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来华传教士与晚清史学批评内容提要 晚清时期是中国史学批评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在晚清史学批评史上，外国传教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新型史学批评主体。美国传教士卫三畏、丁韪良对中国史学的批判，既为我们审视中国史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同时也流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慕维廉、李提摩太通过评骘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对中西史学进行比较评论，开晚清西方史学批评的先河。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以出人意表的史学视野阐述了有关史学批评的作用、原则、批评者的素养等理论问题，在晚清史学批评家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同的文化与信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的异趣。
2、循着这些差异，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深入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关键词 晚清 史学批评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93-08 鸦片战争前后，晚清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来华传教士。传教士虽不是至晚清才出现，但传教士作为一个整体，甚至是一个阶层符号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文化、教育、科技、政治、医学等领域却自晚清开始。尤其是在 1850 年至 1900 年间的半个世纪里，传教士们异常活跃，在编译书籍、创办报刊、兴建学堂等方面的成就十分明显。传教2士的形象是多元的，单从学术史上看，传教士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身份，即
3、汉学家。传教士在对中国学术进行广泛涉猎和研究的过程中，也对史学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因此，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来华传教士成为一类新的史学批评主体，这是晚清史学批评史上的独有现象。 史学批评突出的学术意义在于推进史学的健康发展，史学批评是一种引导、一种理性的规劝和反思。我们在研究一时期的史学时，不能忽视该时段内史学批评的焦点和主要问题。晚清史学界中，乾嘉史学虽遗韵尚在，而西史东渐之势则日甚一日，传教士在西史东渐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凭借传教士的演讲、书信、著述等多种史学批评活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进入了西方汉学家的视野，其影响范围甚至超过了中国本土的史学批评家。由于来自异域，不同的文化与信
4、仰导致来华传教士与我国史学家在史学批评上不完全相同。透过这些差异，更能够看清楚晚清史学批评演进的多元途径与图景，也有助于思考中西史学的异同。 一、对中国史学精神的理解及其误解 对于晚清来华传教士来说，为了实现他们的终极目的传播福音，传教士不得不在语言、思维习惯等方面，尽量贴近中国的实际情况，努力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字，研读中国的典籍。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晚清来华的有影响力的传教士，大多对中国历史与中国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和一定的学术素养。如卫三畏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 ，1833 年到达广州，在中国生活了 43 年。1833-1851 年，他参与编辑中国
5、丛报 ，1855-1876 年，任美国驻华公使馆秘书、代理公使，参与制订3中美天津条约 。1877 年，卫三畏辞职回到美国，被耶鲁大学聘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中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代表作为中国总论 （The Middle Kingdom） 。倡导西方汉学家加强对中国史学的研究说：“这里有广阔的领域向吉朋或尼布尔这样的历史家敞开着” 。卫三畏：中国总论 ，陈俱译，陈绛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下册，第 674 页。按：这里所说的吉朋，即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吉本，代表作是罗马帝国衰亡史 。尼布尔是德国历史学家，代表作为罗马史 。卫三畏的中国总论一经问世，就被视为西方汉学界的权威著作。我国近代化学奠基
6、者徐寿称赞传教士傅兰雅是“英国之通儒也，来游中国十余年，通晓中国语言文字” 。徐寿：格致汇编序 ， 格致汇编第 1 卷，1876 年 2 月。丁韪良丁韪良（William Martin，1827-1916） ，美国长老会传教士。1850 年来到中国，1916 年病逝于中国，除去回国进修、休养外，他在中国生活了近 60 年，是公认的资深传教士、 “中国通” 。他曾位居晚清文化教育之“显要” ，任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在中国史方面有专门的著述。他的中国觉醒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包括帝国的全貌 、 从远古到 18 世纪的历史纲要 、 正在转变中的中国三
7、部分，是一部简明中国通史。认知与理解是学术评论的前提。因为有着对于中国历史与史学的上述修养，所以，传教士的史学批评中不乏有价值的论述，值得我们研究。 根据评论的内容和性质，晚清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史学的批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注重对中国史学早期经典作品的评价，可贵之处在于触及到4中国史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如传统史学的道德教诲功能、如实直书与曲笔作史的斗争等。 传教士为了能和中国士大夫深入交流，也比较注重钻研先秦经典。春秋作为“五经”之一，又是我国史学在童年阶段的一部早熟的史著，自然受到了传教士的高度关注。传教士们评价道：“从中国的神话和编年史中，孔子编纂出了一部信史，他对于罪孽的直笔
8、描述使得诸侯们胆战心惊，生怕自己被推上历史的绞架。 ”丁韪良：中国觉醒：国家地理、历史与炮火硝烟中的变革 ，沈弘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 78、93 页。这是认识到了中国先秦史学道德评判的社会功能和春秋的社会影响。但卫三畏却批判孔子“只记他认为有必要记述的事实，他个人判定当时君王的卑劣行为，他不修改或隐瞒大气中的细节，这样的历史不能认为同近代观念确切相符。这部书作为历史的同时也是道德的教科书” 。卫三畏：中国总论 ，上册，第 450-451、451、470 页。卫三畏所说的春秋的道德教育功能与前述丁韪良的论断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卫三畏对春秋的道德属性深表不满：“对春秋一书作认真的审
9、视，的确证明令人失望；尽管孟子给予高度评价，本身又很有声誉，其实不过是历史事件的单调记载，只够一小时的阅读。 ”从卫三畏和丁韪良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在外国传教士眼中，中国史学的道德宣化功能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符合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的。卫三畏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春秋的史学价值，在见识上似略逊于他的美国同伴丁韪良。 继孔子之后，司马迁及其史记成为传教士评论的重点对象。丁韪良在叙述汉代历史时说：“主管历史作品的5缪斯得到了最尊贵的位置。司马迁中国的希罗多德，就出生在这个时期。作为中国的荣耀，司马迁从国人那里受到的待遇却显示了他们的野蛮。司马迁最终接受了腐刑的屈辱，以便自己能够活下来，完成手中那纪念碑式的作品
10、一部比子女更为重要的编年史。 ”丁韪良称赞司马迁是中国的希罗多德，所谓“主管历史作品的缪斯得到了最尊贵的位置”相当于说史学的地位在西汉得到了确立，对史记的成就予以肯定。卫三畏也说史记 “形成了中国信史的开端。史记分为五部分，其编排方式为后世史家提供了范例，但只有少数人能在叙事生动或取材严谨上和他媲美。 ”如果我们联想到这些文字曾作为卫三畏在美国各地的演讲稿，就会认识到这些评论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外国人对于中国史学的最初印象。 传教士还从中国史学史上的典型案例出发，形成了有关中国史学的理论认识。如丁韪良在转述了春秋时期著名的“崔杼弑其君”后，写道：“这个事件的记载被流传了下来，以作为古代史官坚贞不
11、屈，以及他们的叙述因此可信的一个证明” 。丁韪良：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沈弘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 年，第264、264、265、261 页。丁韪良进而论到直书与曲笔的问题，说：“对于中国的史官来说，恐惧和奉承这两种影响要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容易使他们的指针偏离电极。为了避免这两种错误的根源， 起居注被锁入一个铁柜，直到在位的君王死后才能够打开。然而这一条款并不总是有效的。奉承话对于活着的君王来说，也许会显得刺耳和令人厌恶，但是对于哀悼已故皇帝的亲属们来说，则会显得像音乐般动听悦耳。 ”这一6评论揭示了古代皇权之于史书编纂的影响。尽管这部书最早是面向英语世界的，但它把
12、批判的锋芒直指君王，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仍是震动人心、富有胆识的。再如关于正史与野史的关系及价值、后代史家对于历史的重构，丁韪良也发表评论： 正史总是通过跟野史进行校勘来加以订正的，后者总是在一个王朝的太阳落下之后才像一群萤火虫般地冒出来，并用它们的荧光来照亮这个时期的。除了这些普通的安排之外，还有一种澄清历史之源流的特别措施。它包括在经历了很长的间隙之后，又肩负神圣使命的圣贤者来拨乱反正，修改前几个世纪的编年史，并且张贴一个朝代的末日审判书。 中国古代有为前朝修史的传统，在修史过程中，常涉及正闰之争、是非判断、帝王谱系等，这里面既有学术原因，也难免有政治上的考虑。这就是传教士所说的
13、“澄清历史之源流”和“拨乱反正” 。这些话出自一个来自异邦的传教士之口，倒真有几分语出不凡。 第二，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以帝王为中心，缺少艺术审美和历史哲学。卫三畏说：“中国的史书一般就是这样写的；皇帝及其大臣塞满了整个历史的视野；极少记载人民的状况、习惯、工艺或行业” 。卫三畏：中国总论 ，下册，第 688 页。20 世纪初年的中国新史学家如梁启超，也持类似的观点，是切中传统史学的要害了。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史学家在对中国传统史学叙事对象的批判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丁韪良认为“在西方，历史之父，或是他的编辑们，在其不朽著作的好几个部分都以缪7斯的名字来打头，以表明贯穿于全书写作过程中有关美的概念，以及对
14、历史这门保存艺术的艺术的祝圣仪式全都归功于九位神圣缪斯的提携。在中国，历史的概念就是对于事实的简单记载，并非把它视为艺术作品。 ”丁韪良把中西史学的差异归纳为，西方史学贯穿着“美”的观念，是艺术作品；中国史学只是单一的记载，缺乏艺术性。实际上，先秦时期的中国史家已注重史文表述，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的思想不断发展，至盛唐时期的刘知几已系统讨论“史之称美”等技巧问题。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 ，浦起龙通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清代史学批评大师章学诚遂提出了“良史莫不工文”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史德 ，叶瑛校注本，中华书局，1985 年。传教士批驳中国史书只是“事实的
15、简单记载”实不公允。 传教士的批判笔触并未就此停止，相反，他们把这种对于中国史学的偏见与误解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对这些作品进行批评时，西方的价值标准与中国人的价值标准是截然不同的，其差别就如面值一英镑的金币与中国本地铸造的铜钱那么大。英国金币的铸造者是像培根勋爵那样的人物。 ”接下来丁韪良对中国史学作了否定的评论： 他们的历史文献就整体而言，缺乏一种所谓的历史哲学。他们没有黑格尔，后者在构建了宇宙体系之后，用他的原则来解释了人类进步的法则；他们没有吉本或孟德斯鸠来追溯一个古老文明的衰败过程；他们没有基佐或莱基来描述一个新兴文明的崛起。他们甚至没有修昔底德和塔西佗，来由表及里地分析和描绘一个时
16、代的全景画面。那些史料需要经过一种跟任何中国作者的做法都不尽相同的详尽阐释，才能够成8为按西方标准所能够接受的历史。丁韪良：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 ，第 267-268 页。 对于晚清传教士的上述批驳，今天的中国史学工作者是无法坦然接受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 ，中华书局，1962 年。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中华书局，1982 年。就是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至于人类进步的法则、文明兴衰的过程和全景历史的书写，在先秦诸子的史论、 “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里也屡见不鲜。在传教士的眼中，只有能
17、够装进西方史学框架里的史学，才算是合格的、真正的史学，他们极力推崇黑格尔、吉本、塔西佗等人的史学，这多少透露出传教士的文化优越心理和将本国的价值观念、学术理论普世化的倾向。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史学界也曾认为中国史学只是叙事，没有理论，对本国史学的理论特点、表现形式和成就缺乏足够的认识和自信。正如瞿林东先生所说：“不少同行认为，中国古代史学长于记述而理论缺乏。 ”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30 页。新近出版的由瞿林东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三卷，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 年）是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哲学方面的一部力作，可供参考。这种情况在近年来有所转变。我们
18、再次咀嚼晚清传教士关于中国古代史学没有历史哲学的批评时，深以为中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史学的认知存在的差异，是需要中国史学家通过认真研究和挖掘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来消弭的。 第三，在具体的史学评论中，也有硬伤。 9传教士的史学批评中也有经不起细致的推敲和追问的地方。如卫三畏说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历史的起止年代是“始于晋末终于宋初（公元 313 年至 960 年） ”。卫三畏：中国总论 ，上册，第 470、471 页。我们知道资治通鉴记事实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 403）的“三家分晋” 。卫三畏把春秋时期的晋国与魏晋时期的西晋混为一谈，把资治通鉴叙事起点推迟了七百多年。另外，卫三畏评论陈寿的三国志时，说：
19、“中国文学中没有几部著作比陈寿在公元 350 年左右写的历史小说三国志更受人欢迎；故事的发生地点在中国北部，年代在公元170 年到 317 年之间” 。要知道，陈寿于公元 297 年去世，怎么会在350 年左右撰写出三国志呢？三国志是关于魏、蜀、吴三个政权的历史记载，从地域上看，并不仅限于中国北部，蜀国已经是中国南部了。再说三国志的叙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黄巾起义，止于西晋灭吴（280） ，也并非如卫三畏所论。 传教士对于中国史学的误解，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相对于我国博大精深的史学而言，传教士的知识和学养还不足以担负起独立批评中国史学的重任。第二种情况则是由于立场和标准的
20、不同，是西方文化优势心理的作祟。 史学批评是一项主体性很强的学术活动。一般而言，批评者总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学术素养、爱好甚至门户之见、个人利益对史学作品、史学思想、史学现象等进行评论。在学术理念、素养诸方面，传教士与中国传统士大夫都有较大差别。也正因此，传教士这一特殊群体在晚清史学批评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带有鲜明的近代气息，在传统史学转型10的大语境中尤为引人瞩目。传教士对中国史学的评论，可谓理解与误解参半，批判与赞扬并存。理解与赞扬固然增强了我国史学家的自信心，即便是误解与批判也可以引发我国史学工作者的反思与追问，成为推进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力。 二、开西方史学批评研究的先河 将西方科技、文化
21、引入中国，是晚清传教士们普遍采用的一种传教方式。如 1853 年由传教士麦都思创刊的中文报刊遐迩贯珍 （Chinese Serial）由始至终都非常注意介绍西方文明与西方国家的历史地理。如该刊上的英国政治制度 （遐迩贯珍第 1 卷第 3 号） 、 阿歪希岛纪略 （即夏威夷岛， 遐迩贯珍第 1 卷第 4 号） 、 花旗国政治制度（遐迩贯珍第 2 卷第 2 号） 、 佛国烈女若晏记略 （即圣女贞德的传记， 遐迩贯珍第 3 卷第 5 号） 、 英伦国史总略 （遐迩贯珍第 3卷第 9 号）诸文。 遐迩贯珍原本存世较少。今所据者为日本学者松浦章、内田庆市和沈国威编著的遐迩贯珍附解题索引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中国知识分子也称道遐迩贯珍：“吾儒稽域外，赖尔作南针。 ”章东耘：题词 ， 遐迩贯珍第 1 卷第 1 号卷首，1853年 8 月。1887 年由传教士威廉臣创办的广学会，宗旨就是向中国官员和士大夫传播西方文明。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史学也开始进入晚清史学批评的视野。 在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中，传教士创办的报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晚清报刊史上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 ，1848 年来到中国，曾在墨海书馆协助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