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人类学视阈下的医疗在人类学的视闻中。人类医疗始终是多样性的，是多元文化的产物，西方生物医疗只是人类医疗中的一种。人类学把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维度作为理论核心。为此不断探寻各种医疗模式及实现各自价值的规律。另外，还利用自身的研究成果使生物医疗与文化医疗展开积极对话。萨满文化医疗在人类学的研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因为在人类学所有关注的问题和主张中，萨满文化医疗能够提供重要的事实基础和理论思考依据。 关键词：萨满文化医疗 文化医疗 生物医疗 诞生于 20 世纪西方世界的西方医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医疗体系生物医疗体系。什么是疾病？根据西方医学的解释，疾病是一个生物过程。它发生在人体内，可能局限于某
2、个器官，但是，由于所有器官互相关联，组成了生物整体，因此受影响的始终是整个生物体。西方医学把疾病和病理看作是生物体正常生理功能在细胞、生物化学、物理层面上的失常。到底有没有生病，可以通过实验室分析或其他生物或物理检查来界定和确定。西方医学的治疗，即生物医疗，就是运用可获取的最佳技术手段来诊断和应对病人的病况。治疗过程被认为是一个物理过程。其中，身体的功能失调经由某种有药效的物质或手术调整而得到纠正。医生及病人的主观性被认为是治疗实践中的妨碍因素。西方医学的生物治疗已经广泛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影响到世界范围内不同民族的2卫生与医疗实践。一般情况下，它与不属于西方医学范畴的“传统”的、“民间”的、
3、“本土”的治疗方式并存，但地位更加显赫。 从生物医疗的角度看，萨满文化医疗方式可能是一种落后的迷信，不值得研究。人类学者则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某种文化治疗现象称作“迷信”和“骗人”的东西。作为观察者，不能站在与自己研究对象对立的立场上，让另一种文化知识直接地服从自己的知识判断。在人类学领域，研究者非常重视世界上各个民族在自身漫长的文化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独特疾病观念和治疗系统。尽管无法以科学方法去研究其确切的治疗作用，但却不能忽视这些由来已久的文化医疗的意义。人类学把萨满医生及萨满治疗当做正当的研究对象。并给出积极深入的理解。 一、世界医疗的多元性 “对于健康和疾病，所有文化都有自己的知识与信仰，并
4、且代代相传” 。人类一直处在多样化信仰、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之下，每个社会群体对于疾病与治疗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处理方法。人类学者不认为西方医学的生物治疗和医护标准是世界上唯一的医疗系统。各种本土的、地方性的关于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系统，其立足点并非生物学基础，而是自身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有多少种人，就有多少种民间医学。民间医学的根源来自家庭传统、社群传统、神秘主义和各种迷信。医学知识，不管是专职研究者的、临床医生的、城市社区卫生工作者的，还是西藏冥思治疗专家的、巴西印第安人萨满的，都是接受符号形式解释和实践调节的不同方面的知识。人类学观照的医疗体系多种多样。超越了西方医学之生物治疗的范畴。萨满文化医
5、疗系统是多元医疗文化事实中的一种，3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 研究人类医学史的学者习惯从进化论立场看待人类医疗系统的发展，将萨满医疗看做“原始”的医学，或把萨满类型的文化医疗称作“拟人化医学” 。在萨满文化中， “超自然”力量涉及疾病与治疗的所有方面。一切事物必定有可见的或不可见的原因，那些看不见明显原因的疾病必定是由于魔鬼、神灵、妖术、巫术或是因受害者丧失了某种灵魂、伦理道德造成的。由此，有了病就需要求助于那些有能力控制疾病、具备与超能力沟通的人们，如萨满、巫师、巫医、智者、占卜者、女巫、男巫、术士等。疾病的原因比症状更有意义，因为病因决定了治疗方式是用药草还是用驱魔咒语。诊断可能需要一些
6、精神媒介来预知、占卜和卜卦。在做了一系列初步查验后，开始进行一系列的复杂仪式，其中包括巫术、咒语和妖术，还有对可见物或不可见物的驱除，或夺取、归还病人失去的灵魂。为了驱除或迷惑鬼魂，巫师还可能为病人制造转嫁物或者给病人起一个新名字，以便提供一个吸引恶力的替代目标，或者给病人服用有毒的药物，以免他们再受鬼魂的“青睐” 。这些宗教仪式性质的活动，目的在于激起超自然力的协助，这对于医者、病人、社会都是重要的。 萨满医疗也运用植物或自然物质作为药物，这些都是通过生活经验积累的医学成果。比如，借助某些草本植物来调节身体，使其保持舒适的感觉；用调味植物激起食欲；用含油植物排除消化不良；用麻醉植物减轻疼痛；
7、用汁水丰富的叶片敷在身体某个发热的部位以降低该部位的体温。萨满医疗也使用很多为人们所认可的合理的治疗措施，比如按摩、发汗浴和放血。这些合理的治疗方法，是作为巫术仪式的一部分而得以4应用的。一种药之所以起作用，并非因为它是药，而是因为给药时所行的那套巫术仪式。对药物所念的咒语，会赋予它治疗疾病、缓解痛苦的威力。 在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中，曾发展出一种“神祗医疗” 。有学者认为，在氏族制度解体后的奴隶社会，疾病逐渐被解释为公正的神灵对人们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古代所有的神祗都有治疗疾病的法力。宙斯是“救世主宙斯” ，在罗德岛被奉为“医神宙斯” ；赫拉是“女神赫拉” ，在罗马被奉为“大救星朱诺” 。人
8、们认为灾难和不幸是诸神派来的，疾病亦如此。阿波罗的飞镖带来了瘟疫，蛇发复仇女神惩罚犯罪并带来胡言乱语的疯狂。所以有很多人根据宗教来解释疾病，到神庙里去寻求治疗。根据历史记载，当时的治病行为在距离神庙不远的一些长廊中进行。患者在经历一些预备仪式之后，便来到这些长廊里睡下来。在梦咀，神出现在他们面前。当醒来的时候，他们的病就被治好了至少是其中有些人的病治好了，那些治好的病例被记录在案，失败的则通常不会被广而告之。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4 世纪的埃皮达罗斯人的大量碑版记载了这种神奇的治疗方式。有一个名叫安布罗西亚的雅典女人，一只眼睛瞎了。她不相信仅凭做梦就可以治好瘸子和瞎子。但接下来，当她的治疗之夜
9、到来的时候，神出现在她的梦里。神允诺治好她的病，但要她向神庙供奉一份还愿的祭品一头银猪，以纪念她的愚蠢。然后，神割开了她的眼睛，揉进了一些香油膏。当白天来临的时候，她那只瞎眼奇迹般地被治好了。阿格斯特拉图斯的头痛非常严重，以至于无法睡觉，也被治好了。另一位名叫哥吉亚斯的患者，胸部有一处箭伤正在溃烂，当他5醒来的时候，伤处已经完好如初，箭头握在他的手里。巴比伦人的医学亦是一套紧密复杂的宗教医学。一切疾病皆来自神，神医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解释神的意图，以便能安抚众神。巴比伦医学包括很多巫术因素，也包括很多经验的因素，但整体上是一套宗教医学体系。总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借助于超自然能力给人们治
10、病的巫医逐渐被神职医生替代，神职医生的任务是通过祈祷、献祭和赎罪向“遭到冒犯的”神灵赔罪。 随着人类医疗的不断发展，在世界上的某些民族中还出现了与“拟人化医学” 、 “神祗医疗”不同的自然论医疗体系。这种文化医疗体系认为，身体内的元素，如热、寒、体液（dosha） 、阴和阳等，按照人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达到了平衡，健康状态就是良好的。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人体就会生病。在主要盛行自然论病因学的民族当中，一般不存在萨满和巫医。病人和医生通常对所患的疾病有一致的意见，问题在于确定使失去的平衡恢复正常所要采用的适当的治疗方法。在自然论医疗体系中，医治者一般是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会医疗技能，不需要神介入的“医
11、生” 。 在当今世界，尽管西方医学的发展突飞猛进，生物医疗的理性进步已经成为人们共同文化的一部分，但萨满类的巫术医学、神祗（或宗教）医学、自然论医学从来都没有消失。如果仅仅依靠“科学-迷信”这个简单的二元思维来看待这些不同的医疗体系，无疑会将这方面的研究空间严重压缩。就萨满医疗来说，撇开“迷信”与科学的对比，才可以自由地观察仪式过程中的各种参与者，包括神祗、巫师、家属、邻居等，了解他们与病人的关系与互动方式，分析治疗场所、时间安排的意义及其6有关的器具、符号、语言指涉等。这些分析所透漏的信息，是用来了解身体疾病的重要资料。因此，在这方面，的确得依赖所谓医疗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我国，从传统社会知
12、识系统获得关于疾病看法和治疗习惯的人群为数众多，除去中医系统、藏医系统、蒙医系统等外，在汉族地区和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程度不同的“民族病理学”和“民俗治疗学” 、 “地方巫术医疗”等。虽然在今天的科学医学看来，某些医疗形式对疾病的解释和治疗行为是不科学的，误导了人们的认知，耽误了对病人的诊疗，但是它们仍旧被许多人所认可、所采纳，被认为是有效的。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其他地区也非常普遍。难怪有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任何时代，我们都可以发现不同的体系并肩而立，有时候和平竞争，有时候公开冲突。如果主流哲学是理性的，科学就会繁荣，宗教医学就会退居幕后，满足于少数人的神秘渴求，并给科学医学治不好的患者充当
13、最后的庇护所。 二、疾病与治疗的文化维度 根据生物医学的观点，疾病是指生理机能的不畅。在生物医学模式里，如果用为数有限的生物学词汇来定义疾病，那么它仅仅是一种生物结构或生理功能的变异。疾病是一个客观化的实体，医生可以忽略患者个人的主观感受而对疾病本身进行诊治。就患者个人来说，具有文化性质的疾病患者并非纯物体，当用医学的科学技术解释疾病时。关于疾病的文化解读必然出现。就像医学人类学指出的，对承受痛苦的人来说，身体并不只是一种物质客体或生理状态，身体就是主体，是主观性或在世界中的体验的真正基础，作为“物质客体”的身体不能与“意识状态”7截然分开，意识本身无法脱离有意识的身体。因此，患病的身体就不仅
14、仅是认知和知识的对象，不仅仅是存在、精神状态及医学科学作品中的表达对象，同时也是不正常体验的能动者。因此，疾病并非对象化的、商品化的单纯的生物生理现象，它同样是人类创造的一个符号形式，它依据文化提供的形构原则中的各种选项来形成自身方面的各种现实。 生物医学强调“病”的客观性而忽视患者对于疾病的感受和诉说，由此引起的人类学批判和反思是强烈的。根据医学人类学解释学派一直追求的“主体间性”视角，疾病叙述是叙述者的个人经验与其所继承的文化理解的产物，是生理感觉与文化认知相互合作的结果。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业已形成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及与此联系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人们如何理解和对待疾病。因此，疾病是生理
15、过程、文化意义和社会关系相互衔接的网络中的事件。不仅要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要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疾病。在医学人类学看来，生物医学的科学信念与非西方社会的观念一样，都是原则和实践构成的文化体系，植根于其关于世界是怎样的基本假设、知识如何获得的标准方法及什么才是有价值的目标和方法。社会互动和社会组织方式在治疗过程中与医学或手术措施一样起着重要作用。也就是说，一种文化现实的基本维度与遭遇、体验、解释、治疗疾病密切相关。 许多年来，在国内外民族志考察积累的大量材料中，萨满自传或萨满“领神疾病”口述史最为丰富。其中不难发现，萨满们并非从身体或行为受阻的角度看待自己的疾病，什么是萨满病由处在其中的文化观
16、念所决定。因此，萨满的疾病叙事呈现出一种文化控制模式，成为一个群8体进行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方式。对此，相关的群体成员会站在群体利益和关怀的角度去分担萨满候选人的痛苦，同情病人，化解病人的紧张、受辱的体验，以便病人脱离不同于常人的纠缠状态并转化成被人理解与支持的解脱状态。这个时候，家庭成员或其他社会群体成员会做各种必要的物质筹备（成为萨满所需要的服装、头饰、鼓等各种器具）和仪式（萨满出马）筹备，支持其取得萨满身份。与这种“萨满病”叙事一样，萨满文化中的疾病治疗经常涉及一个家族或村落的利益，疾病治疗的过程常常为一个家庭或群体提出问题、建议和方法，以便他们维持或改变某些继承的文化意义、价值和利益。
17、可以看到，社会成员或家庭成员乐于加入对于患者的观察和讨论，参加为治疗病人所举行的各种仪式。因此，医学人类学同生物医学的主导_方向不同，它把文化断定为“人类病患反应的一个核心特征，一个很大程度上被医学行为科学所忽视的特征” 。人类学者看到的是，尽管疾病的发生可能受到一些病原因素的促动，但解说病原的解释框架因文化而不同，非常丰富，且往往不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来说明。所以，疾病不应仅被看作客观的自然对象，还应被视为人们加以理解的事物。与疾病相关的生理过程并非外在于文化的范畴，而是内化于文化之中。疾病不仅是生理上的感受，它也是受文化影响的有意义的事件。 人们对世界的经验，常常由思想、
18、认知结构及其诠释的文化模式作为中介，因此，人类医疗应该重视一个人的知识文化形式对于患者和治疗者双方的引导和束缚。在西方医学中，科学被当做临床医学的“金标准” ，主要是因为它向医学允诺了一种可靠性、可重复性、客观性的希望，9即在不确定的实践中所能获得的确定性的东西。 当医生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诊断和治疗时，其有限的实践知识限制了科学确定性的实现。换言之，人们都希望能够控制生命和疾病中的一切，事实上并不可能获得这种控制力。他们所遇到的障碍是临床实践的根本性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因为医学知识的不完善，更重要的是，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最颠扑不破的真理，最牢不可破的事实，当运用到一个具体病人身上的时候也变得
19、并不精确起来。 事实上，在医疗实践中，医生对疾病的诊断是一种综合性的描述，它是医学事件经过社会学构建后的病理生理学结果。这样一来，叙事就成为临床医学进行思考与认识的关键。尽管这种叙事有其特殊性，但它并不单单是个体的陈述，同时也是公共的、主体间的、暗中或公开协作的陈述，因此也是依赖于受众和社会传统的。诊断和治疗的抉择，在作出选择的那一刻，已不单纯是逻辑推理或病人偏好的问题。而是一个更加广泛的，依据情景背景制定的，与历史、身份、文化、个人价值、生命意义纠缠在一起的考量和权衡。 三、医疗自我实现的规律 任何一种医疗形式都有观念知识和治疗经验两大领域：一方面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有关疾病与治疗的思想观念，另
20、一方面是治疗实践。在人类漫长的疾病治疗历史中，不同医学文化的价值就是通过它们实现的。所以，医学人类学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理解异文化中种种疾病与治疗现象背后潜藏的观念、理论和价值” 。为了实现这一任务，人类学者历经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提出了各种理论和方法。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10在这个领域中出现了几个有影响力的理论流派。 认知学派的人类学家提出了一种关于病患表达的理论。贯穿认知研究的一条朴实的主线是对疾病分类、对病患和治疗的民族理论及对病患叙事结构的兴趣。这种研究在实施中并非参照生物医疗范畴，而是一种针对当地人的疾病和诊断的纯粹“主位”理解。他们关注不同文化中民间医学知识的结构，注重
21、对日常医学知识进行详细调查。迄至 20 世纪 80年代早期，认知人类学家对文化知识的表达开始转向各种“图式”或“原型”模型。医学人类学和心理人类学在走向民间知识的更为宽广的理解过程中，所提出的“底本” 、 “原型”或“图式”的理论被证明是有用的。在本质上，文化被认为是提供了关于世界文化客体、行为序列、命题关系的简化表达。这些表达生产出个人所做的陈述、判断，以及把人组织在一起的行为和人生规划，成为搭建文化知识的砖石。 在这种研究中，萨满文化医疗帮助认知人类学者获得那种当地人对疾病范畴和诊断的一种纯粹“主位”的理解。在萨满文化中，有大量关于疾病的口述故事。这些有关疾病的叙述，作为思维的一种实践，是文化观念的应用。通过患者、家属及周围人群的叙述和解释，可以发现人们是从何种角度去思考伤害及困扰自己的事情的。需要发现信仰萨满教的不同民族所建构的疾病观念和治疗模式是什么，它们以怎样的方式与患者的感受和期待发生互动。 解释学派则认为，在这个研究系统中，疾病并非实体而是解释模型，这就是说文化模型和解释模型是不同的。 “文化模型”即共享的文化理解；“解释模型”则是针对某给定情境或是对某病患事件的特定解释，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