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摘要：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
2、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关键词： 清汉学；调和汉宋；理学即礼学；经世之学；天道循环 中图分类号： B25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59-05 嘉庆后期至咸丰、同治之世，乾嘉考据学渐趋式微，今文经学开始勃兴。此时，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 ，都经历了向经世致用方向的转身和演变。这一转向虽然在深层次上都还保留着各自的学术精神，但其面貌已变得丰富多彩，有的甚至无法识别了。林则徐被誉为晚清睁开2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他青少年时期就读的鳌峰书院，一直奉行“非理之书不得妄读”的传统
3、；而他本人在为官之后，便将格物致知之学运用于治国方略。魏源“师夷以制夷”的思想即来源于程朱理学的信奉者林则徐。魏源被晚清今文经学家奉为开宗之先锋，他向汉学与宋学同时开弓：他一方面批琐碎的汉学“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 ，另一方面质问宋学家：“释老不可治天下矣，心性迂腐谈可治天下乎？”他所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和海国图志 ，已经模糊了汉宋中西之界限。但有意思的是，魏源二十多岁时曾有“问宋儒之学于姚敬塘先生”的经历，而且早年对于宋学濡染颇深。其后的咸丰、同治年间，西技西学愈入愈深，汉学、宋学之关系则更加复杂。因而，梳理这段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分析这一时期再据主导地位的“理学”的新特点，是一个有意
4、义的学术课题。以往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或不够深入。而新近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便是以曾国藩为典型个案，试图解析道、咸、同学术演变的著作。 本书是武道房在其博士论文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基础上，历经8 年的深入研究而写定的。在此书出版之前，部分内容拆成 7 篇文章、约有 15 万字即已发表于中国哲学史 、 学术月刊 、 文学遗产等国内知名杂志上。曾国藩是学术史上的热点人物，要想出新，原也不易；但武道房此书能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没有新见，不肯下笔，这种科研态度是可取的。 作者在自序中说：“本书只重在解决四个问题：1.曾国藩的学术是什么，与前人相比有没有什么新意；2.他为什么会
5、有这样的学术；3.他3的学术与前人有哪些联系以及对后世有哪些影响；4.他的学术与其人生的关系如何。 ”曾国藩是镇压席卷了大半个中国、长达十数年的太平军起义之后再造清室“中兴”的首功之臣，他的学术造成了全国性的影响和巨大的历史场面，而后又迅速地被翻涌而来的西学所席卷，被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和政治革命所淹没。因而，跟随着曾国藩学术演进的思路，层层剖析他学术思想的内容，显示那一时代的学术面貌和特征，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论题。就此来说，武道房博士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是一部认识道、咸、同学术史的重要著作。 2001 年，武生道房从学于我在南京大学读博士。而我那段时间常思考的问题是：清代宋学在被乾嘉汉学批得遍体鳞
6、伤之后，为何在咸、同之际又获得了一定的活力？而刚刚获得一息生机的理学立刻又受到西方民主、宪政思潮的批判，但借着今文经学而向传统政体发难的康有为，恰恰是由理学家朱次琦（世称九江先生）的弟子；而跟着康有为鼓吹政治改良的梁启超和谭嗣同，其受教育的背景无一不是宋儒之学。这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为何在中西学十分对立的背景下，理学还以特殊的形式葆其生命？怎样把这些零零散散的问题集中起来做一个系列的研究，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恰在那时，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曾国藩评传要另寻作者，我暗自思量，如果最后找不到合适的作者，可以从我的博士生中培养一位，作为“试探” ，就与道房商量可否将曾国藩的学术思想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7、，他经考虑后表示同意，博士论文的题目就确定了。但不久，远在长沙的王兴国教授向我推荐了梁绍辉教授来撰写曾国藩评传 ，经茅家琦先生同意，书就由梁教授来写，而武生就让他4专心做曾国藩理学思想研究吧。回想这段小小的插曲意在说明，以道房当时之学业和精力，写一部包含曾氏生平业绩且以政治思想史为主要内容的“评传” ，可能一时难以深入下去；而专门进行曾氏理学思想之研究，可以暂时撇开政治史、战争史乃至经济史之资料直捣他的灵魂居所。现在看来，在这座经曾氏亲手翻修的巍峨学术大厦中，道房整整研究了十年，而且创获不少。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他对清代中叶学术发展的转向、对曾国藩的师友关系对其理学学术观的形成、对曾国藩的理学
8、体系及其特色，以及对被曾国藩再造了的理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等重要问题，都做了深入的研究。如果说曾氏学术可以喻为一座古朴广厦的话，武生这幅油画，则是一幅非常逼真地描绘曾氏精神大院的作品了。 “学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不可能远离政治发展的轨道自行其事，但它的发展也有其自身的脉络。为了认识曾国藩学术思想的形成及其主要特色，道房通过宏观与微观两条路径进行了考察。宏观就是清代中叶的学术转向。经过清高宗的推动，以四库全书的编纂为主要标志，考据学进入了它的巅峰期，然因其学风破碎，特别是因为大批文人靠咀嚼饾饤为生计，故而在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的嘉庆中后期就迅速地衰落下来。这是搞清学史的人普遍明了的。然而，经过道
9、房的观察，当时衰落的只是其饾饤之学，而其中的笃实精神转变为关注社会矛盾的经世致用之学。其标志是：今文经学的复兴；汉学本身产生了义理化的倾向；汉学家放弃了对宋学极端排斥的态度。阮元明确提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 ”武生评之曰：“总之，汉学家也认识到死搞学问于世道5人心无益了。他们或发挥汉代经学的义理，或适度肯定宋学，调和汉宋，开始有了经世意识和联系治道的自觉性。 ”正是在此种学风潜转的风气下，理学的势力得到了“回潮” 。最为突出的标志是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多次再版等。当然， “回潮”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时代的思想内容。恰恰相反，许多理学
10、家表达了对人欲横流、漠视民瘼、不讲气节等官场风气的不满和对道德问题的关切；认为“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 。武生对此评价说：“理学在清中叶的复兴，实非偶然，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出于救世补天的需要而兴起的一股学术思潮。 ”并指出：“理学的复兴产生了一批严守三纲五常、理欲之辨的气节之士，如曾国藩、罗泽南、刘蓉、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当然他们的理学已不同于传统，而是广收杂学，成为理学经世派。 ”（第 6364 页）道房还认为，除了时代因素促使理学复兴的原因之外，曾国藩的理学也有其家学、乡学传统。上述这些结论应该说都是深入而又准确的。 曾国藩多次指出学术应分为四途：“曰义理，曰考据，曰
11、辞章，曰经济” ；“义理也，经济也，考证也，辞章也，是即三不朽之所从入也。 ”这说明曾国藩学术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而从他所排的顺序看，他是把理学之义理放在核心地位的。曾氏尊程朱，不取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为“为己之学” ，即作为人生信条而真诚践履。这是真道学还是假道学的分水岭 ，也是曾国藩能成就事功、再造乾坤的精神动力所在。武生深察此义，立“人生境界”一章加以阐明。曾氏好友刘蓉曾致信曾国藩：“功利之习，溺人最深，时会所趋，靡然向之，苟非豪杰，未有能自拔于风波颓靡之中者。此病不除，虽欲入道而不可得，则义利理欲之辨，为己为人之分，6抑又学者所宜自力者矣。 ”曾国藩对程朱所谓天理人欲之辨深信不疑
12、，他的修身之要是“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一是自讼好钱、好色之心，二是自讼不良嗜好和生活习惯，三是自讼好名邀誉之心。而处事之要则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是俭以养廉，二是生死、成败、毁誉不足以撄其心，三是明公私、义利之辨。 （以上见第四章）表面看来，这似乎都是做官之私德，然不能内圣者，何以外王？作者很明确地指出：“理学是心性的学问，偏于内圣和修身。曾国藩通过理学的修养，养成了坚强的意志，勤俭的作风，血诚的性格，以及生死利害不动于心的殉道精神。世人正是通过这些，看出曾国藩之所以成功，来源于他的学术。 ”如清末曾廉认为：“其在道光时，唐鉴倡学京师，而倭仁、曾国藩、何桂珍之徒相从讲学，历
13、有年数。罗泽南与其弟子王錱、李续宜亦讲学穷庐，孜孜不倦。其后内之赞机务，外之握兵柄，遂以转移天下，至今称之。则不可谓非正学之效也。 ”（第 262 页） 其实， 宋元学案 、 明儒学案等传统学案体著作，在评述某一理学家的学术大旨之时，总是先叙其生平事迹以及做人处事的风格。这种学术史惯例和笔法自有其深意在。因为理学家研究形上之道并不是目的，而是意图将他们的学术贯穿到人生日用上来。说到底，理学是一种人生哲学。但是，时下研究古代哲学的书，多是从理论到理论；而研究历史人物的书，又多是从事迹到事迹。对曾国藩这样的集哲人、政治家、军事家为一身的人物，如果单就某一方面研究，就不免给人以“隔”的感觉。道房此书
14、，一个较突出的特点是，不仅详析曾国藩的理学范畴、体系及其意义，而且结合其人生境界分析曾国藩的做人处事之道。用传统7哲学的术语来说，不仅叙其“迹” （生平事迹） ，而且分析其“所以迹”（事迹背后的精神世界） 。这样的写法，吸取了传统学案体著作的优点，也能够加深人们对曾国藩学术的全面认识。 那么，怎样全面评价曾国藩学术内容呢？其实，无论是义理、考据、事功、文章，都是儒学传统的一支。曾国藩能使这些分支相互包容，浑然一体，以追求所谓“内圣外王”的事业，这是他学术气象阔大的一面。不仅如此，道房通过对曾氏学术的全面考察，提出了“曾国藩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与唐鉴交往之后，其学术观点已经确定，其后虽有所
15、调整变化，但大体不变，概括来说即是以理学为核心、以汉学为补充，以辞章为手段，以经世为旨归 ，或者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即是融义理、考据、辞章、经济为一体的内圣外王之学” 。 （第 145 页）这里，我突出介绍一下道房此书对曾国藩“会通汉宋之礼学思想”的看法。武生认为，会通汉宋礼学是当时学术发展的潮流使然。清初的理学是主礼的；而从汉学的发展来看，尊奉戴震的扬州学派的凌廷堪在批判宋学的过程中，形成了“以礼代理”的思想，提出：“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规，即性道之所寄焉矣。 ”而比较理学之礼与凌氏之礼，虽有前者强调“心性立而礼义成”和后者认为“礼义成方知理义立”
16、区别（类似于孟子与荀子的致思差异） ，但两种思维方式，均强调了理与礼的统一，从而形成了“通经、修德与致用”正、反、合再次循环的新过程。曾国藩正是理礼之争的终结者和新思路发展的推动者。当然， “他仍然认为理是礼之体，礼是理之用。这似乎又回到了清初，但是又有不同，曾氏礼学思想格局分外闳阔，已不仅仅局8限于三礼学，大凡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生活等等，无不在其礼学的视野之内，这与先秦时期的礼意内涵更为接近了。所以说，自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宗旨后，中经以礼代理的演变，到了曾国藩又会通前人，变成了理学即礼学 。他的礼学即是曾氏特色的理学。曾国藩的礼学当然不是横空出世，而是清代礼学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中国
17、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继续展开和延伸。 ”（第 188190 页）道房能从清代理学史、礼学史的宏阔背景中具体分析曾国藩调和汉宋的学术史价值，对曾氏“理学即礼学”的思想穷源溯流，并剖析其用意所在，结论都颇有见地。 曾国藩的文学思想引起了道房的特别注意。他专立一章考辨了曾国藩与桐城派的关系。在汉学的鼎盛时期，义理之学被排挤至讲求词章的桐城派手中，曾国藩宗仰宋儒多是通过研读方苞、姚鼐诸公的文章而确立的；这一点研究者多已注意。曾国藩改造桐城派文论，提出湘乡派的文学主张，这一点也为学界所熟知。问题是：曾国藩改造桐城派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其深层的原因是什么？曾国藩重构桐城派文论与汉宋学术之争的关系如
18、何？这些问题，学界的讨论是不够的。道房通过研究认为：清中叶的汉宋之争是曾国藩古文理论形成的一个深刻背景。乾嘉以降，桐城派古文广受汉学家批评。汉学家责难程朱理学为孔门异端，推崇骈文为古文正统，嘲讥桐城文人空疏不学。这些批评无异于对桐城“义法”进行全面否定。汉学派挟其显学之势使嘉道时期的桐城派陷入困境。曾国藩古文从桐城派入手，但他在继承桐城堂庑的基础上，又广泛吸取汉学家的批评意见，从而对桐城文论进行了一番较大创9新和改造。具体做法是：对姚鼐“义理” 、 “考据” 、 “辞章”三要素进行内容修正，同时添加“经济”之学。在义理上，曾氏坚守宋学信仰，同时吸纳汉学，调和汉宋；在考据上，曾氏重视研究历史兴衰
19、治乱之源、制度因革之要，归旨于经世；在辞章上，推崇骈散兼行，追求雄直之气。曾国藩的古文理论兼采并扬弃汉宋，是汉宋学派由长期的对立冲突走向调和兼容的必然结果；它不仅使咸、同时期的桐城派得以复兴，同时促成了湘乡文派的崛起，在晚清文学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意义。此前学界对曾国藩的文学理论，多知其然，但对其所以然的解释尚嫌不足。道房能结合当时学坛、文坛的深刻背景给出一个圆通的解释，思路是可取的。这一部分内容已发表于文学遗产 ，已足以说明其学术价值。 如所周知，理学家如倭仁之流在晚清多是文化保守派，现代学者多说他们是顽固派。他们信奉程朱，讲道德人心，反对搞洋务，反对学西方。为什么同为理学家的曾国藩却成了
20、手辟洋务运动的第一人呢？道房的观点是，这是曾国藩理学创新的结果。曾氏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从而调和汉宋，使他容易接受新事物。钱穆先生曾说过：“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 ”汉学家如戴震等人从经学上的实证方法转手，转而研究有关天文、地理、算学等实学。这个看法很有见地。事实上，团结在曾国藩周围的一批科学家如徐寿、华衡芳、徐建寅等人，都是来自汉学家阵营。曾国藩的礼学是调和汉宋的结果，其意在使汉学家的“观象授时” 、 “体国经野”等经世实学为理学的体“三纲五常”服务，这就使他的思想颇为宏通，容易接受西学实用的一面，也使他与理学顽固派区别了开来。洋务运动10
21、的兴起，与曾国藩以理学为体、广纳汉学、讲求经世的学术思想支撑是分不开的。这个解释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本书最后思考了曾国藩学术的历史命运问题。曾国藩镇压了农民军的起义，让清朝又苟延残喘了近半个世纪，政治上如何评价他，如作者所言，并非此书的任务。武生在最后一章中，给曾国藩学术的定位是：其一，曾国藩学术思想促成了晚清理学的复兴运动；其二，曾国藩学术思想终结了清代汉宋学派长期对立的局面，促使汉宋调和成为晚清学界的共识；其三，曾国藩的礼学思想为洋务运动和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这三个结论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分析基础之上的，真切可信。对于曾氏学术的评价，在政治观念上远远超越了洋务派而走上维新道路的梁
22、启超的说法，受到作者的注意。梁氏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挫；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第 285286 页）道房还梳理了自晚清以来对曾国藩学术评价的历史，认为随着环境的变迁和时代思潮的变化，对曾氏的品评无不打上时代的印记。不同的时代对曾国藩都作出了不同的解读。如何在当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重新认识曾国藩的价值，仍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