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社会信任缺失的原因分析摘 要对于维系一个健康而有效率的社会而言，信任不可或缺。但当下我国社会中一些领域和主体间存在互不信任的问题。对此，首要的任务是分析这些现象背后深层次原因。信任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历史时期均有其特定的原因。现今我国社会中的不信任状况的形成是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和运作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社会信任；传统文化；政治权力运作；社会管理策略 引言 如果一个人类共同体可以被称之为社会的话，信任就不可或缺。初看起来，它很日常化，很普通。以至于“我们都把信任作为人性和世界的自明事态的本性” 。也正因为如此，其重要性和所隐含的问题
2、常常容易被人们忽略。就像空气一样，每个人都离不开，但是很少有人会去考虑它是多么重要。 在社会学发展初期，信任问题并没有被太关注。韦伯、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大师也没有就信任问题专门有过论述。这一状况直到齐美尔时发生改变，其在货币哲学 、 陌生人等著作中都有一定篇幅论述信任问题。随后，卢曼、科尔曼、福山等人就该问题也有着精彩论述，一时间，信任问题成为了热门话题。相应的，近年来研究我国社会信任问题的论著也有很多。 2一、政治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查尔斯蒂利曾经列出了一些标准，以之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社会中的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既定的政权体系中，当存在下列大量行为时，
3、即意味着信任网络已为公共政治所整合。 1.创建公众认可的协会、互助社、政党、联盟、宗教团体和社群，或是为已秘密存在的类似组织寻求公众的认可。 2.在这类组织中寻求友谊、亲密的关系、共同的信念、安全以及高风险的事业。 3.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 4.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中获得职业发展。 5.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 6.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 7.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 8.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员的不负责任行为。 9.采用政
4、府发行的法定货币进行交易和储蓄。 10.花钱（如婚姻登记费）向政府购买安全，使之承担维持正常人际关系的责任。 11.在人生重大事项和长期安全方面信赖政治角色和（或）政府机构。3其中，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开始的那两项，它们对我国社会中信任危机现象的解释能力比较强，而且还关涉到信任危机解决途径的讨论。 其实，我国社会中缺乏信任并非现在才有，而是一个自传统社会以来就早已形成的现象。在传统社会中，之所以社会信任缺乏没有成为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原因在于就其社会结构和本质来讲，始终是一个小农经济为主的、内向封闭的前现代社会，这种性质的社会在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资本的条件下也可以进行自我复制和再生，当然，这个过程很
5、少变化并且是一种低水平重复。1949 年以后，由于实行了相对来说比较强有力的社会改造运动，这种社会改造运动的模式通常被学者们称之为“全能主义” ，传统的家庭国家社会结构模式终于得到改观。但是，这一运动在实践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政府以强硬的姿态和有效的思想改造、全民动员的方式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社会革新。这一切社会革新的最直接效果是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执政能力延伸至社会的最基层。从而切断了所有其他可能的社会信任建立渠道，垄断了民众的全部的信任可能。 接下来的如：允许家庭成员参加军队或警队，促进家庭成员在公共部门（包括政府机关）中获得职业发展这两项。与当下中国社会中相当
6、一部分民众的意愿相符合。初看起来似乎从正面表明信任网络被公共政治有力地整合，分析之后我们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只是说明民众对于投身于工商业的疑虑和不安全感，这可以从这些年来国家公务员招考时异常火爆的报名场面来理解。当有的职位的招录比达到几百比一的比例而报考人员仍然趋之若鹜时，你能够将之理解为这是对政府的信任吗？4或许有这个因素，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接下来的几项：请求（或至少容忍）政府对出生、死亡、结婚等人口事项的调查和登记，并采用官方登记方法使得法定交易生效；通过人口普查、调查和申请向公共组织和政府提供个人信息；愿意将私人合同交付政府机构强制执行；求助政府机构预防或惩戒家族、宗教团体或经济网络成
7、员的不负责任行为，则明显与现实相左。每次人口普查或国情调查时，各级政府总是伴之以不厌其烦的说明、解释。民众则是消极的、无所谓的态度。而当私人间的合同遭到违背时，大多数的老百姓往往更愿意采取私力救济。在人生重大事项方面，我们从父母、师长、朋友那里听取意见。在人生长期安全和福利方面，我们依赖的是自己的辛勤工作、子女赡养、社会保险等。我们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局限于一个狭小的圈子内。这是因为政府没能够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安全与福祉。或许，这其中还有我们一直在信赖的，那就是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如有学者所言“民众唯一可以信任的就是国家全力控制的主权货币了。换句话说，一切系统风险统统集中到货币和信用体系上” 。正
8、因为如此，这将会造成非常危险的后果。因为这样一来“国家就经不起一场严重的通货膨胀或者通缩，因为人民一旦发现货币也不可信，那么国家与社会间的信任就会完全崩塌控制物价不再是一件经济任务，而是政治任务” 。 二、经济领域内信任危机的表象和原因 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主基调一直是围绕着政治活动来进行的。社会行动的导向是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指示，经济发展不在权力机构的考虑之中。由于权力机构不仅垄断了公共权力的行使，事实上还垄断了公5共的话语权，所以，民间不可能发展出自由的市场经济。因为这不仅缺乏物质和环境基础，道义上也难以说服自己。这种状态不久得到改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经济制度改革中，党和政府展示出
9、对社会体制和社会发展新的认知水平，以及建立在这种认知之上的决心和态度。由于党和政府所具有的对社会深入而有力的影响，整个社会氛围迅速得以改观，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模式中，甚至主导人们行为的道德意识也悄然转变，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社会服从了市场的逻辑。但是，近些年来，经济领域中不规范的事件频有发生。每年的 3 月 15 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日，中央电视台会举办一台晚会来揭露一些市场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无良商家。节目中所揭示的一切无不让人感到触目惊心。从地沟油、苏丹红咸蛋、蒙牛奶、瘦肉精猪肉、农药韭菜、石蜡翻新陈米、福尔马林浸泡水产品到豆腐渣大桥、烂尾楼、明星代言假广告、经济学家为资本摇旗呐喊等等，可以说是举
10、不胜举，而且继续在花样翻新、层出不穷。社会中不同阶层都陷入一种对利益不顾一切的追求和经济迷狂中。一直被认为是耻于言利的国人如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一切发生和转变的是如此迅速，我们不禁要问：国民心理普遍性地发生这样截然不同的变化其原因何在？ 就可能性而言，无非有以下两点：（一）原本就有逐利取巧的习惯和意识，压抑已久的潜在欲望和传统社会结构性诱因被释放，于是，众神狂欢。传统的文化心理和社会结构与经济学理论的理论原点“理性人”学说存在一定意义上的相契。儒家学说所认可的实现完满人生的逻辑进路其原点在于个人和家庭，无论是对于社会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服从均是从家庭关系中类比和推演出来。不过，必须注6
11、意的是，传统的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模式使得农民只看到眼前的、暂时的利益，基本上没有组织性可言。在我们看来，关键因素在于“私” 。“私”不仅为“愚、贫、弱”之根源。更为重要的是，由“私”出发，必然的逻辑结果就是普遍的、全面的不信任。 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中引入市场机制，就是要以公平的、规范的契约模式，替换广泛存在于原来社会中各个领域中的以人情、面子、潜规则、权力为主导的行为模式。以此革除社会积弊，最大化地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那么，这种转变的后果又是什么呢？对此，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进行探讨，即：虽然我们的政府努力在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提倡消费以拉动内需，但是现在的民众一直不太敢于消费。是否国人始
12、终保持着传统的节俭的习惯？当然有这个因素，但是未必见得是主要原因。 现代经济学的奠基性思想认为：经济运行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理性人的利益需求，满足利益需求的渠道是自发自愿的契约和交换行为，该类行为的日益普遍和固定的结果就是各级各类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壮大，当各个不同的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自动地调节供给与需求形成的时候，自由市场经济就展现出其应有的全部特征。在这些特征中，较为重要的是认为市场经济具有自律性，能够自发地维持和再生。这种自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相对于国家干预而言的独立性。即：市场能够自发地调整自身，国家无需干预过多，只需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即可。这是斯密的主张，虽然中间经过凯恩斯的反对，但是
13、至今仍然为主流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恪守。二，相对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而言，人们在追7求利益的过程中所依赖的是理性的、功利的计算和筹划，在根本的、原初的意义上，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可以忽略不计。经济行为以及经济制度的形成原因必须到社会因素以外的人的个人理性中去找。 对于第一种经济自律性的解说，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反驳，对此，我们不予多说。本文关注的是对经济自律性的第二种辩解是否成立。 在对以上所说的现代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行分析之后，我们可以发现，该学说的成立建立在三个前提上。 （1）信息完全供给。 （2）市场充分竞争。 （3）行为的完全经济理性化。然而，当把经济行为放入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中后，发现这
14、三个前提都不可能成立。首先，在一个复杂社会中、尤其是像社会分工和合作已经将世界范围内的物资资源和人事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现代社会中，个人通过其亲知亲历所掌握的信息能够拓展的社会空间极其有限。每个人在进行哪怕是日常的微不足道的行为时，自愿或不自愿的都会被镶嵌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只有这样，才能够解决人们不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和个人的信息与知识欠缺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行为的发生和持续进行都是由制度安排和关系设置在个人知识止步的地方做无限延伸形成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信息完全供给不可能，那么，从国家和政府的角度能否做到这一点呢？也就是说能否有一个处于社会生活中心的政府将整
15、个社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安排，从而以远远超出个人的知识能力和信息获得渠道来规整经济生活。对此，有两个方面的反对理由，一是这已经背离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信条。其二，如哈耶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种理性的僭妄。其三，市场的充分竞争也是不可能的，8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从可能性来说，市场充分竞争与否关联到信息能否完全供给。而信息能否完全供给的问题，正如我们刚刚已经分析的那样，也是一种理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充分竞争难以做到。现实中的市场竞争都是具体的、有条件的。最后，我们来看看行为是否可以完全经济理性化。行为的经济理性化意味着人们在作出某项行动时不是以价值追求作为动机，而是纯粹以成
16、本和效率为考量。问题是脱离价值取向的行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行为之所以发生，在于指向某个物质或行为，达到某个目的，实现某个愿望。如果在行为中抽离出行为的目的和愿望的话，且不说如何辨别这是个行为的问题，行为的效率衡量标准是什么就已经没办法解决。可以这么说，如果从所有的行为中抽离出价值目的，那么，行为的效率标准也会随之消失。 在写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时，波兰尼使用了一个概念嵌入，以此来表达其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如哈耶克）们的不同看法。在他看来，自 19 世纪以前，人类的经济行为一直都是嵌入更广泛关联着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那样，经济独立于政治和社会。在该书
17、的一开篇，波兰尼写到“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因此，市场只是全部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表现形式的一种，而同时要注意的是，全部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又是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其中一环。 1985 年，美国人马克格拉诺维特发表了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9嵌入性问题一文。在批判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行为者所做的“低度社会化”解释和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对对行为者所做的“过度社会化”解释时，亦提出了被认为是新经济社会学纲领性陈述的“嵌入”理论。对于“嵌入”这个概念，格拉诺维特并没
18、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中，他明确表示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不能够离开社会关系而独自存在的。经济行为发生时，社会关系一定在场。只有在诸如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和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类的思想实验中，我们才可以想象出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的人们的行为状态会是什么样的。实际上的经济行为和经济制度是处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所编织成的网络中，这就是“嵌入”概念的内涵。该概念已经成为新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概念。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将新经济社会学的基础思想概括为两个：（1）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2）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因此，当我们在分析经济行为的时候，必须将
19、之还原到其所处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去，像经济学家那样仅仅分析研究在利益驱动下人们的理性博弈对于理解经济行为来说远远是不够的。对此，我们必须有宽广的视域。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下我国社会中信任问题远非一时一事所造成，这是一个多因素共同交织糅合在一起形成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社会现象。其间不乏历史性因素之间的陈陈相因，有深层次的文化观念的形塑，更有权力行使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复杂耦合与冲突，社会转型时期众多因素的不确定不可忽视，当然，社会个体的理性计算和10利益博弈也会掺杂其中。当这一切集中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并同时发生作用时，简单的因果关联就变得复杂而隐晦。因此，对于当下我国社会
20、信任问题的原因分析，可以说还远远没有结束。 注释 德尼古拉斯卢曼信任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第 1 版 p3。 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p3。 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社会信任危机 ， 文化纵横 ，2011年 4 月刊。 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冯刚 刘阳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马克格拉诺维特：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 ， 美国社会学杂志 ，1985 年。 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对话 ，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03 年版，中文版序言第 3 页。 参考文献 1德尼古拉斯卢曼.信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M.胡位均译，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 3张静.国家与社会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4李伟民，梁玉成.普遍信任与特殊信任J.社会学研究，200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