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一座空城几番算计【摘要】 “空城计”叙事文本众多，亦各有区别。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凸显宏观的军事布局，而小说与戏曲叙事注重描述个人的心理活动，相比之下，戏曲因刻画人物心理细致入微更受民众的理解与欢迎。辨析不同的叙事文本，有助于我们了解军事与文学在相关叙事中的相互制约与影响作用，更好地理解“空城计” 。 【关键词】 空城计；诸葛亮；叙事；军事 【中图分类号】1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52-6 诸葛亮“空城计”是一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它由历史走向文学，并分化为小说、戏曲、影视剧等不同叙事文本。人们瞩目于“奇而复奇”的“空城计” ，但以往的讨论
2、往往存在两个误区：_是忽视历史、军事与文学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二是忽略“空城计”各个叙事文本之间的区别。事实上， “空城计”的历史叙事与文学叙事有异，各种文艺体裁对“空城计”的叙述也不尽相同。因此，从军事学角度解读“空城计”叙事诸文本，对我们正确理解空城计当不无裨益。 一、历史叙事：突如其来的遭遇战 诸葛亮“空城计” ，不见于陈寿三国志 ，它出自王隐蜀记 （郭冲“条亮五事隐没不闻於世者” ）： 2亮屯于阳平，遣魏延诸军并兵东下，亮惟留万人守城。晋宣帝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侦候白宣帝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意气自若，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扫地
3、却洒。宣帝常谓亮持重，而猥见势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军北趣山。明日食时，亮谓参佐拊手大笑曰：“司马懿必谓吾怯，将有强伏，循山走矣。 ”候逻还白，如亮所言。宣帝后知，深以为恨。1 裴松之批驳这则史料“纰缪显然，言不附理” ，但是， “空城计”并非荒诞不经的传闻。郭冲的听众，是久经战阵的扶风王司马骏及司马刘宝、长史桓隰；蜀记的作者王隐“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2。而作为精通历史的学者及熟悉行政、军事事务的官员，王隐等人认可了空城计的可能性，并将其描述为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是典型的历史叙事。 作为兵家谋略的空城计，其军事合理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战争双方实力相近，蜀汉军队还略占优势
4、。三国鼎立，孙刘联盟共同抗曹，这是总的形势。曹魏南线兵分两路：陇右御蜀、淮南抗吴。蜀、吴虽弱小，局部战场上的实力相差并不悬殊。诸葛亮屡次兴兵北伐，危急时曹魏皇帝不得不移驾长安，并先后派遣曹真、司马懿等重臣领兵。战场上蜀汉也多有斩获：建兴六年，斩魏将军王双；九年，射杀魏大将张邰；十二年，交兵于五丈原，司马懿只能打着皇帝的旗号坚守不出。时人盛称诸葛亮“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3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 ”3司马懿用兵持重保守，宁可失去战机，也要确保自身安全。 二是古代战争受复杂的地形影响极大。陇右前线为山地，曹
5、魏多骑兵，而蜀汉以步兵为主，山地作战是蜀军的强项。为了抗击曹魏强大的骑兵部队，诸葛亮专门建立了弩兵， “蜀汉的弩兵多由今云、贵、川等地的少数民族组成，战斗力极强，为蜀军之精锐。 ”4为了更好地发挥弩兵的作用，诸葛亮又特意设计了一种连弩， “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5。陇右前线山高谷深，蜀军曾设伏以连弩击毙张邰，取得重大战果。 三是司马懿情报极度匮乏，军情紧急时制约了正确决策，这是空城计生效的根本原因。 任何军事斗争，都是各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进行博弈，情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围绕着军事情报而展开的斗争（间谍战） ，永远是神秘而惊心动魄的。真要做到所谓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6、 ，何其难哉！ 在特定的狭小区域，蜀弱魏强，实力悬殊，这是全知全能的读者对整个局势的正确判断。但是，决策双方只清楚己方实力，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相较而言，先期进入战场的诸葛亮，得天时、地利之便，掌握的信息比较充分；远道而来的司马懿，对蜀军的兵力部署差不多是一无所知。 “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在这里他必须遵循概然4性的规律。 ”6具体到空城计，在地形复杂的山区两军主力会战，战线犬牙交错（“与延军错道，径至前” ） ，随时都有被穿插、分割、包围的可能。战场上形势
7、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在情报不足（或可信度不高）而又必须马上作出决断时，司马懿自然而然地参考对手以往的某些规律。谨小慎微，使他多次逃脱失败的命运，但是，当诸葛亮被迫弄险时， “意料之中”的司马懿就只能被“意料之外”的空城计算计了。 战争之所以成为一门艺术，就是因为它充满了不确定因素，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7。战争史上故意以虚假情报去欺骗对手，使之作出错误决策的例子，举不胜举。面对敌人的示弱，不同的判断，结果迥异，马陵之战及李广遇敌，便是广为人知的战例。面对看似有利的局面，司马懿没有贸然进攻，而是主动退却，未虑胜，先虑败，即使有可能丧失绝佳的战
8、机，却首先立足于不败之地，不失为老成持重的稳妥应对，这与历史上司马懿对付蜀汉的战略方针也是完全一致的。 孙子云， “多算胜，少算不胜” 。同样是猝不及防的遭遇战，身处劣势的诸葛亮充分考虑了对方决策者的性格、思维方式，以及决策过程中的相关因素，有针对性地调度己方军队，释放一系列虚假信息迷惑对方，从而成功地将敌手引向自己设计好的陷阱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善于利用情报的高明的决策者。 二、小说叙事：消除时空紧张的碰撞 作为历史叙事的空城计，出现虽早，却只是民间想象的根由。活跃在民众口耳之间的，是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的空城计。在这一系列的文本中，毫无疑问，小说5三国演义凝聚的历史积淀最深，影响最大，成为其
9、他文学艺术叙事的基础。 小说中的空城计，发生在马谡违反将令、致使军事要地街亭丢失之后。司马懿引十五万大军杀来， “孔明身边别无大将只有二千五百军在城中。 ”万般无奈，平生谨慎的孔明传令“将旌旗尽皆隐匿，诸军各守城铺大开四门，每一门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 ，自己却“披鹤氅，戴华阳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 。如此一番做作，居然吓得司马懿马上“教后军作前军，前军作后军，望北山路而退。 ”即便有司马昭提醒，司马懿仍然坚持己见：“亮平生谨慎，不曾弄险。今大开城门，必有埋伏。我兵若进，中其计也。 ”8空城计，最终使诸葛亮安然脱险。 同历史叙事相比，小说叙事中的空城计
10、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文学作品夸大了双方实力的差距，拉近了魏蜀两军的距离。 历史叙事中的守城蜀军尚有“万人” ，而不远处是未受任何损失的主力部队；小说中的诸葛亮，处境则极为不利：蜀军正值新败，战略要地丢失，曹魏大军冲来猝不及防，小城中无兵无将，确实是战不能战、退不能退。两相比较，司马懿的军力变化-不大，诸葛亮的力量却“缩水”了四分之三！郭冲所述空城计，尚不是生死悬于一线的赌博：从理论上来说，一万大军依托有利地势，尚有坚守至主力来援的可能。小说中的空城计，诸葛亮基本上被解除了防卫能力，生死关头绝无选择，只能凭一己之力与司马懿斗智斗勇。 历史叙事中的魏军只行进至“当亮六十里所” ，诸葛亮的
11、情况由“侦6候”汇报给司马懿，而在小说叙事中，诸葛亮的所作所为则为司马懿所亲见。 郭冲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行军时斥候的活动空间，这在战争中不可或缺，诸葛亮便非常重视情报侦察工作： 凡军行营垒先使候骑前行，持五色旗，见沟坑揭黄，衢路揭白，水涧揭黑，林薮揭青，野火揭赤，以本鼓应之。立旗鼓，令相闻见。若渡水窬山，深邃林薮，精骁勇骑搜索数里无声，四周绝迹。高山树顶，令人远视，精兵四向要处防御。9 司马懿在距敌六十里处便收到侦察报告，表明侦候的活动超过此范围，这为主力部队留下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保障了行军安全。当然，囿于技术、地形等种种原因，侦察工作也有疏忽、失误之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快速灵便的小股骑兵部队
12、仍是保证主帅掌握周围情况的重要工具。 文学叙事夸大双方军事实力的差距，跟文学作品特定的接受者有关。郭冲的听众深谙军事，作为历史叙事， “空城计”以真实反映军事斗争的全貌为目的；文学作品的受众，是普通的市井百姓。市井百姓虽然喜闻征战杀伐之事，但理解大兵团作战的运筹帷幄，于他们的生活经历、知识结构，实在过于困难。因此，对于市井细民而言，与其说他们对历史进程中的深层规律感兴趣，不如说他们对历史人物的命运更为关注。尽管他们也会将英雄人物极度地夸张，但总的说来，他们仍然是从日常经验去体味、揣摩人物。在这种理解与想象中，历史的进程往往会落实7到具体的英雄，而集团之间的斗争也会被聚焦于双方统帅个人的智慧与武
13、勇上。文学创作“夸张”以满足读者“好奇”的心理，空城计，不可避免地成为司马懿与诸葛亮之间的相互算计。 文学创作改变双方实力对比，不仅渲染空城计的紧张气氛，而且将读者的目光聚焦在双方主帅身上。当叙事对象由历史叙事中的军队变成了文学叙事中的个人时，叙事空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文学叙事中空城计的空间尺度由军事情报交流的“耳闻”变成了现场个人交流的“眼见” 。 因此，在三国演义中，司马懿虽然接到了的报告，却仍要亲自到城下一探究竟。于是，历史叙事中诸葛亮只需隐蔽军队、大开城门，便可让魏军侦侯带回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到了小说里，为回应司马懿的观阵，诸葛亮不得不亲自到敌楼上操琴一曲，与司马懿演了_一场对手
14、戏。 这种激烈的正面交锋，深合中国传统小说的审美趣味。正如郭英德先生所说， “优秀的古代小说常常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充满着波澜起伏的矛盾冲突。 ”10在三国演义的作者（以及为空城计踵事增华者）看来，司马懿在距离诸葛亮六十里开外的地方便引军退去，这固然能表现诸葛亮的大智慧，但这样让司马懿轻易而又从容地“逃走” ，实在让叙述者及听众于心不甘。一场紧锣密鼓的大战，眼看着双方越逼越近，最后居然以提前“让车”的方式结束，也不合乎中国民众的审美习惯。因此，三国演义将其拉近至可视，借司马懿的视角，画出孔明携小童在城楼上“笑容可掬，焚香操琴”一一比起历史上空城计中屡屡出现的城楼8饮酒等场景，这可更具戏剧性！ 作
15、为文学叙事的空城计，更符合人们的审美趣味与审美习惯。但是，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拉近双方距离，文学叙事削弱了蜀军埋伏的震慑力量，稀释、消解司马懿决策的紧迫性，从而动摇了空城计的合理性。因此，在军事科学理论的审视面前，文学叙事中的空城计，确实近乎于一座无力防守的“空城”！ 三、戏曲叙事：妙趣横生的斗智 与历史叙事相比，文学叙事具有较多共性。但是，通过进一步分析，空城计的戏曲叙事与小说叙事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作为军事决策，历史叙事中的司马懿在收到侦候送来的情报时便有了决断。小说叙事中的司马懿则亲自到前沿侦察，虽然没有直接的语言交锋，但诸葛亮敌楼弹琴已被视为促使司马懿退兵的重要因素。戏曲叙事着力表现
16、的，却是小说里那个一言未发的短暂会面，并将它贯串于司马懿决策的全过程。完整的“空城计”应该包括“分兵敌至运筹布局观阵敌遁”等一系列步骤，戏曲叙事则将“观阵”置于无以复加的重要地位。 戏曲叙事将“观阵”作为叙述焦点，再加上戏曲叙事主要由人物唱、念、做、打来表现，这种叙事方式，决定了故事进程的缓慢推进。军事斗争中的“间不容发”之际，在戏曲叙事中膨胀成为一个近乎无限长的时段，从而完全消解了军事学上的紧迫性。战争的胜负仅仅在于司马懿的一念之间，至于何时决策、何时进城，已经完全被忽略了似乎司马懿无论何时决定进城，战争便立即以他的全胜而结束。空城计，在戏9曲叙事中悄然演化成了_一道极其简略的选择题：城中有
17、埋伏吗？是，还是否？围绕着这道题的选择取舍，与其说诸葛亮与司马懿是两位军事统帅，还不如说他们更像是设谜与猜谜的智者！ 当然，这个演化在空间维度上是有前提的。历史叙事中的空城计，着眼于整个战场，司马懿在距诸葛亮六十里的地方急急退去，他所疑虑的“强伏”并非仅限于西城，而是战区内一切可能的伏击地（甚至包括司马懿决策时魏军所在地） ；小说叙事让司马懿远眺西城敌楼上弹琴的诸葛亮，缩小了战场范围，蜀军的伏兵也被局限于西城附近（当然，小说仍保留了部分历史叙事的影响，如作为疑兵的关兴与张苞等） ；但是，戏曲叙事中的伏兵，只能毫无疑问地被限制在西城之内：当舞台定位于西城时，城里与城外便成了截然对立的两个空间，
18、“进城”便成为空城计的全部。 历史叙事中，司马懿的决策是基于有限的情报作出的。小说叙事强调了诸葛亮弹琴在这个决策中所起的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情报是有时空限制的，军事运筹中的情报受诸多相关因素的影响。但是，经过戏曲叙事的过滤，司马懿的信息来源，除了舞台布置所给予的背景，便只有诸葛亮的唱词与道白： 诸葛亮在城楼把驾等，等候你到此谈哪，谈、谈谈心。 城外的街道打扫净，准备着司马好屯兵。 到此并无别的敬，早备下羊羔美酒犒赏你的三军。 既到此就该把城进，为什么犹疑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何情？ 我只有琴童人俩个，我是又无有埋伏又无有兵。 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你来来来，请上城楼听我抚琴。11 10
19、透过这段唱词，诸葛亮的邀请、表白、刺激，目的都直指戏曲空城计的核心：埋伏（进城） ，而他的着眼点，则完全是司马懿个人的心理状态与心理活动：谈心、犹疑不定、进退两难、胡思乱想 军事运筹，当然会涉及心理，但它绝不止于心理活动。如前所述，由于戏曲将军事决策简化成为猜谜式的选择，同时，它又消解了地形、实力、距离、时机等一切外在因素，留下的只有诸葛亮与司马懿的言来语去。似乎只要司马懿进城的冲动与决心压倒了诸葛亮给予的暗示与压力，战争便毫无悬念地结束了。戏曲对这个临界点的游移过程予以全力关注与细致描绘，整个事件被描述成标准的心理活动。 戏曲叙事全神贯注地表现决策的整个过程，它将间不容发的紧急决策变成了，一
20、系列的试探与犹疑。戏曲尤其渲染了诸葛亮对决策过程巧妙施加的影响，对司马懿的心理活动刻画得精妙入微，从而将空城计“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际，奇而复奇”12的精微表现得惟妙惟肖。毫无疑问，这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是一个突破。 对于全知全能的观众而言，猜谜毫无悬念。他们关心的不是结局，而是空城计的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好整以暇地欣赏戏曲对司马懿的嘲弄。他们早已深谙诸葛亮诱敌深入的厉害，也熟悉司马懿屡屡中计的窘态。设下埋伏圈再诱敌深入，诸葛亮使用得娴熟自如：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藤甲兵、木门道射杀张邰可以说，只要诸葛亮主动示弱，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便知道，贸然追击的对手必然尝到失败的苦果。但唯有这次，诸葛亮真的处于弱势，敌人却狐疑了。 “诸葛亮呀，诸葛孔明，你实城也罢，空城也罢，你司马老爷是不进城了” ，司马懿退兵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