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苏维埃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历史尝试摘要：苏维埃时期，党认真分析形势与任务，直面各种问题与挑战，回应革命的理论困境和道路走向，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创办党的红色刊物，改进党内教育方式，注重提高干部队伍的政治水平线。这些历史尝试是由党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以及局部执政的特点所决定的，为后续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关键词：苏维埃时期；党的思想文化建设；局部执政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3）04000804 一、认清党的组织现状，加强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 党的组织建设质量直接关系到党的思想文化建设任务的实现，苏维埃时期，是党的思想文化建设的初创时
2、期，党内存在的严重的组织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党员质量差、组织松懈，影响到党的领导与政策的贯彻执行；二是吸收党员的条件和程序不规范，许多不够党员资格的人加入了党组织；三是各级党部工作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忽视了思想教育；四是对党的工作与社会职业工作的性质不能很好地区分，党员在社会职业中的核心作用则完全忽略。 针对这一现状，古田会议决议提出了一系列规范化措施。首先，清理党内不合格分子，对新入党分子的条件和程序做出明确的规定，具体内容为：政治观念没有错误（包括阶级觉悟） ；忠实；有牺牲精神，能积2极工作；没有发洋财的观念；不吃鸦片、不赌博190。这些规定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简洁明了、易于操作，只有
3、5 个条件都具备的人，才能够介绍入党。入党后，告知支部生活（包括秘密工作）及党员应遵守的要点；介绍人应负相应的责任以及入党谈话等，严把入党质量关，从源头上规范入党的条件和程序，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其次，在思想建设方面，诸如单纯军事观点，在列举 8 个方面表现以及 4 个方面来源时，特别指出了纠正的 5 种方法，尤其强调纠正的规范化问题，要求“编制红军法规，明白地规定红军的任务，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士兵会的权能及其和军事政治机关的关系。”181 试图通过制定法规来消除军队中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保证军队执行党的政治任务。关于极端民主化，当时许多同志的思想上仍然
4、留存有残余，必须从理论上加以铲除。具体做法是：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和群众生活等方面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能太随便，一旦形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的下级机关和党员群众对于上级机关的指示，要经过详尽的讨论，以求彻底地了解指示的意义，并决定对它的执行方法181-82。关于非组织观点，主要表现是少数不服从多数，进行非组织批评等，往往组织纪律性不强，对于违反纪律的行为，只是机械地执行，简单的惩办，或者是敷衍塞责，纪律形同虚设。为此，中央强调必须从制度上和政策上去寻找解决的方法，认为单纯依靠思想教育是不够的
5、，必须教育党员懂得党的组织纪律的重要性，并对那些犯了错误的担负重要工作的人执行纪律。 3二、改进教育内容和方法，提高党内教育的实效性 针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及党内教育的现状，毛泽东认为如果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便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承担重大的政治任务。因此，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状态，是党内教育的重要任务。为此，古田会议决议专题论述了党内教育问题，详细列出了党内教育所用的 10 种材料，具体内容依次为：政治分析；上级指导机关的通告的讨论；组织常识；红军党内八个错误思想的纠正；反机会主义及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问题的讨论；群众工作的策略和技术；游击区域社会经济
6、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194-95。从所列的材料来看，基本上满足了不同层面党员干部的思想文化水平和职务要求，针对性很强。在士兵政治训练材料中，毛泽东列举了 19 种。如目前政治分析及红军之任务与计划；土地革命各方面；武装组织及其战术；三条纪律建设的理由；早晚点名口号；识字运动；怎样做群众工作；红军标语之逐个解释；各种偏向之纠正；苏俄红军；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红军白军比较；共产党国民党比较；革命故事；社会进化故事；卫生；游击区域的地理及政治经济常识；革命歌；图报等1102-103。这些内容既解决了士兵的政治思想问题，也解决了他们的
7、实际问题。体现了教育内容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为进一步配合党内教育，决议还辅之以 18 种教育方法，如党报、政治简报、编辑各种教育同志的小册子、训练班、有组织地分配看书、对不认字党员读书报、个别谈话、批评、小组会、支部大会、政治讨论会、适当地分配党员参加实际工作等195-496。如何上政治课中，关于“教授法”还详细列举了 10 种方法，如启发式（废止注入式） ；由近及远；由浅入深；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 ；说话要明白；说话要有趣味；以姿势助说话；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要提纲；干部班要用讨论式等1104-105，体现了对这一传统教学方法的高度重视以及如何提高教学实效性的高度关切。 三、创办党的红色
8、刊物，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育 中国共产党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党的很多成员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骨干，因此，从它诞生时起就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针对国民党残暴行为和反动宣传，党并没有因此偃旗息鼓，停止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而是通过创办党报党刊，对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据统计，当时中央苏区创办的报刊有 30 多种2439-440。如红色中华 、 青年实话 、 党的建设 、政治消息 、 红星报 、 斗争报 、 红旗 、 革命与战争 、 政治旬报 、 省委通讯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报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1931 年 12 月创办的机关报红色中华 。该报
9、创设的版面主要有社论、要闻、党的生活、红色区域建设、各类通讯、国际共运形势和白区斗争状况等。同时，有选择性地刊登苏维埃政府颁发的各种训令、条例、指示、指令和决议案等，充分发挥中央政府对各地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有力的配合了党政中心工作。该报在中央苏区共出版 240 期，发行量最高达到 5 万份。在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方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苏区中央局创办的机关报青年实话起了很大的作用。该报除刊登共产青年团中央的决议、宣言，记述青年红军的生活状况和作战故事外，5还经常选登马列著作和理论文章，刊出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阐释根据地建设以及实际斗争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在“问题解答”专栏
10、中予以发表，在根据地青年群体中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发行量最高达到 2.8 万份。 在创办红色刊物的同时，还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出版了一系列马列主义著作。1928 年 7 月，党的六届一中全会提出：“最后的一个任务时间比较长些就是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布哈林及其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领袖的重要著作。 ”3421-422 会后，翻译出版马列主义著作相对较多，主要有法兰西内战 、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 反杜林论 、 两个策略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和共产国际以及党的一些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虽然国民党文化“围剿”加剧，但是马列主义著作的
11、翻译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宣传工作，仍然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继续推进。 “据不完全统计，从 1927 年8 月到 1937 年 6 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 113 种之多。 资本论 （第一卷） 、 反杜林论 、 政治经济学批判 、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问世的。 ”4370-371 四、回应革命的现实问题，解决党内思想上存在的理论困境 大革命失败后，党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但是，革命处于低潮的现实困境以及党内出现的对革命前途的疑虑和担忧，使得党内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这在当
12、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给予及时回应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1928 年65 月，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针对这一消极观点作出过回应。 “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5188 当边界经历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 ，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时，这种悲观论调再一次发酵，使得党内部分同志对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对红军能不能够坚守农村根据地表示怀疑。对此，毛泽东有深刻的忧患意识，认为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任由发展就会动摇人们的信仰，涣散革命的斗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是一种极大的危害，必须认真回答好这个问题。1928
13、 年10 月，湘赣边界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充分利用这次会议的机会，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547-54 中，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回答。这次回答依据根据地一年的斗争事实，从理论的高度，详细论证了国内的政治状况，以及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证明革命的红旗不但没有倒下，反而更有希望，更有意义。1928 年 11 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557-81 中，根据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再次论证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发展的主客观条件，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进一步消除党内部分同志的疑虑，但是在党内却受到质疑。 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及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前
14、途和转变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党内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引起困惑和忧虑。有人提出，究竟是革命的阶级决定革命的性质，还是革命的动力决定革命的性质，抑或革命的任务决定革命的性质呢？这三种观点在党内有争论，有市场。革命的性质到底是由什么7因素来决定呢？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部分同志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革命的性质便不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果说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可是又要反对资产阶级，这在当时有困扰，难理解。后来，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有过阐释，认为“当时之所以搞不清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是因为：第一，对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搞不清；第二，中国党历史
15、上没有从理论方面搞清这个问题；第三，国际上托派的影响以及同托派调和的观点的影响。 ”6160 这些问题在 1928 年的党的“六大”上得到了解决。党充分利用这次会议及时回应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托派”的观点，批评了混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所谓“不断革命”论的观点。正如党史专家提出，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这些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对克服党内仍然存在的浓厚的“左”倾情绪，摆脱被动的局面，实现工作的转变，对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4263。不过，党的六大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周恩来认为，
16、 “总起来说， 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 ”6186 五、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纠正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当时，由于革命的农村环境，大量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党员的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意识被带入党内，极大的妨碍了党的正8确路线的贯彻执行，加之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倾向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正确路线的教育，因而这些非无产阶级意识长期存在。 这些非无产阶级意识主要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盲动主义残余等。
17、一些干部政治水平低、受雇佣军队的残余影响，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认为军队只是单纯打仗，不愿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和帮助群众建立政权等重大任务，喜欢“走州过府” ，表现出严重的流寇思想。这一思想的广泛存在，使得部队有脱离群众、军队有控制政权以及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有些干部非组织意识很强，少数不服从多数，一部分党员特殊化，进行非组织批评，甚至不在党内批评而在党外批评。至于主观主义，当时在党内浓厚地存在。毛泽东认为：“因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至于党内的主观主义的批评，
18、不要证据的乱说，或互相猜忌，往往酿成党内的无原则纠纷，破坏党的组织。 ”184 关于个人主义，诸如党内的报复主义、小团体主义、雇佣思想以及享乐主义等现象在军队和地方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苏区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赖。对此，毛泽东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 ”174 因此，加强执政主体建设，同这种思想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党内乃至整个9苏区就显得非常必要。 针对这种情势，中央提出要积极培养新的干部，尽可能的开短期工作人员训练班，告以党的策略、政治
19、情形、工作方法、各种运动的情形等。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也要求党必须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向党员施行政治教育工作，以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1933 年，在苏区中央局党校基础上，正式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这是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高级党校，其主要任务是培养领导前、后方革命政治工作的干部。所学课程因各班任务不同亦有所区别，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党的建设、苏维埃建设、工人运动、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常识等，同时还学习中央文件和共产国际文件。教学方法以自修为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生学习期间均需参加社会实践和调查研究。1933 年 8 月，中央又决定创办苏维埃大学，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项高
20、级干部，以适应战时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学员主要学习领导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进行一切战争动员工作来帮助战争；学习改善群众生活问题，学习怎样去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学习怎样管理苏维埃政权，怎样管理自己的国家等三方面内容。此外，中央苏区还成立了中央农业学校、高尔基戏剧学校、中央红色医务学校、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高级师范学校等以及许多中等专业学校，培养各种类型的干部和人才，以适应日益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在其他苏区，也陆续创办了干部培养教育学校，形成一股办学热潮。这种通过创办学校和培训机构等方式，不仅为党在战争环境中培养了大批干部，而且还积累了培训干部的诸多经验，提高了苏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水平
21、线” 。 1933 年，中央曾对江西省 16 个县的县级机关干部情况作了一次调查统计。10这些县级机关共有干部 419 人，从党龄来看，1927 年以前入党的 13 人，占 3%；1928-1929 年入党的 52 人，占 12%；1930 年入党的 125 人，占30%；1931-1932 入党的 190 人，占 45%强；1933 年入党的有 39 人，占10%弱。从工作经历来看，参加过游击战争或暴动的 185 人，占 44%；到县工作之前在支部和区一级工作过的占 81%882。这些数据表明中央苏区的县机关工作人员，大部分党龄只有三四年，但是，就是这些新近培养的年轻干部，在战火洗礼中，在革
22、命低潮时期，仍然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的信念，对革命事业抱有必胜的信心。如果没有一大批经过培养教育的苏区干部的努力工作，要开创这样一个局面是很难想象的。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宇平，黄裕冲.中国昨天与今天 1840-1987 国情手册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3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 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 （第一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7双传学.毛泽东与中央苏区的学校干部教育J.江西社会科学，2003 年（8）：35-38.责任编辑：范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