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唐宋金元文论“衰落” 、 “隆起”辨摘要：日本学者曾断言中国文论“衰落于唐宋金元” ，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文论发展至唐宋金元，并不是“衰落” ，而是“隆起” 。唐代诗学文论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如在“唯美”一系，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式运动” ，提出“对偶说” ，促成了律诗、绝句的建立；提出“诗境”论，成为中国“诗文评”核心理论思想之一“意境”的起始；晚唐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 、 “味外之旨”的观点，影响深远。在“尚用”一系，则有元白诗论、韩柳文论等等很有特点的思想。至宋，“诗文评”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繁荣和再提升：诗话、词话、文话（“四六话” ）如雨后春笋，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
2、局面，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此类作品如春河开闸，如繁花绽放，成为中国古代“诗文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开创了“评点”的新形式，到明清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诗文评”重镇；古文理论（欧苏甚至包括理学家的极端论调）也有新的拓展；尤其是对诗文自身性质特点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沧浪诗话尤为出色。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唐代文论；宋代文论；金代文论；元代文论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011-15 收稿日期：2012-10-05 2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科研资助项目（200901 12） 作者简介：杜书瀛，男，山东
3、宁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中国诗论史-序曾言：“在中国文学的悠久历史中，真正的评论产生于魏晋以降，兴盛于齐梁时代，而衰落于唐宋金元，复兴于明清时期。由此观之，唐代诗赋创作的繁荣，与其归之于政治制度的优越，不如说更多的是由于诗人们对在六朝以来已经得到充分探究的文学批评标准的遵循和实践，因此，唐代诗论的衰落并不影响诗坛的繁荣；而宋代诗歌创作的衰落，与其说是由于诗话兴起所致，不如说正是由于其缺乏明确的评论标准所造成；至于明清时期的各派诗论，其主张都有各自的根源，构成堂堂理论阵营而对峙相持，各派的创作也随着各派理论主张的差异而显示出不同的风貌，从而促使诗
4、学大观局面的形成。 ”中国文论“衰落于唐宋金元”这个论断并不符合事实。中国文论发展至唐宋金元，并不是“衰落” ，而是“隆起” 。 一、从“唐宋变革”论说起 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分裂和战乱，至 6 世纪末的隋代，中华大地终于实现了统一；之后的唐宋金元，除短时间的战乱和分裂之外，维持了七八百年基本统一安定局面，经济文化得以高度发展，尤其是唐宋，乃当时世界之冠。 唐宋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代，一些学者将之视为“古代”与“近代”的分水岭，这就是史学界近百年来热议的所谓“唐宋变革”论。这3个说法最初来自日本学界。20 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号湖南）提出“古代”中国在唐代发生重要变化以至衰微，经
5、五代而至宋，成为中国“近世”开端。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论证，最后还说到学术和文艺：“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经学由重师法、疏不破注变为疑古，以己意解经；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曲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 ”后来，内藤湖南的学生宫崎市定进一步发展这一思想，在东洋的近世中提出一系列具体论断：“从经济上纵观中国的历史，由古代至中世是内陆地区中心的时代，而由宋以后至近世变为运河地带中心的时代，再降至晚晴开始，则是海岸中心的时代。这个海岸中心现象由于是欧洲影响下发生的新事态，所以或当
6、视为最近世史发展的开始。 ”内藤湖南思想的另一位继承者谷川道雄则把所谓“唐宋变革”论表述为：“即从唐朝衰亡期经五代至宋朝建立之间，中国社会发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性质变化的观点。 ”。对于唐宋之间的时代变革，中国学者也持有自己的观点。陈寅恪论韩愈就说：“唐代之史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即认为中唐是古今转变的“关捩点” 。而钱穆则认为这转折点在宋代：“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
7、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定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4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除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为特权阶级外，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 ” 对于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唐宋变革”论，日本学者、欧美学者、中国学者，有许多赞同的声音；但是更多的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质疑声不断。我个人认为内藤湖南虽然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重要思想，但从根本上看，其“唐宋变革” 、宋代“近世”说，却需要进一步思考和探讨。在我看来，唐宋社会，与之前的秦汉魏晋，虽有许多重要变化却无
8、根本性质的飞跃，从实质看，它们只是在同一体制下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直至明代和清代中期，才在中国社会内在机制的自然趋向和外来因素的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出现了商品经济的某种微弱萌芽；但从主体上看，却仍然保持帝国专制体制的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许多学者虽不认同宋代“近世”说，但认为宋代是封建社会很发达的阶段。漆侠说，宋代经济处于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两个马鞍型中的最高峰。邓广铭称宋代为“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时期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对“唐宋变革”论及相关问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和发展述之甚详
9、，可以参见，兹不赘言。 无论怎么说，唐宋（以至金元）学术文化极为重要，其历史地位亦不可不重视。王国维说：“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5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 ”邓广铭说：“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 ”还有许多学者提出， “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属于宏观类型” ，宋代“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 ， “李唐王朝孕育的驳杂纳异的唐型文化，经过中唐以来的量变，到了赵宋之世，已经质变为一种精纯的民族本位文化宋型文
10、化” ， “唐代是佛教和道教的全盛时期，而自唐末五代以后，佛、道二教均趋于世俗化和平民化” ，汉唐以来的“三教鼎立” 、 “三教融合”向宋以后思想上的“三教合一”转化， “唐宋之际形成的三教合一的思潮逐渐成为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以儒家学说为基础的三教合一构成了近千年中国思想发展的总画面” 。研究唐宋审美文化和诗学文论，不能不考虑上述社会文化特点和它们产生的影响。 因此，考察隋唐宋金元的审美文化和诗学文论，会发现这样几个值得注意的现象：1.与魏晋时期诗学文论某些论著（如文心雕龙 ，如果扩大一点儿，还可以包括阮籍的乐论 、嵇康的声无哀乐论 、宗炳的论画山水等等）的突出思辨理性相比，隋代和唐代的
11、整体倾向和一些论家、论著的基本观念，明显增强了实践理性精神。隋代的书侍御史李谔在上隋高帝革文华书中说：“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以实录。 ”唐代魏征隋书文学传序说：“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6匡主和民。 ”卷 76 柳冕与徐给事论文书说：“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繋于国风。 ”在答衢州郑使君论文书中又说：“盖言教化发乎情性，繋乎国风者谓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 ”韩愈一派的文论思想，也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色彩，他们主张“为文”就是要明道。韩愈答李秀才书曰：“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在道焉尔。 ”在送陈秀才彤
12、序中又说：“读书以为学，缵言以为文，非以夸多而斗靡也。盖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也。 ” 2.与儒学复兴相应以及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宋元的诗学文论在某些方面增强了“义理”性。这特别突出地表现于理学家周敦颐、二程、朱熹的文论思想之中。 3.由于自宋代开始在帝国专制体制下商品经济和市民阶层较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文化的平民化、世俗化因素渐多，在诗学文论的某些方面（如词学和新起的戏曲理论）也增强了世俗性和平民性。 4.在分别继承中国古代“诗文评”中两种固有的传统（儒家诗学文论的实用传统和老庄崇尚自然及魏晋形式运动传统）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更为鲜明的倾向：“尚用”和“唯美” 。这是两种对立、甚
13、至有时看起来是势不两立的诗学文论倾向。提倡“尚用”的，多为政治家或主流意识形态的鼓噪者，认为社会政治败落与文风“浮华”相关，所以提倡务实，也即“尚用” ；而“唯美”派（此处“唯美” ，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相近，乃取其肯定意义而非贬斥）则多文士，坚持文艺的审美品格，强调文艺的自身诉求。但“用”和“美”都是人类所需要的、不可或缺的，所以这两种倾向尽管7相互矛盾对立，却谁也不能消灭谁、谁也不能取代谁。客观辩证法的铁则就是：相反者而相成，对立者而互补。这七八百年的诗学文论就是在这种相反相成、对立互补中发展的。 5.与魏晋玄学风气所造成的超逸的、飘渺的美学精神相比，隋唐
14、宋金元的审美文化和诗学文论更多继承了齐梁重感性审美的传统，故更贴近“人间烟火” ，无论“尚用”派或是“唯美”派，总体上看都离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更近。如唐代“尚用”派代表人物白居易之主张积极干预社会现实自不待言；即使诗学上的“唯美 派杜甫（详后） ，也是从实践到理论都积极参与社会现实之中。 那么，对唐宋金元这七八百年的诗学文论发展的具体情况究竟如何评价呢？学界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观点，在本文开头已经引述，我认为他的论断不准确，值得商榷。 铃木虎雄作为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诗论的日本资深学者，有许多精深的见解；但是，他关于中国诗学“衰落于唐宋金元”的判断，却很难令人赞同。我在另一篇文
15、章中曾说，诗学文论的繁荣并不一定与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强盛同步，有时看上去甚至也不与文学艺术的繁荣相匹配。例如，唐代经济、政治高度发展，文学艺术（诗、文、书、画、乐、舞等等）也高度繁荣，但相对而言，其理论思维却略显平庸，而诗学文论也似乎“赶不上”当时的文学艺术本身的发展，显得“不匹配” ，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但这所谓“不同步” 、 “不匹配”和“滞后” ，与铃木虎雄说的“衰落” ，是两回事。唐代诗学文论只是在其是否与当时文学艺术的繁荣相匹配的相对意义上不如后人想象的那么发达或繁荣，显得“滞8后”而已；充其量，这只是向前发展中的“不同步” 、 “不匹配”和“滞后” ，而不是向后倒退中的“衰落”
16、 。事实上，唐代诗学文论也有自己的重大贡献，如在“唯美”一系，进一步深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形式运动” ，提出“对偶说” ，促成了律诗、绝句的建立；提出“诗境”论，成为中国“诗文评”的一个核心理论思想之一“意境”的起始；晚唐司空图提出“韵外之致” 、 “味外之旨”的观点，影响深远；此外在乐论、书论、画论等等方面也有长足发展。在“尚用”一系，则有元白诗论、韩柳文论等等很有特点的思想。而且，从另一个角度说，何尝不可以把与文艺创作和审美实践之繁荣“不同步”的唐代诗学文论这种“滞后” ，看作是正在为日后的文论发展繁荣积蓄势能的一种蛰伏状态呢？ 至宋， “诗文评”果然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繁荣和再提升：诗话、
17、词话、文话（“四六话” ）如雨后春笋，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此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此类作品如春河开闸，如繁花绽放，成为中国古代“诗文评”一道独特而靓丽的风景；开创了“评点”的新形式，到明清更发展成蔚为壮观的“诗文评”重镇；古文理论（欧苏甚至包括理学家的极端论调）也有新的拓展；尤其是对诗文自身性质特点的把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 沧浪诗话尤为出色。 由于从唐至宋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较大，影响所及，从学术特点上来看唐宋也有明显不同：1.在唐，总体上相对尚实，理论表述比较细碎，相对微观；而宋，则总体上相对尚虚，相对义理化，相对宏观。2.在唐，旧有的学术传统形态尚较牢固，学术创新不多；
18、至宋，则产生了词学和评点学等新品种，且世俗化、平民化趋向显著这与宋9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3.佛学的中国化（禅宗）在唐代已经开始，而到宋代，禅宗的发展和普及标志着佛学中国化的完全实现，尤其是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学佛，蔚然成风。其影响，则表现在宋代诗学与禅宗结合紧密，以禅喻诗、以禅说诗风靡一时；而唐代诗学受佛学影响则不甚明显。4.宋代儒学复兴使得理学强势出场，表现在诗学文论中，宋代较之唐代明显增强了意识形态的钳制功能。5.在某些具体学问的研究上，唐宋也表现出差别，如有的学者指出：“诗经研究在北宋时期得到新的发展，欧阳修、刘敞等人不再遵循汉唐诗说的旧有模式，他们初步对诗序 毛传 郑笺提出怀疑和批驳
19、，并开始注重以己意说诗 ， 诗经研究同政治、文学、个人感悟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一种兼容并包的趋势，而且诗解体式繁多，奠定了宋代诗说的基本模式。 ” 而金元之际，审美文化和“诗文评”也在各民族思想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作出了成绩。 总体看，唐宋金元时期的“诗文评” ，与其谓之“衰落”不如说它“隆起” ，甚至可以说，它是继魏晋南北朝“诗文评”学科诞生和大繁荣之后，并且在其基础上，新“隆起”的一个高原；而在这个高原上，若将唐、宋、金、元排在一起进行“共时性”地直观，或许觉得两旁的部分即唐与金元，稍平一些；而中间的宋代，则高耸而耀眼它是这个高原上的珠穆朗玛峰。 二、对偶说之创立及律诗之形成：形式运动的延
20、续 在中国“诗文评”史上， “尚用”之论是一股十分强大的传统，从周秦两汉儒家诗学文论，到隋代的李谔、王通之痛骂文士及浮华文风，再10到初唐陈子昂痛惜“文章道弊五百年矣”而高呼“以义补国” ，再到中唐白居易“为时而著” 、 “为事而作”的诗说，韩愈、柳宗元文以“传道”或文以“明道”之文论，以至宋代理学家“文以载道” ，乃至“玩物丧志”、 “作文害道”之惊世箴言几乎铺天盖地它们的具体主张和内容各不相同但都可归于“尚用”一大类。与此同时， “唯美”一系之传播和影响也不可小视，从先秦老庄到魏晋嵇康、阮籍，以至齐梁开启的“形式运动” ，持续发酵，能量巨大虽然它时常受到正统的主流思想打压，但是如同巨石之下
21、的野草，顽强地扩展着自己的生命。唐人在继承魏晋南北朝“形式运动”传统的基础上，提出对偶理论，律诗绝句得以完全形成这是一大贡献，也是此时文论并非“衰落”而是继续发展的一个明证。 以往有关论著（各种美学史、批评史等论著）已经对“尚用”之论讲述很多，读者相对比较熟悉，本书不想再多说什么。此节要重点论述的是以往论著较少关注（或即使关注也多所非议）的“唯美”一派的思想理论，特别是有关“形式”和“形式运动”具体到唐代，即“对偶说”的创立以及由此直接促成律诗、绝句的形成。这是魏晋南北朝“形式运动”的延续和发展。 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 （二）指出：“初盛唐是讲对偶的时代，中唐是讲诗的社会使命的时代，晚唐五代以至宋初是讲诗格的时代。 ”王昌龄诗格说：“凡文章不得不对。上句若安重字、双声、叠韵，下句亦然。若上句偏安，下旬不安，即名为离支；若上句用事，下旬不用事，名为缺偶。故梁朝湘东王诗评云：作诗不对，本是吼文，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