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南宋宰相吕颐浩和朱胜非的重要事迹述评摘要：朱胜非和吕颐浩均曾在南宋最艰难的建炎、绍兴年间两度为相，主持政务，使南宋政权度过了困境。朱胜非和吕颐浩主张抗金，以吕颐浩的态度更为鲜明。虽然二人为相期间都有凭私人感情好坏而进退官员的倾向，且都排斥抗战派李纲等令人指摘之处，但他们仍不失为宋人所承认的较好的宰相。 关键词：南宋宰相；吕颐浩；朱胜非；重要事迹 中图分类号：K827=4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3000107 吕颐浩、朱胜非，南宋初期曾任宰相，除刘云军先生的吕颐浩年谱 ，李华瑞先生的朱胜非与南宋初期的和战等，学术界对此二人关注不多，笔者拟在学习和参考刘、李
2、二位先生大作基础上，对吕颐浩、朱胜非的重要活动加以评述。 绍兴十年（1140 年）正月，李纲在宋金决战前病死。前宰相张浚致悼诗说：“十相从明主，唯公望最隆。 ”（p.1755，附录三）到此为止，宋高宗先后任命十名宰相，他们是李纲、黄潜善、汪伯彦、朱胜非、吕颐浩、杜充、范宗尹、秦桧、赵鼎和张浚。就其政治表现而论，李纲为一极端，而黄潜善、汪伯彦、杜充和秦桧为另一极端。但十人无疑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官，即如今人们常称道的士大夫。由此可见，欲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或称士大夫政治，作为古代专制政治的一种较为理想的2模式，是难以服人的。在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和人治的条件下，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或称
3、士大夫政治必然会出现各种情况，其中最坏者，则是如所谓“明主”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彦和秦桧狼狈为奸，同恶相济。由于士大夫们的政治表现差别极大，若笼统称之为士大夫群体，只怕是不妥。 除了处于极端的五相之外，范宗尹的相业，主要是创议在与金交界地带设镇抚使，数年内即告废置。余下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和张浚四人。赵鼎确在绍兴七年（1137 年）再相后，做了三件决定今后政局的大事，一是惑于秦桧的献媚，留用他当执政，最终被秦桧取而代之；二是将行都自建康迁到临安；三是开始对金乞和。张浚因黄潜善举荐，出任殿中中侍御史，而弹劾李纲。前引其悼李纲诗，也多少反映了其追悔之意。朱胜非评论说：“吕颐浩练事而粗暴，张浚喜事而
4、?浅。 ”（p.921，卷 126） 朱子语类卷一三一说“张魏公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 ，是入木三分的。但也决不能说张浚的“大义”就全然“分明” ，如做黄潜善的帮凶，弹劾李纲，在符离之败后，张浚一度惊慌失措， “乞遣使议和，又乞致仕” 。 （p.465，甲集卷 20癸未甲中和战本末 ）相形之下，吕颐浩和朱胜非却在南宋政权最困难的时期主政，使之度过了困境；而且他们主张抗金，尤以吕颐浩的态度更为鲜明。 “除李纲外，在宋人承认的较好的中兴诸相中，哪一个也说不上比吕颐浩有多少高明之处” （p.60） 。曾任参知政事的李邴则在绍兴五年（1135 年）上奏称赞“吕颐浩气节高亮，忠勇慨然” （p
5、.1248，卷 137） 。又如李纲给吕颐浩信，称赞他“秉心克一，经德不回。励忧国爱君之诚，精忠自许；膺3出将入相之任，文武兼资” （p.1085，卷 114与吕相公别幅 ） 。这也不是客套的虚言，吕颐浩在军事上并非外行，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一、朱、吕两人在政治上的崭露头角和初相 朱胜非在北宋末到南宋建炎初，任权知南京应天府，到济州劝康王即位于本府，随即升任中书舍人、兼权学士院。李纲罢相是由朱胜非起草制词，制词甚至追述到北宋末期， “论人臣之大戒，罪莫重于擅朝；置辅相以仰成，责尤严于误国” 。说李纲“同流俗以沽名” ， “以喜怒自分其贤愚，至赏罚失当于功罪。出令允符于清议，屡抗执以封还；用刑有
6、拂于群情，必力祈于亲札。第欲市恩于己，靡思归怨于君” ， “设心谓何，专制如此” ， “宜解钧衡之任，俾从祠观之游” 。 （p.825，卷 113）份量很重的谴责，固然是皇帝的旨意，亦反映了朱胜非的政治倾向，及对李纲的排斥态度。朱胜非于翌年升尚书右丞和中书侍郎，成了执政级的高官。在他任执政期间，只是建议皇帝将行在迁至襄阳府（p.176，卷9 建炎元年九月己酉） ，提出要矫治北宋末的“荫补多滥” ，但亦未付诸实施。 （p.11316，卷 362朱胜非传 ） 吕颐浩在政治上的起家晚于朱胜非。建炎初，他任扬州知州，又自户部侍郎升尚书。 李纲罢相，加之宗泽逝世，使宋廷失去了主心骨。但宋高宗却将“女真日
7、强，盗贼日炽，国本日蹙，威权日削”的形势（p.13366，卷455马伸传 ） ，当作自己在扬州行宫及时行乐的机遇，将国事一概诿诸黄潜善和汪伯彦。 （p.874，卷 119）黄潜善和汪伯彦除了想降金乞和，此外并无任何对策。相形之下，吕颐浩还是忧虑时政，他于建炎二年4（1128 年）十二月上“备御十策” ，认为金军在明年“二、三月间，不寇淮甸，则秋冬之间，南牧必矣” 。 （p.1235，卷 90经国?吕颐浩奏 ） 建炎三年（1129 年）二月初，金人突袭扬州，宋高宗逃到江南镇江府，小朝廷人心惶惶。当时唯有吕颐浩在危难之中尚保持镇定，他叩奏皇帝说：“愿且留此，为江北声援。 ”（第 1 册 p.303
8、，卷 20 建炎三年二月癸丑）宋高宗逃往杭州，而留吕颐浩充江、浙制置使，同签书枢密院事，以执政的身份扼守大江。吕颐浩临危受命，督刘光世军渡江，与金军对垒。在金军撤退后，收拾残局。吕颐浩临大难而有胆勇，不逃避畏缩，是当时朝廷士大夫中足可称道者。 宋高宗逃难后，黄潜善和汪伯彦声名狼藉，不得不罢相。三月，朱胜非以次递补右相，就猝然遇上了苗刘之变，因外有文臣吕颐浩和张浚，武臣韩世忠、刘光世和张俊的武力进逼，内有朱胜非与苗傅、刘正彦的巧妙周旋，苗刘兵变平定。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变中，朱胜非确是尽心竭力地保全了赵官家。 中兴遗史称朱胜非“之性缓而不迫，虽柔懦而安审，故能委曲调护二贼，使不得肆为悖乱” 。 （
9、p.933，卷 14）朱胜非不像吕颐浩那样知兵，但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了沉稳的政治才能和智慧。 政变结束后，朱胜非及时请求引退（p.921，卷 126） ，表明他深通专制政治的三昧。朱胜非罢相后，御史中丞张守果然弹劾“胜非不能思患豫防，致贼猖獗” ，宋高宗也降诏，说“朱胜非、颜岐、张潋、路允迪当轴处中，荷国重任而不能身卫社稷，式遏凶邪。今二凶既诛，典刑斯正。胜非之徒，盍议其罚” 。朱胜非“自观文殿大学士、知洪州，落职，提举毫州明道宫” （第 1 册，p.390，卷 25 建炎三年七月甲申） ，而蒙受5实为冤枉的处分。 朱胜非罢相，吕颐浩接替其拜右相。当时南宋国势确实处于最危困的时期，宋廷先后派遣
10、洪皓、崔纵、杜时亮、张邵、孙悟等五批使节，以宋高宗的名义祈哀乞和。吕颐浩所面对最大的难题，是金军必然发动的秋冬攻势。他说：“金人之谋，以陛下所至为边面，今当且战且避。但奉陛下于万全之地，臣愿留常、润死守。 ”宋高宗说：“朕左右岂可元宰相。 ”（第 1 册，p.407，卷 27 建炎三年闰八月戊子） 吕颐浩余下的对策，则是举荐统兵防御的人选。他主要举荐了两人，东京留守杜充，给事中周望。周望以签书枢密院事的执政官身份，出任两浙宣抚使， “总兵守平江府” 。 （第 1 册，pp_368，427，卷 22 建炎三年四月癸亥，卷 28 建炎三年九月癸丑） 杜充自命不凡，而又色厉内荏，他主动放弃开封城而南
11、逃。 （宋史）与（金史）杂考一八， （杜充传）一段记事的辨误 ）但在军情渐趋紧张的时刻，宋高宗和吕颐浩根本未曾考虑过要追究他弃地与敌的罪责，反而将他视为救星， “宣武军节度使、东京留守杜充为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兼宣抚处置副使” ， “仍命充总兵防淮” 。 （第 1 册，p.397，卷 25 建炎三年七月壬寅）杜充还嫌枢密院副长官的差遣太低，装病不起。最后，宋高宗拜他为右相，兼江、淮宣抚使，驻建康府负责江防。 史实表明，此为吕颐浩的重大失策。待两路金军先后突破江防，杜充战败的消息传来，吕颐浩只能建议宋高宗航海逃避，并得到批准。宋高宗君臣自明州入海南逃，在金军的锋刃和大海的鱼腹之间冒险，犯死求生
12、，艰险备尝。 （p.31，卷上高宗南幸执政登舟朝谒 ，同见老学庵笔记卷 2）吕颐浩当时的心境也十分苦闷，船队到达台州章安镇，他6与其他大臣“常郁郁不乐，游宴六鳌峰，以消忧感” （p.987，卷 136中兴遗史 ） 。但正如吕颐浩在航海前所预测：“江、浙地热，敌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复还二浙。 ”（第 1 册，p.445，卷 29 建炎三年十一月己巳）金将完颜兀兀术（宗弼）的大军遭遇各种袭击和困难，最终只能退兵。 建炎四年（1130 年） ，韩世忠部的黄天荡之战与岳飞军的复建康府之役，是最终迫使金军退出江南的两次关键性战役。当韩世忠部传来屡败金军的消息，吕颐浩为之振奋， “闻敌穷蹙，乃请上幸浙西
13、，且下诏亲征”（第 1 册，p.484，卷 32 建炎四年四月癸未） ，但御史中丞赵鼎却力持异议，并弹劾吕颐浩，吕颐浩遂因此于五月罢相。其罢相制词中枚举其过失，也强调“请浙右之行，则力违于众议” （p.947，卷 14） 。从当时的军事形势看，骁勇敢战的岳飞兵力不足，而拥有重兵的庸将张俊畏敌怯战，故吕颐浩力主皇帝亲征督军，以求聚歼金军。此次争议和罢相，也多少反映了宋高宗、赵鼎等与他的政见不同。宋高宗根本不可能同意所谓亲征的计划。赵鼎后来从主守滑向主和，亦非偶然。 二、吕朱再相 1 吕朱与秦桧的政争 吕颐浩罢相仅一年有余，到绍兴元年（1131 年）九月复相。在他再相前，参知政事秦桧正好设法排挤了
14、曾一力援引他的宰相范宗尹。他当然在实际上反对吕颐浩任相。有些士大夫也向宋高宗进言，认为吕颐浩不适合为宰相。宋高宗先命秦桧为右相，迟疑了若干时日，还是下决心重新起用吕颐浩为左相。 7吕秦两人在对金政策上已有明显的分岐。秦桧提出所谓“二策” ，虽隐晦曲折，而宋高宗将它归结为“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第 1 册p.765，卷 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当时南宋军队主要由北方健儿编组而成，若将流寓南方的北方人“遣官纠率起发” ，只能意味着抗金军力的削弱。北人归北，加之对北方士大夫“一时从权卫身之计”表示理解，其实就是驱迫或同意北方人“从夷” ，强调皇帝“亦无贪功之念” ，自然是表示无意收复失地。宋高
15、宗亦非白痴，故他收取这份文字后， “不曾降出”。 （p.1480，卷 20鄂王传 ） 吕颐浩则在当年十一月上奏说：“伏愿陛下发中兴之诚心，行中兴之实事，要当先定驻跸之地，据都会之要，使号令易通于川、陕，将兵顺流而可下，漕运不至于艰阻。 ”“然后乘大暑之际，遣精锐之兵” ， “乘两路（河北与河东）余民心怀我宋，未泯之时，知王师有收复中原之意。则中兴之业可觊也” 。 “今天下之势可谓危矣，既失中原，止存江、浙、闽、广数路而已，其间亦多残破。 ”“臣在西、北二边，出入行阵二十余年，今者年逾六十。近在军中，顿觉筋力衰惫，非复昔时之强壮也。日望陛下赐骸骨而归，所幸未填沟壑之前，一见中兴之业尔，乞赐睿察。
16、 ”（pp。1400。1401，卷 194， 要录卷 49 绍兴元年十一月戊戌， 历代名臣奏议卷 90经国?吕颐浩奏 ， 忠穆集卷 5论乞定驻跸之地状， 景定建康志卷 48 吕颐浩传。此处引文以诸书杂校。 ） 吕颐浩抗金态度之决绝，不必再加分析，实际上，此奏也是针对他建炎四年罢相时，赵鼎等人之异议，使自己的抗金主张“沮抑不得行”而发。但当时秦桧的降金乞和方针尚是藏头露尾，至少在吕秦并相时，8双方对金政策的重大分岐，尚不是十分明显。 秦桧利用吕颐浩处事粗暴、胸襟不宽等弱点，知其“不为时论所与，乃多引知名之士为助，欲倾颐浩而专朝权” （第 1 册，p.714，卷 53 绍兴二年四月癸未） 。当吕颐
17、浩再相后，儒学家胡安国曾修书一封，希望他“进退贤否，赏罚功罪，固当以至公无我为先，报复恩雠为戒” （第 1 册，p.694，卷 51 绍兴元年二月辛巳） 。为了排挤吕颐浩，秦桧嗾使其党羽向宋高宗建议二相分工，宋高宗接受此议，于绍兴二年（公元 1132 年）四月，亲自宣谕说：“颐浩专治军旅，桧专理庶务。 ”吕颐浩遂离开行朝，外任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 “开府镇江” （第 1 册 pp.712，716，卷53 绍兴二年四月乙卯、戊子） 。秦桧利用吕颐浩外出之机，又另设叠床架屋的修政局。 当吕颐浩发觉秦桧的意图后，就设法反击。七月，他自镇江府还行朝，就向宋高宗举荐朱胜非出任同都督。 “颐浩荐胜非
18、，盖倾秦桧也”（第 1 册，p.753，卷 56 绍兴二年七月辛巳） ， “乃引胜非为助” 。（p.11323，卷 362吕颐浩传 ）给事中胡安国行封驳之权，予以奏罢。宋高宗又发表朱胜非任提举醴泉观、兼侍读，回行朝供职。吕颐浩也使用霸道，在制度上绕开了胡安国。胡安国为此大怒，宁愿“卧家不出”（p.12914，卷 435胡安国传 ） ，以示抗议。他反对朱胜非，这本是个人的政见，却又与秦桧的意图合拍。围绕着胡安国的罢免问题，秦桧“三上章，乞留安国” ，宋高宗“不报” 。 （第 1 册，p.763，卷 57 绍兴二年八月戊申）八月，秦桧在黄龟年弹劾后罢相。九月，朱胜非复任右相。吕颐浩和秦桧的政争，确
19、实存在着两人战与和的政见分岐，也存9在着无原则派系倾轧的因素。在殿中侍御史黄龟年的弹劾奏中，说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 ，甚至将秦桧比为汉代的王莽和董卓（第 1 册，p.764，卷 57 绍兴二年八月甲寅） ，确是击中了秦桧的本质和要害。但被视为秦桧一党，而遭罢黜的官员之中，固然有杨愿、王唤、王晒、林待聘等党羽，但也有如张焘、程踽、吴表臣、胡世将等人，他们后来不同程度上反对秦桧的降金政策。但吕颐浩将秦桧赶下台，无疑是其德政。 2 吕朱的对金政策和稳定内部 吕颐浩第二次任相从绍兴元年九月到绍兴三年（1133 年）九月，正好两整年。朱胜非第二次任相自绍兴二年（1132 年）九
20、月到绍兴四年（1134 年）九月，也是两整年。两人都主张对金和伪齐用兵。吕颐浩“屡请因夏月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谓人事天时，今皆可为” （第 1 册p.791，卷 60 绍兴二年十一月己巳） 。朱胜非“自再相，首建议遣诸大帅分屯于淮南等路，各据要害，以经略淮北、荆襄” （p.1533，卷 213朱胜非行状 ） ，即设置大军区，用以取代镇抚使的小军区，实际上是纠正范宗尹的设镇抚使方案，这当然是比范宗尹高明的军事方案和部署。 当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宋高宗本人的态度。在秦桧罢相前十日，王伦带来金朝“丞相” 、都元帅完颜粘罕（宗翰）致宋高宗信，信中金朝第一次宣布放弃了灭宋的打算。 （p.1173，卷
21、162绍兴甲寅通和录 ）宋高宗自然喜出望外，而左相吕颐浩也赞同“再遣使人，以骄其志” 。宋廷决定，命潘致尧和高公绘出使，宋高宗还特命吕颐浩“作书，以果、茗、币、帛”赠送伪齐刘豫之子刘麟。 （p.1581，卷 220中兴遗史引秦桧10奏）向伪齐皇子致信通问，自然完全有损于宋朝的国格，但既有皇帝旨意，吕颐浩也不能违命。数日之后，吕颐浩向皇帝口奏：“闻夏国屡遣人来吴?、关师古军中，金人与夏国颇睽，可令（张）浚常通问夏国。 ”宋高宗当即发问：“此与今来欲讲和事相妨否？” （第 1 册，p.769，卷58 绍兴二年九月丙寅）这表明尽管君相都同意遣使，但宋高宗是求和心切，唯恐和议失败，而吕颐浩则仍汲汲于设
22、法收复失地，认为遣使不过是辅助性的策略。 绍兴三年五月，潘致尧等回朝，并将刘豫退回的礼品一并带回，说“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 （p.1123，卷 155） 。后吕颐浩回忆说：“绍兴三年春，臣与朱胜非、孟庾等已定计北伐，枢密院机速房具有案底。偶潘致尧、高公绘自粘罕处奉使回，恐害和议，其事中辍。 ”（p.1272，卷176）所谓“恐害和议，其事中辍” ，无非是宋高宗本人的主意。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五五则更详细地记载了朱胜非的意见。朱胜非“上陈五说，谓贼当击” ，一者， “今当遣兵渡淮，取彼蓄积，辇以实边圉” ；二者，应乘“年毂大稔”之机，捣毁格局山寨的“逆贼” ， “自河以南，必大振扰，则淮北反危，江南自安” ；三者，应先破刘豫兵， “去其一助” 。（pp.1121-1122）其第四、第五两说在此不备录，亦可见当时两人“定计北伐”的某些具体理由和细节。但吕颐浩、朱胜非与李纲不同，他们尽管主战，却服从皇帝，与金朝谈判，虽然当时并无任何成效，却成为后来成就屈辱和议的嚆矢。 吕颐浩说：“先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 ”（第 1 册，p.647，卷 47绍兴元年九月丙辰）李纲完全赞成此议，绍兴二年（1132 年） ，他在给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