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摘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对它的自觉意识与主动建构却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自康熙年间湖南与湖北分治以来，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日益高涨，举办了一系列文化工程。通过科举分闱、编修省志等活动，不仅获得了独立举办乡试的权力，而且构建了一套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叙述体系，凸显了湖南文物教化日新月异的气象。通过修纂地方诗征、地方文征，向世人集中展示湖湘文化史的成果，再现了湖湘文化的风采，改变了湖南群苗杂处、边僻无文的形象。这些文化建构活动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清代；湖湘文化；建构；形象 中图分类号 K2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8
2、1763（2013）01003506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历史地理条件不同，造就了丰富多彩、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是以在历史上，以地望名学的现象屡见不鲜，宋代有关学、洛学、闽学、湖湘学之分，清代汉学有吴学、皖学之别；晚近则有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之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域文化差异的存在是一回事，对地域文化差异的自觉意识又是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的落差。这就使人们对地域文化的探讨大多带有“事后追认”的性质。至于如何追认，凸显地域文化的哪个面相，塑造地域文化什么样的形象，2则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换言之，人们塑造出来的地域文化形象是客观历史与主观建构“共谋”的结果，既是对过往的总结，更是对未来的
3、导引，包含着人们的希冀与理想。本文试以清代湖南省对本省文化的总结与文化形象的塑造为例，对此作些分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一必有专志，而后为省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然而，有意识地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却是以清代湖南建省为契机。在时人的言说中，行省不仅意味着行政上的分治，还必须有一套独立的历史文化叙述体系，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行省。1这种文化上的独立意识，激发了他们以湖南为范围来总结历史文化的热情，并通过编修省志的方式，为湖南制作了第一张文化名片。（一） “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 湖南古属荆楚，与湖北分别称为楚南、楚北。又因地处湘水流域，故简称“湘” 。唐代置“湖南观察使” ，始有“湖南
4、”之名。元明时期，湖南与湖北同属湖广行省或湖广布政司。康熙三年（1664） ，始分置湖南布政使司，控制南北，领九府四州。至雍正二年（1724） ，设湖南巡抚，“提督军务，兼理粮饷” ，湖南正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划。随着行政上的独立，湘人文化上的独立意识也在萌发，首先表现为对科举分闱的诉求。 清初湖南文化落后，是无庸讳言的事实。清初河北大兴刘献廷曾小居湖南，曾发出“无半人堪对语”的感叹2，从侧面说明了外界对湖南的观感。晚清湘人郭嵩焘承认：湖南历汉唐千百年来，虽然“魁人杰士挺生其间” 、 “文章节义，尤称极盛” ，却“风气久而未开”3P523；自3元代合荆湖南北及粤西为湖广行省以来，集诸路士
5、子试于行省，近五百年的时间里，都视湖南为边郡之地， “言文学者弗及也” 3P523。湖南虽然文章节义极盛，却被视为风气未开之地。郭嵩焘还推论，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就在于“科名仕宦之未显，其气固郁而不扬” 3P523。 湖南大学学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3 年第 1 期张晶萍：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湖湘文化形象的塑造衡之以事实，郭嵩焘所言不为无理。清初两湖合闱乡试，而乡试地点则设在武昌。凡乡试大比，湖南士子需涉洞庭湖、远赴武昌， “客场”作战；而湖南中额者不及四分之一，或仅逾十分之三。4科举中额之多寡固然不能说明地域文化本身的高下，但在人才多由科举出的时代，此种情形至少在相当程度
6、上妨碍了湖南人才的发展，也影响了湖湘文化的声誉。这是湖南亟需改变的。 自湖南设布政使司以来，本省士人即感家乡已是文风鼎盛，不愿意继续依附于湖北，要求自建贡院，独立举办乡试。历任地方官也反复上奏，吁请分闱，一则强调本省文风已开，再则宣称洞庭湖风大，交通不便， “部议愈坚，请之愈勤” 3P523，如是反复请求十余年，终于在康熙六十年（1721 年）获准自建贡院； 雍正二年（1724） ，正式分闱，清廷单独拨给湖南科举名额。独立举办乡试不仅是一个省的行政权力的体现，也为湖南风气大开、人才奋起奠定了基础。是以论者谓：“湖南之建行省，自分闱始也。 ”3P523 （二） “有省必有志，有志乃成省” 对于一
7、个独立的行省而言，仅仅有举办乡试的权力还不够，还需要争取对湖南历史地理、文化传统的阐释权。是故湖南建省后的又一举措，是编修求独立的湖南通志 。 4此前，湖南湖北合为一省，只有湖广通志 ，而无湖南通志 。湖南建省后，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雍正十一年（1733）两次纂修省志，仍仿前朝合湖北、湖南于一志，曰（康熙） 湖广通志 、 （雍正）湖广通志 。又将修志的机构设于武昌， “大湖以南，远隔千余里，文移往返，动经时月” ，导致所修湖广通志 “北详而南略”5硕色序。在湖广通志中，湖南山川人物“类多不详” 5硕色序 ，如屈原之忠谠，朱张之芳踪，元公道脉之流传，西山政教之遗泽，乃至地方官吏之善政良法，
8、这些有关湖南历史文化的重要内容都未能记载。这使湖南地方官员与本土文人学士极为不满。 在他们看来，地方志是了解舆情最重要的依据。官斯土者，览志“可以得经理之道，拊循之方，驾驭之术，修省之宜” 。5夔舒序 。而详北略南的湖广通志显然满足不了人们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湖南与湖北既然分治，理应有一部独立的省志。诸人认为，自从康熙帝设湖南布政使司以来，湖南“官制府库之备，一如他省，?乎都会之雄，与湖北之鄂渚埒”5杨廷璋序 ，而省志依附于湖北，不能自成一书，“非体也” 。而且， “天下郡邑，莫不有志。湖南虽弹丸之邑，皆有专志，省独可无专志乎！”5夔舒序既然郡邑都有志，省就更应该有志。有专志，才能证明湖南已
9、“自为一省” 。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驱动下，湖南官绅亟亟以专修省志为念。乾隆二十一年（1756 年） ，在巡抚陈宏谋的主持下，开始修湖南有史以来第一部省志。陈宏谋“遍饬府州厅县，各纪其方舆之所有，且绘图以献”5陈宏谋序 ，湖南布政使杨廷璋等“酌筹资斧，多方区画，人檄府州，考其图经，征其故实。裒罗典籍，5延礼儒绅”5杨廷璋序 。各级官员共襄盛举，最后完成了一部“分门三十有七，成书一百七十四卷”的湖南通志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 ，陈宏谋调往他任，继任者蒋炳继踵而起，将湖南通志正式刻板刊行。湖南前后几任地方官均为之作序，序言作者阵容之庞大，足见对首部湖南通志的重视，也反映了谋求文化立省的急切心
10、情。 首部湖南通志凸显了湖南省的两个文化特色： 其一，湖南文物声名日新月异，不亚于他省。 湖南地处大湖之南，群苗杂处。相对于中原地区而言，不免有“南蛮之地”的嫌疑。而省志力图证明湖南的“开化”程度，强调其文物教化日新月异的气象。诸人指出，湖南一地， “山川雄丽，人物殷富，山泽禾稼之利，且及天下” ，虽然“地杂苗瑶” ，却是“溪岗山箐之间，遍播弦歌之化。向所谓五溪衣服，今皆?渐渍，华风何其盛也。 ”5陈宏谋序湖南“地居天下之中，在今日沃衍富饶，且非边省比” ， 其“典礼制度之修明而条贯，文章功业之彪炳而建树” 5杨廷璋序 。论者特别强调湖南建省以来的成绩，以为自从本朝设湖南布政司以 “为湖南省百
11、年来涵濡圣化，声名文物，日盛月新” ；圣朝之下的湖南， “俗登礼让，户乐弦歌。溪蛮洞瑶，抒诚心格，非复前代之比” 5陈宏谋序 。湖南通志远稽博访，将这些文化成就记载下来，以信今而传后。 其二，湖南具有独特的人文教化，非他省可以代替。 省志一方面力证湖南文物教化不亚于他省，另一方面又试图界定湖南文化的个性，强调湖南与他省之不同。湖南山川秀丽， “举其山，衡岳九疑，岭峤之所宗也。举其水，潇湘洞庭，百川之所汇也。 ”5陈宏谋6序湖南的历史文化也是独特的， “考人物而骚 、 雅竭忠爱之忱，太极启图书之秘。观典礼之明备，表节孝于幽微。朱张之讲学，可以尊闻而行知。真魏之政教，可以设诚而致行。韩柳欧李之文章
12、，可以守先而待后。 ”5陈宏谋序这些湖湘文化史上的独特而宝贵的财富，只有在独立省志中，才能得到充分体现。 尽管在后世眼里，这部以湖广通志为蓝本而成的省志存在着许多疏漏，但它却开启了独立解读湖南省山川地理、历史文化的历程。 湖南通志卷帙浩博，内容丰富， “举凡九府四州之山川城郭，户口田赋，选举艺文，土俗物产，縻不纲举目张” 5杨廷璋序 ， “足以绘盛治之规模，而写太平之景象”5硕色序 。时人认为， “官斯土则有怀经济因革损益厘然可守也；生斯地则仰止前贤鼓舞效法勃然兴起也”5陈宏谋序 。有了它，地方官治理湖南有所凭藉；有了它，湖南的文物教化得以流传；有了它，圣朝气象得以彰显。 （三） “忠义之邦，
13、湘省居先”乾隆版湖南通志打破了以往湖南历史文化“失语”的局面，初步塑造出湖南“有文化”的形象。而在以后的几次重修省志活动中，这个形象不断充实完善。 嘉庆二十一年（1816） ，湖南布政使翁元圻再度开局重修省志。这次重修省志，主修者是以学行闻名于湖湘间的湖南宁乡黄本骥、黄本骐兄弟，通志体例多出其手。时任国史馆编修的湘籍官员陶澍对这次修志活动也极为关注，不但参与审订省志体例，而且对具体的史料来源、应增人物事迹提出建议，又督促乡人广搜史料、表彰先贤。是故翁版通志较7陈版通志“赅备多矣” ， “其于明以前传，补至二百有余，职官姓名，所补亦多。且各注所引原书。人物之后，附以义仆义役，搜采既博，体例亦善，
14、深合史裁，诚通志之正轨也。 ”6不仅在技术上合乎通志之“正轨” ，而且通过补充人物事迹，使湖湘文化的形象逐渐丰满。 同治七年戊辰（1868） ，湖南巡抚刘?又主持开局修志，请郭嵩焘与曾国荃负责总纂。这次修志活动迭经历任湖南巡抚王文韶、崇福、李明墀、涂宗瀛、卞宝第、毛际云等主持，最终于光绪十一年乙酉（1885 年）正式刊刻完成。而前后参与其事的湘人队伍庞大，或为在籍官员，或为本土宿学。既说明湖南人才之盛，也说明诸人对修省志的重视。 光绪版省志延续了以往省志的传统，通过对湖南山川物产、民情风俗、历史文化的梳理，建构起一套有关湖南历史地理的叙述体系，又有所不同。 首先，它直面湖南独特的地理位置，承认
15、湖南以往的“蛮荒”形象。湖南巡抚卞宝第指出，湖南“界荆梁之交，东连豫章，西通黔蜀，南翼领粤，北蔽荆襄” ， “湘水贯其中，洞庭阻其外”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使湖南向来号称难治， “元明以前，制专潭岳，后乃扼守偏沅” ，而西南边境则“溪蛮侗瑶，负固其间，略事羁縻，有同荒徼” 。7卞宝第序 其次，彰显湖南的变化，树立湖南的新形象。从嘉庆年间重修省志，到同治年间三修省志，60 年间，湖南由无足轻重的边鄙之省一变而变天下兴亡之所系，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地位的变化理应在省志中得到体现。卞宝第指出，在圣朝的治理之下，湖南由蛮荒之地一变而为国家干城， “民安其乐，吏修其识” ， “循良踵武，吏
16、治蒸蒸” 。8特别是自从湘军兴起以后， “士民奋于忠义，锄耨棘矜，所向披靡，耕?徒隶，蔚为干城” ， “其起布衣而登卿相者，类皆智深勇沈，不避险阻，一旅之师，转战万里，卒为国家殄平巨寇，绥靖边垂。中兴之功，几与方召争烈。 ”7卞宝第序因此，光绪版湖南通志 “既以补前志之缺略，且以著咸同来东南数省戡定事实”7裕禄序通过编修省志，将这些丰功伟绩载之史册，以表明湖南“贤哲并兴”的盛况，并激励后人 “砥砺名行，敦厚风俗，用以踵乡先哲之遗烈，栋家干国” 。7裕禄序 第三，为晚清湖南的崛起作出文化上的解读。光绪版湖南通志打造湖南“文化大省”的形象，不但补充了嘉庆以后湖南的变化、增加了湘军的事迹，而且对以往
17、的历史文化重新进行解读。 “以言夫学校，则岳麓诹史，石鼓谈经，拥皋比而教先鼓箧。以言夫农田，则青草垸塘，赤沙堤堰，事鸠集而养给春锄。况乎苗徼弓衣绣字，仰车书之化，瑶画笙管吹芦，谐豳篇之音，渐被既深，怀柔斯广。书方书策，以表以图，何莫非守土者澄叙之资、作育之助耶。 ”7毛际云叙 。正是长期的文化积淀，造就了湖南在咸同间的异军突起， “倡忠义之师，?常之绩，同仇敌忾，湘省居先”7毛际云叙 。其形象由边省一变而为而为人文之渊薮。 正如论者所指出的：“中国历代编修方志的传统，使得每一个地区都有可能通过地方志的编修，以历史记录和叙述的方式，来表达地方文化意识。 ”8编修湖南省志正是湖南官绅表达地方文化意
18、识的体现，也是形成湖湘文化认同不可或缺的环节。通过专修省志，湖南逐渐形成了一套有关本省历史地理的叙述体系，从而使行政上的独立转9化为文化上的独立。二征文考献，再现风采 湖南建省不但推动了湖南省志的编修和对湖南省历史文化的梳理与叙述，而且也推动了以湖南省为范围的征文考献活动。倘若湖南真的如诸人所言文物教化日新月异，那么，最好的证明方式莫过于汇集湖南历史上的文化作品，向世人集体展示湖南人的文化成就。因此，挖掘、整理湖南的文化成果，就成为湖湘文化意识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嘉道之际，邓显鹤编纂了湖南有史以来第一部诗歌总集沅湘耆旧集 ，重现了湖南作为“风雅故土”的形象。咸同之际，罗汝怀又编纂了湖南第一部文
19、章总集湖南文征 ，进一步展示了“大湖以南，作者林立”的盛况。两部总集的出台，改变了外界对湖南“蛮荒无文”的认知，树立起湖南文化的新形象。 （一）风雅故土，流风未歇 汇集一地文献而成文征，在历史上渊源甚早，由来有自，如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记 ，金代元好问的中州集等。清代更有大规模搜集乡邦文献的活动出现了一批以省为范围的文征，如卢见曾之江左诗征 、王豫江苏诗征 、罗学鹏之广东文献等。相对而言，湖南尚处于落后状态， “海内诗征之刻殆遍，吾楚风 、 骚旧乡，独阙焉未备”9P2 。这使湘人引以为憾。嘉道之际，湖南涌现了一批人才，如唐仲冕、唐鉴父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以及魏源、汤鹏等人，在实施政治改
20、革、倡导学术新风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不仅引发了外界对湖南的关注，而且也催生了湘籍人士对本土学术文化的认同感，促使他们重视地方文献。他们渴望湖南的学术文化成就得到外界的认可，进入国家官方的记录。陶澍就曾经为湖南少有人入国史儒林传而遗10憾，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指出：“湖湘自王夫之先生而外，得人者寥寥。弟虽极言之，而亦未能多收，正因无凭据之故。 ”10这个“凭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文献。在时人的认识中， “吾楚自前明以来，至国朝五百余年，其间贞臣孝子，巨儒上才，往往作为文章，形之篇咏，以寄千秋之志，而成一家之言” （湘阴左学博宗植为贺侍御熙龄、陈机部本钦致同乡诸公书 ） ，然而“修实者不求闻，又
21、乏表章之人” ，致使“风雅之道，暗焉未彰” 。因此，当务之急是解决湖南诗征“阙焉未备”的问题。这个历史使命落在了邓显鹤身上。 邓显鹤（17771851） ， 字子立， 号湘皋， 晚号南村老人， 湖南新化县人，嘉庆九年举人。邓显鹤自幼便喜欢听长者说古论今，对地方古今巨人长德印象深刻；年长后，又因工诗能文，获交海内名宿，与湘籍官员唐仲冕父子、陶澍、贺长龄兄弟等来往尤密，诸人对乡邦方文献的关注也感染了邓显鹤，故邓显鹤以搜讨湖南文献为己任， “如饥渴之于食饮；如有大谴随其后，驱迫而为之者”11P270 。平生先后搜集、整理了湖南先贤如宋代周敦颐、元代欧阳玄、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的著作，使诸人的文化成就重现光彩，传播后世。邓显鹤以为，湖南这块热土，曾经是屈原、贾谊伤心之地，通人志士仍世相望， “而文字放佚，湮郁不宣，君子惧焉” ，于是“搜访滨资郡县名流佳什， 辑资江耆旧集六十四卷”11P270。该书由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出赀刊刻。此后，考虑到湖南自从建省以来， “其间巨儒硕彦，通人谊士，断璧零琏，湮霾何限”，故邓显鹤又“发愤推广，展转搜索” ，将搜讨范围扩大到全省，成沅湘耆旧集 。 “沅湘”即湖南的代名， 沅湘耆旧集实质为湖南诗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