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几种进路摘要从伦理学方法与理论背景的视角来看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大体有四种研究进路：一，将伦理学还原为一种“恐惧的启示” ，并以此为导向反思什么是人类真正珍视的东西，呼吁中止纳米技术的研究；二，将伦理学还原为后果主义的评估和计算，将对伦理问题的研究看作是风险与利益的核算以及人类是否愿意接受这些风险的问题；三，将纳米技术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试图打开纳米技术发展的“黑箱” ，揭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求更好地理解纳米技术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的互动；四，提出伦理学要发挥主动引导而不是被动评价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具有可行性的行动框架，参与纳米技术的社会建构。本文
2、通过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传统伦理学在高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提出高科技伦理的新的特征、意义和作用机制。 关键词纳米技术；伦理学；可行性；行动 中图分类号B820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l002506 “纳米伦理”这一术语的提出至今已有近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有关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争论异常激烈。争论主要集中在纳米材料的安全问题、纳米器件与个人隐私、生物纳米技术中的人类增强、纳米技术利益与风险的公正分配等问题。从方法论和理论背景角度看，大致有四种2研究进路。这四种研究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下高科技伦理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 “恐惧的启示“ 对纳
3、米技术的伦理学反思起源于人们对纳米技术风险的恐惧和担忧。1986 年德雷克斯勒发表了创造的发动机 （Engines of Creation）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自我复制组装机这一贯穿全书的核心概念。他的自组织纳米机器受到诺伊曼关于自我复制机器和费曼关于分子操纵可能性的早期观点的启发。分子组装机是一个可以运用程序从简单化学成分中建造任何分子结构或器件的分子机器。这个纳米尺度的组装机可以将分子以任意方式摆放，构建任何化学上稳定的结构，并且能够由程序设定来创造他们自己的复制品，启动自我复制将可能导致一个已有组装机的指数增长，进而可以构造某个宏观尺度的物体。然而，德雷克斯勒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个矛盾的结果
4、， “运用组装机我们将能够再造或毁灭我们的世界” ， “创造的发动机”也可能是人类“毁灭的发动机” 。 德雷克斯勒的纳米技术概念同时导致了乌托邦梦想和末日噩梦，并在后来的伦理争论中占据支配地位。2000 年，美国计算机工程师乔伊在连线（Wired） 杂志发表了“为什么未来不需要我们”一文，特别指出了纳米技术与计算机技术、基因技术等结合将带来的毁灭性力量， “在基因工程、纳米技术和机器人中的毁灭性的自我复制威力极有可能使我们人类的发展戛然而止” ，其危险远远超过包括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002 年，美国作家克莱顿在其纳米猎3手一书中再次将自我复制的纳米技术引入了公众
5、的视野，书中展示了一群从实验室逃脱的纳米机器进入到环境后对生物圈的破坏性作用。自此，对纳米技术的恐惧、抵触情绪在全世界蔓延。国际环保组织ETC（Action Group on Erosion，Tech-nology and Concentration）发出了“纳米技术将我们引向深渊”以及“No Small Matter”的呼吁，呼吁中止纳米材料的环境排放和商业应用，禁止自我组装纳米材料和颁发纳米技术专利。 可以说，从恐惧纳米技术到呼吁中止纳米技术的研发，这本身就是一个包含着人们的价值评估的行动。人们之所以拒绝纳米技术，是因为对其可能带来的危险后果的恐惧。由于纳米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纳米技术后果
6、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其的评估只能是基于自己的直觉、情感等做出的判断。这也就是汉斯?尤纳斯所说的“恐惧的启示” （the heuristies of fear） 。在尤纳斯看来，当危险是未知的，不知道要保存什么、为什么保存的时候，一种非逻辑和非方法的对要避免什么的感知就是重要的。它更直接、更紧迫地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不想要的“恶” ，并确认我们想要的“善” 。因此，道德哲学必须首先求教于我们的恐惧来学习什么是我们真正珍视的东西，而恐惧会是一个更好的向导。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 “恐惧的启示”具有明显的情感主义和直觉主义特征。虽然，将道德判断诉诸人的情感和直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共鸣，
7、但是也不得不面对带有过多的主观主义和非认知主义色彩的批评。在这种“恐惧的启示”中所达到的道德判断的意见一致并不是由某种理性的方法来保证的，而可以说是通过对待不同意见的4情感、态度等造成某些非理性的影响来保证的。这样一来，对待特定技术的道德判断很可能就成了个人主观好恶的表达，缺乏对其背景以及恐惧的时间和空间特征的分析，进而可能瓦解这种道德判断的客观性。 因此，虽然从个人的视角出发，当我们不确定纳米技术可能的后果的时候，通过恐惧这样一种情感，可以知道某些后果是我们不想要的和要避免的，这也是保存自我的方法；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视角出发，纳米技术的发展绝不是单个人就能决定的，纳米技术的发展与政治、经济、
8、文化等社会系统联系密切，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会行动，如何避免可能的灾难性后果，仅仅求助于恐惧恐怕无济于事。 “恐惧的启示”带有的个人主观色彩往往将讨论限制在乌托邦或敌托邦的幻想中。 二、后果主义的利弊评估 认为对新技术的伦理评估最终取决于技术活动所产生的实际后果，这显然是遵循一种目的论的方法论原则。从目的论出发，唯一能够作为道德评价依据的只能是行动本身所产生的实质性结果，某种行为的善恶好坏的性质和程度最终取决于该行为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或达成了主体的目的。因此，从这种目的论原则出发，对新技术的伦理评估往往把关注的重心集中在特殊行为及其后果，而忽视了行为的活动情境、内在动机等，带有明显的结果论
9、或效果论倾向。 对纳米技术的利益和风险的争论往往在很大程度上被还原到对其可能后果的推测，甚至带有过多的“未来主义色彩” 。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争论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后果主义论证的窠臼，而后果主义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技术发展总是采取一种特别的说服方式：如5果我们投资新的科学和技术，它将提升我们的知识以及操纵自然界的能力，而当这些知识和能力引起积极的效果的时候就将最终提升人类总体的幸福。然而，将后果主义论证应用到纳米技术中的时候，不得不面临三方面的挑战：第一，有关纳米技术的未来图景现阶段缺乏事实上的可确证性，例如纳米技术将帮助接合人类的大脑和计算机，因此仅需要植入一个芯片我们就可以学会
10、法语；第二，有关纳米技术的利益和成本比率缺乏可确证性，纳米技术的利益和成本比率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还涉及不同人的风险感知差异，如纳米技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专家和一般公众对风险的看法是不一样的；第三，有关纳米技术的未来是否真的如承诺的那么美好，这涉及不同人的不同价值判断。这三个方面的挑战也使后果主义的评估陷入了困境，因为典型的后果主义常常具有强势的实证经验主义取向，把当下的行为结果视为唯一的评价根据，而由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后果使得这种评估缺少事实上的确证性。 目前，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研究，无论是从义务论视角还是从功利主义视角出发，后果主义立场都占据主导地位。在这里，伦理问题起于纳米技术的可能
11、应用，且往往等同于可能的伦理后果。在讨论纳米伦理问题的早期文章中，或者通过呼吁对其后果的分析（后果主义的）或者提出普遍接受的价值（义务论的） ，大多数作者都提供了一系列可能的利益冲突和极化判断。例如，在生物纳米技术和纳米医学方面，纳米材料学的发展使得具有更好生物相容性的医疗植入物（如整形外科植入物、心脏瓣膜等）成为可能；生物纳米器件、生物传感器等的发展使器官移植和替换（如人造视网膜、人造耳蜗）以及更高效的信息处理和存储等成为可能。6这些可能性既有可能带来人类利益和生活质量的提升，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伦理、社会问题，特别是人类增强问题。莫尔和维克尔特指出，“理论上，通过纳米技术和无线传输，一个人
12、的大脑运行可以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窃听，大脑信息被传输，阅读某人的思想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捕捉特定的指示性的心理状态可能会相当简单，即纳米器械或纳米植入物可能带来对个人隐私的侵犯或他人行动和思想的控制。对于纳米人类增强技术对社会的影响，林和艾豪夫指出，我们可以期望增强的人（enhanced person）具有更强的生产力或更有创造性的突破，但很难计算的是，是否这些收益超过其成本或风险，乃至收益或成本的可能性。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和所有的后果主义论证一样，它存在两个重要缺陷：一方面，它难免陷入功利主义的风险与利益权衡，而在一个价值多元的世界里，伦理信念不同于可协商的利益，人们很难就此达成共识；另
13、一方面，鉴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从后果出发的伦理评价由于其结果的推测性而难免走向乌托邦或敌托邦的幻想，这两种判断对纳米技术的发展都是有害的。 由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义务论的和功利主义的分析得出的观点各异、莫衷一是。因此，在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从技术评估的视角出发将纳米技术不确定的危害性后果主题化为纳米技术的风险问题，即纳米技术的风险是什么，我们是否应该接受纳米技术的风险？进而，把风险看作是从纳米技术的应用中兴起的唯一问题，其他问题被重新设定为依赖于风险的量级。换句话说，分配公正、增强以及公众被充分恰当地告知的需要等问题被重7新描述为技术发展的传统风
14、险和副作用的一部分。其后果是，主要的伦理问题仅仅被看作成愿意（或不愿意）接受这些风险的问题。纳米技术的风险问题在技术政策和风险管理文献中被广泛讨论即是这种倾向的表现。例如，卡汉指出，需要系统研究公众对纳米技术风险和利益的感知和态度等，并以此促进对纳米技术的公众协商。因此，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为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问题。 然而，后果主义的风险评估框架面临的首要困难是它涉及对科学和技术发展做预测。这种预测不但要面对未来的推理中的认知不足，而且还要面对其可能后果的不确定性。正如罗森博格所指出的，新技术是以一种非常原始的条件和其效用不能立即识别的特性进入世界的，潜在的应用、系统的整合、问
15、题解决的短视、通过需求测试等使得新技术的预测是不确定的。因此，纳米技术的风险评估，包括各种已有的风险评估方法，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后果主义的风险评估框架求助于假定潜在的负面效应已经被识别，但是又不可能在讨论中量化这些风险，因为缺少相关数据或对其不确定的、不精确的本质的了解。即使我们能够量化这些风险，伦理学的意义在此也是成问题的， “如果伦理学是计算，那么每一个伦理问题都能够被假定为有一个答案，不管我们是否有能力决定它，即使这个计算表明其在实践中不可能实施” 。 综上，对纳米技术的伦理评估和风险评估都难以摆脱后果主义的影响，而对于纳米技术来说，其后果的不确定性使得无论是伦理评估还是风险评估都更难
16、以发挥作用。这种后果主义的评估不但面临认知上的不足，而且对纳米技术的发展也很难产生积极影响。 8三、基于语境主义的审慎 对纳米技术的评估面对的是一个以不确定性、无知、模糊为特征的认识论上的新情况。这些特征不能仅仅通过评估来完全把握。对纳米技术的伦理反思必须超出对其后果的考量，将其放在特定的语境中，关注其发展的条件和背景、过程和方式等，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握住纳米技术提出的挑战的丰富意义。 “迄今识别出的与纳米技术有关的伦理问题，都并不是单纯或主要由纳米技术领域的本质特征所引发的，而是由于纳米技术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社会语境上的偶然的外部特征所引发的” 。舒默也指出，纳米技术的新奇之处并不在于其技术上
17、的特殊性，而在于它所表现的科学和技术在社会中的角色的远景。对他来说，纳米技术的独特性在于它采取了一种围绕着社会建立起来的边界（如生命和非生命的，自然和人工的，甚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嬉闹的独特形式。因此，在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的视域下，通过对纳米技术产生于其中的社会和文化语境的理解，我们可以摆脱对纳米技术风险的后果主义评估的困境。 鉴于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对它的认知局限，伦理学可以作为审慎的复杂形式（sophisticated forms ofprudence）发挥作用。这表现在关注纳米技术创新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嵌入性，关注纳米技术发展的动机和范围，思考如何可持续和负责任地发展纳米技术
18、等。可以说，这里纳米技术的伦理问题不再被理解为风险和利益的权衡，而是作为一种以伦理的方式处理纳米技术不确定性的尝试。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报告中提出的要反思科学的结构、公众信任和负责任等问题，欧盟委员会9在其纳米研究行动守则中提出纳米技术发展要遵循公众易于理解的、预警的、可持续的、包容的、透明的等原则，这些审慎的行动指南关注的是纳米技术所提出的挑战的复杂的和整体的维度。除了呼吁参与到负责任发展中，还有学者从认识论和社会角度反思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指出要从更宽广的视角超越风险问题。如绍姆贝格强调“集体责任”的重要性，尤其是在意外后果和集体决策中个人的负责和发展超个人的评估机制。 还有学者提出必
19、须要发展新的伦理反思形式，关注纳米技术历史的和哲学的根源以及科学和技术在我们的社会中的地位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纳米技术提出的问题的复杂性。迪皮伊和格林鲍姆也认为纳米技术的真正挑战是其风险的不确定维度。为了从根本上理解纳米技术的不确定性，我们不能停留在考察其可能的后果，而应该探究促动纳米技术研究项目的“形而上学研究计划” （Metaphysical Research Pro-gramme） 。这种方法致力于通过探究纳米技术所承载的图像的社会和文化维度厘清纳米技术所代表的远景、观念、自然观等。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种伦理反思的不同模式，一种超越审慎的伦理学，即“持续性规范评估” （ong
20、oing normative assessment） 。 可以说，上述这些研究都试图打开纳米技术发展的“黑箱” ，展示纳米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当代技术哲学研究已经表明，技术发展不是直线型的、完全自主的，而更多地是在技术与社会系统的框架下的一种社会建构，即技术发展与社会的发展是同步的、共同进化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社会互动的随机结果。特定技术产品的开发和设计是在其影响的社会领域中发生的，涉及不同行动者的不同的爱好、目标、资10源和权力等因素。借助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可以厘清技术发展与社会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好地描述技术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冲突，从而能够为技术政策的制定和技术冲突与
21、风险的管理、沟通等提供行动上的依据。如舒默对语言、文化传承、经济与政治等社会文化因素怎样影响人们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的感知的研究，文森特对纳米技术的两种文化的区分，加斯科尔等人对欧洲和美国的公众对纳米技术创新背后的文化支持要素的实证研究等。但是，技术冲突并不只是关于技术手段和工具的冲突，也是关于未来图景、人性图像以及社会规划的冲突，因此技术冲突具有道德含义。只做描述性的努力必然无法把握技术冲突中的规范维度。如果这个规范的维度导致了与个人或社会团体的道德信念相冲突，那么对技术的伦理反思就是必不可少的。 基于语境主义的审慎主要是从 STS 的技术研究视角揭示纳米技术的发展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期望为纳米技术的发展指明道路。然而，这种对待技术发展的审慎并没有把握住技术冲突的道德内涵，也即往往停留在对其做静态的描述性努力，而缺少必要的规范性反思。进而，伦理学的反思在应对纳米技术冲突中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面向可行性的引导框架 纳米技术是不确定性的技术。首先，纳米技术本身的不确定性，包括其定义、范围等。众所周知，纳米是一个尺度概念，但这个尺度单位的技术定义融合了学科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有纳米的踪影，科学家们可以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角度研究纳米，这直接导致了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从而人们也很难完整地认识其特性；其次，纳米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