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和关联性摘要：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关键词：改革开放；两个历史时期；同一性；关联性：路径依赖 中图分类号：
2、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10-0005-0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是党的领导人首次系统阐述建国以来两个历史时期的统一性。改革开放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在时间上已经超过第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催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2义也已经成型，在这样一个历史起点上反思两个历史时期的关联性，可以获得更为清晰的历
3、史认识。 一、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 理解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需要首先确立观察两个时期历史关系的方法论。我们总的观点是，观察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需要运用大历史视野。一是纵向大视野， “历史转型的整体历程往往展现了其漫长的历史连续性” ，要从历史连续性中把握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二是横向大视角，即摆脱单纯从党的历史出发的偏狭视野。跳出党史的视野，将党的历史放到中华民族复兴史、中国现代化史、中国社会主义探索史的宏观视野中观察。从上述两个角度观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同一性和关联性。首先，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两个阶段党的历史主题都是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复兴中华民族，是中国共产党两个历史时期
4、的一贯追求。1949 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更是把实现现代化，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56 年 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1956 年 8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3切可以团结
5、的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64 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 15 年时间，即在 1980 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提出的现代化设计加以发展，使之进一步完善和具体化。邓小平提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用 10 年时间，即到 199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
6、10 年时间，即到 20 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用 30 年到 50 年的时间，即到 21 世纪中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1997 年 9 月，党的十五大报告又进一步提出了“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21 世纪的目标是，第一个 10 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建党 100 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 100 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从实践上
7、看，党在两个历史时期都致力于推进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工程，取得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一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二是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1953-41978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6.5%，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三是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安全，挫败了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提升了国际地位，特别是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力量，为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四是发展了具有高度普惠性的教育与医疗卫生等社会
8、事业，学龄前儿童入学率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发展中国家中的最高水平，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改革开放 30 多年，更是给中国带来广泛深刻的巨大变革，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生机活力得到空前释放，国际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已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接近中华民族复兴目标。 其次，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两个阶段贯穿着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于改革开放时期，但植根于改革开放前的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已经探索和形成了诸多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体制。早在 1956 年 4 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中国要“以
9、苏为鉴” ，走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1958 年 6 月 17 日，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所作的批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和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正如邓小平指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借鉴苏联模式的基础上5也形成了诸多中国特色：一是社会主义改造有特点，如对资本家的改造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手段。二是计划经济体制有特点，中国的计划经济即使在最高点，中央
10、政府也只控制不到 600 种产品，而苏联高达 5500种。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面。1958 年开展了地方分权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机动权限和灵活性。三是工农关系不同，正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 ”“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低。 ”四是政治生活局面不同，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 ” 总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前
11、后两个历史时期共同探索形成的，第一个时期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源头，正是对这个基础的坚持和改革，才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主线。 第三，在中国现代化史上，探索现代化中国模式是两个阶段的共同目标。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必须探索自身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致力于探索中国特色现代化模式，这也是贯穿两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目标。20 世纪以来，被动卷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先后面临三次历史旋涡：一是以资本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模式即欧洲模式作为榜样，另一方面。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以及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又不允许这些国家接近
12、和采用欧洲模式。前6者构成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而后者构成拒斥这些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排斥力，两种力量的复杂作用构成一个历史的旋涡。二是以社会主义体系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第一个定型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所引申的等级分工体系也制约向往苏联模式的国家真正实行这一模式。前者构成社会主义国家走向这一模式的吸引力，后者则构成排斥力，这也构成一个历史运动的旋涡。三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一方面，存在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模式，即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另一方面，这一市场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交往的规则体系和分工链条又限制非市场经济国家采用这
13、一体系，这也构成一个旋涡运动。这三个历史旋涡首尾相连、接踵而至。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20 世纪注定不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世纪，而是一个在各种旋涡中痛苦挣扎的世纪。一些国家尽管摆脱了第一个旋涡，获得独立，但是或者付出民族分裂的代价，或者伴随着依附性的增强。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则始终没有摆脱第二个旋涡，最后以放弃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体系的裂变而告终。一些国家尽管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但是，要么改变了社会制度，要么陷入了社会分裂，要么陷入了国家瓦解。总之，付出了失去自我的沉重代价。 中国则先后冲出这三次历史旋涡，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模式。具体来说，1919-1949 年，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
14、展道路，摆脱了资本主义主导的殖民体系，实现了民族独立，摆脱了第一个旋涡，创造了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949-1978 年，中国选择“走自己的路” ，构7建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和中国传统发展模式，摆脱了苏联主导的分工体系，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奠定了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和初步的物质基础。1979 年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脱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的旋涡运动，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开创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 综上所述，从宏观历史视角观察。两个阶段探索的主题、主线和目标是一致的，两个历史时期是同一的，是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 二、两个
15、历史时期的内在关联性 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两个历史时期是内在关联的，具体来讲，改革开放前的时期不仅为改革开放时期准备了制度基础、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成功的条件。 首先，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中国特色计划经济体制蕴含着“可改革性” ，这是第二个时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成功的内在条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与原苏东国家比，中国体制转型没有带来经济衰退和社会制度变化；与越南等后发改革国家比，中国保持了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成功？国际转轨经济学界提出过多种观点，如中国保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革顶层和路
16、径设计科学、经济结构和权力结构有利于采取增量式改革道路、改革采取“渐进式”和“双轨制”路径等。所有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没有切入到一个根本性问题，即原苏东国家经济体制为什么不能通过改革过渡到新体制，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通8过改革逐渐过渡到新体制，即具有“可改革性”？我们的观点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是“照搬”的，而是内生的，因此包含着“可改革性” 。其一，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经济体制实践，与根据地时代的经济体制模式相比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相似性，包括国民经济、地区经济与企业经济的“大而全” 、 “小而全” ，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与分配方式，通过政治运动和精
17、神鼓励调动人力资源的方式。其二，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植根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体制实践。建国初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模式的内在矛盾和内在运动趋势决定了此后的经济体制运动必然朝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因素占支配地位的方向发展。其三，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深厚的现实渊源，即后发落后大国工业化战略的必然选择。正如林毅夫教授指出的，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 “是为了在资源稀缺的经济中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形成的，其主要内容是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高度集中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和毫无独立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 ” 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内生性决定了这一体制特定的
18、逻辑结构。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是政府，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计划者，是整个体制的主体。既然政府成为计划主体，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必然以排斥非政府机制为前提，在中国，计划工作与计划体制的推进过程，就是市场机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退出的过程。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包括三大逻辑构件。即指令性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条条管理为主的9宏观经济管理体系、政社合一、政企合一的微观经济模式。这三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缺一不可的逻辑整体。为了适应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要求，必须人为降低资源、要素成本，因此，必须建立指令性计划体系，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为了将
19、计划集中的资源配置到优先发展的部门，必须建立条条为主、高度集中的专业性垂直管理体制。为了控制企业剩余的使用，又必须剥夺企业的自身经济利益和自主权，实行工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形成与宏观经济管理相适应的微观经营机制。这种内生性和逻辑结构决定了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可改革性” 。因为，中国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经济体制，而是和政治体制、国家体制、社会体制“胶着”在一起的。政府是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政府是这一体制的构建者，政府是整个体制的主体，一旦中央政府决定改革，就可以按照设计不断推进，通过渐进式改革不断解体这一严密的系统结构。与此相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和归
20、属则是各个部门，而不是统一的中央政府，由于既定部门利益的阻扰，加上协调困难，改革只能以“推倒重来”的“大爆炸”方式进行。 其次，第一个时期形成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是松散的，决定了第二个时期拥有通过增量式改革方式和渐进式改革道路取得成功的空间。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什么可以采取增量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式改革道路？其深层原因也来源于计划经济体制的“中国特色” 。一是前苏东国家计划体制在行政管理方面采取“条条”即部门管理体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则呈现出“条块”并存特征，这种特征有利于控制改革所产生的风险影响的范围，因而成为改革得以启动的关键。因为，在既定政治格局10下推行改革，具有不确定性，会带来巨大
21、的政治和社会风险，一般都要在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先行试点，取得成效，积累经验，再行推广。 “条块”并存特征有利于将改革风险都控制在特定区域或行业，经验和收益则可以推广到全国，农村联产承包、国有企业承包制等改革都是这样推进的。二是多元并存的财政体制蕴藏着地方加快发展和改革的积极性。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始终没有固定下来，虽经历了多次变革，但主要局限于中央政府主导下不同级次政府放权与收权的调整。1950 年，实行“统收统支”全能财政体制，到 1951-1957 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财政体制：1958 年。实行大幅度放权，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以收定支，五年不变”财政体制；1959-19
22、60 年，实行适当收权的“收支下放、计划包干，地区调剂，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财政体制：1961-1967 年，实行扩大地方固定收入的“总额分成、一年一变”体制；1968-1970 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少部分地区仍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财政体制；1971-1973 年，再次下放财权特别是下放中央企业管理权，实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补贴、结余留用、一年一定”财政体制；1974-1975 年，实行“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财政体制：1976-1979 年，实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财政体制，部分地区试行“收支挂钩、增收分成”财政体制。可见，改革开放前的财政体制具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中央政府要求地方政府在收支间建立联系，因而有利于激发地方政府加快改革、发展地方经济、增收节支的积极性，这构成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试点的财政体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