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明代官员“忠”谥考论摘 要：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 121 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 “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 “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 “忠”谥则将这种境界
2、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关键词：忠；谥号；明代；政治原则 作者简介：李佳，女，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文学院中国史系教师，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研究人员，从事明清史研究。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52 批面上资助项目“君臣冲突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2012M520664；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种子基金项目“明代君臣冲突与士大夫政治研究” ，项目编号：450060482350；“政治批评与明代政治文化研究” ，项目编号：2013ZZ036 2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
3、4）02-0160-08 谥法，是中国古代对贵族、官员以及行为殊异者死后给予称号的一种制度。谥号用字有其特定释义，是生者对死者一生善恶、功过的价值判断。在中国古代， “忠”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念，发端于先秦时期，逸周书谥法解取“忠”为谥号用字，释义为“危身奉上” 。至东汉时，王符云：“人臣之誉莫美于忠。 ”1（卷 8， 明忠第三十一 ）在南宋郑樵所撰谥略一文中， “忠”被列为上谥用字。在明代，官员用二字谥，若其中一字取“忠” ，以忠臣之名盖棺定论，被视为一种巨大的政治荣誉。 “忠”谥作为一种对被谥官员业绩的价值判断，与以何为“忠”这一问题相牵连，是可能理解“忠”之内涵的一个视角。本文在对明代洪武
4、朝至崇祯朝官员得“忠”谥人数，得“忠”谥缘由做出考辨的基础上，分析明人关于得“忠”谥官员业绩的评论，对明人观念中“忠”之内涵试做论析。1 明人辑录本朝官员谥号之书甚多，据汪受宽先生统计， 明史艺文志存目与收入四库全书者就有 12 种。诸书内容各有侧重，体例大同小异，以王世贞著弇山堂别集谥法考与郭良翰所做明谥纪汇编最有价值。1 此外，田冰在明代官员谥号研究附录中对明臣谥号做出统计，是现今所见关于该问题最系统的研究成果。本文以王书、郭书与田文附录为底本，旁参明代历朝实录 、文集、方志、碑铭文与档案等文献，考察明代洪武至崇祯朝官员谥“忠”情况如下。 王世贞所做弇山堂别集谥法考初刊于万历十八年（159
5、0） ，记3文臣谥“忠”者 28 人，武臣谥“忠”者 56 人，共计 84 人。郭良翰所做明谥纪汇编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 ，记文臣谥“忠”者 31 人，武臣谥“忠”者 60 人，共计 91 人。相对于王书所记，郭书多记谥“忠”者 8 人，文臣增海瑞、杨爵、于谦、吴时来，武臣增李如松、山云、陈怀、孙兴祖。此外，王书记文臣毛吉谥“忠襄” ，郭书则不录。查明神宗实录可知，海瑞得谥在万历十五年（1587） ，杨爵得谥在万历二十年（1592） ，吴时来得谥在万历十八年（1590） ，被劾夺谥在万历二十年（1592） ，李如松得谥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 ，于谦初得谥在弘治二年（1489） ，改
6、谥“忠肃”在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王书成于万历十七年（1589）中，初次刊刻在万历十八年（1590） ，王世贞亦死于是年，以上诸人得“忠”谥的时间皆近于或晚于万历十七年（1589） ，是故王书不载。2 王书不载山云、陈怀、孙兴祖“忠”谥，与郭书不载毛吉“忠”谥，则属漏记。山云，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毅” 。查明英宗实录2（卷 48，正统三年十一月甲申条） 、 国榷3（卷24，正统三年十一月甲申条）可知，山云死于正统三年（1438） ，英宗下旨， “赠怀远伯，谥忠毅” 。陈怀，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毅” 。查明英宗实录2（卷 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 、 国
7、榷3（卷 24，正统十四年八月壬戌条）可知，陈怀死于正统十四年（1449） ， “追封平乡侯，谥忠毅” 。孙兴祖，王书不载其谥号，郭书载其谥号为“忠愍” 。查明太祖实录知，孙兴祖死于洪武三年（1370） ，“封燕山侯，谥忠愍”4（卷 52，洪武三年五月丁酉条） 。孙兴祖死后，朝廷为其造坟，宋濂撰写墓志铭，名为“孙忠愍侯坟记” ，文云“谥曰忠4愍” 。5（卷 4， 孙忠愍侯坟记 ）毛吉，王书记其在成化年间得谥号“忠襄” ，郭书则不载。毛吉为景泰初进士，死于成化元年（1465） ，初未得谥，直至成化十五年（1479） ，其子南京工部主事毛科上疏为毛吉请谥，获允。 “臣父吉任广东按察司副使，死于贼，
8、虽蒙赠以按察使，而未得谥，乞如死事知县邓颙赐谥例。诏谥忠襄。 ”6（卷 187，成化十五年二月己亥条）毛吉为绍兴府人，在当地有祠堂祭祀，弘治进士倪宗正做毛忠襄祠碑记 ，文内云：“广东按察司副使赠按察使毛公，弘治辛亥朝廷赐谥忠襄。 ”7（卷 2， 毛忠襄祠碑记 ）故断毛吉有谥，谥为“忠襄” 。 相对于王书而言，郭书多记得“忠”谥官员 8 人，皆查实有据，王书记毛吉谥“忠襄” ，则为郭书所遗漏，当补记。以下言郭书，皆已计入毛吉之谥，共计 92 人。再查田文附录，录入明洪武朝至万历朝得“忠”谥官员 103 人，与上述 92 人比对，田文附录多载吴允诚、宋晟、何忠、王英、毛胜、王相、贾冕、汪一中、李深
9、、徐辉祖，计 10 人。此外，郭书记吴克忠谥号为“壮勇” ，田文附录记为“忠勇” 。 郭书记朱冕谥“忠悫” ， 田文附录记为“忠懿” 。 郭书记冯恩谥“壮愍” ，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壮愍” ，一作“忠壮” 。郭书记程国胜谥“忠愍” ，此未见于田文附录。总括上述内容而言，田文与郭书比对，共 14 人存在出入。查明一统志 、 云山堂集等明人所著文献可知，田文附录所记宋晟、汪一中 2 人确得“忠”谥无疑。3 就目前笔者掌握的资料而言，贾冕、王相两人之得谥，则仅一见于明史稿 ，吴允诚、徐辉祖两人得谥，仅一见于明史 ，尚且未得其他明人著述为证，故此 4 人存疑待考。毛吉得谥情5况前文已述，兹将其余何忠
10、等 8 人情况说明如下。 何忠，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节” 。王世贞考云：“知州何忠谥忠节，上蔡知县霍恩谥愍节，当是祠额，非谥也。 ”8（卷 9， 四品以下官得谥 ）郭良翰考云：“按正史忠止赠南宁府同知，无谥。正统中，省臣姚夔以王祎例请，卒报罢。 ”9（卷 25， 考误 ）查明英宗实录可知，正统八年（1443）六月， “（姚）夔言：何忠已赠广西南宁府同知，颁给诰命，兹欲加谥，请自上裁。 上曰：谥法既有定制，何忠又以褒赠，其俱已之。 ”2（卷 105，正统八年六月癸卯条）断何忠无谥。 吴克忠，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勇” 。郭良翰考云：“恭顺侯吴克忠，按正史谥壮勇，阁本释义具存， 臣谥类钞 、 封
11、爵考误作忠勇。”9（卷 25， 考误 ）查明英宗实录可知，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 “（吴）克忠赠邠国公，谥壮勇”2（卷 181，正统十四年八月庚申条） 。断吴克忠谥号为“壮勇” 。 朱冕，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懿” 。郭良翰考云：“武进伯朱冕按正史谥忠悫，阁籍具存， 谥法通考作忠懿者误。 ”9（卷 25， 考误 ）查明英宗实录亦云朱冕谥号为“忠悫” 。2（卷 180，正统十四年七月癸巳条）断朱冕谥号为“忠悫” 。 王英，田文附录记其初谥“文安” ，后改谥“文忠” 。王世贞考云：“宪章录云，南京礼部尚书王英卒，谥文安，寻改谥文忠，考英未尝改谥也。 ”8（卷 24， 史乘考误五 ）郭良翰考云
12、：“王宗伯英， 臣谥类钞 、 谥法通考皆云初谥文安，天顺中改文忠，考正史不言改谥，阁籍亦无之，不可为据。 ”9（卷 25， 考误 ）查明英宗实录 ，亦未6见王英改谥事。 毛胜，郭书记其谥号为“庄毅” ，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庄毅” ，一作“忠壮” 。郭良翰云：“南宁伯毛胜，按正史谥庄毅，阁籍具存，臣谥类钞 、 谥法通考误作忠壮 。 ”9（卷 25， 考误 ）查明英宗实录亦云“庄毅” 。2（卷 294，天顺二年八月己巳条）李贤为毛胜撰写神道碑铭，名为“奉天翊卫宣力武臣特进荣禄大夫柱国南宁伯追封南宁侯谥庄毅毛公神道碑铭”10（卷 11， 毛公神道碑铭 ） 。故断毛胜谥号为“庄毅” 。 李深、李涞皆
13、见于田文附录，皆谥“忠愍” 。郭良翰考云：“嘉靖中，都督谥忠愍者李涞，无李深。 臣谥类钞误以涞为深， 谥法通考李深、李涞凡两见，尤误。 ”9（卷 25， 考误 ）查明世宗实录 、 明史等文献，皆有李涞，而无李深。 冯恩，王书与郭书记其谥“壮愍” ，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一作“壮愍” ，一作“忠壮” 。嘉靖朝官员有两人名冯恩，一为御史，一为参将，得谥号者为参将冯恩，死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 。除王书与郭书外，万历进士鲍应鳌撰明臣谥考11（卷下） 、清官修陕西通志12（卷61， 人物七 ） ，皆记其谥“壮愍” 。田文附录言及“忠壮” ，这是据明史稿而得，查明史稿 ， “（冯）恩以下赠卹有差，史略后为
14、宣府参将，三十二年三月御寇西路新开口，战殁。诏赠左都督，谥忠壮”13（卷 143， 李涞传 ） 。由是而见， “忠壮”并非冯恩之谥，当取“壮愍” 。另查史略“忠壮”之谥，因仅见于明史稿 ，不得其他佐证，故不取。 程国胜，王书与郭书皆记其谥“忠愍” ，田文附录不载。程国胜曾从7朱元璋征战，官上万户，死于朱元璋称帝以前，洪武中，学士朱善奉敕为其撰写神道碑文，云“大眀故帐前管军上万户追封安定伯赠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加封安定侯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14（卷 67， 谥忠愍程公国胜神道碑铭 ） 。 明谥纪汇编 、 弇山堂别集 、明臣谥考等文献皆记程国胜谥“忠愍” 。故断程国胜有谥，谥为“忠
15、愍” 。 在田文附录与郭书存有出入 14 人中，宋晟、汪一中 2 人确得“忠”谥，贾冕、王相、吴允诚、徐辉祖谥“忠”之事仅见一证，王英改谥亦缺乏证据，难得确证，此 5 人存疑不计。何忠未得谥，李深为李涞之误，冯恩当谥“壮愍” ，不取“忠壮” ，毛胜谥取“庄毅” ，而非“忠壮” ， 吴克忠谥取“壮勇” ，而非“忠勇” ，朱冕当谥为“忠悫” ，郭书所记程国胜谥“忠愍” ，则为田文附录所遗漏，当补记，至此，可确证明初至万历朝得“忠”谥官员，共计 94 人。 郭书与王书所记官员得谥情况，止于万历朝。田文附录收泰昌至崇祯朝谥“忠”官员 30 人，其中 27 人经查皆确实无误。唯田文附录注释刘綎谥“忠烈”
16、 ，据古今图书集成 ，尚未见于其他明人著述，笔者查冯嘉会谥“忠襄” ，除古今图书集成外，亦未得他证，故此 2 人存疑不取。1 另说明杨允绳谥号情况如下。 杨允绳，田文附录记其谥号为“忠恪” ，据明史而得。查鲍应鳌撰明臣谥考一书收万历三十七年礼部会议题准与谥二十九人并三十一年题准杨源内阁具拟各谥候旨奏疏一道，疏中详录内阁为杨源等人每人拟定二谥的情况，如杨源，拟谥为忠怀、愍节，如伍文定，拟谥8为忠襄、忠毅，其余如邹智、魏良弼、张翀、沈炼、杨允绳等人皆如此。11（卷下）在明代，官员得谥，按照惯例要先经内阁拟两谥呈报皇帝，皇帝多点选首谥，极少变更。上述诸人除杨允绳外，皆于所拟二谥中定首谥，查证无误。据
17、万历三十七年疏所记，内阁为杨允绳所拟二谥为忠愍、忠穆， 明史却记其谥号为“忠恪” ，亦见大清一统志 ，不知何故未取忠愍、忠穆，且“忠恪”未见于其他明人著述，疑“忠恪”有误，抑或万历三十七年该疏所记拟谥有误，待考。 综合以上内容可断，明洪武至万历朝官员谥“忠”官员，可得确证者 94 人，泰昌至崇祯朝谥“忠”官员，可得确证者 27 人，总计 121 人。在明洪武朝至崇祯朝二百余年间，计有 121 人确证得“忠”谥。那么，何以这些官员谥“忠”？本文将从考察官员身份及其本事特点角度入手，探明官员谥“忠”缘由。 为方便讨论，将明代划分为 5 个时段，制作表一 1 与表二 2。结合“表一”与“表二”数据可
18、见，明初洪武至永乐朝共有 25 人得“忠”谥，所占比例数最高，为 32.4%，武官 24 人得“忠”谥，所占比例亦最高，为 96%。洪武朝得“忠”谥 10 人皆为三品以上武官，早年随太祖征战，有开国功勋。3 永乐朝三品以上武官得“忠”谥者 14 人，皆有辅佐成祖靖难之事。另按明朝给谥惯例，三品以上官员方得谥，三品以下为特谥。朱复为燕府长史，正五品官，永乐十四年（1416） ，成祖“复念藩邸旧劳”，谥朱复“忠定” ，开三品以下文官得“忠”谥先例。15（卷 177，永乐十四年六月丁亥条） 在洪熙至天顺朝，共有 31 人得“忠”谥。9武臣谥“忠”者 20 人，皆为三品以上高官，或殁于战阵，如陈怀，或
19、有较大军功，如薛贵。其中文臣获谥“忠”者 11 人，就 11 人本事观之，可分为四类。第一，文臣有拥戴皇帝之举。如金忠在永乐朝，力劝成祖保太子之位，洪熙元年得谥“忠襄” 。第二，文官有较大军功，如王骥。1 或死于战阵，如王祎为使节不屈于敌，死于元脱脱之手。曹鼐随英宗北征，死于土木之变。第三，文官因谏得谥“忠” 。刘球反对麓川之役，又激谏王振事，被虐杀于狱。王祎与刘球为三品以下官员，属越品级特谥例。第四，文臣如夏原吉、胡濙为三品以上高官，诸人不直接掌兵，未临战阵，有谏诤之事，却亦不凸显，能得“忠”谥主要系于皇帝的意愿，如宣宗在颁给夏原吉的赐谥勅文中云：“推贤尽诚曰忠，宽乐令终曰靖，赐谥忠靖。于戏
20、，明良相遇，鱼水相契，朕之于卿，何下昔人？”16（附录遗事赐谥勅文 ）总体来看，此一类缘由不具明显特征，不若前述三种缘由理路清晰。 在成化至正德朝期间，共有 10 人得“忠”谥。武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为刘安与郭登，两人皆有军功。文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为王翱、黄福、王佐、邝野、刘大夏、吴云，其中王佐、邝野死于土木之变，吴云继王祎出使，亦不屈而死。王翱、黄福、刘大夏得“忠”谥缘由类于夏原吉。文官三品以下得“忠”谥者 2 人。一为李时勉改谥“忠文” ，其为官期间，以谏闻名；一为毛吉，成化元年死于战阵。 在嘉靖至万历朝期间，共有 28 人得“忠”谥。武官三品以上得“忠”谥者 12 人，或殁于战阵，
21、或有军功。武官三品以下得“忠”谥者为张世忠、赵顷葵、张纮，3 人皆战死。这一时期，文臣三品以上高官谥“忠”10者 9 人，孙燧、汪一中 2 人战死，于谦有安邦之功，在万历中改谥“忠肃” ，韩文曾领导百官伏阙谏诤，杨最谏阻世宗信用方术之士，吴时来有弹劾严嵩之举。2 此外，阁臣杨廷和、张璁与张居正 3 人皆谥“文忠” ，杨廷和以争“大礼”与世宗交恶，张璁以争“大礼”得世宗宠信，张居正柄政十年，得谥“文忠” ，却又旋被夺谥。三品以下得“忠”谥者为许逵、杨继盛、杨爵、海瑞 4 人，许逵因不屈于宁王朱宸濠，被杀。杨继盛、杨爵、海瑞 3 人为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因谏严嵩事被杀，杨爵因谏斋醮事被长系于狱，海
22、瑞以备棺而谏之举闻名天下。 在泰昌至崇祯朝，共有 27 人得“忠”谥，皆为文官。这主要是因为如下四方面因素：第一，当时战事频仍，文臣治兵事情形愈为普遍。张铨、何廷魁、高邦佐、郭应响、傅宗龙、蔡道宪、刘熙祚、孟兆祥、鹿善继虽为文职官，然 9 人皆死于战阵。第二，追谥前朝勇于战，以至殁于战阵之臣，多为文官。如正德朝伍文定有平宸濠之功，嘉靖朝张文锦死于大同兵乱。第三，在这一时期，许多有过激烈谏诤之举的官员被追予“忠”谥，如邹智、杨源、黄巩、周天佐、马理、沈炼、魏良弼、张翀、杨涟、魏大中、赵南星、邹元标、高攀龙、周顺昌 14 人，皆为文官。第四，叶向高历事三朝，温体仁受知于崇祯帝，二人得谥“文忠” 。3 综合分析，明朝官员得“忠”谥缘由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文、武官员因军功而得“忠”谥。其一为功高；其一为战殁于阵。通洪武至崇祯朝得“忠”谥者观之，计武官 61 人，其中三品以下武官 3 人皆死于战，文官死于战阵者 18 人，以上内容均与兵事密切相关，总计 79 人，占谥“忠”总人数（121 人）之 65.3%，这构成官员得“忠”谥最主要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