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个“拿工资的农民”的那时那事历史并不一定都是学者笔下那种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过往，它往往真实地蕴涵于芸芸众生平铺直叙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闹市搬到“夹皮沟” 从 1964 年参加工作到 2012 年调离，我在“贵州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了 40 余年农业科研工作。1958 年建所时称作“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 ，1965 年改称“安顺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1978 年改称“安顺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 ，2001 年改称“安顺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2013 年又改名为“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 创建时期的“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 ，在一个几乎算是城市中心区域的安顺市凤凰山（即现在的
2、龙泉路一带） ，只是缘于 60 年代初那句著名的“农业院校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的最高指示，于是乎，才开始酝酿着迁所。 由于当时从所级领导到科技人员再到一般农业工人，人人都有挨近家人的 “私心杂念” 。于是， “迁所”动议便酝酿来酝酿去，一晃两三年过去了，也还是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当“路线斗争” “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的时候，任何形式的抵触情绪都会受到“个别谈话，小会说服，大会批评” ，在这种环境氛围中，谁也不能或不敢显露于形。 记得农科所当时有位叫陈启华的老先生，解放初期就是农业部级别相当高的专家、民主党派人士，只是在 1957 年被作为“章罗联盟”中2“摇旗呐喊的骨干分子” ，后来被划成了“
3、右派” ，再后来又被降了三级工资，从农业部发配到“贵州安顺专员公署农业科学研究所” 。按他自己说的：总算没有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不过，在对农科所搬迁的问题上，他又“跳将出来，大放厥词” 。在一次会议上他提出：听说搬迁的新地方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不利于科研工作的开展，希望暂缓搬迁，待新址基础设施基本完善后再搬也不迟。原本心平气和的合理化建议，结果被大会、小会批判多次，指责他是在“明目张胆煽动小青年的不满情绪，涣散人心，动摇领导意图和决心” ，甚至被上纲上线说成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接着把他在 1957 年的“罪过”再次抖落出来敲打敲打一番，勒令他“夹紧尾巴做人，老老实
4、实改造” 。一番“杀鸡吓猴”之下，科研人员没有一个不面面相觑、噤若寒蝉的。于是，不同意见没有了，搬迁也就顺畅得多。 “识时务”的地方领导也开始动真格了，由分管农业的副专员带着有关部门和农科所的领导、部分中青年科技人员开始四处寻觅搬所的新址。 最后，终于选定了远离安顺城区二十余公里名为普定县白岩的“夹皮沟” 。 1963 年底开始搬所，1964 年初正式在新址开展工作。科技人员、行政人员 3 至 4 人一间八九平米的房间；20 平米的房间上、下铺住了 30 余个工人。这种状况维持了四五年，那种年代的人们，也心甘情愿做“奉献” ，竟然没有任何牢骚与怨言。 虽然是夹皮沟，但也有几大好处：一是农村，不
5、愁会“见鬼” ；二是3清净，适合知识分子做学问；三是新址旁边有个牛路河水库，农业科研有水源保证；四是原本这里有个普定白岩果树场，国家干部只有场长一人，工人数十，百多亩水田数百亩旱地再加上山地，不下一平方多公里，足够试验用地。 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只有一条从石头旮旯里开拓出的曲里拐弯、坑洼不平、只能容马车通行的乡间砂石小路维系着与外界的联系，名副其实的“马路” ；二是人们要回一次安顺城区抑或即使是到普定县城，倘若坐不上马车的话，即使抄近路也要花上四五个小时；三是因为离城远，交通极不便，只能每月发工资后放假 4 天回家团聚、料理家务或者找找对象什么的；四是没有电、没有自来水，有些化验分析
6、没有办法开展，记得当时曾经采取过一个折中办法，即“化验室”暂缓搬迁，就在原处开展一些工作。结果，还是暂缓不到一年，还是得搬，只不过化验分析便一搁就是 10 多年；五是随迁子女就学难，最近的学校也只能到三公里外的白岩小学，小孩子们一天走四趟，冬天冻得瑟瑟发抖，夏天热得大汗淋漓，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 时势总比命还“强” 笔者之所以会从重庆到贵州安顺，又从一个初中生去到了安顺农科所，其间的曲里拐弯遭遇，也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缩影。 笔者的父亲，因为新中国成立前就在重庆交通银行工作，1952 年蒙受不白之冤被打成“贪污分子” ，但又查无实据，遂被莫须有地以“渎职罪”而改判劳役两年。出来后赋闲在家一
7、年多。1956 年，重庆市出台了一个政策：征招社会赋闲的知识分子报考教师。我的父亲得此消息后，4赶紧报名应试，很快就被录用了。经过大约一两个月的集中培训，父亲以优异的成绩分配到位于北碚的重庆第十三中学（解放前的“兼善中学” ，现在又恢复此名）教地理。但好景不长，父亲因为那不明不白“前科” ，在 60 年代初一场不大不小的运动中又被整了一回。母亲考虑到为了不让刚读重庆七中的笔者心理上受到牵连和影响，就决然把我转学到 1950 年从重庆银行学校毕业即随解放军到贵州、其时正在安顺工作的二哥处续读初中。 正因为有爸爸这个“前因” ，才有随之而来笔者那个“后果” 。 1963 年当笔者初中毕业考试结束、
8、正准备复习考高中时的一天，班主任傅老师把我找到办公室谈话：说现在党和国家号召青年学生向侯隽、邢燕子、董加耕等等学习，到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一通大道理之后，讲得只有十几岁的我无言以对，只好回去找到二哥汇报。已经工作十多年的他，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与政策走向，非常明白不能再“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党在当时的大政方针了，老师之意很显然，就是委婉地通知笔者不能考高中了。 好在当时工作还不算太难，只是二哥出面给有关领导说说， “有关领导”再给“有关部门”打个招呼什么的，到了 1964 年 4 月，刚好 17 岁的笔者就到了安顺专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当了个农业实验工人。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拿了 3 个月的 1
9、8 元月工资；随后才开始拿 24元月工资，一直拿到那惊天动地的“9.13”事件之后。许是为着让社会气氛有所缓和的缘故，1972 年底才给我们每月涨了 5 元，我拿到了 29 元，加上当时每月还有 2.9 元的粮贴，我的工资终于突破了 30 元大关。要知5道，上世纪 50 年代毕业的大学本科生，直到六七十年代也不过 51.50 元的工资。正县级的所长也才 91.5 元。 拿着低工资，顶个强劳力 思前想后，在夹皮沟那种环境条件以及农科所那种工作条件下的几十个春秋，让人有了太多的感悟，只能凝成一句话：那时的农业科研人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工资，顶个强劳力”而已。与农民的共同点在于干同样的农活，所不同的
10、是我们总算多少还拿点工资。 之所以说农业科研人员是“拿着低工资，顶个强劳力” ，皆因农业科研本身是一门操作性很强的科研，而且农业科研只能在露天、农田（或农地）里劳作，不同于工业或其他行业，可以在室内可控环境下工作。因此。农业科研和农业生产一样，无不受到风、霜、雨、雪、雹，阴、晴、暑、寒、旱、涝、虫、病的影响。 就笔者所从事的水稻遗传育种而言，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水稻种植的所有生产程序与环节：犁田打耙、播种插秧、薅秧除草、割谷打稻、晒谷扬场、扛包挑担全然不是现在有的年轻农业科研人员所想象和期待的那样：无非是“穿着白大褂、蹲在实验室、敲敲笔记本 ”般潇洒、舒适的工作，抑或三年两载就能出个大成果、抱
11、个金娃娃什么的。所以，笔者对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不愿下田的研究生，我是坚决不带的”这一说法持极为认同并高度赞赏的态度！ 想当年，特别是在十分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以“转变世界观”的那个年代，出身成分不好的本人，作为一个始终抱有不甘落人后且具有强烈上进心的热血青年，面对农事季节紧迫、生产工人缺乏、又没有经费雇请农民临时工的情况下，笔者学会了扶犁下田，耕田耙田6样样上手，百多亩水田数百亩旱地，旮旮角角几乎都留下了我与耕牛的脚印；赤脚挑粪，一百多斤快步流星，被同事戏称为“扁担龙” ；手撒牛粪，肮脏臭气全然不顾；插秧割谷，效率质量不输农民。连农民看了都视同我们是“农民” 。只不过，末了他们会一半
12、不服加一半羡慕地哼一句：“你们还有工资拿嘛！”是的，我们的工资虽然很低，但在当时农民眼里，已是天上地下。 说实在的，我们这些农业科研人员，准确地说，应该是“拿工资的农民”而已，除了承担农业那整套繁重的体力劳动之外，还要从事繁重的脑力劳动。比如，栽秧“上坎” ，农民或可闲息下来，却又畏惧于不时会有“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折腾而无所事事之时，我们还得不分天晴下雨，定时定点下田观察记载；到了水稻扬花季节，正值烈日当头之际，戴个草帽在田头走走坐坐六七个小时或更多时间的杂交授粉；成熟季节取样考种、计产计算、出报告、写论文 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科研人员被压抑的积极性才得以解放并迸发出来。近 30 多年来，艰
13、苦奋斗的精神更是甚极！我们为了早出科研成果，利用祖国辽阔的“空间”换取加快科研步伐的“时间” ，利用海南岛冬天优越的温光条件，每年十月贵州水稻收获完毕，便带着种子到海南岛十一月播种，第二年四月收获完毕赶回工作正好春播这种“中国特色”的农业科研方式，被称为“南繁育种”简称“南繁” ，如是周而复始。迄今，我国各地的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南繁”不断，大大加快了我国水稻、玉米等等农作物的育种进程。众所周知的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 7笔者从 1972 年开始就去了 21 趟，在海南岛就过了 19 个春节，70 年代时每人每天才补助 6 毛钱！如果仅仅为钱，谁会抛妻离子去海南岛？还不是事业心驱使？！无庸讳言，
14、 “南繁”中既有让科技人员取得成功后的喜悦，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窘迫。凡搞过“南繁”的同志对于“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是深有体会的。 “南繁”人圈内就有一句饱含艰辛的俏皮话：“南繁南繁，又难又繁 ”。 现在的农科人员下田还算有双水田靴，搞杂交还有遮阳棚（伞）什么的，当年的我们可是“赤脚大仙” ，头顶烈日。于是乎，脸面、四肢晒得黢黑，满身泥水裹汗水，社会上对我们农业科研人员的调侃：“远看像是要饭的，近看像是烧炭的，走近一问才晓得是搞农科的” 。 苦其心志，磨砺意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紧接着随后的改革开放，一切都翻天覆地了：知识分子不再是臭老九；钻研业务不再是“走白专道路”而受到批判；技术不再贬值
15、而越来越吃香；干多干少干好干孬不再吃大锅饭；职称评定不再是追名逐利。 笔者是“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最高指示的虔诚拥护者，是 1966 年11 月在农科所带头组织“彻底革命造反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人。但是，本人从来“只动口不动手” ，更反感舞刀弄枪。1967 年 11月，我作为造反派进入了农科所革委会当了个委员。1969 年开始贵州有个补台的过程，解放军 485 部队进驻，所革委会改组，本派的一些革委会委员被逐出，笔者则由于当时才“解放”出来的原地委书记、时任安顺地区“革委会”主任的宋树功（后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一句“要体8现党的政策，徐宗俦应保留在革委会”没有被逐出。但是，我后来感到
16、十分庆幸的是，笔者在“9.13”事件以后，算是彻底醒悟了，再也不去掺和那些劳什子的政治运动。 从 1972 年开始，一门心思埋头搞农业科研。好在当时文革前的安顺地委宣传部长于光银这个老八路，被“解放”出来成为当时安顺专署的科技局长，年近六旬、事业心很强的他，顶住可能被作为“右倾翻案风”再遭打击的压力，多次徒步到农科所督促科研的全面恢复。同时，他把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的专家王培田研究员介绍到农科所，让他边科研边带动我们进行日本“BT 型”杂交水稻的研究。其时，所领导安排笔者重点跟班向王培田研究员学习，1972 年在本所“老车田”春播了一大批从国内各地引进的水稻原始材料，当年就开始了对本所来讲简直
17、是前所未有的用热水瓶进行“温汤杀雄”的水稻有性杂交研究。此举，对随后安顺农科所高起点的开展水稻遗传育种研究具有相当大的开拓意义与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前， “拿着低工资，顶个强劳力”农业科研人员，除了身苦、辛苦之外，很多人还有“心苦”！好在改革开放之后， “心苦”是越来越少了，但身苦、辛苦不减，乃工作性质使然吧！始终以为，投了这一行，就得认了、拼了。否则，不一手一脚亲历亲为，怎么能够把握得住农作物这个活的生命体的成长规律？又怎么能够制定符合实际的育种目标？！否则，农业科研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 。我就深感袁隆平说得好：上了船，就得划到对岸！ 回望 40 多年来，长年在偏僻农村、在蓝天白云下、
18、面对高山沟壑，9徜徉于田畴地垅，经受风吹日晒，过着恍若“背太阳过山”的简单日子。特别难忘的是，结婚后两地分居近 30 余年，妻子在重庆肿瘤医院奉献心血，一路进步，既要当爹又当妈，里里外外“一肩挑” 。而我也只能一年一度探亲回渝一两个月当个帮手所以，对妻子娃娃亏欠太多。 退休过后，盘点这几十年，真所谓有得有失：事业小有所成外，又多吸了许多新鲜空气、多吃了多少原生态食品、多做了多少有氧运动，少了许许多多粉尘尾气、杂声噪音、污染食物的懊恼。所以，正应了老子所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 笔者的正规学历，正二八经讲仅仅是一个初中毕业而已。只是自己从 1972 年开始，结合从事的水稻遗传育种专
19、业，本着干啥学啥、差啥补啥的理念，自学数、理、化基础。虽然在 1975 年曾经有过“推荐加考试”去读“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考也考了，据说成绩还蛮不错，就是因为父亲 1952 年的问题而被拒之门外。但，反而更加激发了自己自学从中专到大学的农学专业所有课程，像普通遗传学 分子遗传学 数量遗传学等，做的笔记字数甚至与原书相当甚至还多。坚持二三十年自学不辍，脚踏实地务实科研，取得过多项部、省、市级科研成果，公开发表专业论文、技术文章 80 多篇。特别应当指出的是，时任所长傅锦州同志在 1986 年把我和郭继孝送到西南农业大学进修一年，这在安顺农科所历史上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我们知识与技术的更新与积累不啻是一大飞跃。 笔者通过自学英语，在八九十年代先后公开发表了英文专业翻译资料就达三万多字，以至 1997 年被批准免试外语，顺利晋升为自然科研系10列的高级职称。 事实证明，无论从事什么行业、职业，也不管白领、蓝领、金领、粉领绝对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笔者已 66 岁了，再回过头看看一个“拿着低工资，顶个强劳力” 、一个“拿工资的农民”所走过的历程，人生感悟实在“简单明了” ，就是我最为信服、也最爱给同事、朋友、儿子提及的四个字：事在人为！ 作者单位：贵州省安顺市农业科学院 责任编辑：王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