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清统一之初的台湾移民及其风俗摘 要：康熙二十二年到乾隆十二年，分别由蒋毓英、高拱乾、范咸等主修的三部台湾府志 ，保存了较多台湾移民状况及文化风俗的原始资料。成书最早的蒋志 ，记述了较多明代以前大陆的传统风俗和文化，而之后的府志中则记录了更多清代各地的风俗。三部府志中对人口变化的记载，也说明台湾在清朝统一后的发展是迅速的，闽粤移民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大陆移民使当地居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发生变化，向学之风也较之前有所发展。 关键词：台湾移民；清初；台湾府志 ；风俗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4013505 清初的台湾移民情况在台湾府志中保存有较多
2、的原始材料，自康熙二十二年设置台湾府后，凡六修府志，其中乾隆十二年之前，蒋毓英、高拱乾、范咸等共主修三部台湾府志 ，本文拟以此三部府志为基础，对清初台湾移民及风俗等作一简要论述。 一、 台湾府志的修订及早期移民风俗 康熙二十七年（1688） ，蒋毓英主修，杨芳声、季麒光同纂台湾府志十卷。康熙二十三年，蒋毓英任台湾首任知府，当时清廷颁令各地纂修地方志书，此志便成为第一部台湾府志。李秉乾主编的台湾省方志论中提到：“蒋志保存了许多原始史料，其内容多为高志2所沿袭和诸罗县志引用。因此， 蒋志弥足珍贵，是台湾府志之嚆矢。 ” 康熙三十五年，高拱乾等纂修台湾府志十卷。其修志“凡例”第一条称：本志“较诸郡守
3、蒋公毓英所存草稿十已增其七八” 。 “凡例”中又提到有关大陆移民事迹的记录：“其自内地来此者，始于明季之通商，继以伪郑之俘掠，前后生聚七八十年间，有奇行可书、大节难泯者，得之传闻，务为采入。 ”可见， 高志比蒋志 高志内容更丰富。康熙三十四年杨廷耀志序中评价该志：“见其分野画疆辨若指掌，文事武备灿焉毕具，既详于政治、风俗、奢俭、缓急之故，复究于形势、厄塞、封疆” ， “而且田赋、坟垆、龟鱼、篠簜，以及山薮川浸、男女畜扰，罔有或遗脱，非殚精治道、刻意民生者，未克臻此” 。后来范咸所编府志中也认为， “高志十卷以封域、规制等为十纲，各附以目，序列有体” ，然与下一部范氏府志相比，仍显得“多失之略”
4、 。 乾隆十二年（1747） ，范咸纂台湾府志二十五卷。与前两部府志相较，此部府志最为详细。 “府志体例之可观者，实始于此志的重修。 ”该志“为纲十二，为目九十有二” ， “所征引较前志尤多” 。因此，受到较高评价。喀尔吉善志序说：此“志书二十五卷，吏治民俗，文教武略，洞源竟委，麟麟炳炳，几与中土埒而恢诡有过焉”。陈大受志序评论：“今观是书，体力严密，力大思精。 ”乾隆十二年明福志序中更认为：“其视前志加详，而体要典则尤为加核，是有良史之才而达于政体者也。 ”“今是志之修，既熟悉全台之风土、人物，则其政治之宜民，条理本末，必有卓然可观者，不独其文之详核可以方班、3刘而匹欧阳也。 ” 在第一部蒋
5、氏府志中，已记述许多显示中国早期传统或者说大陆根文化的风俗。如台湾飓风较多，人们对飓风已形成一些习惯称法，如正月初九为玉皇飓，十三日为关爷飓，三月十五日为真人飓，二十三日为妈祖飓，四月初八为佛子飓，五月初五为屈原飓，十三日亦名关爷飓，九月十六日为张良飓，十九日为观音飓等。这些习惯性称法，显然是在清统一台湾之前早已形成的。蒋氏纂修府志之时，距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仅隔数年，当时虽有一府三县建置，但均无新建城郭， “应设府城一，县城二，今尚未建”B11。不过，如台湾府城区域，早已有城隍庙、东岳庙、上帝庙、关帝庙、观音庙等之类的庙宇建筑。B12 显示出在神灵信仰与崇拜方面，类同于大 陆居民的某些风尚。
6、 在岁时习俗方面，台湾地区与大陆尤其是闽粤地区的民风颇多一致。如蒋志记述：正月初一“元日早起，少长咸集，礼神祭先祖，羹饭后诣所亲友、朋友、故旧贺岁，主人出辛盘相款洽，俗谓之贺正” 。正月十五放灯， “庵祠庙院及所居门首，各悬绳索竹竿挂红纸灯笼一盏” ， “谓之闹伞。更有装束道巫仙佛及昭君、龙马之属，向人家歌舞作庆，谓之闹元宵” 。三月清明节， “人家无论男妇老幼，谒拜坟墓” ， “俗谓之上坟” 。冬至日人们“以米粉作丸，遍祀群神及家先，阖长幼团圆而食之，谓之亚岁” 。年末“岁除之日，亲友各以牲羞相饷，谓之馈岁。是夕，各门外爆竹声传，谓之辞岁。设酒肴，一家老少阖坐而食，谓之圆炉。盖终岁之劳，一夕
7、之欢，皆系内地人民流寓到台，则与内地相仿佛云” 。其他还4有七月七日乞巧会，中元节盂兰盆会等。B13 当然，这些习俗主要表现在流寓者较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在宗教神及多神信仰方面也是如此。如有“佞佛谄鬼，各尚茹素，或八九斋、朔望斋或长斋，无论男女老幼，常相率入礼拜堂诵经听讲，僧俗罔辨，男女混淆”B14。不过， 蒋志的记载仍显得十分简略。清统一十余年后所修的高志中，以及乾隆时修的范志中，所记述的岁时风俗大体相类， “凡此岁时所载，多漳泉之人流寓于台者，故所尚亦大概相似云。 ”B15 由流寓者所组成的群体，来源不一，多属非亲缘家族，所以其祭祀活动、方式等与内地存在着差异。 “台鲜聚族，鸠金建祠宇，凡同
8、姓者皆与，不必其同枝共派也。祭于春仲秋仲之望，又有祭于冬至者。祭则张灯结彩作乐，聚饮祠中，尽日而罢。常人祭于家则不然，忌辰生辰有祭，元宵有祭，清明有祭，或祭于墓。中元祭、除夕祭、端午则荐角黍，冬至则荐米圆。泉人日中而祭，漳人质明而祭。泉人祭以品羞，漳潮之人则有用三牲者。此之谓祭祀之俗。 ”B16 流寓群体中的祭祀活动多以姓相从，祭祀方式或因移居者的地缘而异。 台湾的土著居民，也有其不同的民风民俗，由于内地流寓者入台的时空范围跨度很大，应该说每个时期都有大陆居民入居，因此，从历史角度去认识，台湾所谓的“土著”之民，应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而已。如“有土产者，有自海舶飘来及宋时零丁洋之败遁亡至此者，聚众
9、以居，男女分配，故番语处处不同。 ”B17 大量的土著之民，有很多是宋末零丁洋之后的移居者， “隶斯籍者，非有数世高曾之土著也，有室有家，父而子，子而孙，即为真土著矣” 。B18 这些大陆流寓之民所带来的风俗习惯5仍然具有其原住地的特征。如将志中提到， “番中亦有聪慧能通漳泉言语，间能作中州语者”B19。 二、台湾人口与流寓人口问题 台湾“僻在海外，旷野平原，明末闽人即视为瓯脱”B20。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大陆居民入居台湾这个地方偏远却利于耕作的地方，其中尤以清初为剧。清初三部府志中均记述，自郑成功入台之后，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如蒋志 高志记载：“台湾自红彝僭窃以来，因仍草昧，郑氏父
10、子相继，民非土著，逋逃之渊薮，五方所集处，未尽同风而易俗。 ”B21 康熙三十四年杨廷耀高志序中提到：“传自明季天启间，方有倭奴、荷兰屯处，商贩颇聚。继为郑成功遁踞，流亡渐集，数十年来，不过为群盗逋逃薮耳。 ”B22 高拱乾捐修诸罗县学宫序中也说：“迨郑氏遁踞，旧家世族或从而东，生聚有年。 ”B23 又据范志施琅陈海上情形疏中说：“自故明时原住澎湖百姓有五六千人，原住台湾者有二三万，俱系耕渔为生。至顺治十八年，郑成功挈去水陆伪官兵并眷口共计三万有奇，为伍操戈者不满二万。又康熙三年间，郑经复挈去伪官兵并眷口约有六七千，为伍操戈者不过四千。 ”这些为兵者又“散在南北二路，垦耕而食，上下相去千有余里
11、” 。 “内中无家口者十有五六，多系闽地之人” 。B24 施琅请留台湾疏中又称：清统一前，大陆居民“潜至生聚于其间者，已不下万人”B25。当然，这后者应该是大致的估计。 关于台湾人口、流寓人口及其来源地问题，三部府志中均有不少记述。其中直接的人口统计资料显示， 蒋志 高志记载当时台湾岛区一府三县的人口统计为：台湾府民户 12727，口伪额 21320，续招徕63550，实在民口 30229（男子 16274，妇女 13955） ，实在番口 8108；台湾县民户 7836，口伪额 11782，续招徕 1496，实在民口 15465（男子8579，妇女 6886） ；凤山县民户 2455，口伪额
12、5126，续招徕 694，实在民口 6910（男子 3496，妇女 3414） ，实在番口 3592；诸罗县民户 2436，口伪额 4412，续招徕 1360，实在民口 7853（男子 4199，妇女 3650 此两项合计有误差） ，实在番口 4516。B26 以上统计，应是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之初的数据。其中“伪额”应指郑成功统治台湾时期。 “续招徕”指后来入居的人口。根据以上统计合计，台湾岛区一府三县的人口数为：伪额 42640，续招徕 7100，实在民口 60457（男子 32548，妇女 27905） ，实在番口 16216。由此看来，清统一之初，包括番口在内的台湾实在人口数已达到 7
13、6673 口，远多于明朝和郑成功时期 42640 口的统计。这一时期人口之所以大量增加的原因，除了诸如官兵及眷属增加、流民回归、自然增长等因素外，来自大陆的非身份性移民数量的增加，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由于其他原因自发性外来移民的入居，应大于“续招徕”7100 的数额。 时隔近十年之后所修的高志中，所记一府三县的户口统计数据，其户数竟与蒋志 高志完全相同，口数似乎只是以蒋志 高志所记的男子口数为基数，分别为：台湾府 16820 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630 口，户仍前；台湾县 8579 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 441 口，户仍前；凤山县 3496 口，另八社番 3592 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 11
14、8 口，户仍前；诸罗县 4199 口，至康熙三十年新增 71 口，户仍前。B27 这里人口的基数，除台湾府有出入外，其他三县则等同于以上蒋志 高志统计实在民7口中的男子口数，而非所有实在民口。再者，至康熙三十年各府县都有新增人口，但户数均为“仍前” 。时隔数年之后，台湾一府三县的户数却没有任何增减，似乎难以理解，这其中显然有疏于统计的因素。 范志所记的一府三县户、口旧额，以及康熙三十年新增口数，同于高志所记。同时，又增加记录了以后每五年的新增口数。从康熙三十年至康熙五十年共计新增“民丁” （实为口数）分别为：台湾府2007，台湾县 1165，凤山县 582，诸罗县 260。B28 其他彰化县、
15、淡水厅、澎湖厅人口较少。但是，无论人口如何增加，其户数却均为“仍前” ，而且，从不显示自然减损的人口数量，只是将新增口数向原始“旧额”口数基础上简单的累加，以此作为通府或通县的“合计”口数。如此统计，显然是不准确的。 此外，其他一些内容也涉及人口信息资料。如蒋志之风俗记载，清统一后在台设一府三县，其初， “统台郡三邑之人民，计之共一万六千余丁，不及内地一小邑之户口。又男多女少，匹夫猝难得妇，生齿奚能日繁。地广人稀，萧条满眼，蕞尔郡治之外，南北两路一望尽绿草黄沙，绵邈无际，故郭外之乡不曰乡，而总名之曰草地荒村 ，烟火于丛草中见之”B29。这里“共一万六千余丁”的说法，或是大致估计，或是对纳赋丁口
16、的约数统计，从 76673 人口的基数来看，显然不可能为如此丁口之数。 以上关于人口资料的记述，尽管存在不准确、不完整、大致估计等因素，但自郑氏入台后大陆移居人口较快增长的史实，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这些早期的大陆流寓者，主要是与台湾相8近的闽粤居民， “台湾始入版图，为五方杂处之区，而闽粤之人尤多”B30。而其中又以闽人居多。上文所谓“多系闽地之人” ，且多为“无家口者” 。 蒋志中还记载一则民间传说， “传闻古凤山有石忽开一隙，内有谶云：凤山一片石，堪容百万人，五百年后闽人居之，俄而复合”B31。后来陈昂咏伪郑遗事诗云：“片石能容百万人，天遗图谶应南闽。也知中国全归汉，妄
17、托仙源可避秦。 ”B32 周昌在详请开科考试文中也提到：“盖在台湾户口，尽属南闽之人，天资多有聪慧，机智多有明敏，一经学问，化同时雨。 ”B33 这显然正说明闽地移民众多的事实。 后期流寓者，则以粤民居多。如乾隆五年，巡视台湾御史兼提督学政杨二酉奏称：“粤民流寓在台年久，入籍者台属四邑均有户册可稽，缘系隔省流寓，恐占闽童地步。 ”B34 这里的“恐占闽童地步” ，是指由于粤童数量的增加，担心会因此占用闽童应有的应试名额。同时，后期流居者中，也应有不少闽地或其他地区之民，由此便形成了越来越多的流寓者族群。如至乾隆十年前后， “比年以来，户口既盛，而地不加辟，内地流民日聚”B35。 范志中记载：“
18、台属闽之海东郡，昔患土满，今患人满地不加辟，赋不加增，所入恒至不敷军需。 ”B36 其中，台湾府“西北近海多平地可耕，土番及人民聚落以百数”B37。凤山县“由县治南至金荆潭稍近乔野，自淡水溪以南，番汉杂居，客庄尤夥”B38。 由于后期粤人移居者增多，便形成闽粤之民异样的聚居特征。 “虽在台地者闽人与粤人适均，而闽多散处，粤恒萃居，其势常不敌也。 ”后来形成“萃居”聚落的粤人，其势力显然要强于早期散居的闽人，若作为“义民” ， “粤庄在台能为功首” 。B39 可见，当时不同区域流寓者所表现出的9居处特征，应该是比较明显的。蓝鼎元论闽粤民人疏中提到：“汝等漳泉百姓但知漳泉是亲，客庄居民又但知客民是
19、亲。 ”“汝等客民与漳泉各处之人，同自内地出来，同属天涯海外离乡背井之客，为贫所驱，彼此同病，幸得同居一郡，正宜相爱相亲。 ”“漳泉海丰三阳之人经过客庄，客民经过漳泉村落，宜各释前怨，共敦新好，为盛世之良民。 ”B40 这些大陆移居之民，无论是早期还是后期，也无论是闽人还是粤人，其中有不少应属于大陆客家地区的居民，因为闽西粤东范围，是历史上形成的重要的客家族群聚居地，且历史上不同时期都有大量客家人外迁。如据范志所记，在台湾县的番社地区， “罗汉内门外门田，皆大杰巅社地也，康熙二十四年，台诸民人招汀州属县民垦治，自后往来渐众，耕种采樵”B41。闽西汀州所属，即客家聚居地区。只不过在多数情况下，这
20、些流寓者的来源地缺乏明确记录而已。同时还应该说明的是，这些大陆移居之民绝大多数乃属单身丁壮。如蓝鼎元记十八重溪示诸将弁中提到，在距离诸罗县治五十里的十八重溪地区， “今居民七十九家，计二百五十七人，多潮籍无土著，或有漳泉人杂其间，犹未及十分之一也。中有女眷者一人，年六十以上者六人，十六以下者无一人，皆丁壮力农，无妻室无老耆幼稚” 。他们均属于招徕耕垦土地的“客民” 。B42 郑成功统治时期以及清统一后，大量内地居民的流入，加速了台湾开发的进程， “先时郑逆窃踞，海上开垦十无二三。迨郑逆平后，招徕垦田报赋”B43。清统一十余年后的台湾地区，已呈现出“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的景象。
21、B44 而四十年后，蓝鼎元覆制军台疆经理书中说：“国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距今未四十年，10而开垦流移之众延袤二千余里，糖谷之利甲天下。 ”B45 蔡世远安海诗序称道：“四十年来休养生息，衍沃富饶，顾土著鲜少，火耨草辟，多闽粤无赖子弟。 ”B46送黄侍御巡按台湾序中又称：“台湾鲜土著之民，耕凿流落多闽粤无赖子弟，土广而民杂，至难治也。 ”“聚数十万无父母妻子之人。 ”B47 可见，这些最初主要为谋求生计而来的流寓者，在台湾的开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加速和增强了大陆内地传统根系文化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影响力。 三、台湾社会文风的变化 从三部府志的记载来看，随着明末清初流寓人口的增加
22、，台湾的社会文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高志记：“顺治间郑成功取台湾，稍为更张，设四坊以居商贾，设里社以宅番汉，治汉人有州官，治番民有安抚。然规模不远，殊非壮观。 ”郑经嗣位后， “兴市廛，构庙宇，招纳流民，渐近中国风土矣” 。B48范志中也说，台湾“初为逋薮，继作倭巢，自伪郑拾荷兰之遗，城市室庐颇近中土”B49。之后，自清施琅“率师讨平，郡县其地，设官置镇，星罗棋布，数年以来，声名文物，骎骎乎与上国比隆”B50。因此，康熙三十四年靳治扬在高志序中说，台湾“析置一郡三邑，建设文武诸司，数年以来，生齿渐繁，草莱渐辟，商旅往来，番民和辑，彬彬乎有内郡风焉”B51。 在流寓民户为主的地区，郑成功统治时期， “民间秀良子弟颇知励志诗书” 。清统一后经历十几年时间， “台士之彬雅者，其父兄非农工即商贾也，求其以世业相承者百不一二，由其俗尚勉学，咸知具修脯延，塾师授经，故咿唔之声往往相闻，虽村落茅檐间亦不绝焉” 。 “商旅多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