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陆地中国还是海洋中国？内容提要：抗战后期，胜利在望之际，学人之间爆发了关于民国建都问题的第四次争论。在这次建都之争中，北平与南京的南北之争多集中于政治斗争，而西部各地与南京的东西之争则更多的是理念和原则的冲突。东西之争的表面问题是“陆防”与“海防”的冲突、开发西北与发展东南的争执，而其实质则是近代以来的“海国精神”与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的对抗，是试图以陆地中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反抗和消解其边缘性的历史努力。 ：陆地海洋建都论战东西之争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2-0086-08 一、东西之争与南北之争 抗战后期，胜利在望之际，民国学人对战后中国
2、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系列的探讨。在这些讨论中建都之争无疑最为引人注目。正如魏晋贤所言：“时贤讨论战后新中国问题者已甚多，但众说纷纭，纠缠错综，不免予人以迷离惝恍之感。一种取精用宏，提纲契领的看法，我觉得应该先从战后的国都一题谈起。 ”魏晋贤：建国与建都陆主海从政策 ，陇铎1944 年第 2 期。这次论争也是民国时期关于建都问题的第四次争论。相关学者对民国历次建都之争的认识并不完全相同。徐畅认为，民国时期发生的四次建都之争分别为：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期间，江浙和2湖北的地方政治集团发生的建都武汉还是建都上海之争；第二次是孙中山与袁世凯的南京与北平之争；第三次是北伐战争期间，蒋介石和其他政治势力关于南昌、
3、武汉和南京建都之争；第四次是抗战后期关于战后建都问题的大辩论（详见徐畅：抗战后期建都之争 ， 民国档案2004 年第 3 期） 。沈卫威则认为，民国期间关于建都的地点问题的四次争论分别是 1927-1928 年、1935 年、1941-1942 年、1946-1947 年（详见沈卫威：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争的回顾 ，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沈氏对历次建都之争的时间段划分明显侧重于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而其把抗战后期的建都论争分为 1941-1942 年、1946-1947 年两个时间段，则是笔者不能认同的。正如本文即将论证的，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是一个连贯的
4、过程，并非这两个独立的时间段，且在 1942-1946 年之间，建都论争从未停止过（如本文引用的资料多为1943-1944 年） 。而且学界其他学者也未有把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进行过相似的划分。因此，本文认同徐氏对民国历次建都之争的划分，即把抗战后期的建都之争看作是民国第四次建都之争。各界学人相继从各个层面和领域阐发了对战后建都问题的见解。论者主张可以建都的城市有南京、西安、成都、重庆、兰州、长沙、武汉、洛阳、济南、北平、长春等。虽然这次建都论战没有最终的结果，也没有直接影响到国民政府建都的决策，但从中却折射出诸多问题，反映了战时和战后国人在国家定位和国际关系上的某种心态。 对于这次建都之争，学
5、术界进行了初步研究，徐畅较为全面的介绍了建都论战中持论者在战时心态、建国理念、对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判3断以及如何利用传统历史资源等问题（抗战后期建都之争 ， 民国档案2004 年第 3 期） ；沈卫威分析了贺昌群、钱穆、张其昀三人在首都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得出“南京十一代国都，其特点所在，非偏安，既年促”的结论。 （对民国时期建都问题论争的回顾 ，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何方昱主要以思想与时代月刊社为平台展开对建都问题的讨论，认为他们讨论的核心问题是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而谋全国均衡发展则是学人的共识。但作者侧重于分析思想与时代及其同人的特殊地位以及战后的政治环
6、境，强调本次论争以学术之外的含义，彰显学术与政治之间一定程度的互渗与互动（学术、媒介与政治论 20 世纪 40 年代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关于建都之争 ，求是学刊2008 年第 3 期） ；刘海军详细论述了各种建都观点的由来，并初步分析了各种不同的建国理念（抗战结束前后关于战后国都的大讨论 ， 钟山风雨2011 年第 2 期） ；钟少华：中国首都研究的近代观， 史学理论研究1996 年第 4 期。第四次建都之争，争论之点固然集中在南京和北平这两个最主要的城市，并且后来的论者也多关注于建都的南北之争，如一些人直接认为此次建都之争， “先在国民党高层北方籍元老和南方籍元老间展开，不久便议满朝野，继而扩及
7、史学界、地理学界和政治学界，争论的结果，仍以南京为首都，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黄立人、郑洪泉：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 ， 民国档案1996年第 2 期。其实，这完全颠倒了时间关系，也忽视或者掩盖了建都问题上的东西之争。事实上，虽然主张建都北平者从不乏人，但就第四次建都论战来说，从 1942 年论战开始到 1943 年底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发4表战后国都问题支持北平之前，主张建都北平的声音一直没有出现。相反，各界学人关注的焦点却在于建都的东西之争。正如 1943 年 10 月20 日的东南日报发表的评论性文章战后建都问题 ，对之前的建都论战总结说： 最近国内舆论界对于战后建都问题，讨论颇为热
8、烈，大致说来，可分为三派主张，一是建议以西安为首都，二是力持仍以南京为首都，第三派则或建议迁都武汉，或建议建都成都，或建议即以重庆为首都。 战后建都问题 ， 东南日报1943 年 10 月 20 日。 总体来讲，北平与南京的南北之争夹杂了更多政治色彩，而西部各地与南京的东西之争则集中体现了理念和原则冲突。建都之争初起时，争论主要在学界范围内进行，大家都较为认真地探讨建都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标准。到了后期，随着北平政治集团和南京政治集团的加入，论战才越来越充斥了政治氛围。学术争鸣要么远离政治而很难解决政治问题，要么过于贴近政治而失去学术准则。正是由于建都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政治问题，所谓建都原则与标准
9、也就很难确定。虽然论者动辄引用古今中外的名人著作来证明自己提出的建都原则、标准，实际上却很难在此问题上达成概念和理念上的一致。本文并不打算探讨本次建都论战中的政治因素，而是将我们的目光和视线投向论战初期相关学者对建都原则问题的集中探讨过程。与后期论战相比，前期充满学术性质的建都原则讨论中，学者们针锋相对的观点，并非聚焦于南北问题，而是东西之争。东西之争，即论者关于西安、洛阳、武汉、兰州、重庆、成都等城市与南京孰为首都的争论。可以说，东西之争是这次建都论战之所以爆发的5最原初、也是最核心的理念冲突。争论的表面问题是“陆防”与“海防”的冲突、开发西北与发展东南的争执，而其实质则是近代以来的“海国精
10、神”与传统的“陆地中国”观念的对抗。 二、东西之争及其合法性的重建 建都问题的东西之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后遗症之一。抗战爆发后不久，作为中国首都的南京被日本轻易占领，南京市民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屠杀。这给国人留下了异常深刻而难忘的历史伤痕，同时也招致了许多人对南京是否有资格成为中国战后首都的质疑。为了避免这一惨剧再次出现，西部建都论者努力否定南京作为首都的合法性，甚至直斥南京为“国耻首都” ，并在此基础上为西部建都树立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而东部建都论者则采取迂回策略，刻意回避抗战问题，并将南京称为“革命首都” 、 “胜利首都” 。俞振基：国大代表激辩白热化的焦点：建都南北之争 ， 新闻天地1
11、947 年第 19 期。在东西之争中，为了实现各自建都主张合法性的目的，论战双方在建都理念和原则上进行了你来我往的激辩。西部建都论者往往旗帜鲜明，自创新说，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学说和主张。东部建都论者则往往在批驳的基调上立论，从而使其观点难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尽管论战双方在理论基础上或有不同，但最后总是会落脚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 1 学理论衡：各取所需的建都理论 西部建都论者的学术观点异常多元，可谓人言人殊。论者多从自身的知识背景出发，使用各不相同的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各取所需，自创新说，几乎每个人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建都主张，每个人都代表着一6个不同的建都学派。大致来讲，可以将西部建都论者的观点划
12、分为民族生物学、历史文化说、地理中心论、建国方针与国策论等视角。 在这些观点当中，民族生物学是最为刺耳，也是被附会和批判得最多的一种观点。张君俊是这一学说的始作俑者，他说：“我们站在民族生物学的立场，一再警告国人，东南之繁荣，不是民族之福，反为民族发展中最大不幸的障碍。东南愈繁荣，全国优秀的人力，愈向东南移动，殊不知该处优秀人力愈多，彼优秀民质生理的退化亦愈大。 ”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 ， 大公报1943 年 9 月 7 日。因此，他认为，我国北方气候最宜于科学文化之发展，南方气候只宜于高度农业文化之培养，南京决不能成为战后的国都。柯璜紧随其后，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观点。柯氏认为：“北方水气质点
13、稀疏，生物组织结实坚强，南方则反之。中国大江以南，地面之气质点饱和而温暖，所生动植物细胞组织，大概浮慧而软弱，大河以北空气质点稀疏而寒冷，所生动植物细胞组织，大概结实而坚强，北人南走，壮实者，往往变为羸弱；南人北居，羸弱者往往变为壮实。 ”柯璜：定都之我见 ， 大公报1943 年 9 月25 日。其他学者如丘良任、朱文长等在论说当中都夹杂着这一观点。历史文化说是西部建都论者使用最多的一种研究视角，在他们看来，历史文化是南京不能成为战后国都的一个重要的也是显在的原因。他们从古代历史中得出了建都南京“非偏安即年促”的结论，又从对近代历史的分析中，给南京戴上“权宜之都” 、 “国耻之都”的帽子。而西
14、部诸城市如西安、洛阳均历史文化气息浓厚，历史上的建都时段和国运要好于南京。这一观点最具权威性的代表人物是历史学家钱穆。钱穆坚定的主张7建都西安，并结合历史、艺术、军事、政治、哲学、文化、经济、地理诸学科自创了“国家逆势动进”一说。他认为， “一国的规模与精神，有时取顺势，而有时则取逆势。有时守动态，而有时则守静态。取顺势守静态则为退婴时代，取逆势守动态则为进取时代。 ”钱穆：战后新首都问题 ， 思想与时代1942 年第 17 期。故中国人之东南发展常在顺境静态下完成，而有退婴之象；反之，中国人之西北发展则在逆境动态下完成，而有进取之致。同时，中国历代大敌外患在北不在南，所以战后中国之首都，断然
15、应向北迁移，尤其西北应该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地理中心说也是西部建都论者经常使用的一种学说，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两位地理学家。一是当时已经闻名全国，时任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的胡焕庸，一是当时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地理教师而不久之后即成为有名的地理学家的陈尔寿。胡焕庸认为，国都位置不外乎两种：一为处于比较中央之地位，一为处于比较偏僻之地位。在分析比较了世界各国国都设置方位之后，他认为，我国的国都应处于比较中央之位置较为适宜。随后他就地域中心、人口财富之中心进行了分析比对，并提出建都武汉的主张。胡焕庸：战后我国国都武汉 ， 新中华1943 年第 12 期。陈尔寿则进一步提出，国都不必居于疆土中
16、心，而必接近综合人文自然因素之地理中心。他运用当时流行的地理中心划分方法，对疆土、总人口、农户、都市人口、高等教育、总耕地、旱地、水田、田赋、铁路、公路、铁储、铁产、煤储、煤产等因素进行了细致的统计分析，并最终得出我国的中心，约在东经 11840，北纬 3945，而武汉则是接近这一地点的最大都市。陈尔寿：国都位置与地理中心 ，8大公报1943 年 9 月 16 日。从战后中国的建国方针和国策出发展开论述是西部建都论者的另一个通行做法。如章枫丹提出， “说到战后建都问题，应该先认清战后我们国家整个建国方针的趋向。 ”他认为，战后的中国要做到工业区域与农业区域的兼顾、利用外资以接近海洋与国防安全考
17、虑以远离海洋的兼顾，而最合适的地区就是武汉。章枫丹：论战后新都 ， 新中华1943 年第 12 期。郑励俭也认为，国都为全国首脑，常因国土国策之变更而迁移。我国战后应以开发内部为国策，故国都宜向内迁，建都西安或者兰州。郑励俭：战后新国都问题 ， 时事月报1943 年第 1 期。丘良任提出战后我国的建国基础在西北，故首都自以西北为宜，而以西安为首选。丘良任：论建都 ， 大公报1943 年 9 月5 日。殷祖英认为我国战后应取大陆内充政策，主张建都内陆。殷祖英：论战后国都 ， 西北日报1943 年 10 月 2-4 日。 与西部建都派在立论方法和立论依据上的多样化相比，东部建都派的理论来源显得相对
18、匮乏，几乎没有提出什么独创的理论方法。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往往是站在辩驳的基调上立论，在言说当中经常要拿南京与多个城市进行对比，从而使他们的立论难以系统化。但如果我们将归纳的范围设的宽泛一点，仍然可以发现东部建都派中一个相对集中的论点，那就是基于三民主义的政治学说。叶青就直言不讳的言道：“国都不是民族生物学的问题，而是政治学的问题，它属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是用不着的。国都不是军事问题、国防问题、外交问题、经济问题、历史问题、地理问题、民族生物学问题，而是现实的政治问题，应从统治全国上着眼。 ”他用三民主义观点来论证南京建都的合理性，认为民族9主义指出民族运动和文化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族国家
19、之中心在南方；民权主义指出民权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权国家之中心在南方；民生主义指出民政运动之中心在南方，因而指出民生国家之中心在南方。因此应该建国都于三民主义的中心南京。朱梦麒辑：建都论战 ， 华侨先锋1944 年第 4 期。孙甄陶的观点与叶青相仿，他认为，此次战后欲就其中选定一个首都，自以具有革命性及浓厚的民族和民族权意识的地点为最适合，而这一地点自然是南京。孙甄陶：战后仍应建都南京 ， 学生杂志1946 年第 3 期。张其昀则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及实业计划为文本，认真考证分析了孙中山对南京的态度，认为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对南京都市的计划指示周详，并称之为中国之新都。张其昀：再论建都 ，
20、 思想与时代1947 年第 42 期。李旭旦则引用近代政治地理学的观点，认为国家的首都位置， “一应求积极性国防之安全，二应位于一国精华所在之中心，三应其地能代表一国地理特性，四应海陆并顾，策应国际形势。以衡我国情形，南京实为建都之首选。 ”李旭旦：让我们还都南京 ， 新中华1943 年第 11 期。 综合来看，西部建都论者的立意旨趣相对宽泛，论者多立足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展开论说，在理论方法上各取所需，自立门派。而东部建都论者则往往以政治学说作为最大的挡箭牌和后盾，对西部建都论者的观点予以辩驳。同时，东西双方在学理层面上的诸多交锋，一旦细化下去，必然要落脚在具体的论据当中。分析东西双方的论据，又
21、大致可以将其划分为经济和军事两个方面。 2 军事论衡：陆防与海防的冲突 10南京在抗战时期的沦陷及其惨重后果，是所有反对建都南京者最直接的理由。魏晋贤就直截了当的指出：“近世数百年来，中国之国都，均建于沿海，然北平古都，当八国联军之役，皇室有出奔西安之事，而南京新都，于此次抗战之始，政府有播迁重庆之举，此种意味，均值我们谈建国问题者深长思之。这种铁的事实，构成了我们的奇耻大辱，颇值得痛切的反省。 ”魏晋贤：建国与建都陆主海从政策 ， 陇铎1944 年第 3 卷第 2 期。在这种反思中，西部建都论者大多从海防脆弱性角度入手，批评南京离海太近，在中国没有海军的情况下，定都南京无疑是把国家最大的目标
22、暴露在敌人眼下。他们认为：“以此次中日战争而论，更知南京之脆弱。一闻国际有警，南京即须立刻迁都，否则更有无法行使职权的危险。 ”海防之脆弱不仅是因为当时中国无海军， “根本不配建都海滨” ，更在于“当现代飞机发展它威力的时候，我们即使建设了伟大雄厚的海军，也不应该建都海滨” ，在他们看来，飞机轰炸威力之大，将使得再坚固的海防也形同虚设。因此， “首都应在内陆，乃为最安全的策略了。 ”张君俊：战后首都问题 ， 大公报1943 年 9 月 7 日。柯璜认同此论，他说“今中国海军未兴，寇敌未平，凡近海岸线，如燕京、金陵，只可权作临时之都，不可长为久安之计。 ”柯璜：定都之我见 ， 大公报1943 年 9 月 25 日。当然，他们并不否认海防的重要性，认为战后中国应该建立强大的海军，但是“不建都南京，尽可振奋海军，例如苏联建都莫斯科，亦把太平洋岸的海森崴，海军办得很好” 。葛绥成：建都之我见 ， 东南日报1943 年 11 月 23 日。西部建都派对中国海防脆弱性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战争预期判断的基础上。他们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