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宪法公投对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社会政治的影响摘要：穆巴拉克政权的倒台开启了埃及政治重建进程。2012 年岁末围绕宪法公投的政治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和军方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力量。宪法危机的实质是未来埃及社会政治走向的大博弈，其背后是埃及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军方在埃及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利益和影响盘根错节，其在平衡宗教、世俗两派中努力保持“局势仲裁者”角色。在相当程度上，这场宪法公投危机折射出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其发展前景。穆尔西访华有助于推动中埃战略合作关系迈上新台阶。
2、 关键词：后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埃及社会与政治；宪法公投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016-13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2012 年 12 月，围绕新宪法草案的全民公投，埃及世俗自由派发起的集会抗议浪潮在首都开罗等地波澜迭起，其对立方支持穆尔西总统关于宪法公投决定的伊斯兰主义者也同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埃及社会这波分庭抗礼的政治对决成为自穆巴拉克下台以来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政治危机。在相当意义上，它不仅表现出后穆巴拉克时代世俗与宗教两大力量剧烈对抗的埃及社会政治新生态，也折射出中2东变局曲折复杂的演进态势及发展前景。 一 2010 年 1
3、2 月中旬，由失业小贩自焚事件导致突尼斯爆发愈演愈烈的反政府骚乱。随后这场突如其来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在北非和西亚地区引发波及阿拉伯多国、具有多米诺骨牌效应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大动荡、大危机。在埃及，持续 30 年的穆巴拉克时代终结并未给埃及带来自由民主与繁荣稳定。在军方掌控的过渡期内，埃及社会仍处于混乱之中，临时政府频频更迭，抗议示威接二连三，虽然与埃及政治重建进程密切相关的宪法修正案在 2011 年 3 月 19 日的全民公决中以 77.2%的支持率获得通过，但军方承诺的半年内举行议会和总统选举日期多次被推迟。在民众催促军方交权的社会躁动中，2011 年 11 月 28 日，埃及人民议会（议会
4、下院）选举终于拉开帷幕。到 2012 年 1 月，经过三个阶段投票后，声称“代表全体埃及人民”的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 ）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夺得魁首，获议会席位 47.2%，成为第一大党。另外一个保守的伊斯兰主义萨拉菲派政党“光明党”紧随其后，获议会席位 25.1%，位列第二。而在随后于 2 月 28 日完成的埃及协商会议（议会上院）选举中， “自由与正义党”和“光明党”同样名列前两位，分别获得 59%和 23.9%的席位。 虽然组织完备的“穆兄会”在议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其旗下的“自由与正义党”主席穆罕默德穆尔西也在 2012 年 6 月赢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首场总统选举。但穆
5、尔西及“穆兄会”所要面对的却是一个各派利益盘根错节、社会政治支离破碎的艰难磨合期。就在总统决胜轮投3票前夕，亲军方的埃及最高宪法法院就以选举法部分违宪为由，宣布解散“穆兄会”占优势的人民议会，随后军方宣布收回立法权。 2012 年岁末的这次埃及社会动荡危机源于穆尔西于 11 月 22 日颁布的宪法声明。该声明规定，总统有权任命总检察长，其发布的所有总统令、宪法声明、法令及决定，在新宪法颁布和新议会选出前都是最终决定，任何方面无权更改。反对派认为，该声明赋予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穆尔西通过这一变相的“政变”成为“篡夺一切国家权力”的“新法老” ，埃及民众为此举行多次大规模抗议示威。2012
6、年 11 月 30 日，在自由派和科普特人（埃及基督教徒）成员缺席的情况下，由“穆兄会”及伊斯兰主义力量主导的制宪委员会以马拉松式投票，表决通过宪法草案。该宪法草案的 234 条文分国家与社会、权利与自由、国家权力机构、独立机构和监督机构、最终条款和过渡条款等 5 个章节，其中规定伊斯兰教法（沙里亚）原则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这一表决加剧了反对派与穆尔西之间的政治冲突。自由民主派人士指责该草案在允许穆斯林神职人员监督立法机构的同时，没有充分保护言论自由以及妇女和少数族群权利，而且对其中关于总统职权以及司法和立法权独立性等条款也提出强烈质疑。2012 年 12 月 1 日，穆尔西总统无视埃及社会
7、上的众多指责和反对呼声，坚持认为新宪法草案具有广泛代表性， “表达了革命的目标”，宣布将在本月 15 日举行宪法公投。这招致埃及反对派联盟组织民众举行抵制宪法公投的和平抗争，而不甘示弱的穆尔西支持者也展开针锋相对的数万人大游行。 虽然穆尔西应美国及军方要求，在 2012 年 12 月 8 日与埃及各政派4就危机举行对话后宣布取消 11 月 22 日的“扩权”声明，但仍坚持宪法公投按期举行。实际上，穆尔西废除“扩权”的声明并无多大实质意义，因为在宪法公投后，这一声明原本也会随之失效；穆尔西此举将民众压力这一“皮球”踢到反对派一方，如若反对派继续抵制宪法公投，民众就有可能认为此举阻挠新宪法出炉、阻
8、碍埃及社会变革。由此，穆尔西取消“扩权”的声明并非简单表面上迫于压力下的被动让步，实是以退为进的深谋图略。穆尔西命令军队配合警察行动直到宪法草案公投结果出炉，同时为确保有足数法官对公投进行依法监督，政府决定公投分 15日和 22 日两天举行。尽管反对派称公投中存在违规现象，但 12 月 25 日选举委员会主席确认，饱受争议的埃及新宪法草案在全国 32.9%参与投票的选民公投中以 63.8%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几乎同时，埃及副总统马基宣布辞职。 埃及这场围绕宪法公投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宪法之争，实质上却是世俗自由派和宗教力量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国家未来社会政治走向问题上的一次大博弈，即埃及将来是以伊斯兰
9、宗教政治来治国理政，还是用体现埃及多样性的世俗民主原则执政并通过立法改造国家。 二 宪法危机的背后是埃及宗教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对决以及总统与司法部门的冲突。在相当意义上，这场危机乃是“一二五”革命后埃及社会政治力量格局演进的逻辑结果。在后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主义者、世俗自由派、军方是左右埃及社会进程的三大主导力量。尽管在参与推翻穆巴拉克政权的民众反政府浪潮中，冲锋在前的是那些要求民主变革、5改善生活境遇的热血青年，但他们组织性和社会根基决不如以“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主义者。 1928 年成立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中东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创建者哈桑班纳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穆罕
10、默德阿布杜、拉希德里达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影响下，认为只有回归传统、恢复古兰经和“圣训”的至上权威，才能根治社会腐败。1928 年 3 月，班纳在伊斯梅利亚建立青年俱乐部，受古兰经中“穆斯林皆兄弟”箴言启示，将之命名为“穆斯林兄弟会” 。起初， “穆兄会”是一个非暴力的宗教组织，在研讨和宣传伊斯兰教义的同时，组织民众互助、开展社会慈善活动，很快吸引了一大批不满现状的中下层穆斯林，其队伍从 1938 年的 300 个支部发展到1948 年的 2000 个支部。每个支部均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包括一座清真寺、一所学校、一个俱乐部和一所手工作坊，成为一个“五脏齐全”的多功能社会组织。到 20 世纪四十年
11、代后期，其成员在埃及已达约 200 万人，在全国拥有 5000 余个分支组织，还建立秘密武装。至此， “穆兄会”已明确提出自己的政治口号：“安拉是我们的目标， 古兰经是我们的宪法，使者是我们的领袖，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 ”作为“穆兄会”总训导师的班纳围绕建立以古兰经 、圣训为基础的纯洁伊斯兰国家的社会政治目标，对“穆兄会”展开系统的组织体制建设，同时开始了针对国内反对力量和英国势力的一系列政治暴力行动。当埃及当局试图歼灭“穆兄会”时，后者“已成为国家之内的准国家了，拥有武器、军队、工厂、公司、医院”等。1948 年 12 月，政府首相诺格拉西因下令取缔“穆兄会”而被
12、暗杀，1949 年 2 月，班纳本6人也被当局派人杀害。 1952 年，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发动埃及“七月革命”时虽得到“穆兄会”的积极配合，但在革命后因双方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 “穆兄会”成为纳赛尔政权的主要反对派。1954 年和 1965 年，“穆兄会”两度因被控谋杀纳赛尔总统而遭到政府强力镇压，数千名成员入狱，包括“穆兄会”著名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在内的多名重要人物被处死。1970 年，萨达特继任埃及总统后，采取一系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教发展的措施。1971 年埃及修改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宣布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渊源，逐步放松对“穆兄会”的管制。萨达特
13、这一“危险的平衡”政策，固然促使“穆兄会”不少成员立场日趋温和，由暴力转向合法参政，但另一方面也纵容了宗教极端势力的肆意妄为。 “穆兄会”部分激进成员脱离组织，建立“伊斯兰解放党” 、 “伊斯兰圣战组织” 、 “赎罪与迁徙”等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组织，主张以暴力推翻世俗政权，致力于建立伊斯兰神权国家。当萨达特与美国、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 ，并对国内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进行镇压后，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展开疯狂的恐怖袭击，1981 年 10 月萨达特总统遇难。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后，在铁拳镇压宗教极端分子的同时，对伊斯兰势力采取“恩威并重、区别对待”的政策，吸收一批愿同政府合作的“穆兄会”成员参政，推行政
14、教分离政策。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虽然埃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力量还很强大，但其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日益分道扬镳。尽管仍有一批宗教极端主义者不放弃恐怖暴力手段，但温和派己在“穆兄会”内部占明显主导力量，他们注重通过合法渠道竞选7参政，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1984 年， “穆兄会”首次与“新华夫脱党”合作参加议会选举，8 名“穆兄会”成员进入议会。九十年代“穆兄会”因涉嫌参与暴力，再遭穆巴拉克政权打压，期间两次参选遇阻。跨入 21 世纪后， “穆兄会”调整策略再次与政府修和，终在2005 年议会选举中史无前例地一举赢得 20%的议席，成为大选中最大的合法反对派。 长期受到政府打压的
15、“穆兄会”并非“一二五”革命的初始发动者，却成为这场革命的最大赢家。埃及变局爆发伊始， “穆兄会”虽是推翻穆巴拉克运动中一支力量雄厚的强劲生力军，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其采取“观望-跟随-参与”的策略路线。为避免民众抗议浪潮染上伊斯兰色彩、而被当局以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藉口予以镇压，其宗教诉求并不明显。2011 年 2 月 12 日， “穆兄会”在其网站中声称：“穆兄会”无意获取个体利益，不会追逐权力；珍视国家安全和英勇的埃及军队，反对任何针对军队的阴谋诡计；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重视每个公民无论其种族和宗教均享有自由、公正、平等的权利。 “一二五”革命为“穆兄会”实现合法化和政党化铺平了道路。
16、4 月 30 日， “穆兄会”宣布成立以追求民主、维护民权为宗旨的全民党“自由与正义党” ，初始成员还包括 100 名科普特人和 1000 名女性。 “穆兄会”推举多名高级成员担任党的领导，其中曾在美国留学、著名政治活动家、大学工科教授穆尔西出任党主席。这是“穆兄会”自 1928 年创立以来首次自由组建合法政党，从而以合法政党而不是非法组织或所谓独立候选人的身份来参与埃及政治格局的改变，甚至主导这种改变。 “自由与正义党”在“代表8全体埃及人民”的旗帜下，以其“宽容和节制”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牵头组建由左、中、右各派政治力量组成的“民主联盟” ，最后在上下两院议会选举中分别成功拿下近 5
17、0%和 60%的席位，穆尔西本人也赢得埃及变局后的首次总统选举。可见，穆巴拉克倒台后， “穆兄会”以得当的策略与掌控实权的军方周旋，推动修宪，及时建党，敦促大选，将政局发展引向对自己有利的轨道。 “穆兄会”的成功之处不仅是因为其在这场变局中政治上稳健务实的伊斯兰宪政主义温和立场、行动策略上顺势而为的理性姿态以及近 20年来议会竞选的经验借鉴，还缘于其长期打造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基础。尽管“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或半合法状态，却始终是埃及社会最具影响力的群众性宗教政治组织。这与其创建者班纳给“穆兄会”使命的定位密切相关，即“穆兄会”不仅“是赛莱菲耶（即萨拉菲）使命的继续” ，同时“还是一个政治组织，是
18、一个体育团体，是一个学术机构，是一个经济工程，是一种社会思想” 。创建 70 多年来， “穆兄会”在城市和农村构建了庞大的网络，通过开办和经营医院、农场、银行、公司、学校和媒体，在社会福利、就业培训、金融服务、教育卫生等服务领域作用重大，掌控了为数众多的慈善机构、志愿者团体、行业工会及伊斯兰投资公司，形成庞大而完整的组织和服务体系，其财力雄厚，在基层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医生、工程师和律师等职业团体中具有雄厚根基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另外一支支持穆尔西有组织的重要政治力量来自于伊斯兰主义的“光明党” 。该党属于保守的伊斯兰萨拉菲派。在政治上，萨拉菲派主张以伊斯兰教创立前三辈时代（公元 63
19、2882 年）9正宗的伊斯兰教义、教规作为基本指南，以伊斯兰教法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 “光明党”与七十年代兴起于亚历山大的“萨拉菲呼声”运动关系密切，后者最初是由一批受到沙特萨拉菲派谢赫影响的亚历山大大学医学院学生发起， “光明党”主席伊马德加富尔就是其中一员。 在穆巴拉克时代，凡是观念和宗旨异己者，或是威胁到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绝对统治地位的政治派别，无不遭到当局的镇压和打击。较萨拉菲派温和的“穆兄会”尚且如此，观点更加保守的萨拉菲派则更无政治地位可言。当时的萨拉菲派人士并无合法政治实体，比较有影响力的组织唯有在宗教领域活动的“萨拉菲呼声运动” 。直到“一二五”革命推翻穆巴拉克政
20、权后，数个萨拉菲派别才开始申请成立政党，其中“光明党”于 2011 年 6 月正式成立。在历史上，萨拉菲派一向被人们视作极端宗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化身，其中的极端团体，如“伊斯兰组织”主张通过“圣战”建立伊斯兰政权，因参与 1981 年谋杀总统萨达特恐怖案而遭到政府清洗。近年来，随着穆巴拉克政权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的打击，多数萨拉菲派力量与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划清界限，政治主张明显转向温和，并提出“文明和现代主义是我们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创造埃及更加美好的明天”等宣传口号。 “光明党”主席加富尔在接受参考消息记者专访中声明， “我们所努力要建立的新国家是一个与众不同、以伊斯兰教法为基准的现代伊斯兰国
21、家，但所有人都不会被强迫做任何事。 ”萨拉菲派控制着埃及城乡近 5000 座清真寺和小型祈祷场所，在埃及这样一个文盲率高、贫困人口比例大的国家，选民易受宗教情感影响。 “光明党”所属的萨拉菲派利用宗教场所进行宣传，在低收入阶层10和边缘化群体中获得了很多支持者，其成员已超过 300 万，其中不乏造诣很深的宗教界名流以及大学教授、中学老师等知识分子。在前执政党“民族民主党”因腐败等问题丧失民心后，埃及民众把改变现状的希望寄托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热衷基层福利事业、政治主张趋于温和的这些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身上， “光明党”紧随“穆兄会”也一跃成为议会第二大党。 “光明党”主张政治改革为当务之急，议会选
22、举后埃及应落实组建民族联合政府起草和颁行新宪法实现安全和稳定的重建路线，而后才是从事经济发展事业。与之相比，萨拉菲派虽然在埃及动荡与变革中崭露头角，但由于其组织性不强、缺乏具有真正魅力的政治领袖和娴熟参政经验以及颇具争议的社会立场，无论在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地位上均无法与“穆兄会”这一埃及伊斯兰主流势力相抗衡。 这些年来， “穆兄会”和“光明党”逐渐以温和政治路线取代激进暴力手段，立足于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政治参与，及时抓住中东变局的有利时机，充分展现其引领埃及政治变革的意愿和能力。 “穆兄会”为展示其温和形象，以建立世俗而非宗教专制或军人政治国家为目标；“光明党”则主张循序渐进地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但不会强制，也不会效仿伊朗或沙特，而是追求一种独特的现代伊斯兰国家模式。鉴于这两个伊斯兰政党已成功控制超过 70%的议会席位，它们已经成为埃及政坛不容低估的伊斯兰主义政治力量。穆尔西通过宪法声明所保护的制宪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也是来自这些伊斯兰主义力量。在这场公投危机前后，穆尔西之所以进退自如，无疑是倚仗其背后的这些势力雄厚且意愿强烈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