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前后蜀时期的蜀文化概貌“安史之乱”导致藩镇割据加重，中原板荡，天下分裂，以致朱温代唐（907 年） ，出现五代十国的局面。五代十国时期在蜀地先后建立前、后蜀的王建、孟知祥，当属北人入蜀而执掌权柄。他们不仅带来了中原军队，而且也带来了一大批北方士大夫和文化人，从而也把中原深厚的儒学传统、礼仪文化、规章制度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技术带入蜀地，促成蜀中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一、前蜀的崇文兴教 王建（847918，907 年918 年在位）为许州舞阳（今属河南）人，“少无赖” ，绰号“贼王八” ，唐末为忠武军卒，因护卫僖宗奔蜀有功，升禁军将领。天祐四年（907 年） ，他在其中原亲兵老臣（新五代史
2、前蜀世家言王建的“老将大臣多许昌故人” ）的拥戴下，趁天下大乱之际称帝于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他虽系军人出身，没什么文化，却极有韬略，懂得文化的作用，颇重文化人，从而吸引来大批中原士子陆续入蜀，既避乱谋生，更再展所长。 新五代史前蜀世家有一段记载，可资为证： 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故其僭号，所用皆唐名臣世族：庄，见素之孙；格，濬之子也。建谓左右曰：“吾为神策军将时，宿卫禁中 ，见天子夜召学士，出入无间，恩礼亲厚如寮友，非将相可比也。 ”故建待格等恩礼尤异，2其余宋玭等百余人，并见信用。 王建对唐朝衣冠避难入蜀者十分尊重，时常与他们聊天谈心
3、，并多加礼用，故而在他身边逐渐形成一个能够出谋划策、兴邦定国、且有“唐之遗风”的智囊团。公元 907 年前蜀政权建立时，王建以“武成”（908 年910 年）为年号。他在郊天改元敕文中指出： 国之教化，庠序为民；民之威仪，礼乐为本。废之则道替，崇之则化行。其国子监直令有司约故事速具修之。兼诸州应有旧文宣王庙，各仰崇饰，以时释奠，应是前朝旧制。 （勾延庆：锦里耆旧传卷五） 这篇“敕文”应被视作王建在蜀地崇文兴教的宣言书。王建在开国伊始，便仿照唐朝旧制，在京城成都设国子监，恢复成都与治下各州的学校与孔庙。永平元年（911 年） ，王建修建新宫，储存四部书籍。宰相王锴上表劝王建兴文教，选用名儒专门掌
4、管图书。通正元年（916 年） ，王建又起文思殿，购置群书存放其中，用清资五品正员官管理，以内枢密使毛文锡为文思殿大学士。 二、后蜀的刻经弘儒 前蜀咸康元年（925 年） ，后唐枢密使郭崇韬及魏王李继岌攻至成都，后主王衍出降，前蜀灭亡。前蜀历二主，共 23 年。邢州龙冈（今河北邢台）人孟知祥（874934，934 年在位）旋以后唐成都尹、西川节度使身份入蜀，随同的是他任太原尹时的北方军。此时，连同先前入蜀的后唐军，北方军在蜀已达数万人。后唐应顺元年（934 年） ，孟知祥在成都称帝，国号蜀，史称后蜀。这些军人便成了后蜀军主力而留在蜀地，成为北方移民的一部分。后蜀明德元年（934 年）六月，孟知
5、祥卒，子孟昶3（919965，934 年965 年在位）继位。后蜀在广政二十八年（965 年）为宋所灭，历二主，计 33 年。 后蜀后主孟昶爱好文学，凡为文，本于理，反对轻薄浮淫之辞。他从前蜀王衍因荒淫而亡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即位之初颇勤政事，不仅整饬吏治，打击专横旧臣，而且劝农恤刑，肇兴文教，恢复科举，大兴儒学。据后蜀时蜀人杨九龄蜀桂堂编事记，广政年间（938 年965年） ，孟昶曾置礼部贡举，至少举行过一次科举考试，试诗赋、策题，进士及第者 16 人。广都（今四川双流）人费黄裳在这 16 人中位居第一。 五代十国之际，战乱频仍，但前蜀和后蜀统治的巴蜀地区是相对安宁的地方。大批文人流寓蜀中，
6、为儒经的学习、传播，进而推动巴蜀文化入臻顶峰，准备了条件。不过，首先应当说明的是，儒学之所以在官学、私学中得以不断传授，蜀中学者在这段历史时期是做了巨大努力的。如刘孟温的父亲刘再思在唐朝做御史， 从僖宗奔蜀。僖宗回长安后，刘孟温即留在成都传授儒学。刘孟温的长子刘玙在后蜀广政十年（947 年）补石室教授。刘氏父子自唐末历两蜀，皆以传授儒学为业，孜孜矻矻，不遗余力。又如刘僖、王昭图，人称宿儒；刘保治尚书 左氏尤精。他们除带有私家弟子外，还为后蜀诸王讲读。另有名士李谌，饱读经书，不入仕而设馆聚徒，讲授诗 书 易 礼 春秋 ，教授四十余年，循循善诱，其弟子来自四面八方。 在从北方流寓蜀中的文人中，贡献
7、最大者，当推毋昭裔。他是河中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早年追随孟知祥入蜀，在后蜀先后担任御史中丞、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博学而有才名，嗜藏书，精经术。他为蜀4文化所做出的最大贡献乃是“出私财百万营学馆” ，大抓学校教育；又再出私资镌刻儒学九经于成都学宫石壁；还在唐末蜀中“墨板” （雕版）的基础上，奏请镂版印九经，刻版印文选 初学记 白氏六帖 （尔后宋代蜀刻所以能甲天下，北方移民毋昭裔当有前绪之功） ，使境内文学大盛。其中石经从广政七年（944 年）开刻，历时 8 年，终成就盛举。对孟蜀石经与蜀地教育的肯定褒赞，史书不乏记载。宋人张俞华阳县学馆记说： 孟氏踵有蜀汉，以文为事。凡草创制度，僭袭唐轨，既
8、而绍汉庙学，遂勒石书九经 ，又作都内二县学馆，蜀师弟子讲学，以儒远人。王师平蜀，仍而不废。 孟氏后蜀政权在天下大乱，社会百废待兴之时，还能紧抓儒学文化教育，刻儒家经典于石壁，显示出宏大的眼光，令人敬仰。作为孟蜀石经的镌刻倡导者毋昭裔，以“雍都旧本九经”即开成石经为蓝本，加以精心订正后书写勒石。这九经是孝经 论语 周易 毛诗 尚书仪礼 礼记 周礼 春秋左氏传 ；另外还刻有尔雅 ，其实是十种儒经。除去尔雅 ，其他九经的正经和注，加上孝经 论语 左传的序，共计 117.3 万余字，用去碑石达千块，蔚为大观。如此浩大的工程，加之长达 8 年的镌刻工夫，足见后蜀政权对复兴儒学，推广教育文化的虔诚与热情。
9、 到了北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 年） ，从中原入蜀任益州知州的田况（开封人）继续将左传补完，又增刻了公羊 穀梁二传，经注共计 16.3 万余字。到了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 ，又一位中原人席旦5（宋史记为河南人）在任蜀守时，再补刻孟子14 卷（未详其经注字数） 。至此，儒学十三经便齐刻于四川成都府学即汉文翁石室，后即通称为“石室十三经” ；总计经石一千余块，字数 133 万字以上。这还未包括尔雅和孟子的经注字数。 多达千余块的青石经碑，巍然屹立于成都府学石室礼殿的两庑和石经堂内，甚为肃穆壮观。府学内的蜀中儒师学子，朝夕讲诵于石经之间、殿庑之下，在儒学十三经的潜移默化下，其所获教益自可想
10、见。 蜀石经是当时文字最精确，也是唯一刻有注解的儒家经典版本，又兼由蜀中著名的书法家、金石家书刻而成，字皆精谨而清丽。宋代著名学者洪迈以为“有贞观遗风” ，所以后来各朝代都将它作为标准版本颁行全国，并作为各地官学的教本。 孟蜀石经及其后刻的石经（总称为蜀石经） ，从广政七年（944 年）始刻，到宋徽宗宣和五年（1123 年）全部刻齐，前后共历时 180 年，堪称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一项巨大工程。因此，历代对孟蜀石经多加保护。宋哲宗（1085 年1100 年在位）时，成都知府、尚书右丞胡宗愈专门盖石经堂于周公礼殿的东南隅，用以保存蜀石经。南宋时，石经尚完好。宋末元初的战乱，使石室十三经的上千块
11、经石毁坏殆尽；但直到清代其拓片仍屡屡出现，被视作珍贵的文物和艺术品。清高宗乾隆七年（1742 年） ，在杭州武陵门外的广仁义学内，发现蜀石经毛诗 “周南”“召南” “邶风”三章拓本二卷，经注共一万六千余字，被余杭学者视为珍宝，一时人们接踵观摩，竞相赋诗题跋。清嘉庆年间，安徽庐江还有位藏书家将珍藏的蜀石经周礼 左传 公羊传 穀梁传等四种拓6片残本 180 页影印行世，并附印有乾隆以来诸人题跋多达三百六十余条，为存世蜀石经残拓最多的最早印本。 蜀石经，这部刻在石头上的经书，不仅成为古代四川文化教育高度发达的象征，而且也是蜀文化已推至最高潮阶段的一个标尺。当然，它同时也是外地入蜀者与本土蜀人携手治蜀
12、、融洽共荣的一组丰碑。 北方来蜀文人中，除毋昭裔倡刻石经等对蜀文化极富贡献外，还有柳玭在成都“阅书于重城之东南，又有字书小学，率雕版，印纸”1。这些书籍不仅畅销巴蜀，而且流传全国。敦煌石室发现的切韵残卷，大概就是此时的蜀版雕印。以麻或楮制成的蜀纸也相应扬名国中，以致南唐中主李璟专门遣使“求纸工于蜀” 。后来南唐著名的澄心堂纸，就是在蜀工匠带领下制作出来的。外地文人还给蜀地带来大量图书典籍。益州名画录卷上记载， “安史之乱”后自京入蜀者携来大批图书名画，散落民间。前蜀传真天师、崇真馆大学士杜光庭（先前随唐僖宗奔蜀）仅以一己之力，即为蜀搜集到图书达一万一千卷；而后来建都开封的宋朝，具有国家图书馆功
13、能的崇文院最初拥有图书也不过八万卷。 史载后蜀社会一直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保持着良好势头，斗米三钱，金币充实，百姓大致都过着较为安稳的生活。 “弦管歌诵盈于闾巷，合筵社会昼夜相接。 ”（十国春秋卷十）所以宋太祖乾德三年（965 年） ，当亡国后的孟昶被送往宋京开封时， “万民拥道，哭声动地。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 ”（蜀梼杌卷下） 三、具有北方因子的蜀地新文学 前后蜀的文学，以文人词名重一时。当时全国文人词的创作有两个7中心，一在南唐 ，以后主李煜与其父李璟（中主）为代表，后人将他俩的作品集为南唐二主词 ；一在西蜀，词人群星辉映，将巴山蜀水装点得流光溢彩。其中北方入蜀者以韦庄、牛峤、
14、毛文锡、李珣、牛希济等有名气，本土则由欧阳炯、魏承班、尹鄂、毛熙震、鹿虔扆等领衔。后蜀广政三年（940 年） ，蜀人赵崇祚主编花间集 ，录晚唐五代词人十八家凡五百首，主要是前后蜀时的作品。 大辞海中国文学卷称其“词风艳丽，对后代影响很大” 。郑振铎先生则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写道： 花间一集在中国文学史上乃是一个可怪的诗的热力的中心。这十八个词人构成了所谓“花间派” ，打开了中国诗中的一条大路，灌溉了后来的无数的诗人的心田，创始了一个最有影响，且根柢最为深固的作风。2 花间集里的韦庄（约 836910，长安杜陵人） ，著词四十七首，从作品数量来说仅居第四位，但是因为他先为王建的书记，王建称帝后，
15、他又为丞相，故对蜀中文学的发展做有很大的贡献。郑振铎说：“到了韦庄的入蜀，于是蜀中乃俨然成为一个文学的重镇了。 ”3花间集的另一位重要作者毛文锡（河北高阳人） ，先后在前后蜀供职，郑振铎论及其成绩时说：“他结束了前蜀的词坛，又开始了后蜀的文风。在他以前，蜀中文学是移民的文学 ，在他之后，方才是本土的文学。 ”4这说明了这位外来的文人已将自己融进了巴蜀文化的血脉里，并试图构建具有北方移民因子的蜀地新文学。 至于这一时期的蜀地诗坛，由于有了“伟大的诗人韦庄” （郑振铎语）8以及著名诗僧贯休（前蜀主王建称其为“禅月大师” ）的加入而颇有景致。本土的两个花蕊夫人（前蜀王建妃，即小徐妃；后蜀孟昶妃，姓徐
16、或费）的宫词，则写得风光流转，有时还绵里藏针。如后蜀的那位花蕊夫人的述国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 ，直令“普天下须眉一时俯首” （薛雪：一瓢诗话 ） 。而他的夫君孟昶，据传曾自撰联句于新岁桃符：“新年纳馀庆，佳节号长春。 ”（宋史西蜀孟氏世家 ）是为后世春联之始。郑振铎先生论及五代文学时说： 后蜀主孟昶，是一位天才很高的词人皇帝。他是当时许多重要文人的东道主；但他的词却来不及被选入花间 ，在别的选本里也极罕见。这是极大的一个损失！他的一阕玉楼春 ，苏轼仅记住两句，已为之惊赏不已。5 而前蜀主王衍，也不输孟昶。他的醉妆词 （者边走）写得珠圆玉润而又顿挫有致，为世所乐道。今人编唐宋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1 年版） ，即列有此篇。 注释： 1旧五代史卷四十三明宗纪注引柳氏家训序。 2345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 年版，第 431 页，432 页，435 页，4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