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闻成学的现代学术史语境分析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新闻学大意 、 实际应用新闻学 ， 中国报学史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经典专著陆续出版，标志着新闻成为一门学科时代的到来。置身这些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文章从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学术整理的氛围推展和研究环境的宽松变化等方面，分析其新闻研究样态及所以为学的历史成因。作为一种专业研究范式的出现，推动了新闻传播学发展，也为学科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闻；学术史；语境；分析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5-0135-006 新闻学在信息时代
2、已俨然成为一门显学，然而，相较传统文史哲等学科，新闻成为一门学科的历史还很年轻。1918 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从“学”的角度，即具有自身的知识系统，学理内涵，学术价值的中国新闻学研究登堂入室了。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 （1919 年）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1923 年）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1927 年）等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构成学科框架基本内容的经典专著陆续出版，为新闻成学奠基。 为什么在这一时期有系列新闻研究专著，以致新闻得以成学，对此2探讨无疑可以增强新闻学的历史底蕴。置身于这些研究文本产生的现代学术史语境，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
3、考察。 一、 西学东渐的背景影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学术界也处在古今交替中西融合创新的发展阶段，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现代新知讲求分门别类，文史哲分立，新的学科纷纷得到建立，并逐步有了成果的积累。受西方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中国学术界开始发生新的变化，由和合融汇到学科分类，从通儒之学到专家之学。 西学东渐的潮流肇始于晚清，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就此现象的产生，分析当时的社会心态：“盖自道咸以来，内忧外患，纷起迭乘，国人思变之心切，旧学日遭怀疑，群盼西化，能资拯救。 ”13 人们顺应时世的发展变化，注重学问的经世致用，如国家的富强靠财力支撑需要有经济学，而闭塞不
4、通导致国弱家贫，为去塞求通，故需要报学（即新闻学） 。传统学问讲求会通，围绕义理、辞章、考据展开，而学问家的评价标准则强调“一事不知，儒者之耻” ，这些与传统社会发展缓慢有一定的联系，而社会转型到来近代，系统纷繁复杂，求学凡事皆知已越发不可能，且面对时代变化出现的新领域、新问题变得严重不适应进而“失语” ，故学术转型势在必行。 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决定了学术差异，钱穆认为“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 ”11 到了近代，西方分科的概念传入中国，各种新学科的传入与兴起，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都改变了传统的学3问之道和学者的自我
5、定位，传统学术领域产生蝉变，最终“分科”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这种分门别类的专家之学为什么能得以成风气，学术史上考察目光都自然聚焦到胡适身上，成为一代学人口中“我的朋友”的胡适，在吸收传统精华、摆脱旧学羁绊、借鉴西学方法、确立新范式方面为人仰慕和尊从。在钱穆看来专家治学就与胡适批判传统、主张西化有密切关系，由于“旧学宏博，即需汇通，又求切合适宜，其事不易适之又提倡新文学白话文，可以脱离旧学大统，不经勤学，即成专家。 ”13 所以便有了“治学则务为专家，惟求西化”15 的状况出现。钱穆的论述体现了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引领中国学术及思想文化界发展上的巨大影响力，而对“专家”的评价无疑有他自己
6、的立场，当然也是现实学术界的反应。按照通儒的标准衡量，二十五岁留学美国的徐宝璜那也就只能算是个有限的“专家” ，但问题是追求通儒之学，就不可能有新闻学的“开山”之作产生。 大学教育使西学在中国立稳了脚跟。来自西方的现代大学教育制度替代了中国传统的书院式教育制度，学术分科、分治与学科建设、课程体系设置联系在一起得到了彻底的强化，术业有专攻的人生态度和职业追求，通过专业教育得到制度化的确认。在这种教育与学术合力作用下，1918 年，中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新闻学开始自己的学术之旅。 “新闻学研究会”由当时刚从美国研究新闻学归来的徐宝璜主持，由他和著名的报人邵飘萍担任
7、导师，对中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4导作用。徐宝璜的新闻学大意 （又名新闻学1919 年出版） ，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 ，1923 年出版） ，另外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 （1927 年出版） （在此前姚公鹤的上海报纸小史也于 1917 年出版） ，为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有关新闻学理论、实务和发展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中国新闻研究的演变进入了由术入学的关键时期。 从时间关系上考察，这批为新闻立学的研究成果问世，是在“五四”运动前后，正值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演变时期，学术的转型也同步发生。 “五四”时期提出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当时的语境下无疑是以西方文化作为参照，并对整个
8、中国社会思潮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瑶先生在分析外来文化于中国文学研究影响时认为：“近代学者由于引进和吸收了外国的学术思想、文学观念、治学方法，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现代化进程。 ”2。同样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概念的提出以及对象、方法确立以至形成范式也是以这一方式展开的。考察一下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黄天鹏等人的生平，都有在国外的学习、研究的经历。徐宝璜留学美国密西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新闻学，邵飘萍就读日本东京政法学校，戈公振多次考察过法国、瑞士、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和日本，还于 1927 年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国际新闻专家会议等，黄天鹏获得日本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硕士。这
9、些经历对于他们作为中国早期新闻学专家，在内容上、体系上、方法上构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产生不可替代的影响。 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的同时，一些西方的学者、一代引领学科发展的国际大师也走进中国，5如美国的实用主义大家杜威、英国哲学家罗素、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等，都曾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到过中国讲学、访问。这一时期新闻界和新闻学的与外界交往方面也是可圈可点，世界报业巨子、 泰晤士报的主人北岩勋爵于 1921 年来到中国，并参观了申报馆，称赞该报是中国的泰晤士报 ，对史量才走独立的、民营的办报路线产生激励性影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威廉博士于 1920 年前后四次访问中国，于1921 年在北京大
10、学发表题为世界底新闻事业演说，当时由胡适现场翻译。其后， “中国致力新闻教育的人士，多出身于密苏里大学，课程设置及教学法多以密苏里新闻学院为蓝本。 ”3 此外，在 1922 年、1923年间美联社社长诺伊斯、路透社总经理琼斯、合众社社长毕克尔等先后来华考察。4 在此之前，西方新闻学研究也通过翻译途径介绍到了中国。190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了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又名欧美新闻事业 ） ，美国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也于 1913 年在上海翻译出版。 回顾这一时期中西交往的历史，为今天的我们认识和感受当时中国的学者及新闻学研究的先行者所处的氛围和心态提供了背景材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
11、国社会尤其在学术界对外开放、保持联络的程度已有相当水准，这种开放的态势让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有了近距离的接触与交流，使中国的学术有了面向现代性的转向，为新闻研究的范式的选择，学科成立提供了关键的学术资源。 二、 学术整理的氛围推展 五四前后，中国学术文化方面学习西方已成趋势，同时整理国故也6适时展开。在新文化运动领袖之一的胡适看来，学习西方并不是目的，整理国故亦不是复古，其大义是为了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即他在 1919年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指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5并成为那一时期中国学术界努力的方向和追求的目标，由此产生了积极效应。 传统国故的学术整理，与现代学科对接，在
12、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初步形成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 （1919 年） 、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1924）等，在研究领域、体系建构、研究方法、资料范围等都与传统学术有着明显的差异，被视为开一代学术风气。有研究者认为：“1927 年以后的中国学界，新的学术范式已经确立，基本学科及重要命题已经勘定，本世纪影响深远的众多大学者也已登场” 。6 应该说新闻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成果的问世及成学状况，受到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这一总体的历史进程和趋势的影响，新闻学是顺应其节拍，跟着诸显学后面起舞弄倩影，而之前报刊活动、新闻思想探讨为其提供基础性积累，并通过进一步的学术化整理得以实现。
13、 随着中文近代报刊的发展，国人对报刊问题开始了思考和研究，代表性的文章有王韬的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 （1878） ，郑观应日报（1893） ，陈炽报馆 （1893） ，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 、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1901）等等。中国近代新闻史曾出现过维新派与革命派发起的两次办报高潮，其报刊活动与报刊思想对中国近代新闻事业产生广泛影响，也为中国新闻学术的发7展提供了历史的内容。维新派与革命派在政治观点上有明显的差异，而在学术层面考察，双方还是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和同一个认识平台上，开始为新闻学启蒙，其研究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研究者都是有办报经历
14、的社会改革者，是当时中国社会上的先进分子。如王韬、梁启超、孙中山、汪康年、章太炎等，他们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办报是宣传他们政治主张、促进社会变革的一个有效的手段，这一点也就决定了他们对报纸及新闻的有关论述，不是从纯粹的学术眼光去考察的。 第二，研究的重心是报纸的社会功能，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梁启超的论报馆有益于国事 （1896 年）论述颇具代表性，他认为国家的强弱与通塞有关：“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 ”7人们对报纸的认识与关注在于其改造社会的作用，还来不及对新闻学自身范畴、概念体系的梳理。 第三，研
15、究文本为一种杂呈状态。就体裁而言，各种文体都有，如专文、发刊词、启事、奏章、演说词等。文本的杂呈与作者的身份职业的多样化有联系，他们中有文人、革命者，还有官员、商人等，如报馆的作者陈炽曾任户部郎中， 日报的作者郑观应在广东、上海等地经商办实业等等。 由于身处时代风云变幻的前沿，当务之急推动社会变革，不是要解决学术问题、致力一种体系的建构。所以，相关报刊及新闻研究的论述带有强烈的启蒙色彩而显得大刀阔斧，这些探讨，为紧接其后的“五四”8新文化运动群起的一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某种意义上讲，后来者是一种批判、超越式的借鉴，建构起具有相对精细、完整的新闻学知识、概念的内容体系。 以学术整理的反
16、思角度看，前人的新闻研究从逻辑、方法到语言、文本还显得枝蔓弥散，这和中国传统学术在研究方法、价值取向多为人生经历的悟道，表达常显感性而又混沌等有着影响的联系。傅斯年在1918 年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上撰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指出：“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转繁。 ”结果“不合实际，不成系统，汗漫支离，恍惙窈冥之浑沌体而已。 ”8 这些不足于中国传统学术研究中普遍存在。 在新旧变革，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传统学术方面存在的局限显得更加突出，这是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此，胡适提出“输入学理”的主张，他在发刊宣言
17、里有“历史的眼光” 、 “系统的整理” 、 “比较的研究”9进一步的阐释和概括，强调在研究方法、材料运用等方面，要充分借鉴外来成果，革新突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个现代化的转变，赶上世界潮流。 蔡元培校长在“新闻学研究会”成立会的演说中也突出了“输入学理”问题。认为过去数年十年，我国报业“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如旧官僚之办事然。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 ”“新闻之内容无不与地理、历史、经济、法律、政治、社会等学有关。根据是等科学，而应用于新闻界特别之经验，是以有新闻学” 。10 对于新闻的学理问题，胡适也有过关注和类似的看法，1921 年，美9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创始人威廉博士来北京大学发表题
18、为世界底新闻事业演说，胡适担任口译，他在开场介绍中提到“从前新闻事业无人讲究，以为用不着学的，只要会提笔作文，或能作几句歪诗，不论阿猫阿狗都可以作新闻记者” ， 自密苏里大学率先创设新闻学院后， “新闻事业的价值提高，新闻也就从此成了一种学问现在北大学生在各通信社、各报馆做事的很多，这可算是有了许多实验室了，很有加以学理探索的必要，将来或者有设新闻系的希望。 ”11胡适的这一评价是在否定中有肯定，进而提出要加强新闻学理探讨、新闻学科建设的问题。 徐宝璜的新闻学 “在我国新闻界实为破天荒之作”12，就学理输入、学科整理方面具有典范意义。书中提出并论述了新闻学科的基本范畴，对新闻的定义、新闻学的性
19、质、新闻价值等新闻学基本理论、核心概念，在中国新闻研究史上首次进行了阐发。如新闻的定义：“新闻者，乃多数阅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实也” 。13290 在论述新闻价值中认为它关系到“是否为多数阅读者注意之标准” 、 “注意人数与注意程度深浅之问题” ，13296、302 同时提出新闻价值与个人关系、人类的同情心、著名人物以及因时因地的变化有关等等。这些命题及有关的论述，一方面，确定了新闻学的核心概念和术语，勾勒出新闻学研究的范围和式样，另一方面，为进一步的新闻学研究留有一定的阐释的空间与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新闻学研究得以更加完备。 徐宝璜的新闻研究在概念确定、体系把握、逻辑论证等方面注入了大量的学理内容
20、，形成了邵飘萍所言的“以新闻（News）为本位”14的专业理念及研究范式。与之前期启蒙时期狂飙激进式，以关注报刊政10论功能为主的研究不同；与之后的因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新闻宣传式研究也不同，显得更具有纯粹意味的学科特色和时代的学术气质。 三、 研究环境的宽松变化 西学东渐、输入学理、整理学科这些可视为外来学术对本土的影响及应对表现，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内在变化，则构成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学术发展与现代学术建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种环境和土壤的改变，亦可从政治控制方面和学术制度两方面观察。 一方面，辛亥革命推翻这个两千年来封建帝制，中国开始实行共和制，进行宪政改革，民主、自由口号
21、流行起来。这是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封建王朝大一统的思想统治已经瓦解，一方面军阀政府权力更迭频繁无力实施严厉的思想控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思想领域发展比较自由的阶段，某种意义上讲，堪比中国历史上的“独尊儒术”之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 。本土的、外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得到充分传播，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主张、研究方法、基本观点都自由穿行在中国大地上，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得到拓展，学术研究的热情与自觉有了空前的提高。 此时，中国的媒介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言论自由、舆论监督被视为一个社会文明的象征，并得到某种制度名义上或心理上或面子上认同，权势方面也开始附庸风雅，至少不愿公开担当压制言论自由的恶名。自由主义的报纸、报人及相应新闻理念，成为刚从长期的封建专制走出的中国社会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