选举来综合政策偏好非常重要，因为各政党在赢得政府控制权后，一般都会履行其竞选许诺。 ”“在欧洲，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掌权时往往扩大政府部门的规模和作用；保守的政党往往阻止政府计划的增长；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遵守诺言方面也十分复杂。然而我们通常会发现，那些在野时间很长、或者提出激进计划的政党最终掌权后很难贯彻他们的计划。1998年作为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执政之后，绿党不得不修正它所作出的立即关闭德国核电站的诺
20、言；经过协商后以一个多年期的计划取而代之。 ”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 ，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0 页。 8. 传统威权政党政治的转型 冷战结束以来，在民主化转型过程中，政党政治形态的转型是变革政治中的主要动力和表现。阿尔蒙德将冷战结束后政党政治的转型归结为两类，一是排他性威权政党政治遭到抛弃，二是包容性政党政治的有10效转型。 极少政党能以排他性执政党的最强化形式长期维持绝对的中央控制、渗透和意识形态动员。然而 1985 年之前的苏联，1989 年之前的东欧以及如今的朝鲜劳动党都趋向于控制型威权政党一端。排他性威权政党体系通过政党的领导而坚决要求对
21、政治资源的控制；通过动员获取民众对其政策的支持；认为政党内部任何集团的利益综合都是非法的，也不允许任何社会集团、公民或其他政府机关自由活动；通过无所不包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获得合法性；“无论公民的直接偏好是什么，其意识形态都宣称了解公民的真正利益” 美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视野 ，杨红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第103、104、103-104 页。 。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要使一个排他性执政党充当社会转型的行动者是极端困难的， “权力的诱惑通常会导致不受竞争性民主政治制衡的政治暴力”。排他性执政党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于失去了对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威权发展模式的信心，八个以之为基础的非洲政权全部放弃了 1990 年代所采取的模式。 包容性政党体系承认社会、文化、经济集团的自主性，并试图同它们合作或协商，而不是控制和改造它们。在较为成功的非洲一党体系中，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围绕个人、派系和基于种族的集团，在权力分散的政党组织中得到了许可。这些威权体系并未向民众直接提供政治资源，政党领导人只允许政党阶级内部和与之有联系的集团的有限的自治要求。在过去的 25 年中，与自由民主国家数量的日益增长相伴， “选举型威权主义”的增长成为有趣的政治特征之一。其民主的外表为不严重批评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