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留下还是离开摘要：本文利用 2009 年“x 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关键词：留城意愿 政治社会资本 农民工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中国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工为城市
2、经济腾飞和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大多数农民工仍在不同城市之间频繁流动，这不但阻碍其融入城市社会，也不利于形成稳定的城市劳动力供给，还会限制城市政府服务管理职能的发挥。因此，减少农民工的流动，关注他们稳定地留在某一城市发展十分必要。目前为止，农民工最长的流动时间已近 30 年，但通过改变户籍和购买房屋等方式真正长久留在城市的还是少数，且大多研究也无法确定农民工未来是否会永久留城。因此相对于留城的行动来说，关注留城意愿才更现实。 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四类：一是个人2因素，男性比女性更愿意留在城市（吴兴陆、亓名杰，2005；熊波、石人炳，2007） ；年轻的比年
3、长的更愿意留在城市（Wang and Fan，2006） ；受教育水平高的更愿意留在城市（李楠，2010） ；经济地位越高的越愿意留在城市（熊波、石人炳，2007） ；在城市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更意愿留在城市（李楠，2010；叶鹏飞，2011） 。二是家庭因素，家庭成员一起在城市的留城意愿更高，婚姻状况对留城意愿也有重要影响（Zhao，2002；蔡玲、徐楚桥，2009） 。三是流动因素，在城市的时间越长越愿意留城（任远，2006） 。四是社会环境因素，对流人地政府的认同感能够显著提高他们的留城意愿（曾旭晖、秦伟，2003） ，参与当地各类组织有助于提高留城意愿（段志刚、熊萍，2010） 。基于以
4、上梳理发现，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在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中，无论是对普通人群还是对农民工的研究，关注的多是社会资本关系强度的比较（Granovetter，1973；Bian，1997；赵延东、罗家德，2005；李树茁等，2007；靳小怡等，2009） ，对社会资本组织类型的相关研究还比较少。尤其在政治权力仍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来自政府组织的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特别值得关注的。 据此，本文将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利用 2009 年“X 市外来农民工调查”的数据，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并深入探讨政治社会资本的作用。 二、概念界定、理论
5、分析与研究框架 （一）概念界定 本文的“政治社会资本”是指农民工与打工所在地的政府工作人员3之间形成的社会关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类型。这一概念来自林南（2005：106-107）的社会资本研究，他根据个人网络成员来源的组织类型的不同，将社会资本分为一般社会资本和政治社会资本两类，其中网络成员中来自政府组织的社会联系称为政治社会资本，来自其他组织的称为一般社会资本。 （二）理论分析 社会资本理论提出， “社会资本是通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和强化这四种效应起作用” （林南，2005：20） 。首先，社会关系为信息流动提供了媒介，尤其在不完备的市场下，处于某种等级位置中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提供一些通
6、过其他方式不易获得的机会和有效信息；其次，社会关系会对个人的行为和决定产生影响，尤其对处于某种战略性地位的关系的影响更大；第三，社会关系能够作为个人社会信用的证明，即一些社会关系可以作为个人的“后台”赋予他们一些超越个人资本之外的额外资源；第四，社会关系可以强化个人的身份和认同感，提供情感支持和公众的认可（林南，2005：18-20） 。此外，中国本土的社会关系研究更多地关注到关系中蕴含的情感。例如，翟学伟（1993）指出，中国的人际关系是由人情、人缘和人伦构成，人情是关系的核心，包含了血缘关系和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李伟民（1996）提出， “人情”包含了人之感情、人们之间互动和交往
7、时与对方交换的资源、人与人交往相处所遵循的规范标准。据此，情感效应成为了中国情景下社会资本的第五种效应。 政治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Bourdieu，1981） ，也是通4过信息、影响、社会信用、强化以及情感效应发挥作用，但由于这是一种具有政治权力色彩的关系，进而导致原本的效应发生改变。尤其在大政府体制下的中国，政治权力拥有者的位置优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也将更加显著，主要体现在：第一，信息效应的政治化和优质化，当人们掌握一定政治社会联系，能与处于政治权力结构等级位置上的人建立联系时，将有助于他们获得更多有效信息，特别是更多更可靠的政府信息，这是通过其他渠道难以获得的；第二，影响效应的
8、增强化，受传统的“士农工商”思想的影响，政府工作人员被认为是成功人士，更值得信任，因此他们的态度和行为能够产生比其他社会联系更大的影响；第三，社会信用效应的特殊化，拥有政治社会资本则往往会被其他人认为有政府“后台”能够获得的政府资源，也更容易得到他人或组织的认可；第四，情感效应的门槛化，与有政治权力的人接触很可能意味着可以获得一些通过正式渠道和程序无法获得的资源（林南，2005：111） 。这种资源的传递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拥有政治权力者承担一定风险的，这时情感强度会对政治社会资本运行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五，强化效应无明显变化，因为此效应主要依靠自身心理的态度和他人的情感支持发挥作用（林南，200
9、5：19-20） ，所以与一般社会资本的作用没有明显区别。 （三）研究假设 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两个：其一。经济状况，社会资本能有效提高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他们在城市工作生活提供帮助（文军，2001；赵延东、王奋宇，2002；叶鹏飞，2011） ；其二，社会心理，社会资本会影响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李楠，2010；叶鹏飞，2011） 。 5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更大，原因有三：一，它提供的信息往往更优质，排他性更强，对提升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帮助更大，已有研究表明“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人们职业地位的提升作用更大” （林南
10、，2005：118） ；二，它隐喻农民丁的“政府后台”和较强的政治资源获取能力，这也使其更容易得到他人或组织的认可；三，它能为农民工提供更全面可靠的政府信息，并保证信息的真实性。由于本次调查所在地政府的农民工工作位居全国前列，知晓当地政府的信息有助于提高对政府的认同，增强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1：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 政治社会资本的情感效应表明，关系强度决定了其是否可以运行。在中国，当人们利用社会关系去获得一些不能够通过正式制度和途径合法取得的资源时，信任是最重要的（林南，2005：111） ，信任往往伴随着关系亲密程度的增加而加深
11、（张建新、Bond，1993） 。受家族文化的影响，人们往往更愿意为自己的家人和亲戚提供帮助和支持，因为中国人非常讲究社会关系中的“差序格局” ，常常用不同的标准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费孝通，1985） 。此外，边燕杰（Bian，1997）在研究中同计划经济的工作分配体制时发现，个人网络主要用于获得分配决策人的信息，而不是用来收集就业信息。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必须通过中间人才能与主管分配的决策人建立关系，而中间人与求职者和最终帮助者双方必然都是强关系，强关系充当了没有联系的人之间的网络桥梁。据此6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 2.1：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更大
12、。 从政治社会资本的关系构成看，与仅有一种关系类型的人相比，既拥有强关系又有弱关系的农民工的政治社会资本的存量可能更丰富，因此进一步推论出另一假设： 假设 2.2：与拥有单一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比，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高。 三、数据、变量与分析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调查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2009 年在福建省 X 市对农民工群体的调查。X 市是中国最早的经济特区之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吸引了一大批外来人口，是进行农民工调查的理想地之一。本次调查的主要对象是 X 市 15 周岁以上持有农村户口的外来务工经商者，通过配额抽样的方法，排除掉不合
13、格样本后，最终获得调查样本 1507 个。样本分别来自中国 21 个省市，其中，男性占 59.7%，女性占 40.3%，基本均衡；新一代农民工已成为主体，16-29 岁占 59.1%，30-40 岁占 31.5%；已婚者占 46.4%，未婚者占 53.6%；被调查者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上的比例也占 41.6%；家乡来源地划分为东部（包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和河北） 、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和湖北）和西部（包括新疆、青海、甘肃、宁夏、云南、贵州、四川、陕西、重庆、广西和内蒙古）三类；从就业情况看，绝大多7数人以受雇就业为主（82.2%） ，就业的行业
14、集中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由于调查所在地几年前已完成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因此调查中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比例较低（9%） 。本次调查的结果与国家统计局 2009 年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在调查中有被访者没有回答“留城意愿”和“是否拥有政治社会资本”这两个关键题项，在本研究中被剔除，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为 1335 个。此外，本文还补充了一些访谈数据，主要是 2012 年在陕西省统计局的协助下，笔者所在课题组在西部某市通过对来自不同职业的 25 名农民工进行的深度访谈获得的口述文字资料。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 留城意愿 本文把农民工留城意愿操作化为“您以后准备在哪里长期发展或者定居” 。答案选项有：
15、（1）赚钱回家，继续务农；（2）学门手艺或技术，回去找个好工作；（3）回家干个体；（4）回去办企业，当老板；（5）在本市安家立业；（6）到其他城市安家立业；（7）不打算回去，在这里干什么都行；（8）没考虑过，还没想法；（9）其他。本研究最终把留城意愿分为两类：“留在本城” （包括选项 5 和 7）和“离开本城” （包括选项 1、2、3、4、6、8 和 9） 。 2.自变量 政治社会资本 林南（2005：107）把政治社会资本操作化为“公众与政府组织中官员的社会关系” ，据此，本文也把农民工在城市的政治社会资本的操作化为“农民工与 X 市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关系” 。调查8采用定位法（Lin
16、and Dumin，1986） ，参考边燕杰和李煜（2001）在拜年网中的测量方法，请调查者回答“在 X 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民警/警察、政府机关负责人） ”。如果被访者没有认识政府工作人员，就认定为无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仅有亲属为政府工作人员，就认定为拥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仅有朋友或熟人为政府工作人员，则认定为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如果被访者既有亲属又有朋友或熟人为政府工作人员，即为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 一般社会资本 一般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与政治社会资本相似，即根据人群的就业单位性质的不同，划分为来自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和来自企业单位的社
17、会资本。其中，对“在 x 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中小学教师、大学教师、医生、护士、科学研究人员） ”，如果被访者都没有，则事业单位的社会资本赋值为 0，有为1。对“在 X 市，您的亲属、朋友和熟人中有没有下列职业的人（包括饭店餐馆服务员、产业工人、营销人员、经济业务人员） ”，如果被访者回答都没有，企业单位的社会资本就赋值为 0，回答有为 1。 3.控制变量 为进一步明确政治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实际效应，本文参考前文所述的已有关于留城意愿的实证研究，纳入其他可能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变量，主要包括社会环境因素、流动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人因素（见表 1） 。由表 1 可知
18、，农民工留在本城的意愿并不高，只有 39.1%的人表示会留在城市发展。 9（三）分析方法 由于本研究的因变量是二分类变量，为了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因素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作为基本分析模型，公式为： 其中 y 为农民工留城意愿一，为影响农民工留城意愿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j 为回归系数，表示当其他自变量取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该自变量取值增加一个单位引起的因变量的变化量，0 为常数项，0 为随机误差。 四、分析结果 表 2 为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回归分析，从模型 1 可知，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其中一般社会资
19、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而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十分显著，假设 1 得到验证。 模型 2 显示，与无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相比，仅拥有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和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对他们留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仅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影响不显著，这也表明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假设 2.1 没有得到验证；强弱关系兼用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假设 2.2 得到验证。此外，在社会因素中，与没有参与组织的人相比，参与了正式非政治组织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低，参与了非正式组织的农民工则
20、留城意愿更高。在流动因素中，来 X 市时间越长，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高；与东部农民10工相比，来自中西部的农民工留城意愿更低；在个人因素中，受教育水平和职业阶层越高，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为减少农民工的流动，使他们能更好融入城市，稳定城市劳动力供给，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利用 2009 年 X 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从经验数据的检验结果看，本文的研究假设大部分得到支持，这说明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十分显著，但政治社会资本关系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远比理论假设复杂。 本文研究发现，与一般社会资本相比，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
21、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关系型对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的正向影响更大。但强弱关系比较的结果与前面的假设 2.1并不一致。有研究发现，有弱关系农民工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更强（靳小怡等，2009） ，所以，上述不一致很可能是冈为“弱关系”是农民工社会资源获取和运用的能力体现。这种能力的差异对政治社会资本是否能够运行具有重要作用。笔者后来的一些访淡也验证了这个结果，即一些仅有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的农民工与在政府的亲戚联系很少，也很少获得帮助，而一些仅有弱关系的农民工则会经常联系，并从中获得帮助。 DWG，男，1988 年生，大专学历，未婚，在某商贸公司从事文具销售推介工作。他只有一位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并表示他们之间很少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