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试论“中国梦”视域下中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摘 要：实现“中国梦”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以经济复兴为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结构问题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全局性瓶颈，中国经济只有调整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当前供给结构不协调的根源是政府过度干预，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是贫富差距较大。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在供给方面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市场决定价格。在需求方面要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在公共产品和二次分配领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宏观经济政策要从短期刺激转向促进长期均衡发展，以长远策略稳定市场信心。 关键词：“中国梦” ；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市场经济；资
2、源配置；战略性调整；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2-0097-04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结构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尤其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矛盾，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十分突出，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李克强在出任总理之前就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抗风险能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我国已进入只有调整经济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的2关键时期。 ”1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强调
3、要把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 ”2实现中国梦需要坚实的经济力量，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已不能维系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经济结构调整才能探寻新经济增长点。结构调整是促进经济转型、实现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注入强大的经济力量。 一、为“中国梦”夯实物质基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客观必然性 近年来， “中国崛起”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可是，如果从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严格地说，中国不是在崛起，而
4、是在复兴。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 ”3的确，历史上中国曾长期是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据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2001）计算，公元元年到近代，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份额一直在 20%以上，到 1820 年，中国 GDP 占世界 GDP 的比重高达 32.9%，超过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4。鸦片战争以后，列强侵略，内乱不止，中国人民遭受了一百多年的深重苦难，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不断下降，逐渐沦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从近代以来，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1
5、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实现了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1978 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走上通向繁荣富强的道路。据国际货3币基金组织统计，1978 年，中国 GDP 位居世界第 10 位。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 GDP 在 2010 年达到 58783 亿美元，超越日本（54589 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5。从竞争力角度来看，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32014 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的全球竞争力指数在 148 个经济体中排第 29 位，虽然与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有一定差距，但在新兴经济体中表现最佳，领先南非（第 53 位） 、巴西（第 56 位） 、
6、印度（第 60 位）和俄罗斯（第 64 位）6。逐渐加强的经济实力和全球竞争力让中国人民看到了民族复兴的希望，如何完成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全面转型是未来中国面临的重大课题。目前，中国仅仅是刚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大但实力不强，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中国梦的物质基础还不够牢固，在经济结构、民生保障、收入分配、能源与环境等诸多领域问题突出。结构问题是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深层次、全局性瓶颈，中国经济只有调整结构才能促进持续发展。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来解决。 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深层原因：政府的过度干预与贫富差距过大 结构与总量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合理的结构是总
7、量增长的基础，如果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势必受到抑制。在结构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刺激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在结构不合理的条件下，经济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保证经济增长，但强化结构扭曲，从长期看，不仅不能保证持续增长，反而会导致更深层次的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逐渐积累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2008 年国际4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短期内抑制了经济下行，但也付出了很大代价，使原本不合理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固化。经济活动的两个基本方面是生产和消费，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组成了最基本的经济结构。在供给方面，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且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效果不大。在需求
8、方面，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消费与投资严重失衡。破解结构难题，要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分析。 （一）供给结构不协调的根源是政府过度干预 在供给方面，产业结构形成社会基本的供给结构，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核心内容是产业结构调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多年效果不大的根本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在检验产业发展、促进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的作用受到抑制。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产能过剩的行业无一例外都曾经是政府选定大力扶持和补贴的产业。我国多年来的产业结构调整都是由政府主导，而现实中以政府为主体的调节方式往往难以奏效，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事先并不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弗兰克?H?奈特（1921）在论证利润的起源时
9、指出：“生产商品是为了满足欲望经济制度最为重要的特征，即生产是为市场的生产。 ”7消费者的需求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市场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是生产者而非政府承担起预测消费者欲望的责任。在价格的指引下，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按照经济原则决定自己的行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是企业在利润驱动下自发改变资源在产业部门的分配，以不断地适应需求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经济力量相互角逐，结果决定了哪些行业兴盛，哪些行业衰落，探5索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路径。可见，合理的产业结构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相互作用，通过市场自发形成，不是政府能够事先决定的。正如哈耶克（Hayek，1935）所言， “一旦我们为了不同的目的竞争可利用的
10、资源，经济问题就产生了。它产生的标志是必须考虑成本问题。 ”8这正是计划经济在短期内能迅速完成一项目标，但在长期却表现糟糕的原因。 第二，退一步，即使政府事先预测出什么产业结构最优，也无法准确地进行调整。因为现代经济复杂多变，政府决策往往滞后和缺乏弹性，无法准确引导资源配置。在价格的指引下，生产者决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生产什么商品。企业家不需要了解市场的全部，只需根据价格变化，就能结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作出相对合理的决策，改变资源流向。因此，价格机制实际上就是一种发现知识、使用知识、传递信息、交流信息的机制。产业结构调整选择政府调节机制还是市场调节机制，关键是看哪种机制能够更为充分地利用现有
11、知识。这些分散的知识不可能完全汇集给政府，政府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如无数个微观个体所掌握得充分。第三，再退一步，假设政府事先知道什么产业结构最优，而且掌握了全部信息，有能力准确地调整产业结构。尽管这样的假设已经很荒谬，但是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因为政府未必愿意科学作出决策或严格执行规则。政府主导产业结构调整有效还需要一个假设，就是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应该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公正无私地进行科学决策，并严格贯彻执行。然而现实中，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可能从自身利益、部门利益最大化出发，利用其决策者的地位制定符合其个人或部门私利，6而非社会整体利益的政策。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政府这一行为。在我国，企业行贿官
12、员以获取政策优惠或官员与企业合谋骗取财政补贴的案例屡见不鲜；地方政府为追求 GDP 而保护落后产能，不考虑国家长远规划和宏观政策导向的现象也屡禁不止。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不宜担任产业结构调整的主体。我国供给结构不协调的根源是政府过度干预。 （二）需求结构失衡的根源是贫富差距较大 在需求方面，收入分配结构决定社会基本的需求结构。从国内看，我国需求结构的主要问题是居民消费需求持续走低，投资与消费失衡。从 2001 年到 2012 年，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从 45.3%降至 35.7%，而世界平均水平一直在 61%左右。我国不仅严重偏离世界平均水平，而且持续恶化，其根源是贫富差距较
13、大。影响贫富差距的原因很多，这里主要谈两点。 第一，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凯恩斯消费函数强调总收入是消费的决定因素；杜森贝利认为相对收入更为重要；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强调预期收入对当期消费的影响；弗里德曼则认为消费者的消费主要不是由他的现期收入，而是由他的永久收入决定。无论哪种消费理论，都指出收入是影响消费最主要的因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相对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这是居民消费低迷的根本原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 年至 2012 年我国基尼系数显示，我国基尼系数连续 10 年都超过0.4 的国际警戒线，最高的 2
14、008 年为 0.491。在此之前的 2007 年，从收7入法核算的 GDP 看，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仅为 39.7%，比 1995 年大幅下降 11.7%。2008 年至 2012 年，该比重略有上升，基尼系数也随之下降。但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一般都在 50%以上，我国明显偏低。初次分配奠定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第二，房价急剧上涨迅速扩大贫富差距。欧文?菲歇尔（1930）说：“收入是一系列的事件。 ”9他把收入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享用收入、实际收入和货币收入。享用收入是心理上的体验，和效用一样无法衡量，但可以用实际
15、收入（生活费用）来近似反映。人们通常说的收入是最后一项：货币收入，收入差距往往指货币收入差距，尤其是工资差距。而在菲歇尔看来，收入其实是一系列的消费或享受。事实上，货币或工资收入绝不等于实际收入。如果从消费来看，很多人的差距并不大，无非是一日三餐、衣食住行而已。但若从财产来看，差距就十分明显了。有人仅能维持家庭生计，有人却身家过亿。事实上，贫富差距的症结不在收入，而在财产，基尼系数所反映的主要是财产差距。当前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房价急剧上涨迅速放大财产差距，进而扩大贫富差距，形成强烈的财富再分配效应。普通居民为买房耗尽多年积蓄，甚至透支几代人收入；而富裕阶层通过房产投资使财产迅速膨胀，政府在这
16、个过程中获得巨额土地出让收益。房价上涨的过程，实际上是财富从普通居民手中向富人和政府手中转移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居民消费自然难见起色，而掌握大量财产收益的富人和政府为追求更高收益产生强烈的投资动机，因此消费与投资必然失衡。 8三、中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途径选择：既要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主要矛盾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不同。每一个经济规律都有它适用的前提和假设，制定经济政策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不是总量，而是结构，调整结构是重中之重。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把握好以下几个着力点。 （一）以深化改革来理清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各
17、司其职，不可错位。只有在市场失灵时，政府干预才有必要。作为转型国家，中国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面临的约束条件不同。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不是市场失灵造成的，恰恰相反，是官本经济观念根深蒂固，政府和市场边界混沌，市场被强势的政府所压抑造成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深化改革任重道远，当前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深化改革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不同于规定企业“能做什么”的审批式管理， “负面清单”只规定企业不能做什么，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一方面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自由选择空间，有利
18、于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减少了政府人员寻租空间，有利于政府廉洁高效。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对政府行为作出了有效限制，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意义重大。未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对象应从外资企业扩展至境内所有企业，从经济领域扩展至社会管理领域，待上海自贸区试验成功后适时推广至全国，这将是政府治理思维的巨大转变，是9深化改革迈出的一大步。 （二）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优化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是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是市场的强项。优化产业结构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中最关键的是市场决定价格。价格机制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基本途径，价格越僵硬，市场作用就发挥得
19、越不理想。价格反映供求，同时调节供求。事实上，价格调节供求的过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企业根据价格进行经济计算，将资源投入市场最需要的地方，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主观上追求利润最大化，客观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如果价格机制不顺畅，企业无法进行合理的经济计算，消费者也难以安排理性的经济活动，供给和需求不能有效衔接，结果必然造成结构僵化或扭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 ，为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指明了方向。除公共产品外，其他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应由市场决定。政府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价格管制，同时要打破行业垄断，对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一视
20、同仁，促进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结构调整要在机制上从政府调节转向市场调节，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让价格相对准确地指引企业的生产行为，促进产业结构自发调整。 （三）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来改善需求结构 改善需求结构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加快收入分配改革迫在眉睫，因为贫富差距扩大不仅损害公平，而且造成需求结构失衡，进而降低效率。在初次分配领域，由于劳动报酬是通过市场竞争形成的，政府10不宜直接干预，否则会造成失业。政府要做的是完善生产要素市场，减少直至消除人为因素扭曲市场而产生的分配不公，如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消除同工不同酬现象，打击恶意欠薪，在征地拆迁过程中不与民争利等。在二次分配领域，政府要担任主角
21、，强化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全力推进保障性住房、医疗改革、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同时，政府必须致力解决财产差距过大问题，适时开征房产税、遗产税等财产税，这些税种应成为地方政府税收来源，主要用于提供地方基本公共服务和补贴低收入群体。尤其在急剧上涨的房价迅速扩大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应在房价过高的一线城市对存量房和增量房全面开征房产税。但房产税要设计周全，不宜对居民所有房产都开征，否则会增加民生税负，违背结构性减税、改善民生、调节贫富差距和调整经济结构的初衷。应鼓励居民购买一或两套住房来满足自住和优化资产配置需求，一套自住，另一套可用于出租以提供财产性收入；对居民第三套以上房产课征重税，增加持有空房成本，促使更多房源涌入市场，以增加供给推动房价回归合理水平。同时也有助于抑制房产投机，引导富人更多地投资实体经济，压缩房地产泡沫，优化经济结构。 （四）以注重长期均衡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市场信心 经济刺激可在短期内遏制经济下行风险，但如果操作不当，会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市场释放错误信号，破坏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我国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推出的四万亿刺激计划虽然保证了短期增长，但却使很多本应退出市场的落后产能又延存多年，使本已向合理水平回归的房价大幅反弹，要素价格高度扭曲，使中国错失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