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留在伯延的温暖记忆伯延，是位于太行山麓的河北武安的一个普通小镇，最近，这个普通的山区小镇正在因为一部主旋律电影周恩来的四个昼夜的热映为人们所关注。影片反映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 1961 年 5 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扑身来到伯延这个地方，就集体食堂等问题进行实地调研的情况。当时主持全国政务的周总理，放下“日理万机”的国家事务，在一个穷困的山区小镇（当时称为武安县伯延村）连续吃住四个昼夜进行实地调研，为广大观众带来极大的心灵震撼和冲击。我们在感叹于总理亲力亲为亲民的同时，也产生了到伯延探寻当年总理足迹的强烈冲动。 时值盛夏，我们一行三人来到武安市，查阅档案资料，并在武安市档案局同志陪同下，沿着总理
2、当年走过的乡间公路来到伯延，走访当年事件的见证人，两位年逾七十的老人徐天明（时任伯延文化馆馆长，时年 23 岁）和翟五元（当时就读于伯延高中二年级，时年 19 岁）向我们讲述了周恩来总理在伯延四天四夜发生的故事。结合档案记载和当事人回忆，我们基本厘清了周总理当年在伯延调研的历史情况。实景重现式的“周恩来的四个昼夜”在我们面前更加清晰起来。 三年共和国困境，引发总理基层调研 让我们先回到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1958 年 5 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制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随之，全国范围的“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尽管2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
3、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由于决策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 “大跃进”根本不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反而间接导致了我国三年困难时期这个恶果。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其带来的不良社会影响很快凸显出来。1959 年以来，全国遭遇了历史罕见的自然灾害的袭击，同时随着中苏矛盾的加深，严重的国际债务问题，使中国当时面临内忧外困的局势。这些因素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了 1959 年1961 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1961 年 4 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提出领导干部要到人民公社蹲点调查，解决食堂、社队体制以及农业生产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司法部副部长王维刚的工
4、作点都在邯郸市。后来，周恩来确定选择武安县伯延公社作为调查对象，也是总理调研的“先头部队”在对多个地区问题深入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选定的。 当时周总理在伯延村走访的先遣人员主要是由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女）牵头，他们在伯延走访时发现了一些情况。伯延，这个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是晋冀鲁豫军区所在地的小村庄，有着光荣的历史，刘伯承、邓小平也曾经在此指挥了著名的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但是，1958年全国范围的大办人民公社后，伯延与其周围 17 个自然村 5000 余户农民合成了一个合作社，曙光公社，人口 2.7 万，1961 年分建伯延公社。在当时“共产风” 、 “浮夸风”严重的历史氛围中，伯延这个原本富裕
5、的村庄，亦开始生产凋敝，群众生活也是捉襟见肘。据当时随许明调查的工作组成员吕学敏回忆说“我们工作组来到伯延公社的先锋大队，看到许多人得了浮肿病，地里劳动的人很少” 。因此，周恩来在邯郸听取了河3北省邯郸专区负责人及其调查人员的汇报后，就直接选定了武安县伯延村开始了实地调研。 1961 年 5 月 3 日早餐后，周恩来在夫人邓颖超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坐专列从邯郸市抵达武安县，列车停靠在武安县国家橡胶储备库，后下榻于某部队营房。一般情况下，总理夫妇二人是不同行的，一方面是总理不愿意让家里人干涉他的工作事务，另一方面邓颖超患有严重的胃病，身体欠佳。这次到伯延调研，总理有意让夫人换换环境，顺便一
6、起做个调研。但是，从当事人口中得知，在周总理视察工作和召开会议期间，邓颖超坐在外围的地方只听讲话从不发表意见。因为以前周总理说过：“夫人若是出面讲话，大家会以为是我的意见，这样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于是，在伯延公社调研时，由于胃不好，大部分时间邓颖超是在驻地用完午餐后抵达伯延，陪在周总理左右对公社开展调研工作。而周总理这四天，中午饭均在伯延用，只是晚上回营房休息。 周恩来的到访是有备而来，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调研清楚食堂等关系民生的问题，在到达伯延村的前二十余天，就派他的办公室副主任许明等工作人员在公社里做了详细的蹲点调查。总理在驻地安顿下来后，稍加休息，就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外事秘书马列、
7、中共邯郸市委第一书记庞均、武安矿区区委书记王德恒等人的陪同下乘车去了伯延，抵达村上的时间大约是上午十时左右。据当事人徐老回忆，3 日上午 10点左右四辆绿色的吉普车停靠在伯延村北的农机站门前。徐老说，总理要来伯延公社视察前，村上就知道有中央大官要来村里调研，但是大家都不知是谁来，当日上午总理从车上走下来，在场的干部群众都很欣喜，4总理的到来出乎了大家的意料，故奔走相告“周总理来了！” 。那日，总理身穿灰色棉布中山装，脚踩一双半旧圆口布鞋，据当时随同总理采访的摄影记者杜修贤回忆，总理一身既不挺括又不合身的中山装，也同样掩饰不住他那绝伦的儒雅之气，但是眉宇间却隐约挂着一丝忧虑。 嘘寒问暖、促膝交谈
8、，总理牵挂暖人心 5 月 3 日上午，周恩来从吉普车上下来后，片刻未息，就在伯延公社办公室召集了 11 名社队干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总理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了调查讨论：一是食堂。总理说：“你们回去好好讨论讨论，食堂办不办，还是办农忙食堂？食堂分开便利，就要分开。 ”二是供给制问题。总理说：“供给制要不要，还是要 15%，还是只照顾五保户？”三是包工包产问题。总理说：“包工包产、评工记分、四固定（指生产小队土地、劳力、农具和畜力固定） ，都要讨论讨论，看有什么问题，怎样办好。 ”总理还特意说到：“座谈会占了你们的时间，要给工资，由市委庞书记先付给，国务院拨给。 ” 座谈会的汇报，干部的意见不太统
9、一，周恩来虽然掌握一些情况，但毕竟是听取汇报，而且当时尚未掌握第一手的调查材料，也不好随意下结论。随后几日，总理深入田间地头、百姓人家，与工人、干部、群众促膝长谈，了解农业农民生产生活真实情况。 4 日上午，周恩来抵达伯延后，下车信步走到当地人称为“小章坪”的棉花地里进行实地的调研。总理在棉田，见到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在地里拾棉花柴。 总理亲切地和小女孩说话，孩子却哭了起来。 通过了解得知，原来女孩家住北文章村，父亲去世了，生活困难被5逼退学了。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按总理意图照顾了小女孩家里百十块钱，并让小姑娘继续求学。 失学女童问题解决后，周恩来在棉花地里继续视察，棉花地是由拖拉机耕的，但是深浅
10、不均而且杂乱的还长着些棉花柴，随行人员顺便拔了几棵带回了村里。 进村后周恩来走进了拖拉机站，看见院落打扫的干干净净，拖拉机手们正在修车，工人们忙回应：“欢迎，欢迎！”总理一一与在场的同志们握了手，进屋后坐在了门槛上，一会儿有人拿来了小板凳，请总理坐在板凳上。这时，总理对女机手马对的说：“小姑娘，你辛苦了，你坐。 ”总理称赞了他们用蓖麻油取代机油、用木轮取代胶轮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周恩来问站长罗春生， “刚才我在棉花地里走了走，看见已经耕过的棉花地里还长着棉花柴，这是为什么？”罗春生讲：“机器少，油也赖，车常坏，任务大，地就没有耕好。 ”“地耕不好，群众意见很大，你们吃 48 斤指标，人家农民吃
11、21 斤，地耕不好，怎么对得起农民？你们家也是农民嘛。群众反映，不给你们馒头，你们就耕不好地，这不对！”周恩来严肃地讲。离开拖拉机站前，周恩来还和站上的工人们合影留念，并叮嘱他们“要好好学习，要耕好地。 ” 周恩来出了农机站，来到了修配厂，看见一个正在抡锤打铁的又黑又瘦的老人家。 周总理问他：“你姓什么？” “我姓申。 ” “多大岁数了？” 6“属鸡的，65 岁啦，老了，不中用了。 ” “比我大一岁，我属狗。65 岁了还打铁，真不简单。 ” 总理在简短亲切的对话后，还询问了老农一些修配厂的情况，老人反映农具有时得不到及时的修理，总理说：“既要注重造，又要注重修，农具坏了不给修，群众不方便。 ”
12、在周总理的关心下，修配厂的农具都在最快的时间内给予了修理。 5 日，总理的专车行进了一段后，停在了附近的一片杏树园，有二亩多地，栽种着六七十棵杏树。在空隙地里，胡银福两口子正在栽红薯。周恩来走进地里询问到：“一棵红薯能产多少？” “产半斤。 ”“多产能不能？” “能，多土粪，能多产些。 ”“一亩能栽多少棵？” “栽 2000 多棵。 ”“地里栽着杏树，红薯受影响吗？” “少影响点。 ”周总理又问红薯怎么栽法，老胡的妻子李善琴给总理讲，栽红薯要先往坑里倒上水，将红薯秧弯着按下去，不能直着插进去。并说刚开始没有经验，直着插，结果红薯结的很少。总理听后连声说：“对，对，就是得学经验。 ”并顺势蹲下来
13、，要帮着胡银福夫妇栽红薯，李善琴赶紧拦住说：“可别，可别，都是泥。 ”周总理临走时又嘱咐说：“你要保护好这些杏树。 ”老胡夫妇连声答应着。可惜随着后来时间的推移，当年的片片杏树园早已被一座座房屋替代了。 摄影记者杜修贤至今记得周总理在 5 月 6 日上午到一位老农家走访的一段有趣的对话，谈话是那样坦诚、直率，没有一点儿拘谨和顾忌。这位老农当时是伯延的一位老单身汉，名叫王春和，当了半辈子长工，一直没有入食堂。 7那日，总理问老王：“你多大岁数了？” “六十五了。 ” “噢，比我大一岁。你留过辫子吗？” “留过。 ” “我也留过，还挺长的。 ” “什么，总理也留过辫子？” “总理也不是生下来就是总
14、理。那时谁不留？不留还不漂亮呢！” 说完这些，两位老人都呵呵地乐起来。 家常一拉，周恩来马上就将谈话转向了正题， “你为什么不想入食堂？” 既然大家都是留过辫子的人，老农对总理也是陡升亲切，话也多了起来， “食堂吃饭不对胃口，自己做饭方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不想吃了，粮还在家里搁着，飞不了。食堂吃饭不吃白不吃，谁也不会省着。那年头，收成好，食堂糟蹋了多少粮？这不，遭报应了不？要是不办食堂，种地的庄稼户谁能不省着点过？多少还会有点儿粮食，也不会饿成这德行！” “是啊！我和邓颖超也入过食堂，开会多，来人多，不方便啊，没几天我也退出了食堂。 ”周恩来感慨地说。 “你不入食堂当然可以呀，你是大官，谁敢
15、怎么样你？我不行，我不入，人家斗我，说我是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 “老哥，不能这么说，我不入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总理？你是社会主义，我也是社会主义。唉，以前我不专管粮食工作，现在却要天天8过问粮食情况，你们没粮吃，就不要我当你们的总理了，大官也会被老百姓罢官的呀！” 王春和张开豁了牙的嘴乐呵呵地笑着说：“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总理也有疙瘩的时候，咱这点斗争算个甚？” 总理亲临食堂，探究群众温饱问题 5 月 3 日会谈结束后，周总理和随行人员要留在社员食堂用餐。由于公社领导和大队领导早从总理秘书那里知道了总理要在社员食堂吃饭的消息，一早做了精心的准备。等到总理到食堂用餐时，社员们早就被安排打饭走了，
16、食堂里没有了平时的那种热热闹闹吃大锅饭的景象，更奇怪的是，几天见不到肉星儿的饭桌上，竟出现了热气腾腾的猪肉和鸡蛋。总理问食堂的工作人员：“这是你们单给我准备的，还是你们平时就吃这些？” 有人支支吾吾地说：“平时也是这样。 ” 总理听后笑了，说：“这么说，你们比我们在北京的生活还好啊！不过，今天我不能吃。苏联逼债，我立了规矩，不吃鸡蛋，不吃猪肉。 ” 周总理说后指了指桌上的饭菜，说：“今天我不能吃这些东西，给村里的病号吃吧，他们比我需要。 ” 之后他让工作人员将这些饭菜端走了。总理指示完这些工作后，饭总是要吃的，大队领导又让食堂端出了做好的面条、馒头、稀饭和红薯。这样一看，食堂虽然吃的不好，但的
17、确像刚才会上向总理汇报的那样，至少能让社员们吃饱。周总理吃完饭，什么也没有多说，只是留下粮票9和饭钱，走了。 4 日，周恩来视察完农机站和修配厂，就到了午饭时间。周恩来突然提出还要到食堂吃饭，而且要换一个食堂，这下社队领导们都慌了神，因为他们没有接到总理秘书的提前通知，而且他们都以为昨天总理去社员食堂已经吃过一次饭了，今天应该不会再去了，故而没有任何准备。但是总理既然提出来了，也只能陪着总理硬着头皮去了。但是，周总理还是去晚了，社员们已经吃完饭回家了。炊事员和事务长一看总理突然来了，急急忙忙把打饭后剩下的玉米糊糊和代食品盖上。 （当事人回忆，总理当时吃的代食品，是玉米轴磨成粉后和红薯面搅合在一
18、起蒸的窝窝头）看到这种情况，跟随的公社领导对周恩来说：“总理，食堂没有饭了，还是回公社去吃吧。 ”周恩来也不说话，径直走到了大锅前，揭开锅盖，见锅里还剩着些能照出人影的玉米糊糊，问道：“这不是还有吗？”忙有人答：“这是炊事员们吃的。 ”“那好嘛，我和炊事员们一起吃。 ”说着，周恩来与炊事员和事务长一一握手。炊事员慌张地拿来一个大碗，要用干净的手巾替总理擦擦黑黢黢的碗，要给总理盛玉米糊糊。 “没关系，不用擦了。 ”总理说着，接过碗盛了一碗玉米糊糊，还用手掰了一块代食品吃了起来。饭吃完后，还是照例付了钱。这是周恩来到了伯延公社吃的第一顿真正意义上的食堂饭。 从北京到伯延，总理和农民做朋友 通过前一
19、天的调研，5 月 4 日下午，周恩来召集由 12 名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食堂、自留地和供给制。谈到食堂问题时，社员们都也不敢说心里话，不敢说食堂不好，不少人都违心的说食堂好，因为当时把食堂说成是社会主义的标志，谁说食堂不好，10那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总理看到社员们心里的顾忌，便笑着指着身后墙上的画像说：“我叫周恩来，你们看看跟墙上挂的像一样吧？这次来就是要听你们的心里话，有话只管说，有问题只管提，错了也不要紧。 ” 听了总理的话后，社员们放下了心里的包袱。周恩来对 12 名社员逐一征求了意见，结果只有两个人说愿意在食堂吃，十人说食堂不好，要求回家做饭。周恩来说：“食堂是
20、上边叫办的，下边报告说好，我们没有调查，就相信了。现在调查了一下，不好，不好就可以不办。 ”谈到自留地的问题，社员张淑琴说：“自留地可不要再收了，秋后打了粮食也不要再给顶指标了。 ”周恩来说：“我保证自留地不再收了。社委、区委、市委的书记都在场，都要保证。一、自留地保证不收回；二、自留地收入保证不顶指标。 ”谈到供给制问题时，社员们说，供给制有平均主义，干不干都是三顿饭。周恩来说：“你们议论一下，不要供给制行不行？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行不行？” 那天的座谈会上，一个四十岁上下的社员低着头坐在总理的身旁，嘴里还吧嗒吧嗒的抽着旱烟。周恩来和蔼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不说话？你说说。 ” “他叫张二廷。 ”旁边有人替他答话道。 二廷在鞋底上灭了烟，猛地站起来：“总理，您叫说真话？还是说假话？”他这一开口，可把坐在旁边听会的村干部紧张坏了。 周恩来却喜形于色地说：“当然是要说真话。 ” 张二廷根据伯延公社受灾的所见所闻，说：“要说真话，那刚才说食堂好的那些话，都是假话。食堂不好，食堂吃不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