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论开放社会的公民教育摘要：在现代性图景中，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以进步问题取代了好坏问题，这一深刻的古今之争决定了开放社会的公民教育所能达到的界限和必须实现的功能。现代公民教育理念与现代开放社会的政治观念一脉相承。非政治化、低俗化和技术化这三个相互勾连的特性共同塑造了开放社会的公民教育风格。这是现代公民教育最沉重的问题。 关键词：开放社会；公民教育；政治哲学；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2；G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91-07 收稿日期：2011-08-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BFAl 10032） 作者简
2、介：高伟，男，山东泗水人，教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公民教育是政治设计的核心，因为公民活动是政治，政治本质上是种公民活动。古希腊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只有一个理性的人才能对事物总体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理性的政治公民只有通过全面教育才是可能的。公民教育也是政治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因为政治学的性质和目的就在于考察高尚与公正的行为产生城邦最高的善，而公民教育则是使城邦成为一个共同体并赋予它统一性的手段。由此只有在政治哲学2的视野下，公民教育问题才能得到准确地理解。在现代性图景中，现代政治哲学预设了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这一深刻的古今之争决定了开放社会的公民教育所
3、能达到的界限和必须实现的功能。本文的目的即考察开放社会的公民教育的品质及其可能性，希望通过对公民教育的政治哲学考察，探讨现代公民教育的救赎之道。 1 作为“政治教育的典范” （施特劳斯）和“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卢梭）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政治与教育的关系方面给予了两种同等重要的论证：一是教育必须为某种政治设计服务（教育作为手段）：一是理想城邦必须围绕公民教育体系得以建立（教育因与知识的相关性而成为目的） 。前者决定了教育的政治理念以及如何实施，后者则说明了雅典如何由盛转衰。厄奈斯特-巴克对此评价指出：“在从作为国家生命线的正义转到实现正义的手段时，我们发现了柏拉图所提出的两种伟大的制度，一种是
4、国家公共教育体制，一种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安排，这两种制度中，新型的教育比新型的社会秩序更伟大。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的“理想国传统”的两重性由此而得到规定：一是教育设计必须本之于政治设计（education in politics） ，一是公民教育可以创造理想政治（education for poli-tics） 。古典政治哲学的这种两重性并非不言自明的统一。在苏格拉底那里，政治和哲学的对立不可缓解，以至于哲学家在不能说服城邦的情况下只能坦然地接受死亡这一哲学家的宿命。在柏拉图看来，城邦的最高目的是追求至善，只有公民教育（特别是哲学王的教育）才能化解政治与哲学的冲突，通过公民教育实现政治的正义3性
5、即社会的良序。 西方古典政治哲学化解政治与哲学不和的一个天才的政治设计是将城邦本身视为一个庞大的教育机构，而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正因为城邦是一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公民既属于城邦，又是城邦的主人。这个封闭的政治共同体，既是哲学家思考的全部政治事实，也是哲学家的天命所归。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表明，哲学家的终极幸福存在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的沉思生活，但设若哲学家不愿意统治，正义的城邦又不可能，这种城邦政治的局限性与哲学家不愿意统治的天性之间的张力构成了哲学的命运，那就是哲学家必须“下降到洞穴” ，必须被强迫去统治。哲学家被强迫统治虽然违背了哲学家的自然意愿，但“受真理的强迫”恰恰是哲学的内在必然性。通过下降
6、来施教，哲学才达到了此世的不朽。这也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把正义的实现寄诸教育的原因所在。教育并不仅仅是一种国家统治的社会化过程，更重要的是，它是洞察绝对真理、达到社会正义的途径。封闭社会的“自然正当”因此也表现为某种两重性的东西：一是哲学对于正义城邦的不可或缺，一是教育作为实践性活动是缓和哲学家活动与政治家活动的张力的中介。而这相当于承认，只有在一个封闭社会里，哲学活动和正义活动才具有正当性和永恒性。反过来讲，如果对社会的封闭性质浑不自知，那么哲学活动与教育活动的正当性将会消解。 对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区分是现代政治哲学的主要发明。古典政治哲学家指出封闭社会是自然的，但现代政治哲学家显然
7、并不满意这一点，他们认为封闭社会是倒退的，是坏的，是需要被开放社会来取代的。4不单如此，现代政治哲学最伟大的其他发明，诸如人民、权利、自由等观念，也只有建立在开放社会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是政治哲学最深刻的古今之争。最早对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做出明确区分的是现代思想家柏格森。柏格森诚实地认为封闭社会是“自然”的，封闭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 “在封闭社会中，成员聚集在一起，对其余的人类社会毫不关心，总是警惕地忙于自卫，随时准备进行战斗” ，道德义务作为“作为一种方向固定的力量，对人的心灵来说就像是地心吸引力对人的肉体，这种力量将全部个体的意志都紧紧扭在一团面向
8、一个目标，从而确保着群体的凝聚力” 。相反， “开放的社会被认为在本质上是向所有的人敞开的” 。柏格森以创造进化论的立场建立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发展的价值序列：封闭社会是低级社会，它以习俗、教条和法制来约束个体；开放社会则是高级社会，它以崇高的道德情怀来引导和提升整个人类。一种道德与宗教的类型学由此也得到确立：封闭社会对应于“静态宗教” （低于理智的、群体性的、自然的）和“封闭道德” （作为压力的义务） ；开放社会对应于“动态宗教” （高于理智的、个体性的、人为的）和“开放道德” （作为引力的抱负） 。封闭社会和开放社会经由杰出人物（主要是指伟大的道德家和神秘主义者）的创造不断转化，无限上升
9、。为了保障这一点，一种“最远离自然状态、唯一超越了至少在意图上封闭社会的状态的制度”即民主制度就是必须的，因为“民主是一种福音，它的动力是爱” ，而“博爱才是本质性的东西” ，它作为“与自然的方向相反”的理想提供了开放社会的宗教依据。柏格森的神秘主义和生物学的“冲动”作为一种新型的思5想方案虽然很合乎现代政治哲学“进步”的胃口，但也正是其神秘主义引起了现代理性主义的不满。柏格森批判了古典政治，但这个批判并不特别的尖锐和彻底，因为柏格森依然暗示民主社会即便作为一个开放社会也有走向封闭的可能，依然需要向更开放的社会创化。 利用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争对古典政治思想进行彻底颠覆的是现代理性主义者波普尔
10、。波普尔继承了柏格森的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区分，并将这种区分发展为二者之间的不可调和。波普尔认为，人类社会有两种社会形态， “神秘的或部落的或集体主义的社会也可以称为封闭社会，而每个人都面临的个人决定的社会则称为开放社会” 。而为了与柏格森的神秘主义划清界限，波普尔一开始就强调指出， “我使用这两个词，可以说用来表示一种理性主义的划分；封闭社会的特征是信奉巫术的禁忌，而开放社会则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已学会批判地对待禁忌，并在（讨论之后）凭自己的智性权威来作出决定。然而，柏格森在心目中却抱有某种宗教的划分” 。波普尔的这一政治哲学是建立在他的批判理性主义认识论和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基
11、础之上的。波普尔将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归结为历史主义，并强烈质疑这个历史主义背后的极权主义政治纲领、乌托邦主义以及历史决定论，因为历史主义必然将人们带入压制性的封闭社会；相反，理性与批判的社会才是更“优越”的社会，回到和谐的自然状态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希望仍然成为人，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通向开放社会的道路” 。为此，波普尔将科学的批判和理性的方法应用于审查开放社会问题并以此作为民主社会的重建原则，他以“零星社会工程原则”取代“乌托邦社会工程” ，以改良主义方法6（试误）对抗历史主义决定论，也就是说，波普尔试图颠覆他所认为的整体主义政治哲学，以政治科学来取代政治哲学。波普尔对他的这一
12、企图也丝毫不加掩饰。对波普尔来说，封闭社会的不可容忍之处在于它反对理性，狂热、充满偏见，迷信权力和权威，压制个体责任。与封闭社会截然对立的是，开放社会提倡理性，尊重个人权利，人人享有判断是非和批判的权力。波普尔将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称之为人类所经历的最深刻的革命。由此不难看出，自由、平等和民主正是波普尔所坚持并需要经由的途径。 由于波普尔拒绝任何一种理想社会的模式，所以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波普尔并没有明确指出开放社会就是自由和民主的社会，但从波普尔的社会改造方案中并不难看出波普尔政治自由主义的坚定立场。当然，波普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区别于古典理性主义者的自由主义（比如对经验真理的确信
13、）的新自由主义（基于批判理性主义） 。波普尔认为，自柏拉图以降的政治哲学都将“谁应该统治”视为根本问题，但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以“最美好的国家”和“最美好的政府”为前提，最终都将导向极权和专制。为此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就必须转到“应该如何统治”这一问题上来，即政治哲学应该放弃这一极权主义的追问方式而转向探讨什么是权力制衡的最佳方式以及如何最有效地防止暴政。波普尔认为，国家的使命是防止犯罪，防止侵略的社会，它拥有巨大的权力，但同时也就必然会有滥用权力的危险，所以必须同时限制国家权力。国家的目的不是至善或最大幸福，而只是为了防止人们的自由受到侵犯。波普尔无疑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自由主义者把他视为
14、7坚定的捍卫者，科学家称其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理论家” ，其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的经典著作。同时，波普尔又被古典政治哲学家无情地嘲弄。波普尔的政治自由主义原则鼓吹通过自由的批评限制政府权力，通过合理的权力制衡来防止坏人做坏事自有其动人之处，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有在误识或破坏了政治哲学的本性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波普尔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同时也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问题。波普尔的所谓新理性主义因此既可以作为古典自由主义的代表，可以作为已经全面接受开放社会这一理念的开放时代的代表，同时也可以作为对政治哲学进行全面改造的现代政治科学的代表。波普尔的误识是这个开放
15、时代所能允诺的最高程度的误识，而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改造也是这个开放时代所能允诺的最高程度的改造。 2 古典政治哲学家把最好的社会称为最好的政治，而好社会意味着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公民社会或政治社会之所以是自然的好的，是因为人们在其中可以实现天性的完满，而这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封闭社会，封闭的公民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1）城邦是一个共同体，在其中每个人确定并不了解其余的成员，然而，他至少熟悉其他每一个成员；（2）一个使人的完善成为可能的社会必须依靠相互信任来维系，而信任又以相互熟识为先决条件；（3）城邦是一个与人获取第一手的或直接的知识的自然能力相称的共同体；（4）城邦是一个一眼就能了然于心的共同
16、体：在其中，一个成熟的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来找准自己的方位，而不必8习惯性地在重大事务上依赖于间接信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封闭社会里，才能产生公共信仰造就城邦共同体，并且正是经由这一途径，城邦的良序和灵魂的正义才是可能的。而这种自然正义的封闭社会也决定了哲人在城邦中的位置，因为最佳政体只有通过哲学家才得到合理阐释。由此不难看出，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之分野，实质上是古典政治与现代政治、政治哲学与政治科学之分野。开放社会由此也不是一种社会理论或历史理论，而本质上是现代政治理论。而现代政治与政治科学，也只有在误识古典政治哲学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这正是波普尔的工作。 首先，波普尔对政治哲学的本性的认识表现
17、出了现代人所特有的无知。这种无知表现为它对于古典政治哲学以及近代国家政治哲学的双重误识。对古典政治哲学来说，城邦（政治团体）的存在是为了达到至高的善，城邦所追求的是人类真正的美满幸福，对此亚里士多德曾论证指出， “政治团体的存在并不由于社会生活，而是为了美善的行为” 。为了做到这一点，政治哲学研究除了要考察适合于不同公民团体的各种不同政体以及考察最相宜于一般城邦政体的通用形式以外，更重要的是考虑何者为最优良的政体，而为了达到这一点，政治哲学就必须首先论定人类最崇高的生活的性质。 “人类能够有所造诣的优良生活具有三项善因：即外物诸善、躯体诸善和灵魂诸善。惟有幸福的人生才完全具备诸善。亚里土多德认
18、为，社会团体的幸福类似于个人幸福的由来，凡能成善而邀福的城邦必然是在道德上最为优良的城邦。既然全人类的目的都在于优良生活或幸福，那么对最优良政体的寻取就必须首先阐明幸福的性质，“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9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的希望”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普尔将幸福诉诸于个人的努力，他既出于怀疑论的立场怀疑最高的善是否可能，也出于明智将国家的责任归结为抵抗实在的罪恶而非追求幸福。他说：“我们的任务是使舆论接受下述简单思想：此时此地就同一个个最急迫的、实在的社会罪恶做斗争，而不是为一个遥远的、也许永远不能实现的最高的善去作一代代的牺牲，是明智的。
19、 ”同时，波普尔也以此立场拒绝了近代政治哲学对国家责任的强调。对黑格尔来说， “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 ，市民社会是诸个人、诸家庭的聚集，是作为特殊性与差别性的阶段，所以首先显示为伦理的丧失。即使着重伦理与普遍，也是为了作为满足特殊利益的手段。但伦理性、普遍性归根到底支配着市民社会，所以最后在国家中又回到伦理的充分体现。黑格尔特别强调指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么末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成为国家成员是任意的事。但是国家对个人的关系，完全不是这样。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
20、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定着地过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 ”如同黑格尔所批判的那个肤浅的弗里斯，波普尔也把公共事务（幸福）建立在个人的首创精神之上。这样一来，伦理和公共生活就只能属于私见和任性的主观偶然性。这可能是波普尔的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要害。当然也是一切政治自由主义最大的要害，在这里，波普尔和一切自由主义并10没有本质的区别。波普尔正是在完全误解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误解城邦）和黑格尔（误解国家）的基础上才以个体道德拒绝了公共生活和伦理。这一误解本质上抽空了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
21、。 其次，如同霍布斯、洛克以及其他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一样，波普尔以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取代政治哲学，将政治哲学对至善的追求简化为政治科学的制度设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波普尔降低了对国家的政治要求，正是通过这种降低，政治才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是科学的制度设计。波普尔以他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知识论上的证伪主义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但要做到这一点，波普尔就只能走向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以使开放社会更为真实可靠。对波普尔零星渐进的社会改造工程来说，消除现实罪恶的方式是民众对权力的自由批判这是公民的自由权利，这样一来，波普尔就只能以一种不确定的真理标准来取代对公民权力批判的判定自由表达不可限定，民主价值观作为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过渡的标志不仅必须，而且必然；波普尔试图以他的社会科学来克服偏见，而为了克服偏见，他只能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一概理解为个人权利。批判理性主义没有能力消除偏见，因为理性的废除本身就阻止、剥夺了人们检验偏见的能力。波普尔也反对传统知识论的暴政，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只能把一切知识和美德都称为暴政。按照布鲁姆的说法，波普尔的开放属于那种“冷漠的开放”贬损自己的知识自豪感，使自己成为想成为的任何人。现代的波普尔生成的正是后现代的波普尔主义，波普尔称之为进步。进步只不过是历史主义的一种浪漫主义表达。波普尔误解了历史主义，从而也就使他进入了历史主义而浑然不觉。为了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