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辽代的“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当今中国社会可谓家喻户晓。殊不知在一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早就已有了“一国两制” 。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宋辽金时期，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创世纪地实施“一国两制” ，统治多民族的辽国并与中原抗衡达二百多年之久。 建立辽国的契丹人兴起于唐代并活跃在中国的北方。 “安史之乱”之时，唐朝驻边军中便已有很多契丹人。随着唐朝后期中央政权的衰弱和地方势力的争夺，契丹民族就趁机更大量地进入中原地区。唐朝覆灭时，契丹人的力量已相当强大，甚至随后的五代政权，都要依靠契丹人，向契丹臣服。例如，石敬瑭就是在割让了燕云十六州后才取得了契丹的军事支持从而得以建立后晋。契丹人正是充分利用
2、了这个历史机遇，建立起了间跨塞外草原和中原汉地的辽国。 公元 938 年，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式从后晋接收了燕云十六州。随着辽的疆域不断扩展，各民族生产方式、社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矛盾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契丹人的游牧文明与中原汉人的农耕文明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冲突。寻求一个并存不悖的制度困扰着辽的统治者，也给辽中央的统治带来艰巨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辽太宗推出了一项新的政策，即“因俗而治” ，并确立了“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辽史卷四太宗纪上 ） 。这就是辽朝“一国两制”的由来。那么，辽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了这种独特的制度？辽的“一国两制”2又有哪些具体的特点？辽的“一国两制
3、”对今天的我们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启发？本文将略加梳理，以飨读者。 汉文化对契丹的冲击和影响 契丹族在北方草原上日渐兴盛的时期，正当中原处于唐之后的五代十国分裂割据之际。在北宋建立之前，中国处于一个大分裂时期，也正是在这个缺乏强大中央政权的历史空档期，契丹民族凭借武力迅速在北方崛起。公元 907 年，耶律阿保机被选为契丹部落联盟的首领。到 916年（神册元年） ，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正式宣布登基称帝，建立契丹国（后改称辽） ，是为辽太祖。从此辽称雄北国，威震四方，形成拥有“东至于海，西至金沙，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 （辽史卷三十七地理志 ）广阔领土的强大政权，同之后的中原北宋王朝南北对
4、峙，历时二百余年。 阿保机建国前后，由于汉文化的逐渐影响与渗透，契丹的政治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阿保机在建立契丹国之前，便在连年的对外征战中俘掳了不少汉人。此时的中原大地上，后晋、后唐战火不休，南方的割据政权之间也是烽烟四起，民不堪命。于是有大批汉人离开故土，逃往相对安定的北方契丹地区。在所俘尤其是逃亡迁入的汉人中，有相当部分汉族知识分子，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之后都受到阿保机的重用。这些汉人知识分子“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又制婚嫁，置官号，称皇帝” （契丹国志卷二十三国土风俗 ）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对契丹的影响，也从经济领域慢慢渗透到政治文化领域，
5、循序渐进地推进了契丹社会和文化发展。譬3如当阿保机为与日俱增的汉人而苦恼时，他的重要谋士汉人韩延徽建议他对汉人实行异于契丹人的统治措施，即按照唐代的规制另置州县城郭令其居业，让汉人保持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与制度，这就是头下军州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 ） 。 头下军州设置在农耕和游牧的结合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初入辽地之汉人的生活，同时也开拓了农业和手工业在辽的持久发展。久而久之，这种新的生产方式也开始引起了辽统治者的重视，如史载阿保机“平诸弟之机，弭兵轻赋，专意于农” （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 。这些头下军州的建立和其中汉人的增多促使着契丹经济开始摆脱单一的游牧生产方式，逐渐向半牧半农的经济转
6、化。手工业在契丹建国前还不是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在契丹经济中也没有特别的地位。大量汉人的迁入带来了中原较发达的手工业技术，促使辽代手工业开始向专门化和多样化进步。近年来出土的众多精美的辽代金银器和瓷器证明了这点。 阿保机对汉文化的开放态度以及对汉文化的主动借鉴和吸收，推动了契丹自身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化的政治进程，为以后辽太宗时辽的强盛奠定了经济基础，也在意识形态上为“一国两制”的最终确立做了铺垫。 “一国两制”：历史的必然选择 尽管辽建国前后契丹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呈现出显著的民族文化融合的趋势，但辽代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选择南北分制的独特制度。勃兴于潢河（今内
7、蒙古西拉木伦河）以南、土河（今内蒙古老哈河）以北的契丹民族，地处“大漠之间，多4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城之境，时车马为家”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 。虽然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但是契丹社会到了 10 世纪初时仍然处于畜牧业为主的奴隶制经济下，畜牧业也一直是契丹族的主要生产部门。 辽史记载说：“契丹旧俗，其富以马，其强以兵” ；“马逐水草，人仰殳酷，挽强射生，以给日用” （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 ） 。之后汉人大量进入契丹地区并开始农耕，使草原上出现了许多块状的小片农田。然而汉人相对契丹人数量仍然不多，同时当地的自然环境也不并太适宜农耕，因此农耕始终没有能取代游牧成为契丹的主体
8、经济形式。相反，辽代的畜牧业， “自太祖及兴宗，垂二百年，群牧之盛如一日” （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 ） 。 正如契丹族所处地理条件所决定，马上得天下的辽朝虽然接收了汉地的原有制度，却并没有全盘变革自身固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经济上，在北部的契丹本民族仍保持着自己的民族经济，依旧保留其游牧经济模式。政治上，契丹人采用与其生产力相适应的“国制” ，也就是建立在畜牧业基础上的游牧部落制。也正是因为这样，阿保机建国前后契丹持续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社会内部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元素，然而就整个契丹社会来讲，游牧部落制还是占据着统治地位。 契丹本可以像之前的匈奴鲜卑等民族一样，依照本民族的自身特点，一直保持着自有的经
9、济政治传统，然而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促使辽的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来经营他们的国家。第一个事件便是阿保机于天显元年（926 年）攻灭渤海国。渤海王国，在唐代是以靺鞨的粟末部为主体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位于今天我国东北地区东部，朝鲜半岛北部5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这里气候湿润，土地肥沃，农业是其主要经济生产部门。在唐朝文化的熏陶下，渤海国积极主动与中原王朝发展关系，按唐制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使用汉字，形成以唐文化为基础的相当发达的渤海文化。辽灭渤海后，阿保机改渤海为“东丹国” ，取“东契丹国”意。东丹国原来即有完整的制度，于是阿保机继续保留了渤海的政权体制和原有规模，并继续采用以唐代制度为原型
10、的“汉法”进行统治， “仍赐天子冠服，建元甘露，称制，置左右大次相及为官，一用汉法。岁贡布十万端，马千匹” （辽史卷七十二义宗信传 ） 。阿保机还指派其长子为东丹国王，而辽对渤海也施行一种非直接的监督性统治。一方面，这是阿保机为平衡他子嗣争权夺位的妥协，另一方面，是因渤海国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所限制的被迫之举。客观上，这样的举措有利于渤海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辽帝国内部的和平稳定，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在渤海地区的尝试，为之后的辽太宗制定国策时提供了较为成功的例子，可以说这是辽“一国两制”的萌芽。 另一个事件就是辽对燕云十六州的吞并。燕云地区即今山西及河北的北部地区，该地处水源丰富的华北平原的北
11、部，自古便是农业耕作地区，有很发达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天显十一年（936 年） ，辽太宗帮助石敬瑭攻灭后唐，助其建立起后晋傀儡政权。会同元年（938 年）十一月，石敬瑭遣使“并图来献” ，将燕云十六州地区正式献于契丹，使得辽的版图自此向南伸延到河北的沟河（今巨马河） 。燕云十六州历史上便是汉民族的聚居地，原有居民大多数为汉族。随着燕云十六州并入辽朝版图，辽国内汉族人口首次超过了包括契丹族在内的其他民族，成为辽国人口数量最多的第一6大民族。如何有效统治这部分汉人，成为了辽当朝统治者的重大课题。契丹统治者对燕云十六州统治的尝试过程，也经历过一系列变化。契丹最初采用的是民族高压政策，对占领区进行粗
12、暴的掠夺和残杀。于是汉人纷纷起来进行反抗，迫使辽太宗不敢久居中原，不满三个月便逃回北方。人心向背与政治经济制度的落差注定了契丹高压统治的失败。之后，辽太宗便开始反思并逐渐改变其统治策略。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制定了“因俗而治”的国策， “公卿百官皆效中国，参用中国人” （契丹国志卷二太宗 ） 。会同九年（947 年） ，他又“诏晋文武众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并用汉礼” （契丹国志卷二太宗 ） 。此外，辽史也载辽“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 。由于石敬瑭是成建制地将燕云地区割让给辽国的，这些地区归辽之
13、后，自然拥有完整的州、县建制。说辽朝统治者笼络汉人也好，说为了更方便地统治也罢，辽朝没有按北方游牧民族的部族制对燕云十六州的汉人进行重新整治，而是基本上按照中原王朝旧有的建制，即州县制，施行其统治。在这点上，这个政策与此前对零星迁入辽地汉人的政策完全不同，形成了有规模的“一国两制” 。至此， “一国两制”的双轨政治制度便以国策的形式确立下来，并为终辽一代所沿用。 辽中央统治机构的双重体系 南北面官制 随着渤海国的覆灭和燕云十六州的并入，辽的统治版图极大地扩展了。随之而来的自然也有新的问题，如民族纷杂、经济政治参差不一、7官制复杂不同等。947 年，辽太宗率契丹大军进占中原，攻入后晋首都汴梁（今
14、河南开封） 。虽然他未能久居中原，于三个月后退回草原，但其北撤时将中原王朝的一套官制也带了回去，并依次正式确立了两套官制。这样的“一国两制”不只体现在官制上，甚至连皇帝和官员的着装都体现出不同：“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臣僚用国服” （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 。南北面官制名称的由来，源于契丹古老的“尚东”的传统。契丹人认为东方是最神圣的方向，因此辽的皇帝不像中原帝王般坐北朝南，而是坐西朝东。于是班列皇帝两侧的臣子们也就成为北面一班南面一班了。 至于南北面官的分工， 辽史百官制说：“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辽史卷四十五百官志一
15、） 。其中北面官制是以统治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而设置的一种特殊制度，分北面朝官、北面御帐官、北面皇族帐官、北面帐官和北面宫官等。其官吏也一律任用契丹贵族，并任其掌管契丹一切军政大权，为辽朝最高权力机关。这其中北面朝官是辽官制中最主要的机构。南面官制则主要沿袭唐制，采用唐代遗留的政府机构，设立在渤海和燕云十六州，以统治农耕区的汉人和渤海人。史载辽太宗“既得燕云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 （辽史卷四十七百官志三 ） 。 辽的北面官制具有契丹民族的显著特点。首先，北面官员始终跟随辽帝王的四时“捺钵” 。所谓“捺钵” ，是指契丹皇帝在游猎畋渔地区所设的行帐（
16、行宫） ，随四季而迁徙，分为春、夏、秋、冬四时捺钵。辽帝8国虽在各地设立了五个首都，但一年中大多数时间，辽的皇帝并不在首都的皇宫中，而是迁徙于各个渔猎地区之间。除了打渔狩猎之外， “捺钵”时皇帝在行帐处召开政事会议，召集契丹及汉族大臣们处理政务，并且接受各其他民族首领的参拜（傅乐焕， 辽史从考 ，中华书局，1984， 92-97 页） 。每次会议接见完毕，皇帝便拔牙帐起行，到下一个行猎地点。大部分汉官返回中原居守，处理汉人事务，但是北面官则一直跟随皇帝。这样，虽然皇帝没有固定居所，而契丹官员所辖北面宫、帐、部族、武铨、群牧之政，也可以由皇帝通过北面官随时随地处理了。 其次，北面官是以世选制为任
17、官制度，由契丹人担任北面官，是辽朝不可更改的基本国策。这里需要说明，世选制不同于世袭制，它是辽朝特有的从具有才能的诸子弟中择优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终辽一代，世选制贯穿整个北面官制。高级官吏和低级官吏的择任都要经过世选，不同等级的官员也从不同等级的世家选任。但备选的官员只出自皇族耶律氏和后祖萧氏，别的家族不得参与。 在当时这种特殊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在契丹的管理体制上，逐渐形成了一套有鲜明游牧契丹民族特色的制度。辽朝皇帝和北面官行使权力的处所是皇帝的捺钵，辽的五京不过是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设在契丹根据地的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直是辽朝的名义皇都，而终辽一世，其政治中心始终在北方契
18、丹的本土不停地四季迁移中。 辽朝地方官制中的“一国两制” 部族制与州县制 9辽朝中央统治机构中的两套官制，也贯穿在地方官员制度中。辽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实行的也是两套不同的体系，即部族制和州县制。辽在契丹和其他游牧民族地区是部族制，将汉人包括渤海人编入州县制，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蕃不治汉，汉不治蕃，蕃汉不同治” （辽史卷四十六百官志二 ） 。辽代的部族制，其实就是把辽朝建立前后俘掠和降服于契丹的原各族部落，通过改编，使其成为与契丹部落相似的内属部落。辽给予他们和契丹人同等的待遇，把他们编入契丹部族制内，用契丹的统治办法进行统治，所谓“合族而居，合族而处”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 。在部落中，
19、畜牧业是其主要经济部门， “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殳，以为衣食” （辽史卷三十二营卫志中 ） 。这样的部落在平时“守卫四边” ，是生产行政的基本单位，战时则征集作战，成为军事组织。 而在燕云和渤海地区以及其他汉地，辽朝仍袭其旧有的州县制，与唐代的或者宋代的州县基本无异。这其中稍有独特性的是头下军州。它们仿唐州县制建立，却作为契丹贵族及官僚的私属领地。从阿保机起就开始，以后辽的各代皇帝和重要皇室成员都领有这样的州县。在头下军州中，军政管理由朝廷节度使掌握，行政管理由头下主（军州的拥有者）委管自理，经济上则“凡市井之赋，各归头下，惟酒税赴上京，归于朝廷”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 ） 。因此，头
20、下军州具有既独立又受制于朝廷的双重性。 契丹辽的制度创新 南北分制，即契丹人与汉人“因俗而治” ，是辽代统治的一大特色。10辽对地处长城内外社会经济和政治落差较大的不同民族与地区，采取“一国两制” 。它从中央到地方实行双重体系，即以游牧部落制统治契丹广大畜牧业地区，以州县制统治占领的渤海幽云十六州等较为发达的汉人农业生产地区。这种具有鲜明辽代特色的“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便是辽代“一国两制” 。 “以国制治契丹” ，既没有脱离契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没有超越时代而采用汉制，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契丹既有的制度，有利于契丹的稳定和强大；“以汉制待汉人” ，使传统农耕生产的地区得到继续发展，防止了这些地区的社会倒退。由此可见，契丹所建立的辽代是一个具有进取开放精神的王朝，创造了具有特色的文化。 “一国两制”既因一国内部自然历史条件的不同而生，也促成了多重文化的自然融合。契丹民族，创建了持续 219 年之久的辽王朝，留给后世诸多惊叹。历史证明，辽南北分制的双轨制度用于统治当时政治经济多元化的辽代是成功的。后世乃至今日，这种 “一国两制”仍然是值得借鉴的一份宝贵遗产。 作者单位：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