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媒介技术的艺术想象：公共性与透明在传播媒介的社会语境中，公共性问题日益成为诗歌艺术无法承受也无力拒绝的焦虑。公共性的概念脱胎于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分析，公共领域的内涵不是一种抽象的原则，而是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社会实践。哈贝马斯认为在一个不断扩张的公共领域中，社会自我组织的潜能才能释放出来，主体因此拥有普遍有效的社会交往和参与权利。 “话语产生一种交往权利，并不取代管理权力，只是对其施加影响。影响局限于创造和取缔合法性。交往权利不能取缔公共官僚体系的独特性，而是以围攻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 ”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主体主要体现为一种话语主体。这就是说，主体通过自由的话语实践进入社会交往这一公共领
2、域。显而易见的是，与公共性的要求相应的是一种理性、透明、清晰界定的语言，能够在主体间构成有效交流、消除了歧义的语言。然而我们一想到诗歌的语言特性，就会发现，诗歌艺术与公共性这一论域，一开始就出现在一种充满悖谬的语境中。 一种围绕并指涉对社会现实穿透力的责难似乎总萦绕着当代诗歌写作。这种指涉试图使诗歌成为一种透明的话语存在，成为一种已完成的开放性作品。而诗歌自身神秘、异质性的谣言， “不可言说”的传统阐释结构及其话语方式的相对密封性，不仅受到公共领域的质疑，还同时受到大众传播模式及其话语方式的冲击。这是一种依托技术秩序而来的新的话语冲击。媒介技术对艺术的想象力倾向于透明性与公共性，与这个2统一而
3、又混杂的媒介文化的连接，迫使诗歌应对来自自身话语属性和技术语境的双重质询。信息媒体技术和传统的艺术话语范式之间的对立揭示出了一系列问题：与媒介技术表述上的确定性和效果上的广泛影响力相比，一种建立在话语的未完成性之上的意义生成机制是否是诗歌写作所要继续的。在一个技术日臻成熟的网络交互时代，是将诗歌的隐喻展开如信息般的确定，以实现互联网上最大程度的互动，接受各种分布式权限的意见交换，还是保持其隐秘的个人意识、独特的感知与个人经验之肌理，以及是否存在着顺应技术新秩序建立诗歌自身话语新范式的可能性等论域。 在崇尚人工智能和技术智力美学的后生物时代和由媒介技术衍生出的信息处理的文化语境中，个人意识、个人
4、感知和个体经验时刻面临着来自媒介技术的应用和操作，遭遇被全球意识、集体意识兼并、融合和转换的状况。如麦克卢汉所阐释的由电子信息媒体建构的瞬时世界会在瞬间将所有人和事物囊括其中，任何和这一框架的分离都是不可能的。作者和读者间单向的线性交流模式、个人经验的不可通约性遭遇日趋平面化的操作法则的威胁，甚至面临取代。如同美国抽象主义画家杰克逊?波洛克绘画作品中对网络互联性来临的隐喻，那些没有编码、无序号的作品中的能量线条交织、分叉、纠缠、融合呈现出一个可容许各种异质元素加入的、极具包容性的“场域” ，这个场域是一个预示着网络互联性的符号般的“广场” ，汇集各种言语、行为、观念和神话的电子广场。在这种渴望
5、摆脱空间规律的束缚和突破物象的欲望机制中，有时几乎无法看到言语之物的真实特征，更多的是无法抑制、喷薄而出的强烈的情感3宣泄。置身于一切矛盾都是合理的存在，以杂乱无章的现实刺激我们的神经，需要我们以新的知觉和感性适应的语义网络中，无法回避的是信息通信和传播技术对我们思想的交流、观念的扩散、记忆方式的改变，以及对语言和自身意识的重新理解。 在既往的社会文化里，以诗歌为范例的艺术形式，建构了普遍意义上的语言和生活及其意识的连接，新的感知与意义之生成并且始终关联着隐喻的脆弱性。在我们的感知能力越来越受到计算机技术的控制的网络交互时代，平面化、无纵深感和表面化成为世界的表征，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这一现象
6、持审慎的态度：“就字面含义而言，一种新的平面性或无纵深感、一种表面性，也许是一切后现代主义最明显的形式特征，对此，我们有理由返回去。 ”我们对世界和事物的认知和兴趣逐渐受到媒介技术的引导和控制，如麦克卢汉所说，在一个我们不再趋向通过严谨的剧情来面对所有的事物的时代，无论我们是否忽略图像世界虚拟化的表征，但不得不承认这对语言与人的心智之间的悠久联系、对精于读写的人无疑是一种挑战。如雷蒙?贝洛在世界的图像中所指出的：“那些关于世界的历史和传说中的每一幅图像都已完全返回。如同那些发射和接收它们的机体。它们以一种暴力的形式抵达我们并加剧了我们的紧张感。我们需要去了解这些这些图像产生了什么，它们如何回到
7、我们意识当中。今天的景象是世界被其自身的膨胀和扩张所吞噬而消失、一去不返。吉尔-德勒兹说过，我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因为它和人类自身之间的连接已经断裂，我们如何相信信仰，我们自身的连接，尽管这一切我们置身其中，却最终发现我们似乎是生活在一个纯粹的视听情境中。 ”4随着网络的不断扩展和社会意识的多元分化，远程通信时代的话语方式表现出了更多的分散性、交互性、多元性，但依然具有组合符号“广场”的特性。媒介技术时代最突出的话语形式是一种公共性的显现，即一种分享、互动式的语言，而不是结晶为自成一体的风格化的语言，结晶为一个具象的、文体形式稳定的文本。媒介信息所显现的也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言语主体，媒介技术的话
8、语外貌已经涉及和接纳了所有的社会身份。除此之外，媒介技术所构筑的符号广场尽管显得分散、无序和混乱，却仍然给予人们一种关于符号透明性的想象，人们愿意相信信息话语能够还原为一种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 ，尽管在媒介的娱乐化趋势中符号的经验参照早已模糊不清。与对符号的透明性信念相比，一首诗并不能够还原为一种日常经验事实，读者无法通过这种还原或现实参照获得一首诗的意义，甚至连它的作者也不拥有这一还原的特权。布尔迪厄在知识的场域一个分离的世界中指出，文学的语义系统或艺术场域观念的复杂性，使得艺术作品无法还原为一种社会现实：“文学或艺术场域的观念注定会导致两种彼此对立的还原：人们从中看到的是重申艺术或文学世
9、界之不可还原性，进行构筑成一个分离的世界，超越于日常生活的策略、利益和斗争；或者说，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将这些策略、这些利益或这些斗争，还原为政治场域或者寻常生存境遇中发生的那些策略、利益或斗争，使它还原为与建构截然相反的东西将一个错综复杂的观念还原为有悖于它建立之初的目的的普通的或科学的常识，从而毁掉了这种复杂的含义。 ”诗的语言及其语义系统与媒介信息话语构成5了一种矛盾和冲突，语义的复杂性无法凝结在清晰的概念层面，而且无法将话语还原为一种对现实性与公共性的经验参照。媒介技术中语言与图像的透明性，使观众或操作者与媒介的链接变得越来越频繁、便捷，对致力于感知世界的深层探索并进行语言表征的诗歌创作
10、来说，隐秘、多义、非线性的语言总使一种语义连接难以捉摸。诗歌话语表意的内在性、语义序列的无限延伸或有意压缩，打破了清晰的线性语言等特点，使任何一种非得经过专业训练的读者和它的语义链接充满困扰。联结的断裂体现了在既定时间中主体的内在经验无法被另一个时空内的主体领会和捕捉。 读者与诗歌话语链接的断裂并不能隐瞒诗歌和现实生活的隐秘关联这项事实，它其实正描述了这项事实：诗歌写作具有一种形式上的独特性，同时也有着感觉能力上的独立性。对诗人和艺术家来说，没有任何外部世界的瞬间现实不会转化为人的心灵真实。 “强烈的时刻，微弱的时刻，炽烈的时刻，那是起伏的。是由于某些说不清的原因或者出于惯性而产生的变化无常的
11、瞬间。 ”这是一种既定时间中的自我内在经验和与语义系统中多种意识的融合、碰撞的混合体。在经历了媒介技术带来的冲击后，诗歌写作或许如德勒兹形容的：“他的思想总是在危机和动荡中得到发展，这危机和动荡是创造的条件，是最终一致性的条件。 ”在当代诗歌写作中，一种快速而直接、不压抑“偏激感受”的美学特征总是鲜明可见的，在诗歌中展现的正是关于生命的可能性、意义的生成和自由的想象，这些都不应在意识形态的合法化、语言的信息功能或新媒介美学的教条里被扼杀。 与媒介信息传播的透明性与公共性不同，诗歌的阅读或音乐的聆听，6是一种沉浸和冥想，是个体性的与私密的，是一种独特的语义演绎活动而非寻求现实参照或一种经验还原活
12、动。在诗歌的语义系统中，每个词与物的关系都是以多义性的方式联结的，由于隐喻本身同样也是一个复杂的语义系统，它需要读者建立必要的线索与方法和其它指称系统相连，如杜尚所说的，艺术活动是一场艺术家和观看者关于创造意义的谈判。诗歌不仅仅是和他人的对话，也是和隐秘的自己对话。诗歌是一种与人的内在性相应的一种内在性的话语。诗歌的读者犹如器乐作品的演奏者，作曲家以一种确定性的、封闭的音符形式完成了一部声音作品，并以一定含义的解释术语的标注引导演奏者的想象来再现作品。音乐作品的确定性、封闭性的信息传递始终指向一种多种形式的组合和自由的演绎方式，而不是一种单一的意义构成。对诗歌的解读是读者的感受与作品意图之间的
13、对话与诠释，需要对作品的艺术形式进行有效的介入，就像演奏者需要根据自身的乐感和经验决定音符长短、休止或是时延的即兴处理，演奏者在演奏中有着特殊的自主性。因此，已完成的作品进入了它自身的辩证法：“这些作品不是已经完成的作品，不是要求在一定方向之内使之再生、在一定方向之内加以理解的作品，而是一种开放的作品，是演奏者在对它进行美学欣赏的同时去完成的作品。 ”或许每一位创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希望他的作品能够以他创作时的方式得到欣赏和理解，但莫里斯一布朗肖清醒地认识到了作家和他作品的分离关系：“他自己的作品是不可读之物！，是一种秘密，对它，作家并不正眼相看。说是秘密，因为作家与其相离。这种不可阅读性却并非
14、是纯粹的陨面行为，可以说它是作家有可能拥有的接近我们称作作品的那种东西的唯一实际7的方法。 ” 如果说媒介技术与大众传播指向一个公共性的世界，并竭力构建一个透明的公共领域，诗歌话语所探索的则是一个内在性与主观性的世界，正如法斯宾德所说：“而当你起初缓缓的，继而愈发迫不及待地发现，这陌生的世界竟挟其特有的律法针对我们显然主观所感受的现实，它并且如何强迫我们达到某种程度的认知和抉择，不管这些认知如何对个人造成痛苦，都能使我们更接近我们的生活，而因此为我们主观所感受的现实带来惊人的真相。 ”这里体现出一种福柯揭示的“权力控制外的主观化模式” 。可以说，在媒介技术与大众传播的喧嚣的广场之外，诗歌写作成
15、为对个人愈来愈脆弱的主观性、内在性与主体性的捍卫方式。 虽然哈贝马斯致力于公共性的理论建构，但媒介的商业化、私有化造成的公共领域的衰落令哈贝马斯的分析不免透出悲观的色彩。尽管其后不断有学者撰文反驳哈氏的悲观性，但哈贝马斯的预见仍然是有警示作用的：人们所崇尚的技术乌托邦的一个后果是社会生活的私人化，公众对信息的使用更多地需要依赖一种权力意志的阐释。 “在我们的生活世界中，通过电子传媒，事件在全球变得无所不在，不是同时发生的事件也具有了共时性的效果公共领域的基本结构的特征是大众通过电子传媒相互交往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选择强制。 ”无限扩展的媒介技术参与构建的公共领域存在着自身的危机：被削弱的公共性原则
16、的批判功能。技术支撑的平等参与和交往权利的另一种可能性是真正的透明性的丧失，是面对无法透视的复杂制度时真实交往权利的缺席。这意味着，媒介技术也可能会带来的不是公共性与透明，而是现实的晦暗，不是主体化的8确立，而是沦为社会生活的私人化。 在媒介技术的语境中，詹姆逊曾经提出了公共性经验与艺术作品的抽象性的命题：“一件艺术作品的框架就是个人的生活经验，在这样的局限中，外在世界被异质了。当我们超越个人经验进入集体维度的时候，对我们来说，人的社会学、历史学的焦点慢慢地再次变得透明，我们进入了无实体的抽象之境，尽管我们已经将艺术品甩在身后。在两个彼此不可调和的层面上的这种生活与现代世界的特定结构根本缺点相
17、一致：我们抽象的思维所能理解的就是我们无法直接生活在我们个体生命和经验的世界当中。我们的世界、我们的艺术品从此以后也就变成了抽象的。”他在个人经验的具体性与集体维度的抽象性之间作出对立，而具象艺术是个人经验的表现，一旦需要与集体经验链接，艺术就变成抽象的了。这一断言的局限在于忽略了一个远程通信时代里人的双重意识、多种视角和作品中不可磨灭的个体记忆。或许由于不同主体和经验的差异，我们无法纯粹客观地从具体社会语境和历史语境看待艺术作品，但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推动意义或许正在于此：远程通信和网络交互性或许将会产生艺术话语的新秩序，但首先需要的是建构一种具有历史意识的全新的艺术批评、分析和阐释形式。 这里需要探讨的不仅是诗歌表达内在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单一的辩证关系，而是在媒介直接影响我们内心最深处的意识并同时塑造着外部世界的时代，如何思考语言的边界和多元的表达。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始终以一种“我不解释，我探索”的艺术家的行为方式探索媒介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并且他坚信艺术家是仅有的能够在遭遇新技术时不会受到伤9害的人，因为他们，尤其是诗人，是认知与探索感觉变迁方面的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