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故事的距离.doc

1、1历史和故事的距离内容提要 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即叙事内容与叙事目的。这两方面的互动对理解叙事的运作非常关键。本文以“层累说”为讨论中心，从历史和故事的差异出发考察历史的真实性。对故事可靠性的判断依赖于对可能性的判断；反之，后者又依赖于故事世界的一些外在因素，而不能仅从故事内部因果关系的角度去解释。圆融的历史解释需要外在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视角。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 1933 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冲突。 关键词 叙事 层累说 顾颉刚 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3）04-0081-06 叙事与绘画相似，是双重的展示，我们

2、既可以感知到绘画表现的内容，又可以察觉到绘画所遵循的理念，即可辨识出一幅画属于立体派、印象派还是表现派。在一段文字叙述里，我们无法直接观察到人物的性格及行为，但可以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理解作者叙述的事件和人物，以及作者的洞察力。叙事包含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余英时先生在述及章学诚和柯林武德的历史观时，提到了“任何历史事件都有两个方面，即内在的和外在的” 。甚至可以进一步说，一则完整的叙事里可以找到内在与外在两方面的协调关系；后者也没有必要遮蔽前者。 中国传统史学经过 19 世纪后半叶的洗礼，基本上承认了线性史观这2条路数是历史学发展的主潮。诸多论者指出，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3、” （以下简称“层累说” ）在近代史学领域内是一次史学革命。可以清楚地看出，该学说主要受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一、戏曲、歌谣和民俗学研究；二、进化论等西方近代科学思想；三、前人辨伪学说和今文经学中的一些学说；四、近代考古学的刺激。罗志田检视了 1933 年罗香林先生从故事的角度提及的历史写作的两个层次，同时澄清了对古史辨的一些“误会” ，例如疑古、释古、信古三分法是有问题的。本文试图以“层累说”为例，从历史和故事之间的临界点出发，分析顾颉刚在表现故事时显示出的张力，同时探讨历史叙事中内在、外在两种视角对应的不同解释方式。文章同时认为，顾颉刚在 1933 年前后阐释“层累说”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

4、冲突：前期强调求真，后期侧重致用。 故事的表现 无论是虚构的还是非虚构的叙事，我们都应该首先思考作者意欲表现的内容是什么。顾颉刚提出“层累说”是试图表现故事的历史演化特征，呈现单线发展的故事。论说在 1923 年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首次提出，后来又有诸多的延伸，例如“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当看它最先是怎样的，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 “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等。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60、273、22 页。前一句带有实证主义的痕迹，后者又似乎有点后现代主义的风格，只是“历史演进法”是他的史学研究的范式，因而顾颉刚更多

5、地属于实证主义者。顾颉刚形成“层累说”给当时及后来学人的教益，参见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3范式回顾与检讨 ，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2 期。 顾颉刚从歌谣、戏曲中悟出了“层累说” ，例如他提到：“我看了两年多的戏，惟一的成绩便是认识了这些故事的性质和格局，知道虽是无稽之谈原也有它的无稽的法则。 ”我们有必要从顾颉刚对孟姜女的故事研究出发，探讨故事的流变对真实表现的影响。孟姜女的故事有两篇文章组成，深化了他之前提出的“四个打破”的目标：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作于 1924 年（原刊 1924 年 11 月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 69 号） ；孟姜女故事研究作于 1926 年（原为古

6、史辨第一册自序 ，因篇幅太长，故另成一文）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年，第 1-73 页。 嫦娥故事之演化 、 羿的故事 、尾生故事等系列论文都是“层累说”的衍生品。 孟姜女故事的转变罗列了孟姜女故事从春秋至北宋的演变；孟姜女故事研究一文补入了唐代的同贤记 、抄本敦煌小曲和周朴塞上行等，宋元的北辕录 、 南村辍耕录等。顾颉刚写道：“故事是没有固定的体的，故事的体便在前后左右的种种变化上。懂得了这件故事的情状，再去看传说中的古史，便可见出它们的意义和变化是一样的。 ”顾颉刚最终试图强调左传的相关古史记载与现代歌曲中的孟姜女故事是“同一的” ，甚至可以说“它们是

7、一物” 。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集第二册，第 70-73、81 页。他对故事的看法似乎抛弃了历史本身，陷入了不可知论。 故事高潮期的征兆是“依靠一种有意义的善行来为它产生意义的；结尾与它之前的东西形成一种和谐的关系。 ”弗兰克克默德：结尾的4意义虚构理论研究 ，刘建华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169页。不过，早就有学者指出：左传所载“杞梁”事迹与孟姜女故事并非“同一的” ，是后人将一些节妇的事例附加给了孟姜女。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还提到：“孟姜女传说起源于古籍资料，这一结论是不能令人同意的。 ”路工编：孟姜女万里寻夫集 ，中华书局，1958 年；顾颉刚等：孟姜女故事论文集 ，中国民间

8、文艺出版社，1983 年，第 187 页。同样，顾颉刚对大禹的解读，不适用于诗经的其他篇幅，这一点刘掞黎在当时就指出来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 151 页及以下。至于说经过后世整理的文献里的故事是“晚出”的，裘锡圭先生辩驳说：“在某些成书时代较晚的作品里，有时也可以找到跟时代很早的地下材料相合的资料。例如山海经的主要部分和尧典大概都是在战国时代成书的，但是甲骨文所记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却见于山海经 ，并以一种经过改造的形式编入尧典 。由此可知成书时代较晚的作品，有时也能给我们提供来源很古的宝贵资料。 ”裘锡圭：中国文史研究新探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8-49 页。 顾颉刚的

9、表述还有一个问题，即对故事的理解。一般的说法是，故事呈现事件和行动的顺序：某一事件因为另一事件才发生，或者由几件事共同造成了一种局面或状态，但它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因果联系。也就是说，一段完整的故事，它有自己的起、承、转、合。顾颉刚所论述的大禹和孟姜女，都与这里对故事的定义有差别。这里的故事强调因果联系，而顾颉刚对“故事”的编排更多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故事的时代背景及产生的意义，同时他的焦点在于人，而没有注意到描述对象5所处的环境。他没有注意到每个故事产生的语境，及这些故事在语境中的意义。换句话说，意义阐释在这里要比因果联系更重要。 在历史叙事里，作者认为真实的和实际的真实情况密切相关，但也有

10、一段距离。也就是说，历史事实可以从两个层次去理解：真实事件和历史文本。事件已经过去，我们无法重新“回到历史的现场” ，有论者就指出：“历史本身在任何意义上不是一个文本，也不是主导文本或主导叙事，但我们只能以文本形式或叙事模式体现出来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只能通过预先的文本或叙事建构才能接触历史。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陈清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第 148 页。换句话说，客观的历史只能通过历史文本，即主观的方式才能获得认识和理解，所以“层累说”有其一定的道理。 故事的模型 理论是模型的理想化分类。历史学研究有没有模型，不同学者之间看法各异，不过毋庸置疑，顾颉刚

11、通过概括几个事例便得出“层累说” ，且用它来解释整个上古史是有认识论的基础：“历史的阅读者以及撰写者都是积习成癖的概括者，总是把历史学家的观察应用到他所熟悉的其他历史现象上去或者，也许应用到他自己的时代上去。 ”卡尔：历史是什么？ ，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 年，第 159 页。然而，这种抽象出来的模型、规律都不是完全的、充分的，它们只能是历史解释中的某一函项而已。所谓“古史辨派”是由一群阐释上古史领域的相同模糊理论的历史学家组成，也是虚构出来的，例如同为胡适门徒的傅斯年后来就与顾颉刚分道扬镳。参考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6中的个体生命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年，第

12、112-135 页。顾氏注意到但未能利用考古学成就，这是他与傅氏的不同之处。 “层累说”的展开是从与钱玄同论古史书讨论大禹形象开始的，后来发展成怀疑整个上古史，孟姜女等故事是一些例证。无论是禹还是孟姜女抑或其他故事，顾颉刚提供的解释都可以从内在方面得到解释。例如，民俗学者施爱东把孟姜女的故事拆分成 9 个母题：“如果仔细考察以上 9 个母题，就会发现它们都有前因后果的逻辑关系，环环相扣，围绕着故事的标志性事件，被故事进程紧紧地串在了一起。 ”施爱东：孟姜女故事的稳定性与自由度 ， 民俗研究2009 年第 4 期。这是孟姜女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也就是说，顾颉刚以单线的方式讲述故事，他只看到了后人

13、添加进去的东西，就说别人是在“造伪” 。 俄罗斯文艺学家普罗普认为， “对于故事研究来说，重要的问题是故事中的人物做了什么，至于是谁做的，以及怎样做的，则不过是要附带研究一下的问题而已。 ”普罗普：故事形态学 ，贾放译，中华书局，2006 年，第 17 页。回到大禹问题，在英雄时代，国王作为某个社会阶层中的正面人物，代表了正义的形象。在顾颉刚看来，人的根本状态是处于神和动物的中间地带，如果他是公正的或能给人类带来善，那么就接近神（或是人王） 。于是，顾颉刚创造性地视“最古的人王只有禹” ，这是因为大禹的正义行为能给人类带来福祉。不过，他没有提及总体正义观念中的另一面，即它的消极形象。这也就看出

14、，顾颉刚对历史和故事之间的张力是有认识的，只是不那么彻底，他在提有关尧、舜、桀、纣们的文献时同样展现了这一点。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第 41 页。7顾颉刚在列举这些事例时只注意到后人添加的东西，而没有注意到遭人遗忘的部分及其遭人遗忘的原因。这种遗漏可以诉诸尼采的语调：“古代世界基本上是公众的、开放的世界，这整个古代世界都充满了对观众的柔情，当想到幸福时绝无法排除戏剧和庆贺。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周红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第 49 页。从当时的角度看，故事不止一面，它有诸多种可能，因此我们在表述这种正义观时应该辩证的、总体地看。 到底将“禹”或“孟姜女”归为虚构还是真实的，

15、除了档案性、口头性的证据之外，最重要的是读者（即解释群体）的期待，这是许多历史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历史被当作真实发生的事件呈现给读者， “它所影射、暗示或者明确指向的世界，据认为不是作者的想象，而是实际的再创造。 ”伯克霍弗：超越伟大故事：作为文本和话语的历史 ，邢立军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11 页。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创造世界，是指向意义；历史学则是通过证据重构过去的世界，指向过去和真实。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每一则成型的故事都是由许多故事融会而成的，也就是说每个故事都可以看成成型故事的源头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源头。施爱东：顾颉刚故事学范式回顾与检讨 ，第 31 页。这样看

16、，前人辨伪学说也只是“层累说”的源头之一。 “层累说”有其外在的来源，不是简单地谈是否抄袭了日本学者的著述就可以说得清楚的，例如“层累说”与李大钊介绍西方的思想有相似之处就是证据。陈学然：中日学术交流与古史辨运动：从章太炎的批判说起 ， 中华文史论丛2012 年第 3 期。陈文用 1930 年以后的证据8证明顾氏在 1923 年就“知道白鸟氏其人气学的” ，有些不妥。关于“层累说”与李大钊的可能关联，参考李大钊：今与古 ，收入氏著史学要论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年，第 221-250 页。顾、李在当时过从甚密，但顾颉刚日记中没有发现李对顾的直接启发，并且李的看法也是取自欧洲“崇今派”的思

17、想家。试对照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 ，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年，第 1-10、30-45 页。在古今中西相互竞争的大潮下，讲述一个“层累的”故事有其必要，它使羡慕西方文明而又急于为当时中国寻找出路的人，在这个框架中找到一条新路。王汎森：近代中国的史家与史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62 页。这条线索也确是当时讲述故事的主流。然而，今天的历史学家则是要从不同的视角讲述不同的声音，从而否认那种所谓仅仅是“演进的”或“衰退的” 、线性的或循环的历史。这样，不同的文本给我们提供不同的画面。这些画面并非都与客观历史对应，甚至根本就没有对应，即便如此，我们也要关注它， “我们不仅需要

18、真相，也需要意义；即使我们的目标是获得真相，但我们首先处理的却只能是意义。 ”Miehael Stanfor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Blackwell， 1998， p.188. 一元还是多元是中国古史起源争论的焦点。我们还可以从表现方式上看历史的模型。海登怀特借用神话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的看法，在元史学中给我们提供了四种表现历史的模型：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反讽的。海登怀特：元史学 ，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584 页。从孟姜女的故事来看，它提供了一种悲剧的情节，因而是按悲剧的方式来解

19、释故事，大禹治水则是9喜剧的。面对历史演进为主题的“层累说” ，它可以从悲剧、喜剧等方面加以阐释。意外的是，1943 年，顾颉刚向蒋介石“献九鼎” ，承认“禹作九鼎”实有其事。朱维铮就认为这件事有点反讽的意味顾颉刚是“自悖其论” 。朱维铮：顾颉刚铭“九鼎” ， 东方早报2009 年 2 月23 日。又参考夏鼐日记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152 页。顾氏的这种转变应该从时代背景加以阐释。 “权威”的故事 顾颉刚根据现存的古书研究古史， “依资料出现的先后排列以考其源流，以辨其优劣、真伪” 。诸多论者依循这种路数，指出他将“古史辨”落入了“古书辨” 。许冠三：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

20、 ，见氏著新史学九十年 ，岳麓书社，2003 年，第 203 页。林甘泉、李学勤、李锐等先生都是持这种意见。沈颂金：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文史哲编辑部编：“疑古”与“走出疑古” ，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80 页；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 河北学刊2013 年第 1 期。他本来是想“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 ，转入古事辨，辨“伪事” 。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在实践中并未获得成功。关于辨伪事，参考古史辨第一册，第 29 页。我们对历史文本所提供的信息，人们更认可的标准应该是“合乎情理” 。因此，历史文本的价值不再是建构历史

21、的真相或提供事实，而是建构合理的意义。也就是说，要侧重对事件、人物所产生的意义的阐释。权威的叙事便是圆融，便是从事件出发展现因果关系以及事件带来的多重意义；意义的评价标准不是“真” 、 “假” 。当然， “权威的”10故事也要符合读者的期待。 意义阐释仍然要从外在方面切入，我们今天称之为语境论（contextualism） 。只有参照具体的语境，才能理解顾颉刚当时的论说及其后的一系列行为。顾颉刚在作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三皇考中提到他之所以注意尧、舜、禹的古史传说，是因为“他们是儒家所奉的中心人物，是尚书一经中的最大偶像。 ”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中编，第 45 页。作为经历了 1919 年五四

22、运动的青年来说，他更容易接受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这种看法，也就是批判儒家传统道德。同样，在1934 年，顾颉刚在自己创办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针对日本分割中国边陲与分化中国民族的论述，痛说“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1939 年顾颉刚又在昆明益世报开了边疆附刊 ，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一个 ，声称勿要过分区分汉、满、藏、回等，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是不是多民族国家的争辩。葛兆光：在历史、政治与国家之间的民族史 ， 南方周末2012 年 9 月 6 日“阅读”版。回顾中国近代史便可发现，这一段是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的时刻，顾颉刚甚至在这一时期批评了“尧舜禹抹杀论” 。且不管“层累说”是否抄袭了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或内藤湖南的“加上原则”而不加注明，顾氏的说法与他们的具有高度一致性却是真的。如此，顾颉刚在这一时期便是反对早年的自己。 我们似乎在这里看到了矛盾之处，前面说他走在实证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是例证之一。刘家和先生在评价崔述时提到：“我们从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