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善良和阳光的底色我是个少年布尔什维克 1934 年，我出生于北京，我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也在北京度过。但是，我还是每每都会很认真地强调自己是沧州南皮龙堂人，还总要说上几句地道的沧州话。我出生后过了一两年，就被父母带回了龙堂老家。我有生以来的最初记忆，就是从龙堂开始的。很多时候，一有机会我就会表明，我是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潞灌乡龙堂村人，我不想回避这个根，我必须正视和抓住这个根，它既亲切又痛苦，既沉重又庄严，它是我的出发点，我的背景，我的许多选择与衡量的依据。它，也是我的原罪，我的隐痛。我之所以经常有意识地强调自己的故乡性和初始化，还由于，我已经隐隐感到，随着个人与家庭生活的城市化、首都化、国际化
2、，随着社会的现代化、全球化，我的过去，我的故乡，我的初始将会淹没，我的童年的痛苦与心思，可怜的、不开化的、傻气的种种经验和遗憾将被抹杀，我的此后的一切，将无法从根子上加以解释和回味，在我身后将留下一大块空白。 这些年来，一有机会我就会回老家看看，老家是我的根，割舍不下呀。1984 年，我首次在长大成人之后回到南皮县龙堂村。我看到的是白花花的贫瘠的碱地，连接待我的乡干部也是衣无完帛，补丁已经盖不上窟窿，衣裤上破绽露肉，房屋东倒西歪。而如今的龙堂村已经面貌一新，到处都有塑料大棚之类的农业生产设备，盐碱地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2乡亲们穿着皮夹克，新房很多。南皮的灯泡厂、汽车部件厂、针织厂、酱菜厂与县医
3、院都搞得不错。与那时相比，我的老家已经是天上地下了。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北京随即沦陷。我的童年便是在日寇统治下度过。直到 1945 年，抗战胜利。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我的民族情爱国心突然点燃，我愈想愈爱我的国家。我自己多少次含泪下决心，为了中国，我宁愿献出生命。 日本投降以前，我对政治的关心非常少，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但是我有些个人的不愉快的感觉，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小学里头有一个日本教官，有时候日本教官说话很强势。另外，像什么阜成门、哈德门、崇文门，这些地方都有日本哨兵，哨兵带着刺刀、带着军犬，所有的中国孩子从那过，都得给这个哨兵行 90 度鞠躬。日本一投降，我忽然明白过来
4、了，敢情咱们是让日本侵略者给占领了！日本投降了，就是中国胜利了，这个兴奋啊。我当时真是有一个想法：敢情这祖国对人这么重要，我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要为祖国献身，我要为祖国死，这才是真正对得起咱们中国。 1947 年，我 13 岁了，去北京图书馆读书。我碰到的困难是样子与个子太小，而此图书馆的规矩是谢绝儿童。每次我都心怯气馁地与工作人员讲道理，说明我已经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已经读过鲁迅、巴金、冰心、泰戈尔、雨果的书。而且我当时已经戴上一副二百度的近视镜，我是来认真读书的，不是来玩儿的。 那时的图书馆借书很麻烦。先要查卡片，再填写借书单，然后找座3位坐下，等二三十分钟，才由工作人员给你把书送来。 我 13
5、 岁时自认为已经盗得了天火，接受了粗浅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我在声明我自己思想“左倾”后，地下党员何平给我读的第一本理论著作就是华岗著的社会发展史纲要 。从何平那里我读了前苏联文学作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 虹 、 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 ，并且得知了士敏土 、 铁流等名著。所幸的是这样的书并未被国民党所彻底禁止。 1948 年了，我刚刚 14 岁，我已经加入了处于地下的党组织，我已经“潜伏”起来了，我们家迁入小绒线胡同 46 号。隔着南墙，那边应该是帅府胡同的一家邻居。每逢夏日，邻院常常传来那边的自拉自唱的胡琴与清唱声音。也许邻居的琴艺与唱功实在无可恭维，也可能我那时太不理解传统戏曲，还可能与当时
6、的不无幼稚的激进思想有关。一听到这种陈词滥调式的琴声与清唱我就一百个不舒服，我感觉到的是停滞、守旧、封建、空虚、陈旧乃至腐朽，我感觉到的是一代代国人就这样麻木不仁地过着日子，我想着的是解放战争正在取得伟大的胜利，我想着的是新生活中将再没有这种琴声与清唱的地位，代替它们的将是前苏联式、义勇军进行曲式、黄河大合唱式的歌曲、钢管乐与大交响乐队。 1948 年，年仅 14 岁的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那个年代众多的“少布”之一，即少年布尔什维克。在抗战胜利之初，人们对国民党抱有的希望特别大，国民党最失败的就是它的所谓“接收” 。它没有一个理念，没有一个说法，就是派了一批官员来，当时叫“接收大员” ，
7、报纸上登的全是这些官员腐败、丑陋的这一面，所以让人真是失望极了。在这4种情况之下，就期待着一个更激进、更彻底的改革。认为国民党的那些“接收大员”来了以后忒不解气、忒不过瘾，带不来中国社会的一个新的变革、新的气象。长期处于压制与匮乏，人民急切、愤懑，充满着对翻天覆地的变革的期盼的中国，只能选择大勇大斗，准备对旧中国下猛药、动大手术的中国共产党。 我拥有“阳光底色” 我的一生既是文学的，也是政治的。5 到 11 岁，我的追求是当一名好学生；11 岁开始，我的追求是当一名革命者，而且是职业革命家；不到 15 岁，我已经离开学校，成为一名青年工作干部了；19 岁，我开始了我对文学的义无反顾的追求；23
8、 岁，我却又在“反右”斗争中落马。如此这般，我与政治难分难解，是我的幸运还是不那么幸运呢？从我个人来说，我说我是真的文学，因为我写起一篇作品来的时候，我的那种投入，我的那种对形象的追求、对文字的追求、对真情实感的追求，甚至于现在说有点嘲笑自己了，甚至眼窝里头都含着热泪的那种追求，这都是我最真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已经参加革命了，我已经成了共产党员了，所以我也很真实的。这都是生活的一种真实当中，而且在初期的时候，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最大的不幸，我以一种文学的浪漫性，来追求革命、投身革命。后来知道革命要务实得多，要革命的人忒文学了，还不见得是好事。文学在旧中国常常倾向于左翼，但是，文学知识分子心
9、目中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太文学化、理念化、感情化了，他们对于革命的理解与追求，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事业，与执政兴国的大操盘、大格局，不可能完全一致。 我最初走上文学道路，是在 195岁的时候，我写了青春万岁 。当时我已在共青团工作了，那个时候没有专心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抽出很多时间写作，有点不好意思，有点造假。在办公室桌上放上一大堆卷宗和一大堆青年报 ，还有各种先进人物的材料，自己那几张纸在底下写，人家一敲门就把上面盖上，好像我正在那里研读一个劳模的材料，有点像小学生作弊。 1953 年开始写作青春万岁 ，到现在已经过了 60 年了。有一位评论家，就是原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杨毅先生，他说他读我
10、的作品，概括起来，最强烈的感觉是四个字，叫做刻骨铭心。我觉得他概括的挺好，比我自个儿概括的都好。我写青春万岁也好，直到今天的写作也好，最主要是我对人生，对生活，对中国，对历史，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我觉得我应该把它写下来，保留这么一份记忆。充当这么一种见证，也让更多的不同年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跟我共享这种对生活的刻骨铭心的经验。我一想到这个的时候，到现在，我仍然热血沸腾，还没有凉下来。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在 1956 年写作的小说，也是改变我命运的作品。它描写一位新到某共青团委工作的青年对那里日益增长的官僚作风的不满。因为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可以表达团委干部也有阴暗面，该小说迅速引起
11、轰动，也使我在第二年被划为右派。从此文艺尤其是文学界的斗争不断，用周扬的话说，文艺成了“阶级斗争的晴雨表” ，成了这样的晴雨表，它就永远首当其冲。我自己会想，革命这东西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真实的想法是我既不觉得它完全是冤枉，我也不觉得它有道理。我就觉得你碰上什么就算什么，这个你已经无法扭转了。6我的情况也可能会带有偶然性，但我没有想去申辩，我申辩会找更多的麻烦，因为我有这个经验。反过来说，我认为也没什么了不起，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政治运动，往往是语言上特别暴力、特别恐怖，但最后处理起来，也还过得去。在对我批判最高潮的时候，毛主席还说了一句话：不应该把王蒙一棍子打死，王蒙的反官僚主义这个是
12、好的，这个我支持，王蒙有文才，这是他的词。他不用“才华”或者“有才” ，他叫“文才” ，他说有文才好啊，有希望啊！ 在新疆的十六年时光 1962 年，我被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去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教书，偶尔写写文章，就在生活和工作看似步入平稳的时候，我主动要求前往新疆。当时也没有太具体的想法，只是考虑到边疆去，会离开这个文艺斗争的风口浪尖，我当时仍然相信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伟大的时代，我们的生活经验里头有特别值得珍贵的东西，我有可能把我们生活经验这些最珍贵的东西锻造成文学的瑰宝。 我这样做，我这样说，我这样写，是我真实的感受。我们这一代人有一个善良的和阳光的底色。北岛有一句很有名的诗，叫“告诉你，我不
13、相信。 ”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我的一句话就是：“告诉你，我相信。 ”我相信人是可以有非常美好的理念的，我相信人是可以有一种献身的精神的，我相信革命是有一种世界上最好的追求和最好的许诺的。我对很多东西都有一种阳光的心态，所以我觉得新疆就是很好啊！我个人受点什么挫折我怕什么呢？我去伊犁不完全是我的要求了，我去了新疆以后，我又一次一次地受到打击，新疆那边他们也麻烦，说把这人请来了，可7是现在赶上这个时候，也不好办啊。后来他们就给出主意，说上伊犁吧。伊犁农村条件好一点，这样到农村美其名叫“劳动锻炼” ，咱们汉族词多，锻炼是个正面的词，在这个词的底下，要求你什么都是合理的。 后来我又很多年没有动笔，几乎都
14、习惯了不写。而且我慢慢相信自己不想写东西了，也不会写东西了。得出这样的结论对我有两方面的影响，一面非常痛苦，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在那儿消逝了，看不到什么前景；而另一面，又觉得自己随遇而安了。人本来也不是一定非写作不可，你不写作不照样吃饭嘛，不写作照样可以喝酒，不写作照样可以学习。支持我能够度过困难岁月的，很大一部分是靠学习。 1973 年，我差不多满四十岁了，我突然感觉到一种刺激，就是光阴不能再这样过下去，我有一次读安徒生的童话，我觉得很奇怪，他写一个人的墓碑，上面写着：这个人是一个伟大的演说家，但是他还一直没有做讲演；它是一个伟大的画家，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画过一张画。属于中国所说的怀才不遇，
15、总觉得怀才不遇也挺烦人的。 后来在新疆的时候，不好考虑写作的问题，但第一，我认为这并不是永远的。所以，从 1974 年，我又开始写了新的作品；还有一个原因，很大程度上吸引住我的是维吾尔语的学习，我并没有虚度光阴。所以外国人问我在新疆十六年都干了些什么的时候，我就开玩笑说，我是维吾尔语博士后，预科三年，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然后博士后三年，一共是十六年。我一直忘不了我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是伊犁巴彦岱的一位较有文化的青年农民肉孜艾买提教给我的。是他帮助我认识了维吾尔语言，那是最美丽、最有表现力和诗意的部分，我将永远感8激他。它使我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心灵看世界。我们一家至今和肉孜艾买提保
16、持着联系。1983 年我的系列小说在伊犁中的哦，穆罕默德阿麦德就是以肉孜艾买提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他的脾气很特别，遭遇也不一般。不久前我回伊犁老家，他已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农，秃顶、皱纹。当年那个头发卷曲、眉清目秀、性格活泼的小伙子已经随岁月消失了。 最后还有一点，共产党喜欢讲一个东西，谈文学的时候，它强调生活是文学的源泉。我对生活是充满兴趣和热爱的。我能跟维吾尔农民坐在一块，一边唱歌一边喝酒，还一边说笑话。我能看出来维吾尔人的窗帘和你的窗帘是不一样的，维吾尔人对色彩的搭配跟你也是不一样的，他种花种出来跟你也是不一样的。他生活本身有很多东西都好玩得不得了。 身为一名作家，我有一种创作的追求，希望
17、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我学习维吾尔语，就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新疆，更深地了解这里的男女老少，拉近和维吾尔族人民的距离。如果经过翻译，就会多一层交流的障碍。后来我用维吾尔语朗诵毛主席著作，还曾经被邻居的维吾尔族大娘误以为是收音机里的维族播音员在广播。现在我还能用维吾尔语交流，不过因为离开新疆久了，有时候刚开始会有点结巴，不过说着说着就流利了。学会语言能够更深地了解一个民族，同时也增加了文化上的一个参照系。我们熟悉的文化体系里有李白、杜甫和红楼梦 。了解维吾尔族之后，就能了解这个民族的文学形式、文学遗产和这个民族的伟大作家。 2009 年 7 月，我回到新疆参加活动，同行的铁凝听到我和当9地的老百姓说维
18、语，觉得很新鲜，说好像出现了另一个王蒙。自治区主席努尔白克力告诉她， “讲维吾尔语的王蒙，那才是真的王蒙呢！”可以这么说，讲维吾尔语的我，和新疆的老百姓在一起的我，展现的是完全的真性情，是最最草根化的王蒙。 当年在新疆的时候，我虽然在遥远的地方，但是对北京发生的事情还是了解的。对我震动最大的，还是这些革命的元勋。那时候说老实话，我已经不是相信一切了，我已经冷得多了，我已经有一点冷眼旁观了。因为当时有一种“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这样一种感觉。为什么我即使是在最恶劣的处境下，我仍然在鼓励自己呢？因为我觉得我得到的不是平庸，我得到的是锻炼。我又是革命者，又是地下党员，现在我跑到新疆这个地
19、方，和少数民族的人在一块，每天在那抡坎土曼、浇水、打场，上哪找这种事去啊？但是后来我确实慢慢明白了，就是一种更正常的生活不一定是非常浪漫的生活，常识有时候比激情还可贵。我曾经对我的孙子说过，我在像你这么大，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参加革命了，你现在光知道搞这个电脑、游戏。我这个孙子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灵感，他说那我还不知道啊，你小时候你有什么玩具啊？你连泥人你都不会玩，你不革命你有什么可干的啊？哎呀，我觉得他说的太棒了！第一，就是说时代不一样了，我们不能要求现在的孩子从 14 岁就闹革命，老想着点把火把旧社会给烧了。这不是什么好事。第二，一个政权、一个社会，要满足少年儿童的游戏的要求，其实就是满足人
20、们正常的生活。在新疆的十六年，维吾尔族的村民们大体上知道我是作家，但是知10道的模模糊糊。维吾尔族有一种很朴实的信息，我记得我在小说里也写过。我的房东就跟我讲：一个国家有三种人是不可少的，一种是帕里夏（国王） ，一种是维兹仆（大臣） ，第三种是夏依（诗人） 。他看得非常重，就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或精神。他说一个国家怎么能没有夏依，怎么能没有诗人，他说：老王，你现在的处境只是临时的事情，你还要做我们国家的诗人。在新疆的十六年时间我呆的也挺好，也躲过了风口浪尖，但是我想也不一定是幸运。如果 1957 年不被打成右派，那 1966 年那关就更难过；如果那会儿能过关，或者得到重用，那现在可能又很麻烦。我从
21、小参加革命，政治上自以为非常优越，那我想 1966 年我不成为双料了吗？如果不揪出来的话，又成了什么党内走资派，又成了什么反动权威了。 大致如此。我在新疆的主要经历都在我的自传中记录了。 你好，新疆一书收录的大都是文学作品，其中虽然有些人名是虚构，但很多事情都是真实的。我在个人情况非常不好之时去到新疆，但是新疆的土地、风光、百姓，以及这里的民族文化，都给我留下很深的、非常美好的印象，始终牵动着我的感情。虽然在当时，我个人的处境是不幸的，但新疆留给我的回忆是美好的。从某种意义来说，新疆使我在不幸的时期得到了很大安慰，得到了充实和温暖。 29 岁到 45 岁的这段人生最好的时光，我都是在新疆度过的。那里的少数民族很善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大程度上为我提供了一种保护。因此，每当我回忆起新疆，少有叹息，不觉冤枉，而是感到真正的美好。同时，在新疆的经历还让我增长了很多知识。如果只在北京生活，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