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宋元时期城池修筑中的占卜、祭祀和杵歌摘要：宋元时期，在城池修筑的过程中，占卜和祭祀活动占有重要的地位，其具体表现为城池地址的选择和城门朝向的确定以及开工前和竣工后对城隍神等神灵的祭祀活动等方面。为了减轻筑城时的劳累，工匠们创造了幽默风趣、活泼生动、简单易唱的杵歌。 关键词：城池；修筑；占卜；杵歌 中图分类号：B9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5-0031-05 对宋元时期城池修筑的研究，经过国内外史学界几十年的辛苦研究，成果颇多，但是已有成果多集中在城池修筑政策的确立和演变以及城池结构的演变等领域，对于城池修筑过程中占卜、祭祀和杵歌的研究，估计由于资料的
2、欠缺等因素的影响，成果不多。据笔者检索，宋代的未能查到，元代有代表性成果包括两项，一是海外学者陈学霖先生在考察了民间广为流传的明初刘伯温修北京城的传说后，找出了这一传说与元初刘秉忠建大都城的内在联系，其成果后经多年的研究充实，结为刘伯温与哪咤城北京建城的传说一书；一是于希贤教授的周易象数与元大都规划布局一文，该文从中国传统哲学阴阳五行、堪舆等方面分析了元大都选址所受到的影响。本文拟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做一番补充性的探讨，以求教于对此问题感兴趣的同仁，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2首先需要界定的是本文所谈的城池修筑活动，仅限于城墙、城门、城楼等城池的外围空间的修筑，不包括城内宫殿等设施
3、的兴修。城池则仅限于州县及其以上行政机构所在地的城池，不包括仅用于军事目的的城堡的兴修。 一、修筑城池中的占卜活动及分析 修筑城池中的占卜行为，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最早的修筑城池的活动中。宋元时期修筑城池，特别是修筑京城城池，对于封建王朝来说，是仅次于祭天、祭祖类的大事。城池地址的选择，城门的个数和朝向，开工时间的确定等，都需要司天监等部门根据历代习沿已久的占卜传统或者根据当时流行的占卜类书籍非常谨慎地通过占卜来确定，并报请皇帝审批，有些皇帝会完全接受司天监等部门送审的占卜结果，有些皇帝则会根据自己的判断，对司天监的计划作出一些修改。 宋人认为天上有主宰版筑的星宿， “土功吏二星，在壁宿南
4、，一日在危东北，主营造宫室起土之官，动摇，则版筑事起” （卷五十志第三“天文志” ） 。 宣和六年（1124 年）十二月四日， “中书省言，专切提举京城所状，奉诏修筑京城，开撩濠河，修葺诸门等，可于宣和七年选日下手。今据本所选到，宜用来年二月二十四日、己正四刻后丙时、并先自京城西南角坤位下手，吉。从之” （方域一之二一） 。本段史料把占卜到的开工年、月、日、时及开工开始的方位都交待得清清楚楚。在城池的修筑过程中，主管占卜的司天监还要密切关注修筑过程中是否有损坏龙脉的行为， “元丰四年（1081 年）四月四日，承议郎胡宗炎言庚夷门山在大东内，北当3少阳之位，为都城形胜之所，国姓王气所在，公私取土
5、于此，冈阜渐成坑堑，伏望禁止及填塞握凿处，司天监定，如宗炎所言，从之” （方域一之十七） 。此类破坏龙脉的行为，影响重大，一经发现，立即被制止。 大蒙古国宪宗丙辰年（1256 年）春三月，忽必烈“命僧子聪（即刘秉忠）卜地于桓州东、滦水北，城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东五十里） ，经营宫室” （卷四本纪第四“世祖一” ） ，史载刘秉忠“阴阳术数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 （卷一五七“刘秉忠传” ） ，深得忽必烈信任。当然，刘秉忠虽然用占卜手段得到开平府的城址，实际上这种选择的指导思想却是忽必烈作为一个蒙古藩王既要总领汉地，又要经常和在和林的蒙古汗庭联系的需要的反映。开平位于蒙古草地的南部边缘地带，位
6、居冲要，向北连接朔漠，向南便于就近控制华北和中原。忽必烈即位后，在从大蒙古国向元王朝转化的过程中，蒙古统治者的政治中心，逐渐从和林向大都（今北京市）转移，开平城的修筑，便是这个游牧王国向中原王朝转化的中转站。也说明了这种城址选择定位的前瞻性非常正确。 城门是出入城池的通道，但在占卜者及其信奉者看来，又是风水、气脉运行的通道，影响深远。因此，在整个城池的修筑活动中，城门设计和修筑中的占卜意义仅次于开工前的占卜选址。在宋代风水家看来，一个城开几个城门、朝向如何、尺寸几许，都需要通过占卜类活动来确定，来不得半点马虎，否则的话会带来难以预测的祸患。 南宋高宗绍兴年间（1131 年-1161 年） ，就
7、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城门应如何设计的问题，擅长阴阳之术的胡舜申专门写了开胥蛇门议一文，针对出于防卫目的关闭东南角城门（因为位于城池的巳方，俗称4蛇门）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 巳蛇门之水为贪狼，主文笔官职之事，于理为重，复开之便。吴时欲以绝越，遂不开东南门，即蛇门也；不知塞绝生气，故终为越所灭，兹也明效大验。至吴、晋、李唐时，诸门未尝不开故晋、唐时，吴下最为雄盛。今所启门者五，余皆闭塞，而甚不可塞者，唯蛇门。今清跸暂驻钱塘，吴尤当开东南之门，以中朝拱之意焉。诚能远迹晋、唐，复辟蛇门，东南虚秀之气，疏导迅发，儒导利亨、文物之盛，非复今日吴下矣。 （卷三“开胥蛇门议” ） 在胡舜申看来，城门的修筑
8、，牵涉天时、地利、人和三因素。塞住不该堵塞的蛇门，虽出于安全守卫之目的，但在风水家看来，等于塞绝生气，危害匪浅。而且既有吴国因此灭亡的前车之鉴，又有东晋、唐朝因为重开蛇门而导致的兴盛，更何况南宋朝廷又暂住钱塘，因此，胡舜申力主重开蛇门，城池的防卫功能竟然放在了次要考虑位置。 当然，也有不完全相信此类风水之术的人，建隆三年（962 年）五月，“诏增修大内，时太岁在戌，司天监以兴作之禁，移有司，毋缮西北隅。艺祖按势见之，怒问所由，司天以其书对。上曰：东家之西，即西家之东，太岁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岁且将谁凶？司天不能答，于是即日莅撤，一新之” （卷八“太岁方位条” ） ，司天监官员找到的兴作之禁，
9、自然来自其手中的占卜类书籍，岂不知这类书籍漏洞颇多，赵匡胤的反驳，自然击中其自相矛盾之处。宋仁宗嘉?年间， “将修东华门。太史言：太岁在东，不可犯。 仁皇帝批其奏日：东家之西，乃西家之东。西家之东，乃东家之西。太岁果何在？其兴工勿忌 ”（卷一） 。宋仁宗的反5驳，还是来自乃祖的精神遗产，二人在此问题上，倒颇有点唯物论的味道。 二、修筑城池中的祭祀活动及其分析 修筑城池中的祭祀行为的历史和修筑城池中的占卜行为的历史一样悠久，二者比较，祭祀行为的地位更加重要，这也是中国古代几乎每座城市都建有城隍庙的重要原因。 曾巩知明州期间，修缮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城池，工程开工之前，曾巩亲自撰写修城祭土神文 ，
10、并怀着非常敬畏的心情到土地神祠前祈祷，祈求土地神能保佑修城工程顺利完工， “州有帝命，缮治城墉，得日之良，肃工始事，斯人允赖，维尔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卷四十）。修城工程结束之后，同样需要祭祀神灵，感谢神灵在城池修筑过程中的庇佑之功，并祈求神灵继续保佑城池内的黎民百姓。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 年）八月戊辰， “命考功郎、直秘阁潘谨修诣邢州祭醮，为民祈福，以修城功毕也” （卷五十七） 。李允则知雄州（今河北省雄县）期间，为了对付辽国潜在的军事威胁，于是决定扩大并加固雄州城的城池， “先建东岳祠，出黄金百两为供器，道以鼓吹，居人争献金银” （卷三二四列传八十三） ，通过修建东岳祠，还筹集
11、到了一大笔城池修筑所需要的资金。南宋末年，为了应对大蒙古国军队从西南方向发动的包抄攻势，南宋政府命令广西修筑城池，李曾伯和建康都统制、带御器械朱广用主持兴修静江府城（今广西桂林市） ，一日，二人登上城楼考察并设计城池修筑规划，朱广用指出， “东南一角，当三面风寒。夫濠岸不盈尺，不幸受敌，必所睥睨。力请缩而更筑” ，但是由于“神之祠在焉，且欲撤而新之，议者俱惮于改作” ，移动神灵的居所，自然是城池修筑中必须考虑的重大问6题，稍有不慎，则害怕神灵的报复。李曾伯反驳这种因为害怕触犯神灵从而不敢移动神祠的行为， “天子之命吏守此土，天之命神司此城，皆欲义安斯民而实墉实壑，所以保有是邦者也。苟罅漏之当补
12、，乃畏忌之是拘，幸无事则已，设遇有警，民且恐不得奠厥居，况神乎？传曰：民，神之主也 ；又曰：神依人而行，盖民安则神安，惟致力于民而后可 。以徼福于神，幽明虽殊，是或一道” ， “神依人而行，盖民安则神安” ，李曾伯的观点非常正确，大敌当前，生民利益第一，国防安全第一，不能拘泥于陈腐愚昧的观点。于是，李曾伯“委广用相地于贡院之西偏，因筑凿之隙，鸠工度材，仿旧祠之制而加广焉” （前卷五“重建城隍庙记” ） 。当然，神仙也不敢怠慢，旧的神祠为了筑城拆了，也要在妥善地方按照原样新建神祠，否则神灵会报复的。如此精心的筹划，使静江府城成为南宋后期修筑的城防最坚固的城池之一。 元朝大都城修筑工程竣工后，主持
13、工程修筑的礼部侍郎赵秉温上书元世祖， “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 ，元世祖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设象而祠之，封日?圣王，以道士段志祥筑宫其旁，世守护之” （卷二十三“大都城隍庙碑” ） 。估计元代以前大都城当有城隍神庙，可能在金末的战火中完全毁于战火，只好修建新的城隍庙。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 年）为了对付不断起来反抗暴政的农民起义军，平江路官员聚资修筑平江（今苏州市）城郭，新修后“城四向，一仍子胥之旧；若水门，则仍宋之旧。独启胥门，上建忠孝王庙，余五门之上也皆祠神。盖役兴时，虑暑雨郁为民害，乃祷于神，以祈佑城。既完，故列祠以答神贶” （卷九“平江路新筑郡
14、城记” ） 。本则7史料反映了修城过程中完整的祭祀行为，有始有终。 三、杵歌的演变及分析 城池修筑过程中，夯土版筑是一项非常劳累又非常单调的劳动，为了减轻劳作时的痛苦，工匠们很早就发明了杵歌，杵歌由一人领唱，然后其他工匠在夯起落的过程中齐唱，杵歌的内容复杂多样，但多以现实生活作为素材，多为喊歌人的即兴创作，幽默风趣，活泼生动，简单易唱。当然，估计其中也不乏粗俗之语。 关于杵歌的起源，据北宋高承考证： 春秋左氏传日：襄公十七年十一月，宋皇国父为平公筑台，妨农功，子罕请俟农毕，公弗许。筑者讴曰：则门之?，实兴我役；邑中之黔，实慰我心。杜预注日：周十一月今九月，泽门，宋城门，宋国父白暂居近泽门。子军
15、黑色，而居邑中。今版筑役夫，歌以应杵者，此盖其始也。其歌往往叙苦乐之意者由此尔。吕氏春秋云：翟煎对魏惠王曰：举大木者前唱，舆樗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今人举重出力者一人，倡则为号头，众皆和之，日打号，此盖其始也。 （卷九）高承认为杵歌起源于春秋时期，窃以为当更早，估计和版筑城墙的活动同时出现或者稍后，只不过目前没有发现相关的文字记载罢了。 宋代杵歌的具体内容，现存文献记载的不多。在元人的文集中还有一些记载，以下一首为睦州相杵歌六解： 韩公西筑受降城，吐蕃不来城下行， 将军筑城城未了，隔城听得打城声。 筑城筑城忙筑城，敌人去城不十程， 8云梯火炮制作巧，中有鲁班能用兵。 搬土筑城民力多，昼夜
16、不息如掷梭， 黄梅雨来江水涨，城脚不牢将奈何。 蒸土筑城不须高，买石?城不须牢， 城中一旦化为敌，十万天兵败天绩。 一月筑城城渐高，将军心喜民力劳， 将军须与城俱碎，一寸城土皆民膏。 金城峨峨高际天，汤池泱泱洪若渊， 坚深自固说统万，犹有敌人擒赫连。 （卷三） 在元代杨维桢的东维子集中，也有杵歌七首，描述的是元代修筑苏州城池的情况，今摘录如下： 亟亟城城城亟成，小儿齐唱杵歌声， 杵歌传作睢阳曲，中有哭声能陷城。 自古众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须蒸， 蒸土作城城可破，众人作城城可凭。 垒垒石石石?，立竿作标齐竿旄， 阿谁造得云梯子，划地过城百丈高。 罗城一百二里长，东藩恃此作金汤， 旧基更展三十里，
17、莫剩西门一树樟。 苏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劳， 拆得凤山杨琏塔，南城不日似云高。 南城不日似云高，城脚9愁侵八月涛， 射得潮头向西去，钱王铁箭泰山牢。 攻城不怕齐神武，玉璧堪支百万兵， 不是南朝夸玉璧，关西南子是长城。 以上两则史料，明显经过了文人的加工，已经不能完全反映杵歌的原貌。但是，有些句子还是能够表现出来，比如第一首中的“云梯火炮制作巧，中有鲁班能用兵。搬土筑城民力多，昼夜不息如掷梭”四句。 上面两首杵歌，一方面反映了工匠筑城时的苦难， “昼夜筑城如穿梭”、 “一寸城土皆民膏”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筑城的重要性， “韩公西筑受降城，吐蕃不来城下行” 、 “罗城一百二里长，东藩恃此作金
18、汤” 。既然每一寸城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铸成，所以，老百姓也希望危急时刻“将军须与城俱碎” ，而不是做那种望风而逃的懦夫。当然，坚固的城池仅仅是作战的物质保障，能否打胜还需要许多方面的战争因素。两首杵歌均以赫连勃勃为例进行了反讽， “坚深自固说统万，犹有敌人擒赫连” 、 “蒸土作城城可破，众心作城城可凭” 。 宋元时期经过文人加工后的杵歌，由于其明快的旋律和生动活泼的内容，使其逐渐延伸到节日的喜庆活动甚至国家南郊祭祀的大礼中，比如武林旧事记载的南郊大礼场面之一， “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 （卷一） ；宋朝刘辰翁描写的元宵节场面之一， “杵歌串串，鼓声叠叠，豫赏元宵舞” （卷八）
19、 ；清朝人编著的御定曲谱卷十记载了一些杵歌的名称，从其题目即可看出其风格，包括“这容庞、好似孙大郎、唬得我魂飘荡、退后趋前心意忙、柳絮梨花、下得恁强、似这般10冷飕飕、寒凛凛、哥哥怎当、自忖量、自感伤、怕这雪冻死了兄长、怎禁得扑簌簌泪出痛肠肠狗” ，该书虽然编订于清朝康熙年间，但是该书卷首诸家论说部分自言， “（该书）参考啸余旧谱及元人百种选本所列，稍加删节” 。上边记载的这些杵歌题目，很明显体现了元曲直白的风格，也符合杵歌起源时期的平民格调。 城池修筑中的占卜和祭祀行为，虽然主要是一种精神活动，但是这种行为背后所反映的却是皇帝和主持修城的官员以及当地的黎民百姓希望城池选址得当、工程进展顺利的美好愿望。幽默风趣、活泼生动、简单易唱的杵歌，有助于减轻城池版筑过程中工匠们的劳累。而杵歌的内容有的反映了工匠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有趣见闻，有的反映了工匠们希望战争到来之后将士们能够赤心报国、不辜负工匠们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的美好愿望。 （责任编辑：仲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