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蒲松龄王鹿瞻马介甫摘要：顺治十六年（1659） ，蒲松龄与王鹿瞻就已经相识，并与张笃庆、李希梅结“郢中社” 。后蒲松龄因王鹿瞻之妻虐父之事与他断绝关系，而这件事可能是他创作马介甫的诱因和本事，是他创作的心理和现实双重郁积的突破口。 聊斋志异体现出的是蒲松龄的人文关怀，是挽浇薄之世风、扶伦常之正的儒者精神。 关键词：蒲松龄；王鹿瞻；郢中社；马介甫；人文关怀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顺治十六年（1659） ，蒲松龄与同邑的李尧臣、张笃庆、王鹿瞻等志趣相投的朋友结郢中社， “以风雅道义相劘切” 。作为郢中社友，王鹿瞻是蒲松龄早年交游人物之一，但是蒲松龄与其相关诗文却寥寥无几，
2、其中一篇还是谴责之文与王鹿瞻 ，且都是在早期，之后便不见只言片语。因此有必要对王鹿瞻及其与他相关事迹作一探讨。 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袁世硕先生根据诗经大雅桑柔中的诗句“瞻彼中林，牲牲其鹿” ，推断王鹿瞻名“甡” ，然而这也只是推测，并无确切的资料予以证实。 笔者翻检在当地能找到的资料，没有任何发现，似乎这个“谜案”要一直成为“悬案” 。正所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笔者在考察蒲松龄其他交游人物时，接触到王鹿瞻后人所藏之族谱王氏家传世系族谱 。2此谱修于康熙十一年（1722） ，是王氏第九世王佳秀与第十世王殿王甲叔侄二人编纂。据谱载：王佳秀，字三采，号豹阴，邑增生，王鹿瞻之族弟；王殿王甲，字麟祯
3、，又字鸣珂，号翠屏，邑庠生。谱包括谱名、序跋，体例、更讳录、世系图和世系录五个部分，记载王氏家族的世系、迁徙、婚姻、族人事迹等方面的情况。 在王氏家传世系族谱中，载王鹿瞻小传： 甡，公字振生，号麓瞻。邑庠生。配丁氏。先时，吾族未有宗谱，公创修之，手抄书册散之族人。虽搜辑采访未极详备，然后之修者得藉手焉，则公之功亦懋矣。 族谱对王鹿瞻的记载非常简略，显然不能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这种情况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王鹿瞻并不是个特出之人，不论是为学、人品还是处世、性情，就算在其族内也只是相对的普通人物，否则若哪一个方面比较突出的话，定会有所载录。 王鹿瞻是一位秀才，年轻时与张笃庆、蒲松龄、李尧臣等人交游
4、，结郢中社，写诗作赋，有一定的文学修养。王鹿瞻有“季常之惧” ，致使妻子虐待其父，客死旅店。该族所修之族谱其有草创之功，关于这点，族谱修编者王佳秀在族谱序中也明确提到：“宗谱未立，殊为遗憾。吾兄麓瞻公曾加以编辑” 。王氏至王鹿瞻时，已是第九世。王鹿瞻兄弟三人，其行一。二弟王朋，字友生；三弟王兢，字恭生。王鹿瞻无子，过继王朋第四子奇烈为嗣。奇烈两子：宁连、宁遴，皆无嗣。蒲松龄聊斋文集中有一篇婚启，题作二月代王绳筠与王鹿瞻启 ，是蒲松龄代王绳筠（淄川县人）为其子向王鹿瞻提亲的，可以断定王鹿瞻至少还有3一个女儿。因为女子不入族谱，所以没有记载。 另外需要一提的是，与现今见到的文献所记不同的是，王鹿瞻
5、之“鹿”字，族谱作“麓” 。而在张笃庆的厚斋自着年谱中， “瞻”则书作“詹” 。 论家世，王鹿瞻要比蒲松龄显赫。其高祖王士逵，以子宣化诰赠文林郎，中顺大夫，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曾祖王宣化，字用贤，号云石。明隆庆丁卯科举人，隆庆戊辰进士，历官阜平知县、遵化知县、南京浙江道监察御史、汉阳府知府等。不过，王鹿瞻的祖父王世颖（字念吴） 、父亲王灏（字深源，号印素）都没有进入仕途，皆仅是邑庠生。总的来看，王氏家族代不乏有功名者，维持着家族的地位和声望。当然其最为荣耀之事莫过于出过三个进士，除上述之王鹿瞻这一支的六世曾祖王宣化外，其他支系分别是：七世祖王我庸（字虞服，号震龙）和八世祖王钟玫（字文玉，号长白
6、） ，同为顺治己亥进士。 王氏家族与淄川的许多家族一样，是从外地迁移而来。族谱记载，王氏“原籍直隶真定府冀州枣强县，自名洪武三年奉旨迁徙与山东济南府淄川县城西青龙山之左、豹山之右，村名李家疃。此地三山拱秀，溪水环绕，遂卜居于此。 ”他们的这次迁移有明初移民政策的大背景。明初洪武年间，朝廷推行“移民就宽乡”的民垦政策，当时山东许多县份皆被列为“宽乡” ，淄川县也是“宽乡”之一。当时，济南府的移民情况是，“就移民原籍而论，移民主要来自山西和河北枣强，其中以山西移民的分布最为广泛。在济南府的东北部及东部一带，则以枣强移民为多。 ”其时的淄川县移民几乎全部为枣强移民。 4这位迁移到李家疃的王氏先祖，即
7、祖谱中的第一世， “失讳，行居三”，因齿德俱尊，称为“三老” 。邱氏移居淄川后，开枝散叶，族人逐渐增多，渐蔚为大族，特别是靠读书力学、科举入仕，提高了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和声望。后世子孙蕃衍旺盛，人丁日繁，逐渐分发各村。因为祖谱对族人迁徙有明确的标注，所以能清楚地知道其族人的散布情况，除发源之李家疃外，其它如七河庄、前抬头、高家庄、尚家庄、栗家庄、王洞庄等，王鹿瞻与其弟皆迁住于栗家庄。据淄川县志卷三“赋役” ，当时淄川县设八乡：仁寿乡、忠信乡、明水乡、孝义乡李家疃属忠信乡，在县治西。李家疃至今皆尚存，现属周村区王村镇。 二 顺治十六年己亥，余年十八岁。暇日，与鹿瞻、留仙、希梅赋诗，结郢中社，标壮采
8、，抽藻思矣。 这是张笃庆在其厚斋自著年谱中关于他与蒲松龄、李尧臣、王鹿瞻等好友结郢中社的记载。关于这次结社，蒲松龄有郢中社序详记此事： 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以外者也。然酒茗之燕好，人人有之。而窃见夫酒朋赌社，两两相征逐，笑谑哄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号呼，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堍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聚5固不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
9、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 这篇文字真实反映了他们这一时期的思想、情感和精神面貌。这一年，蒲松龄二十岁，其好友张笃庆和李尧臣皆十八岁，风华正茂，一个最富激情、最富幻想、最富朝气的年龄，也是他们最得意、最意气风发的人生时期。蒲松龄十九岁即初露峥嵘，应童子试即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文名籍籍诸生问；张笃庆应童试以一诗而采芹，受到学政施闰章的称许。他们都是同邑人，年龄也相若，志趣相投，都是比较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彼此欣赏，彼此乐于一起交往。惜乎没有当年他们交游的诗文没有传世，无法睹其风采，但可以相信的是， “不时得相晤”的“瀹茗倾谈” ，使他
10、们一起共渡了一段美好时光，结下了难忘的友情。 郢中社是关于蒲松龄与王鹿瞻交游的最早记载，至于他们是如何相识的，有两种可能：其一，蒲松龄和王鹿瞻的相识与其他社友类似，青年人意气风发，彼此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但是从所能见的资料看，王鹿瞻不载于县志，族谱小传也无特出之处，没有关于他有文章著述的任何记载，可见王鹿瞻的才华是远逊于这三人的。其二，王鹿瞻是通过张笃庆进入这个圈子的。王鹿瞻是张笃庆的表兄，年轻时交游颇为密切，还一起进学。作为知情相投的年轻人，又是亲戚，张笃庆带着表兄交游聚会，这是很自然和必然的事；当时一起结社的人，还有张笃庆的二弟张履庆（字视旋，号顾斋） ，也应该是这种情况。在这个交游圈子
11、里，蒲松龄、张笃庆和李尧臣三人是其中的核心。 他们成立郢中社，有初试的成功和青春的激情，也有仿效古人之雅6意的心思，以期像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一样留下一段佳话。其目的也是为了便于经常聚会，相互切磋，研讨学业。然而现实给了他们无尽的希望，也给了他们无尽的失望。少年进学的初露锋芒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是屡屡败北。 “回想三年前，含涕犹在目。三年复三年，所望尽虚悬。 ”（寄紫庭 ）康熙四十九年（1710） ，蒲松龄、张笃庆和李尧臣都到了古稀之年。是年春正月，淄川县举行隆重的乡饮酒礼，三人都以年高德勋、齿德俱尊被举为乡饮介宾。这是一种荣耀，是对他们一生品行的肯定，也算是对他们的困厄一生的一点精神慰藉和补偿
12、吧。此情此情，让回忆起结社时的意气风的蒲松龄发感慨万千；“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云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 康熙九年（1670）秋，蒲松龄应江苏宝应知县孙蕙之邀为其做幕宾。次年初秋返里，前后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此时，恰好王鹿瞻在瓜州为扬州江防同知邱荆石作幕宾。所谓他乡遇故知，使同是寄寓他乡的蒲松龄感到十分高兴；当年意气风发的他们却在为生计奔波，同样的境遇又使他感慨万千。 康熙十年（1671） ，蒲松龄有五古一首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幕，作此寄之寄之，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感情。诗云：“落日淡空庭，楼台净如水。眷言怀友生，芳树频徒倚。家中隔一山，犹恨不同里。今日限重江，而乃如邻比，宁不
13、愁参商？同饮一乡水。 ”表达了对王鹿瞻的怀念之情，特别是化用古人诗意，感情表达很充分。蒲松龄说，二人虽然像“参” 、 “商”二星那样天各一方，不能相见，但只要朋友知心，保持着真挚的友情，也好像在近邻一样。与朋友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这样的7景况自然让人十分感伤，但蒲松龄还是巧妙地淡化这种情绪，用“同饮一乡水”来宽解自己和朋友。 “同饮一乡水”是化用北宋李之仪之词卜算子 ，词云：“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这本是一阕歌颂坚贞爱情的恋歌，此处蒲松龄化用来表达朋友之情，思念之情溢于言表，非一般的应酬之作可比。此时距他们郢中
14、欢聚已有十三年，时空的间隔并不没有影响他们的感情。 也许王鹿瞻和蒲松龄之间的关系比不上张笃庆、李希梅与蒲松龄他们三人，但也应该是友好的，不存在芥蒂。但是，后来发生的一桩家庭变故改变了两人的关系，这桩家庭变故就是王妻虐父事。可以断定二人关系破裂即缘于此，之后再也没有过任何交集。 三 这件影响蒲松龄与王鹿瞻关系的事件是这样的：王鹿瞻有“季常之惧” ，听任妻子将老父逐出家门，致使老人客死旅邸。对自己这位社友的所作所为，蒲松龄非常义愤，作与王鹿瞻责之，言辞激烈，其中云：“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孤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这之后蒲松龄的诗文里再没有出现过王鹿瞻的名字，可见此
15、事对二人的关系的影响是致命的。可以断定，蒲松龄鄙其为人而断绝了与他的交往。 蒲松龄不仅因此事与王鹿瞻断绝朋友之情，有研究者还认为蒲松龄以此为本事创作小说马介甫：“这篇作品很可能是有感于社友王鹿瞻惧内之甚而发的，小说人物杨万石就是以王鹿瞻为模特儿创造出来的，8自然是经过了艺术的虚构，并非如实地记录其事。篇中的异人马介甫，也可以说包括蒲松龄本人在内的曾劝戒、批评过王鹿瞻的同邑好友的意象化的人物。 ”马介甫可能是以王家变故为本事敷衍而成，但并未完全如实描写，而是增枝添叶，在虐父、逐父这个核心情节的基础上增添一个异人惩罚的叙事模式。这个异人惩罚的叙事模式的设置看似是对尹氏的管束和惩戒，但在荒唐可笑的情
16、节中让人更多看到的则是杨万石的懦弱与不孝，显示出深深的嘲讽和鄙弃。 这样的情节难免让人浮想联翩，以至于认为可能是有感于王鹿瞻纵妻虐父一事而写，但更耐人寻味的是小说的结尾，给人增添无限遐想。在小说结尾，蒲松龄这样写到：“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 ”可谓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更使小说似有所本，似有所指，似有所寓，缘此有这种推测也就不足为奇。那么，蒲松龄所说的“后数行”到底是哪几行，又说了什么事情呢？那么就试从文章结尾处引一段文字来作考察： 尹从屠半载，狂悖犹昔。夫怒，以屠刀孔其股，穿以毛绠悬梁上，荷肉竟出。号极声嘶，邻人始知。解缚抽绠，一抽则呼痛之声，震动四邻。以是见屠来，则骨毛皆竖
17、。后胫创虽愈，而断芒遗肉内，终不利于行，犹夙夜服役，无敢少懈。屠既横暴，每醉归，则挞詈不情。至此，始悟昔之施于人者，亦犹是也。一日，杨夫人及伯母烧香普陀寺，近村农妇并来参谒。尹在中怅立不前，王氏故问：“此伊谁？”家人进白：“张屠之妻。 ”便诃使前，与太夫人稽首。王笑曰：“此妇从屠，当不乏肉食，何赢瘠乃尔？”尹愧恨，归欲自经，绠弱不得死。屠益恶之。岁9余，屠死。途遇万石，遥望之，以膝行，泪下如麻。万石碍仆，未通一言。归告侄，欲谋珠还，侄固不肯。妇为里人所唾弃，久无所归，依群乞以食。万石犹时就尹废寺中，侄以为玷，阴教群乞窘辱之，乃绝。 据笔者判断，蒲松龄提到的这后数行文字，可能即是上面所引之文字。
18、不论这“后数行”文字的多少，从内容上来看，无神奇怪异，皆为写实，主要是交代了这件家庭变故的结局和尹氏的下场。 关于蒲松龄的最后一句“此事余不知其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 ”袁世硕先生认为：“马介甫之作，无疑是为王鹿瞻事而生发。毕公权时已中举，名气更大，出于义愤，补撰成篇，亦是情理中事。蒲松龄有意让毕公权补撰成篇，并特于篇末注明，大约也是有所用心，一来是故作迷离，将真事隐去；二来是假解元毕世持之名，使王鹿瞻无法向自己兴问罪之师。 ”笔者以为， 马介甫以王鹿瞻为本事，或至少是素材，是可以这样理解的，特别是文末的“后数行”这一神来宕笔，更使小说余音悠长。但蒲松龄添上这么一笔，却未必如袁先生所言
19、“假解元毕世持之名，使王鹿瞻无法向自己兴问罪之师” 。最可能的事实是，蒲松龄确实“不知其究竟” ，而毕公权对整个事情知道得更清楚些。从蒲松龄与王鹿瞻所透露的信息来看，王家的这件家庭事件不是什么秘密，可以说是沸沸扬扬，远近皆知。蒲松龄于毕家坐馆教书，虽说毕家对蒲松龄很尊敬，宾主融洽，但是毕竟其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很自由的往来出和言语，自然就不可能如毕家子弟那样消息灵通。在毕家，毕公权与蒲松龄算得上知己好友，也情投意合，时常交流，他知道蒲松龄在创作这样一篇作品，又加之他本身也喜好类似的创作，不免手痒，蒲松龄也10乐于成人之美。蒲松龄在毕家坐馆，毕家对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写作是非常开明的；而且毕家有人确实
20、有这样的喜好，他们影响甚至参与聊斋志异创作的情况确实也是存在的。 聊斋志异狐梦就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狐梦写毕怡庵忻慕、向往聊斋志异青凤篇中的青凤， “恨不能一遇” 。后果然在梦中遇狐，极尽缱绻、怡游。蒲松龄在篇首就说“余友毕怡庵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 ，篇末又确切地说：“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 ”聊斋志异中有两篇鸲鹆和五羖大夫 ，末署“毕载积先生记”与“毕载积先生志” ，毕载积，名际有，曾官江南通州知州，有存吾草 。他是蒲松龄的馆东。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毕家人影响和参与聊斋志异创作的事实。对于别人的创作或提供的材料，蒲松龄在作品中皆予以注明，既表明故事来有所本，也表示一种尊重，这也是正常的事，应该并无什么特别深意。这种情况在聊斋志异的其它篇章里也是存在的，其实这也一直是中国文言小说创作的一个传统。因此，蒲松龄不是且也不需要拿毕公权作挡箭牌。 四 马介甫写完了，蒲松龄仿佛还意犹未尽，在结尾的“异史氏日”中叹息到：“惧内，天下之通病也。 ”蒲松龄何以有这样的感叹？何至于让蒲松龄在写完后还不能自已，作（妙音经）续言继续抒发感慨，痛说悍妒之危害。再查聊斋志异 ，写妒写悍的作品多至八篇，而且江城又被改编为俚曲禳妒咒 。因此，如果把马介甫仅仅看做是对朋友家丑的记录，则对蒲松龄的思想境界理解得过于偏狭，也领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