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摘 要：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刘勰主要以帝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为“主线”来论述梁代以前的文学发展史，突出彰显了帝王在文学发展中的“枢纽”地位。帝王的创作实践、审美趣味、文学爱好，对文学的重视、对文人的礼遇，帝王政治教化、文艺政策以及治下的人情世态、社会风俗都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文学发展；帝王；“枢中” ；时序；政治教化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2-0099-03 一、 “环流无倦”是刘勰“通变”文学史观的形象表述 文心雕龙时序篇赞云：“蔚映十代，辞采九变。枢中所动，环流无倦。质文沿时，崇替在选
2、。终古虽远，僾焉如面。 ”刘勰用“环流无倦”来形容文学的发展状态。 鹖冠子环流有：“美恶相饰，命曰复周；物极则反，命曰环流。 ”陆佃注：“言其周流如环。 ”“环流”有循环往复之意。汉刘向说苑杂言：“孔子观于吕梁，悬水四十仞，环流九十里。 ”明郑真题画诗云：“万仞苍崖壁立，双溪碧水环流。 ”“环流”是指回环曲折地流动。单纯从字面意思理解， “环”就是“圆” ，“环流”就是“圆周运动” ， “不倦”就是不知疲倦，永不停息， “环流无倦”就是描述事物发展运动状态象地球绕着太阳公转和本身自转一样，周而复始、永不停息地做圆周运动。唯物辩证法称事物的这种发展变化2规律为“否定之否定”规律。 刘勰用“环流无
3、倦”来描述文学“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发展道路，表达了“通变”的文学观念。 通变篇赞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可久，通则不乏。 ”“运周”有回环运转之意。 后汉书律历志下：“天之动也，一昼一夜而运过周，星从天而西，日违天而东，日之所行与运周，在天成度，在历成日。 ”1把文学的发展轨迹看成是一种“循环相因”的“圆周运动” ，但文学的发展并不是简单重复，周而复始，而是“日新其业” 。文学无论如何发展演变，如何“参伍因革” ，“负气适变”总是被限定在一定范围内的。 “夫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 ”（通变 ）所以，文学发展，既要“变骚” ，还须“宗经” 。
4、 “故练青濯绛，必归蓝蒨；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 刘勰把文学发展描述成为一种“环流无倦”的圆周运动，思想源于周易阴阳观念、通变观念，以及传统的“质文代变”的观点。 史记平准书谓：“物盛而衰，时极则返，一质一文，终始之变” 。文学的构成因素被“一分为二”为两部分：“文”与“质” ，相当于“阴阳”关系，“文质”既对立统一，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圣贤书辞，总称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 ”（情采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个“阴极而阳生，阳极而阴生”的循环过程，文学
5、发展也是一个“质极而文生，文极而质生”的互相转化的过程。 “时运交移，质文3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 （时序 ） 。同时，文学发展也是盛衰交替的过程， 论衡齐世篇论述：“文质之法，古今所共，一质一文，一盛一衰，古而有之，非独今也。 ”2南朝文学“踵其事而增其华” ，偏向于“新奇、浮艳” ，陈子昂反对“彩丽竟繁，兴寄都绝”的齐梁文学，主张“文质并重” ，倡导恢复“汉魏风骨” ，为“走向盛唐”廓清了道路。陈子昂的文学主张既可以理解为复古，循环，又可理解为创新，变化。周易系辞说：“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 ”一开一合，往来不穷，就是“通变” 。 “环流无倦”是对文
6、学发展“通变”规律的形象描绘。 二、 “枢中所动”与支配和影响文学发展的主导因素 “枢中所动，环流无倦” ，是什么因素处在“枢中”之位，其“所动”，即变化造成了文学发展的“环流无倦”呢？枢（樞）：门上的转轴，枢中：枢要，中心。刘勰在文中所使用的“枢纽” 、 “枢要” 、 “环中” 、“关键”等词，与“枢中”意义基本相同，都是指支配左右事物运行变化的中轴。 “枢纽是事物运行机制中起关键作用的部位或环节。 ”3 “文变染乎世情” 。 （时序 ） “世情”对文学发展影响确实较大，但所起作用，发挥之功效，在刘勰看来也不过是文学被“染”而已，不足以占据支配文学发展的“中心”地位，何况刘勰并未在时序篇中大
7、篇幅论述“世情和文学”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在论述晋代文学状况的时候，略作陈述而已：“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 ”4（时序 ）西晋“玄风”盛行，文学的风格从汉魏的慷慨悲歌变为“辞意夷泰” ，文学的主题由体物写志变为老庄思想之义疏，刘勰因此发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感慨，而其它“十代”复杂多变的“世情” ，究竟怎样“浚染”文学，刘勰并无一一详论，而仅仅是以“原始要终，百世可知”的方式推衍而知。 “兴废系乎时序” 。文学的兴废既然系在“时序”之上， “时
8、序”自然应该成为文学发展的决定因素。现代人叙述历史，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为参照物，采用的是“朝代+公历年份”的纪年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公元 755 年。古人叙述古代历史，以“帝王更迭”为参照物，采用的纪年是“朝代+帝王年号+年份”的方式。如：安史之乱发生在唐朝，天宝（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二个年号）14 年。把“时”理解为朝代顺序，虽然也能讲通，但是朝代的时间跨度太大，不足以标识文学发展的清晰脉络，不足以说明文学崇替、质文代变的根本原因。古人用皇帝的年号纪年，帝王作为“天子”具有记载“天时”的功能。朝代是一姓一族之天下，帝王是一人之天下。以“帝王”做为文学史叙述的时间标识，比朝代远为详
9、细、精确，更能清晰地反映古代文学发展的脉络。 结合时序篇具体内容看， “序”就是文学有自身发展的顺序，如：“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 。 （通变 ）而“时” ，大范围讲是朝代顺序，更详细。具体地说，就是帝王代变之序。文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过程（序） ，一方面受帝王因素（时）的影响和支配，这就是“兴废5系乎时序”的思想实质。帝王因素是支配、影响文学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帝王之变就是刘勰思想中所谓的“枢中所动” 。 三、 “帝王”占取刘勰所谓“枢中”之位的理由 刘勰在时序篇中依次叙述了 53 位帝王统治下的文学发展概况。其中上古时期的帝
10、王 8 位，依次为：陶唐、有虞、大禹、成汤、姬文、大王、幽厉、平王。西汉的帝王 11 位，依次为：高祖、孝惠、文景、孝武、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东汉的帝王 10 位，依次为：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顺帝、安帝、顺帝、桓帝、灵帝、献帝。三国时期的帝王 3 位，依次为：武帝、文帝、明帝。西晋的帝王 4 位，依次为：宣帝、武帝、怀帝、愍帝。东晋的帝王 9 位，依次为：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简文帝、孝武帝、安帝、恭帝。南朝的帝王 8 位，依次为：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文帝、齐明帝。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国君众多，只能以国家论之，涉及韩魏、燕
11、赵、秦国、齐楚等 7 国。 如果仅仅着眼于文学随时代的发展，或者政教、世情风俗与文学发展的关系，刘勰毋须罗列如此数量众多的帝王。历史上一些充当装饰品的傀儡皇帝，寿命短促的“流星”皇帝，无所作为的庸碌皇帝，对文学发展影响微乎其微，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只字不提，刘勰却一一罗列。如“降及怀愍，缀旒而已” ， “及成康促龄，穆哀短祚。 ”还有一些禁止文学、尚武轻文、醉心权术的帝王，刘勰也如实记录了他们对文学的态度。如“五蠹六虱，严于秦令” ， “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 。 “逮晋宣始基，景文克构，并迹沉儒雅，而务深方术。 ”这样一种6“流水帐”式不厌其烦的叙述方式，给人一个鲜明的感觉是
12、，其用心处不只局限于叙述文学随时代发展的情况，而同时想要说明文学发展与君主更迭之关系，为文学史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叙述模式。 种种迹象表明，刘勰“秉笔直书，采善贬恶” ，实事求是地记载了每位帝王对文学、文人的态度、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正如鲁迅先生写日记一样，碰到无事可写的时候，也不忘记上一笔“今日无事” ，只有这样，才可以称为“日记” 。刘勰如此叙述文学，因为“帝王代变”就是文学的“时钟” 、 “日历” ，遗漏了一个帝王也就遗漏了文学发展的一个阶段。文学可以起到美化政治、巩固政权的作用。一些雄才大略的皇帝参透其中玄机，利用文辞粉饰功业，教化百姓，如汉武帝。 “逮孝武崇儒，润色鸿业，礼乐争辉，
13、辞藻竞骛。 ”（时序 ）古代封建社会，文士地位之高低，与帝王好恶息息相关。 “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东方朔答客难 ）难怪司马迁慨叹：“固主上所戏弄，倡优蓄之。 ”汉武帝重视文人辞赋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繁荣文学，而在于维护其统治，但是刘勰完全肯定了他对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对于他礼遇文士，推崇文学的所作所为，刘勰褒赞之情溢于言表。 “柏梁展朝宴之诗，金堤制恤民之咏，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于是史迁寿王之徒，严终枚皋之属，应对固无方，篇章亦不匮，遗风馀采，莫与比盛。 ”
14、（时序 ）在刘勰看来，辞赋之所以兴盛，汉武帝推崇的功劳首当其冲。刘勰把汉武帝推崇、树立为帝王中重视文学的典范，楷模，将晋明帝比为“当时之汉武” 。 “逮7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愈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 ”（时序 ）刘勰叙述汉武帝时代的文学，没有限于文学本身、完全侧重于汉武帝对文学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从汉武帝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枢中所动”的影响效果。 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帝王是整个国家，社会运转的“枢纽” 。刘勰在封禅篇这样论述：“夫正位北辰，向明南面，所以运天枢，毓黎献者，何尝不经道纬德，以勒皇迹者哉？” （封禅 ）帝王运
15、用政权养育百姓和贤人，就像天帝运转天枢星一样。周易形象地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乾坤”关系， “坤之道，至柔至顺” ，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易坤 ）臣民之道就是顺应和围绕帝王运转之道。社会风俗、政治教化，这些影响文学演变的因素，均是以“帝王”为中心展开的。 刘勰以帝王为“枢中”的文学史观，与其“神道设教”的文体功用思想密切相关。文学有审美功能，但发挥着“神道设教”的政治教化功能。诗、乐府是言志和写心之作，也具有教化之功用。如明诗赞云：“神理共契，政序相参。 ”“夫乐本心术，故响浃肌髓，先王慎焉，务塞淫滥。敷训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动八风。 （乐府 ）赋，在体物写志的同时
16、，也要有益劝戒。 “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子所以追悔于雕虫，贻诮于雾縠者也。 ”刘勰所论之文体，如颂赞、祝盟、铭箴等都有祭祀、礼乐教化功用，诏策、檄移、8封禅有帝王行使政治统治功用，章表、奏议、议对具有向皇帝上书言事的功能。许多“文体论”篇次都是论述帝王开篇的。如诏策：“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其唯诏策乎！”帝王是整个封建社会运行的“枢中” ，自然是文学运动变化的“枢中” 。政治教化、世情风俗只不过是帝王影响文学的中间环节。 四、帝王因素对文学演进的影响及“帝王代变”与“文学崇替”之关系 帝王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影响” ，包括
17、帝王热衷文学创作，引领文学潮流，赏纳礼遇文士、组织文学活动，领导文学集团，编撰文集等。另一类是“间接影响” ，帝王通过崇儒、礼乐、讲经、图谶、图籍、兴办学校、科举制度等政治教化的方式影响文学的走向，也可通过自身统治改变“世情”和民风来影响文学。 有些帝王本身就极具文学天赋，才华横溢，成就斐然，可与文士媲美争雄。 “据隋书经籍志 ，南朝诸帝有文集的有宋武帝、文帝、孝武帝、梁武帝、简文帝、元帝、陈后主，其中梁简文帝以下散文更以提倡和创作诗文为务，从存世的作品看，大都具有相当水平。 ”4有些帝王喜好文学，以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引领社会风尚；“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无以专经为业者。 ”5裴子
18、野雕虫论序云：“宋明帝博好文章，才思朗捷，常读书奏，号称七行俱下，每有祯祥，及幸燕集，辄陈诗展义，且以命朝臣。其戎士武夫，则托请不暇，困于课限，或买以应诏焉。于是天下向风，人自藻饰，雕虫之艺盛于时矣。 ”6有些帝王赏纳文人，礼遇文士，聚拢天人才；“齐开庄衢之第，楚广9兰台之宫”来接待文学之士，汉灵帝开鸿都门来接待辞赋家，魏明帝置崇文观来延揽文士。有些帝王喜爱某种文风，御用文人唯帝王嗜好为从，创作某种风格相近的作品，形成某种创作潮流。如萧刚提倡与宫体诗风的风靡，唐太宗喜好与宫廷诗风的延续。有些帝王通过崇儒、讲经的方式，影响文学的风格和题材，如汉昭帝、宣帝时期举行的“石渠阁”论经，东汉章帝时期举行
19、的“白虎观”讲经，都对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些帝王崇尚图谶、图书、聚众讲学、兴办教育，也不同程度影响了文学的发展。 文士是文学创作的主体，其创作的动机、心态、欲望都是影响文学的主要因素。如果帝王礼遇文士，重视文学，那么文士创作的热情就高，欲望就强，文学相对也比较繁荣（“兴” ） ，例如：南朝帝王对文学的重视与提倡，促成了南朝文学兴盛的局面。相反，如果帝王漠视文学，轻视文人，甚至“焚书坑儒” ，大兴“文字狱” ，则文学发展会相对处于低谷状态（“废” ） 。当然，也不排除特殊情况，如“然晋虽不文，人才实盛” 。即便如此，由于帝王不重视，时运不济，文人也不能人尽其才。 “前史以为运涉季世，人未尽才，
20、诚哉斯谈，可为叹息。 ”刘师培在宋齐梁陈文学概略中曾论述：“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 ”7如果帝王喜欢文采飞杨的翰藻之文，那么帝王的嗜好必然煽起竞相藻饰的文风，那个时代的文学发展会偏向“崇文” （“文” ） 。如果帝王注重儒术、经学， “历政讲聚” ，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学发展相对偏向于“宗经” 、 “尚质” ， “华实所附，斟酌经辞” （“质” ） 。文学崇替、质文代变都与帝王之文艺政策具有密切关系。 从刘勰对汉代文学发展历史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帝王代变”10和“文学崇替”的关系。西汉建国之初，汉高祖“尚武，戏儒简学” ，轻视文学和经学，文学发展处于低潮时期（“废” ） ，只有“大
21、风歌、鸿鹄歌”等少数优秀作品。惠帝、文帝、景帝时代重视经术，不重视辞赋，文人得不到重用， “贾谊抑而邹枚沉，亦可知已” ，文学处于质朴无华的时代（“质” ） 。汉武帝时代，既重视经术，又重视辞赋，重用辞赋作家，所以文学发展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兴”和“质文并重” ）昭帝、宣帝时，又贬低辞赋，崇尚经学（“质” ） 。哀帝、平帝是时期，文学“降意图籍” ，文学随着国力衰落而处于相对衰落时期（“废“）总的来说西汉是崇尚文辞的“尚文”时代，辞赋发达。东汉是注重经学的“重质”时代。 文学发展“质文沿时，崇替在选” 。一废一兴，一质一文， “环流无倦” 。 （一兴一废是对总趋势的描绘，并不意味着“兴”的后面就是“废” ）帝王代变，则文化政策、政教世情、文人地位变，文学发展之“时”变，则文学阶段特征也会变，文学演进之“序”变。从一定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文学发展之“环流无倦”皆因帝王更迭之“枢中”所动。 参考文献： 1东汉班固汉书（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东汉王充.论衡（下册）M.大东书局，1934：21. 3王少良.文心雕龙通论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25. 4曹道衡，沈玉成.中国南北朝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 出版社，19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