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doc

1、1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摘要：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 30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关键词：政治信任 代际流动 代内流动 感知的社会流动 预期的社会流动 一、问题的提出 布劳（Blau，1977：5）曾指出， “社会流动的过程是大多数形式的结构变迁的一个基本因素” 。社会流动不仅会影响人

2、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以及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格局，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认知态度和价值观念等。在西方学界，从托克维尔、马克思到李普赛特、本迪克斯，再到后来的许多学者，都给予社会流动的后果与影响持续而广泛的关注。在这一研究分支中，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间关系的研究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Turner，1992） 。众所周知，民众的政治信任对政权的合法性至关重要（Gilley，2006） 。较高的民众政治信任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并维护社会稳定（Easton，1965） ，丧失民众的政治信任则可能引发政治和社会动荡（Gamson，1968） ，从这种意义上，民众2对政府的信任度可以作为判断政

3、权稳定性的一个有效指标（Wang，2005） 。正因如此，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也成为关心社会流动的政治后果的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1949 年以来，在国家宏观制度和政策的安排下，中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及经济状况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也在不断推进，过去一些阻碍人们社会流动的藩篱被逐渐打破，一些新的社会流动机制得以确立，使社会流动的机会和频次增加，流动也变得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中国学者在这个领域已做了大量扎实细致的工作，但大部分研究一般都仅致力于勾画社会流动的基本类型与总体趋势，揭示影响

4、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的程度、方式、路径机制和主要特征予以探讨（陆学艺，2004；李路路，2006；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2008） 。虽然近期有研究开始关注社会流动对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评价、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和健康水平等的影响（秦广强，2011；王甫勤，2011） ，但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还缺乏系统研究。本研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数据，尝试对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进行考察。本文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对社会流动进行测量，旨在回答中国民众客观经历的社会流动，以及主观感知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对政治信任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系统

5、分析，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现实层面，都会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政治影响与后果有所裨益。 二、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 3社会变迁对人们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一直是社会科学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流动一方面受制度变革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其本身又会引发社会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的变迁，因此，社会流动研究不仅探讨导致和影响社会流动的因素和机制，同时也非常关注社会流动的后果。虽然后者在关注度和影响力上无法与前者相比，但学界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和后果的探索有长期的理论传统。积累了不少有启发意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 关于社会流动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有两种迥异的理论观点。一种认为，迅速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

6、社会流动可能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55）分析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时指出，社会经济发展和阶级结构变动增加了社会动荡的潜在可能性， “虽然路易十六世统治时期是整个王朝最繁盛的阶段，但这种高度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爆发” 。他还提醒人们，个人财富的增加和向上流动导致了一种“不安分的心理状态”的产生，因而“那些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地区成为法国革命运动的中心” （Tocqueville，1955：169-179） 。 涂尔干（Durkheim，1951：246-254）延续了托克维尔的逻辑，他强调，无论是向上还是向下的流动，都会比社会结构稳定不变时产生更多的社会病症。戴维斯在其研

7、究中对托克维尔的分析逻辑作了一些修正，认为“当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后，忽然出现短期的急剧逆转，这时革命最可能发生” （Davies，1962：5） 。社会经济先发展后逆转的过程会使人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从而引发革命或叛乱。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流动之所以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导致社会不稳定，一个根本4原因就是发展模式。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变动过于剧烈，但又缺少相应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配套支持，就可能面临大规模的“失范” ，这时的社会流动就可能会加速社会的瓦解，引发动荡。 当一个社会具有比较成熟和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及经济增长，并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社会流动时，一般就不容易崩溃，因

8、此第二种理论观点认为，社会流动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托克维尔（Tocqueville，1945：53-54）认为， “普遍的（向上或向下）社会流动的制度化具有其政治后果 ，即民主秩序的稳定化” 。因而对他而言，社会流动是有利于还是有损于社会稳定，主要是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流动模式。帕雷托（Pareto，1935：1430-1431）对政治稳定所需社会条件的分析表达了与托克维尔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精英生产越开放（统治阶级从底层阶级中招募成员） ，政治系统就越健康；当精英循环变慢，底层阶级中流动受阻的优秀人士会产生沮丧与不满情绪，从而开始支持推翻现有的统治阶级，革命就会发生。 马克思、恩格斯

9、以及后来一些研究者在试图解释美国为什么能维持政治稳定，无法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和缺乏“左派”运动时，都强调了美国较高的社会流动率在减少社会冲突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Marx andEngels，1942；Lipset and Bendix，1959；Blau and Duncan，1967） 。埃里克森和戈德索普（Erikson and Goldthorpe，1985）的研究显示，较频繁的社会流动使美国避免出现过于激进的工人阶级组织和运动。在对工业社会的社会流动研究中，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发现，社会流动对保守性5政党比较有利，因为绝大多数向上流动到中产阶

10、级的人都变得更加保守，而那些沦落到工人阶级中的人也依然继续支持保守派。通过对 20 世纪 60年代初 554 位英国青年男性经历的代际社会流动对其政治态度影响的研究，阿布拉姆森和布克斯（Abramson and Books，1971）发现，只要个人相信阶级之间的藩篱已被打破，即使他们经历向下社会流动，也不太会产生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且因为经历流动的人仍然会保留着一些自己原来所属阶级的态度和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不同阶级之间的某些态度差异。基于这些发现，一些学者将社会流动视为一种社会“安全阀” ，有助于维持社会稳定（Mayer，Kraus and Schmidt，1992） 。 以上研究都有

11、一个基本假设，即认为社会流动会显著影响个人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研究又进一步考察社会流动影响个人的哪些态度和价值观，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社会流动本身对这些变化起到多大作用等。这一前提假设后来受到一些质疑，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的研究，他们通过对不同国家代际职业流动的分析发现，那些与父代相比经历了向上或向下流动的人的家庭阶级出身仍旧会继续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例如，在欧洲和北美的国家，那些中产阶级出身但向下流动成劳动阶级的人在投票时，比那些原本就出身劳动阶级的体力劳动者更倾向支持保守立场，而那些向上流动成中产阶级的人有时则

12、仍然会受工人阶级出身的影响。这表明，社会流动本身并不能彻底改变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某些政治态度和观点可能比较容易受自身生活环境的影响而转变，但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从小就受家庭和学校6教育的影响，更加根深蒂固，一般很难完全改变（Kelley，1992） 。李普赛特和本迪克斯（Lipset and Bendix，1959）的研究指出，个人的家庭阶级出身、目前获得的阶级地位和经历的社会流动都会对他们的政治态度和行为产生影响，但在不同条件和背景之下，影响会有差异。因此，在具体研究中对这些因素的各自影响进行考察时，需要注意做出区分。 一些研究对“社会流动影响政治态度”

13、的假设提出了明确质疑（Turner，1992） ，它们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出发，分析世界十个国家民众的社会流动经历对政治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发现了一些与先前研究不一样的结果。首先，传统上认为社会流动本身必然影响政治态度的假设并不成立，真正型塑个人政治态度和政党偏好的是其目前获得的阶级地位和家庭出身，而不是所经历的社会流动；其次，民众对于社会流动的主观感受有时会比他们所经历的客观流动对其政治态度产生更大的影响（Turner，1992：9） 。这些结果在美国、印度、英国、尼日利亚、丹麦、澳大利亚、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都得到了验证，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是否也存在，尚待验证。另外，这些研究关注的政治态度主要涉及政

14、党偏好和价值取向（如保守取向或自由取向） ，并没有对政治信任做专门考察，因此，以上结论是否完全适用于政治信任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以上关于社会流动与政治态度关系的研究为考察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提供了启示。基于以往的研究与学术争论，本研究提出以下理论假设：在控制其他因素后，社会流动对个人的政治信任仍会产生影响。那些在客观上经历了向上流动或在主观上感受或预期向上流动的民众将拥有更高的政治信任（H） 。这一假设背后的逻辑是，个人7作为理性的行动者，对政府所持态度主要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个人能持续地从现有制度和政府政策中获益，社会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那么他们就会对现有

15、制度和政府报以较高的政治信任。反之，如果政府的决策损害其利益，致使其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生活状况恶化，利益受损者就会对政府丧失信心。客观的社会流动是衡量个人从现有制度条件下是否获益的一个重要指标，主观感知的社会流动则反映个人对已获得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目前生活状态的认可度和满意度。而主观预期的社会流动则体现个人对现有制度和政府能否提供更好生活机会的信心和希望，这些都会影响个人对现有制度和政府的基本态度。 本研究同时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测量社会流动。在客观维度上，测量了个人的代际职业流动、代际教育流动和代内职业流动；在主观维度上，测量了个人感知的社会流动和预期的社会流动。依据这些测量维度和内容，上面的

16、理论假设可被进一步细化为代际流动假设（HI） 、代内流动假设（H2） 、感知的社会流动假设（H3）和预期的社会流动假设（H4）4 个研究假设： H1：经历了向上代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2：经历了向上代内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3：感知自己在近些年经历了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H4：预期自己在今后几年将会实现向上流动的人将持有更高的政治信任度。 本文尝试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社会流动的客观经历和主观感知8与预期对政治信任态度的影响。因为基于经济发展的社会流动对个人政治态度的影响会通过民众切身的客观经历与主观体验发挥作用，所以，将社会流动作为影响个人政治信

17、任的一个解释变量的第一个优势在于，能将宏观层次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与微观层次上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流动变化及其感受同时纳入考量。政治信任的宏观层次理论认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受政府绩效的影响，微观层次理论则认为个人对政府绩效的评价不仅反映政府总体绩效的好坏，也反映个人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状态的评价。例如，那些结构性失业者或者那些认为是政府政策失误导致他们生活窘迫的人，通常比那些生活条件得到改善的人更不信赖政府（Mishler and Rose，2001：36） 。 以社会流动作为解释变量的另一个优势是，当用对政府绩效的主观满意度解释对政府的信任态度时，用客观指标来测量政府的绩效可以有效避免可能产

18、生的内生性问题。以前的一些研究发现，民众对政治领导人的政绩、经济发展状况和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任（Citrin，1974；Citrin and Green，1986；Feldman，1983；Hetherington，1998；Miller and Borrelli，1991） 。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也指出，中国近些年来保持了令人瞩目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大多数民众都从中受益，因此他们对政府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比较满意，从而产生较高的政治信任（Wang，2005；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 。例如，王正绪（Wang，2005）基于 2001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研究发

19、现，中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满意度与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9虽然完全有理由相信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有助于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但这类研究的一个潜在问题是，使用被调查者的主观评价而非客观经济发展指标测量政府经济绩效，分析中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是个人的主观态度，被调查者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和他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能同时被某些遗漏变量影响，而那些真正的影响变量却并没有被纳入分析，这可能会产生内生性问题，影响分析的有效性。所以有必要对政府绩效满意度背后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探讨，而社会流动可能就是这类遗漏变量之一。 三、数据、变量和估计模型 （一）数据 本文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

20、2006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 ，调查采用四阶段按规模大小成比例概率抽样法（Four-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抽取了 18-70 周岁的 10 151 个成年人样本，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28 个省、市、自治区（不包括青海、宁夏和西藏） 。其中，59%为城市居民，41%为农村居民。 （二）变量 1.因变量：政治信任 源于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在下列一些话题中，当各种渠道的信息不一致时，您对下表第一行列示的五种信息渠道的信任程度如何？”一题。问卷列出的八个话题基本上都是目前中国民众普遍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分别

21、是“房价的涨跌” 、 “股市的走势” 、 “国内的腐败问题” 、 “贫富差距问题” 、 “大学生的就业形势” 、 “对社会治安形势的判断” 、 “某次矿难的伤亡数字”和“某地方近期将有大地震” 。给出的五种信息渠道分10别为“政府机构” 、 “中央级媒体” 、 “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 “法律机构人员”和“民间传闻” 。 因为人们对某种信息渠道所提供信息的信任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们对其本身的信任程度，所以，可以用人们对信息渠道所提供信息的信任分值测量对信息渠道的信任度。运用这题所提供的数据信息，笔者构建了一个测量被调查者政治信任度的指标“政治信任指数” 。建构这一指数的操作过程如下：

22、第一步，针对每种信息渠道，将每位被调查者在所有八个社会话题上的信任分值相加，每种信息渠道生成一个新变量，被依次命名为“对政府机构的信任” 、 “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 、 “对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信任” 、 “对法律机构人员的信任”和“对民间传闻的信任” 。这些新变量显示的是每位被调查者对每种信息渠道的总信任分值，其值域范围为 8-40。被调查者在某种信息渠道上的信任分值越大，代表对这种信息渠道就越信任。 第二步，对在第一步中生成的五个新变量作因子分析。在旋转因子之后，前两个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 ）住第一个因子上同时具有较高的因子负荷，分别达到 0.749 和 0.794，这个因子就是“政治信任因子” 。3 为确认这两个变量在测量民众政治信任度上的可靠性，笔者检查了它们的信度系数 Cronbachs alpha 系数） ，得到较高数值 0.791，这证明可以用这两个变量构建“政治信任指数” 。 第三步，构建“政治信任指数” 。具体操作如下：将用于构建这个指数的变量“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和“对中央级媒体的信任”标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