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理论意义摘要：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不仅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更有着深远的理论意义。它不仅能提供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还可提供有潜力改变既有线性思维模式的非线性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更可提供源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复杂情况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进而为丰富、完善和发展既有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不仅如此，上述理论启示还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以及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新兴大国；非洲；非西方理论；非线性理论；非传统理论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2-0106-15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码：A 进入
2、 21 世纪以来，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成为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发展中最为重要的现象之一；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因为巴西、中国、印度和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正“从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分化出来并快速成长，而它们的发展动力越来越依靠彼此之间相互关系的加强而不是依赖于发达国家” 。其次，这一发展还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趋于停滞的背景下。尽管如此，当前对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的探索却相当不足，仅有部分有关南南合作的讨论，且更多是由西方学2术界和国际组织进行的。笔者认为，新兴大
3、国与非洲关系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完善和发展有着三重意义：它提供了来自新兴大国和非洲的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促进了对国际关系现实的更加多元和更符合实际的观察和思考；它提供了有关新兴大国与非洲合作的替代性模式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有潜力改变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思维；它提供了来自于南南合作和应对非洲现代与后现代挑战的非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为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未来转型提供了重要启示。上述三方面也对促进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有着重要启示，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特色外交的实践发展和理论总结的关键时期。 一、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更多非西方国际关系事
4、态的重要性得以提升，进而可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贡献新的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一方面，它有助于推动当前陷于停滞的国际关系理论思考；另一方面，它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的复杂和多元本质。这种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既包括贡献新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也包括提供非西方的理论视角。 如果说对冷战终结预测失败的反思使人们相信，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很大程度上仅关注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西方国际社会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的话，那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使国际关系理论家更加意识到，非西方理论要素对于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重要性。要使国际关系理论更加符合现实中的应有面目，提升其准确性和可预测性，就必须更多地将非
5、西方理论要素引入其中，并反思既有国际关系理论的3不足。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可贡献的国际关系理论素材而言，它们多来自日益受重视的新兴大国，人们不仅试图从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其国际关系理论的启发，更希望从印度、中国、巴西、土耳其等新近历史上的外交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和观念，如印度的不结盟外交、巴西的团结外交、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等。无论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事实上都在探索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姑且可称作中国特色、印度、巴西特色或土耳其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 与新兴大国有意识地培育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不同，非洲明显尚未充分意识到为丰富国际关系理论而贡献“非洲元素”的重要性。换言之，在新兴大国已
6、达到某种理论自觉时，非洲仍处于理论自发阶段。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它首先源于非洲自身的发展不足，同时也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对非洲的不重视密切相关。迄今为止，一个非常重大的现象是，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于非洲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仍少有理论兴趣：“有关非洲的国际关系文献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非洲被从主流国际关系讨论排除在外，意味着少有非洲国际关系的文献有着明确的理论内涵。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肯尼思沃尔兹甚至认为，非洲不可能拥有国际关系理论，因为“建构一个有关马来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的国际政治理论将是可笑的国际政治的总体理论必须基于大国。”当然，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的学者也接受了这一信条，他
7、们与西方学者“串通一气地认为自身是其他地方塑造的话语的接受者。” 尽管如此，历史告诉人类，非西方世界的知识事实上在西方世界产4生过重大影响，包括来自非洲及其他发展中世界的知识。非洲的确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素材，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非洲地区国际关系同时为前现代和后现代力量所主导，可为国际体系转型的未来提供重要启示。根据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的观点，当前国际体系存在三类国家，即：前现代国家（pre-modem states） 、现代国家（modern states）和后现代国家（post-modern states） 。在库珀看来，大多数非洲国家属于前现代国家，
8、非洲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由失败国家组成的世界，这些国家或推动了存在的合法性，或推动了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于非洲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失败，使许多后现代的力量介入非洲政治的发展，并试图以此来解决其所面临的现代性问题。尽管这本身充满问题并可能直接导致其失败，但至少就国际关系影响而言，如何处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力量的冲突与融合，非洲不仅能提供新素材，而且极可能走在大多数国家的前面。 其次，非洲地区主义的独特运作逻辑可为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努力提供借鉴。非殖民化运动成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非洲地区一体化进程取得重要发展，但也存在严重问题，特别是其地区主义的相互重叠和相互竞争。在非洲 53 个国家中（20
9、11 年刚独立的南苏丹除外） ，有 26 个国家是 2 个地区一体化组织的成员，有 20 个国家是 3 个组织的成员，1 个国家刚果（金）甚至是 4 个组织的成员，只有 6 个国家只参加 1 个组织。尽管有诸多力量塑造这一局面，但非洲地区主义的运作逻辑仍有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意义，特别是如何从内部理顺地区主义机制，如何平衡地区自主发展与外部干预以及如何处理发展一安全5等方面的关系。 最后，非洲国家在非殖民化后的独特发展历程也可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分析未来国内社会及其国际意义的新理论来源。由于其特殊的发展经历，非洲国家在取得非殖民化成功之后仍缺乏内部权威，导致其外交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
10、一方面，统治者的个人利益或集团利益成为非洲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非洲政治和国际关系之中。两者结合，使得“私人外交政策”成为非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进而有必要研究“网络和混合行为体联盟在生产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重要作用” 。这为分析未来国际体系转型、特别是国际体系单元的性质变化提供了具有高度前瞻性的启示，特别是在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关系规范、国家转型以及国际伦理等方面。 在提供新理论素材的同时，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更提供了非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特别是考虑到有不少研究都质疑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适用性。 首先，新兴大
11、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可纠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诸多偏见，特别是对非洲的悲观视角。基于其在过去近 400 余年间对国际体系的主导，西方已“成功地将对世界政治的一种特殊解释转化成为一种现实本身并逐步被接受为共识。 ”但这一现状正在被打破，以便“向更为开放性的、不那么具有暴力冲突倾向的世界政治实践打开大门” ，如东南亚国际关系学者指出，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地方性“修正”不仅会推动对特定地区的更好理解，也可贡献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研究。类似努力也发生在拉丁美洲， “尽管主导性的美国话语被用于对国际问题的地区性6分析。 ”就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而言，最大的修正是以一种对非洲的积极观念逐渐取代了传统上对非洲的消极
12、甚至悲观观念。与西方强调非洲是“问题大陆”甚至是“绝望的大陆”不同，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合作不仅“把全球化重新传递到非洲” ，帮助非洲获得更多选择权和新发展视角，也促使世界重新思考应当如何改变帮助非洲的方式。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为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全新的解释话语或框架，可能“打破对国际关系概念的正统界定所强加的思维定式” 。考虑到一些普遍接受的国际关系概念并不适用于非洲，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对这些概念加以非洲式的再解读或重构。第一个需要重新解读和界定的概念是“冲突” 。由于冲突在非洲大陆广泛存在，来自非洲的洞察似可为有关未来冲突的研究提供新视角。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经常忽视这一重要的
13、地方性视角，进而导致现有理论解释力的极度受限。第二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或许是“国家” 。在非洲， “国家”只是名义上的“国家” 。但现有研究“没有任何努力致力于确立和评估任何非洲经验的相关性” ，进而折射了“明确或不明确地存在着的欧洲中心主义模式” 。第三个需要重新解读和重新界定的概念是“自由主义” 。的确，非洲研究案例都可为国际关系理论自由主义视角提供重要洞察和批判， “非洲人对国际关系自由主义的直接和间接批评，拓展了我们理解理论和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并为我们解释民族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还可解释国际关系发展的新现象和新特征。一方面，它对
14、于塑造国际关系理论中主权国家与非主权国家7行为体的关系有新的启发，涉及如何以更为包容性的概念化进程来反思当前的国家中心主义，并考察替代性的非国家、特别是次国家行为体，如民族、部落、地方政府、侨民、公司等；另一方面，它也使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国内和国际因素的区分显得武断，进而需要对国内与国际因素的互动作出新解释。换句话说，非洲几乎是在其他地方相关性的热点问题上的“放大镜” 。 二、非线性的国际关系理论洞察 自启蒙运动以来， “进步”作为一种信念，逐渐渗透到人文社会科学。这种“进步”观念，或日“人的理性能认识所有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观念，也逐渐主导国际关系研究，帮助塑造了线性逻辑的主导地位，如乔治凯
15、南所说， “可以肯定的是，好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用的；如同坏的办事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害的一样。 ”这种国际关系理论的线性逻辑在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快速发展面前正遭遇挑战，因为后者很大程度上证明了非线性逻辑的效力。 首先，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逻辑。 非洲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这已成为一种共识。但对于如何帮助非洲实现发展的问题，却远未达成共识，尽管自 20 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富裕国家和国际发展组织围绕减贫首次达成共识。对西方所倡导的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而言，发展是一种信仰和神话：一方面，他们相信经验证明“一切民族逐步享有发展成果”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真理；但事实上这不过是“特殊
16、的普世主义” ，是一个社会将自己所信仰的、历史地构建起来的价值推广到所有其他社会的不明智的尝试；另一方面，基于一8种线性思维，西方国际社会也认为，遵循西方模式实现“发展”就是一种“进步” ；但事实上这一“发展”可能带来重大破坏性影响，而其所谓的“进步”也不过是意识形态。正是基于这种线性模式，西方国际社会自认为对非洲的发展道路、方式和途径等拥有“合乎道德”的“说教”权力，并总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复制到非洲，进而使得对非洲的发展援助附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条件便顺理成章。 为适应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的新现实，西方再一次利用其线性逻辑，将新兴大国与非洲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等级制关系。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往往将新兴大国称
17、作“发展型国家” ，而将尚未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称作“脆弱国家”或“失败国家” 。这一努力事实上将前者描述为西方模式的“毕业生” ，而将后者描述为经济、政治甚至道德上的“失败者”。于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再一次被纳入主流国际关系话语体系之中，西方无需改变自身的信仰便可延续既有逻辑和模式。 但显然的是，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动摇了这一线性逻辑。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发展关系时大多基于平等互利的立场，坚持“不干涉内政”和对非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等原则。正如非洲人所说， “中国朋友自远方来，教会我们开发、利用好这些财富，他们也可以同时受惠并且，我们经济上的联系丝毫未影响我国政
18、治上的独立自主。欧美国家如果能跟中国做得一样好的话，我们也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他们共赢” ，相比之下， “美国和欧洲现在从态度上来说当然也挺友好，可不得不说他们到我们那儿纯粹是为了逐利。 ”另一方面，新兴大国采取乐观积极的态度对所有非洲国家一视同仁。尽管西方将非洲划分为可持9续发展国家、冲突后重建国家和脆弱或失败国家等层次，但新兴大国往往不这样看待非洲，与此相反，几乎与所有非洲国家同等地发展关系，认识到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是“脆弱的” ，其中也有“发展型国家” ；同时也认识到，并非仅有西方所认可的模式才能实现发展，各种制度和发展道路都可能有其优势。就这样，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有关发展的非线性洞察
19、，特别是对良治与发展的关系、 “脆弱”国家能否走上发展道路等问题的回应。 其次，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提供了新型的资源政治经济学，动摇了现有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很大程度上尚未贡献于其自身发展。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与非洲关系快速发展之前，非洲自然资源的开发更多地支持了西方的掠夺性发展。只有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得到全面发展之后，非洲丰富的自然资源才真正得以“盘活”并为其自身发展作出真实的贡献。有观点认为， “金砖四国”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已影响了能源和矿产等的全球供应和价格。如果有关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日益增多的文献是重要的，如果中国和印度经济继续以每年 8
20、%10%左右的速度增长，那么对这些稀有原材料的国际竞争乃至国家间冲突可能会大为加剧。这类冲突可能对非洲的“脆弱”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如赤道几内亚和加蓬。有些能源“新兵”正开始专注于在困难环境下的勘探和生产，如圣多美与普林西比。由于在非洲大裂谷与刚果的边境地带发现了石油，乌干达正在讨论有关石油“福佑”还是“诅咒”的问题，部分出于生态思考及战略上不稳定的阿尔伯特湖（Lake Albert）的原因。 10但必须认识到，西方的批评显然忽视了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资源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新意义：一方面，新兴大国与非洲的资源交换基于平等交换原则，最为明显地体现为中国的“以资源换基础设施”的方式，从而完全避免了
21、西方“以资源换金钱”模式可能导致的贪污腐败，更避免了西方早期“免费掠夺非洲资源”的手段。同时，基于平等交换的原则，使非洲无力开采的资源得以流动起来，并转化成为非洲发展所需要的其他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基础设施等；另一方面，自殖民主义时代起，西方通过各种手段事实上已将非洲国家固定在国际劳动分工的最底层，使非洲从根本上无法利用其资源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永远处于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地位。更有甚者，在现行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下，非洲所提供和生产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将长期遭遇价格歧视，将令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的最底层地位被进一步固定。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特别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加上平等交换原则，对既有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线性逻辑造成了两方面的冲击：一是新兴大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水平将带动非洲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地位的同步提升；二是新兴大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提升了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 “破坏”了西方再生产既有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价格体系，进而产生这样的可能：未来提供和生产原材料和初级产品的国家未必一定居于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最底端。这将是对当前的线性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根本性动摇。 最后，新兴大国与非洲关系的发展也将动摇西方所建立的“民主-安全-发展”的线性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