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舆情内涵发展演变探析摘 要：舆情研究是在吸收借鉴舆论与民意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发展反映了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现实要求，突出舆情的政治指向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随着转型期社会利益矛盾的复杂化、公民社会力量的增长和网络表达的快速发展，网络舆情在整个社会舆情中的地位和影响日益凸显，舆情的内在诸要素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因而舆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也应不断做出相应的调整、丰富与拓展。 关键词：舆情概念；舆情内涵；网络舆情；演变特点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4-0042-06 舆情是中国语境的概念， “舆
2、情”一词尽管很早就已出现，但作为一个研究范畴的舆情概念的确立只有十多年的时间，对舆情的系统研究目前还处于初期阶段，对舆情概念的界定在学界更是很不统一。近年来，党和政府日益重视和广泛开展的舆情信息工作实践，对舆情基础研究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如何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舆情概念的内涵，是舆情研究的重要基础。本文拟从舆情概念内涵发展演变的动态视角，对舆情概念内涵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探讨，以期对舆情的内涵能有更深一步的认识。 一、舆情概念的提出 2据目前的文献考证， “舆情”作为一个词汇在我国唐代就使用过。旧唐书 （卷一七七）记载唐昭宗李晔在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的一封诏书云：
3、“朕采于群议，询彼舆情，有冀小康，遂登大用”这是目前查找到的使用“舆情”这一词汇年代最早的文献记载。 此后， “舆情”一词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频率逐渐增多，比如：南唐诗人李中在其献乔侍郎一诗中有：“格论思名士，舆情渴直臣。 ”宋代秦观所作的与苏公先生简一文中写道：“伏乞为国自重，下慰舆情。 ”明代刘基在其作的处州分元帅府同知副都元帅石末公德政碑颂一文中写有：“予既敬公德，又重父老请，於是述舆情而颂之。 ”清代李鸿章 1873 年奏请在天津建“曾国藩专祠” ，奏折中写道：“仰恳天恩，俯赐照准，以顺舆情。 ”此奏折后做了该专祠的碑文。在上述文献中，“舆情”一词指的是民众的情绪、意见、意愿。有学者对文
4、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进行全文检索， “舆情”一词在其中共出现 1100 余次。1由于古代思想家们并没有对“舆情”的内涵进行过系统探讨，因而还不能称之为概念，仅仅是作为一种词汇在使用。 社会现实的需要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任何学术概念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无论是“舆情” ，还是与之意思相近的“民意”和“舆论”概念的提出都是如此。应该说， “舆情”概念的提出和舆情研究的兴起，是在借鉴西方民意研究和中国舆论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并结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而发展起来的，这三个概念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联系，因此探讨舆情概念内涵的发展演变，必须与民意、舆论概念的发展演变结合起来。 3尽管“民意”一词和民意
5、应该受到重视的观念在中西方都有很长的历史，但现代民意概念则发源于近代西方。17、18 世纪的西欧，适应反封建和确立人民主权观念的需要，兴起研究民意的热潮。近代西方民意概念的确立要归于 18 世纪法国人民主权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他在 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中首次将拉丁文字体系中的“公众”和“意见”两个词汇结合而构成法语的“民意” （Opinion Publique）一词，并对民意概念做了系统探讨。卢梭天才的革新是完全从人民意志出发讨论政治，将他整个政治理论框架都建立在公意概念上。他认为，民意可分为公意和众意，公意着眼于公共利益，是从所有人民意志中抽取出来的共同意志，是国家全体成员的普遍意志；
6、众意主要着眼于私人利益，是个体私意的总和。个别意志由于它的本性总是倾向于偏私，而公意则总是偏向于平等。公意是人民的意志或主权的意志，是国家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政府的统治完全来源于人民的委托，人民通过“公共意志”的表达来完成这种委托。2可见，卢梭主要是从“公意”的角度来界定民意概念的内涵的，他赋予“公意”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其实质是把民意视作一种具有抽象性的超越个人意见的人民的普遍意志。 进入 20 世纪，随着民意测验在西方的广泛运用，多学科的研究开始渗入到民意的研究中，特别是功利主义民主观的多数原则观念深刻影响了人们对民意的理解，民意概念的内涵也逐步由“多数一致”转化成“具有相同分量的不同个体意
7、见的聚集” 。31936 年，社会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民意季刊创刊号上发表迈向民意科学一文认为，民意是个人可随时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被要求表达自己的意见，来赞成或反4对具有普遍重要性的特定状况、人、计划等，并表现出人数、强度和稳定性的比率。4也就是说，在奥尔波特看来，民意不等同于“共识” ，民意不仅包括共识，还包括分歧，以及不同意见在“人数、强度和稳定性方面”的“比率” 。1965 年韩念西在其所著的民意一书中，将民意定义为：“民意是一群特定的人，针对具有一定重要性的事务，所表达出来的各种不同看法的总和。 ”5由此，现代西方民意的内涵不再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而是一定范围内、一定数量的个体意见的简
8、单总合。这一认识在当代西方公共决策和选举政治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并日益被人们广泛接受。 “舆论”一词也是中国语境的概念，在我国，对舆论问题进行相对系统的分析始于近代的维新变法时期。在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的浪潮中，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先驱们对中国舆论问题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纯学院式的探讨，而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就是运用报刊媒介发动群众，鼓动人心，进行传播改良与革命思想的宣传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与我国高度集权的行政体制相适应，党对新闻媒体的管制非常严格，媒体主要承担着传播、宣传官方舆论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舆论更主要体现的是官方的意志，来自民间的声音很弱，舆论相关的理论探讨
9、也主要是从宣传意义上展开的。 改革开放迎来了我国舆论研究的大发展， 1988 年刘建明出版的基础舆论学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舆论问题的理论专著，此后一大批舆论相关学术著作相继出版，舆论学研究得到快速发展，对舆论概念内涵的探讨也更加深入。起初，西方舆论学著作很少在我国翻译出版，我国5的舆论研究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述为立论指针，自成体系，总体受西方的影响不大。后来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以及新闻媒体功能作用的逐步调整，西方的一些民意学观点开始大量渗入我国的舆论研究之中，也直接影响了学者们对舆论内涵的界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刘建明认为，舆论是显示社会整体知觉和集合意识
10、、具有权威性的多数人共同意见。6陈力丹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7前一定义与近代西方的民意内涵比较接近，后一定义又体现出明显受现代西方民意研究的影响；前一定义对舆论的主体没有限定，认为除了公众外，政府、团体、民族、国家都可以是舆论的主体，后一定义把舆论的主体限定为公众，而把官方或其他组织视为一种拟态性的公众，认为他们从理论上应该一定程度是公众的代言人。而随着我国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更加多样化，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的差异性也在不断扩大
11、，民间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官方舆论显然难以代表民间舆论，把舆论的主体限定为公众也显然与中国的现实发展不符。 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民众的民主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增强，诉求表达意愿和行为也在不断强化，民意越来越成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公共政策有效实施的前提。如何更好地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的利益，如何使党的执政实践既能得到民意的支持，又能受到民意的监督，成为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而如何对民众的意见、意愿进行更准确的学6术界定，如何对民众的意见、意愿的形成、发展和调控、疏导规律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又成为理论界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重大课题。由于舆论的内涵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众心目中具有
12、较强的官方属性，通过舆论难以准确地反映民意，也由于“民意”的内涵在中国古代和西方近代被抽象化、神圣化，近乎于“天理民心” ，在现代西方又与西方的选举政治密切相关， “民意”一词很长时间在我国官方文件和报刊中几乎没有使用，所以，源自我国本土，又与“舆论” 、 “民意”意思相近，而且表达主体明确的“舆情”作为一个概念被学术界提了出来，并赋予它新的内涵，实属必然。2000 年天津社会科学院成立国内第一家以“舆情”命名的研究所，2003 年王来华主编的舆情研究概论 ，对舆情的相关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释，标志着我国“舆情”概念的正式提出。而 2004 年中宣部舆情信息局的成立以及舆情信息工作在全国
13、的广泛开展，则进一步推动了舆情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舆情概念的内涵界定 “舆情”概念是适应转型期我国民意表达日益高涨、民意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的现实背景而提出的。王来华在充分吸收借鉴西方民意研究和中国舆论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对舆情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 “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作为主体的民众对作为客体的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 ”8该定义对舆情的主体民众、舆情的客体国家管理者、舆情的源体中介性社会事项，即国家管理者的权力运行结果，以及舆情的本体社会政治态度、舆情的承体舆情空间等都作了7明确的界定，揭示了舆情的政治指向性，反映了当代中
14、国民众诉求表达的现实特点，也使得“舆情”概念从内涵上同“舆论”概念区别开来。应该说，这一定义把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对后来的舆情基础研究及舆情信息工作实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宣部舆情信息局在指导全国开展舆情信息工作中也采用了这一定义。 理论研究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实的发展又需要理论的不断创新来指导。作为实践性很强的舆情研究，更是须臾离不开现实发展的检验和推动。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改革向纵深推进，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趋于激化，社会情绪的敏感度和紧张度有所加强，社会利益关系的调处更加困难，舆情热点事件呈现高发频发的态势，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带来
15、严峻的挑战。舆情问题也越来越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以及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社会学、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纷纷加入到舆情研究中来，大大提高了舆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普及，网络以其即时性、便捷性、互动性、平等性、多元性等特点，具有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日益成为民众诉求表达、情感宣泄、思想碰撞的舆论主渠道，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经过网络的聚集放大，越来越易于成为舆情热点。特别是微博、微信等新的传播方式的广泛应用，使得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有可能经过网民的有意无意的传播而成为舆情，社会舆情也越来越多地以网络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舆情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也更加广泛，这也大大拓展了舆情概
16、念的内涵与外延。而从这一现实背景来看，王来华对舆情的本体、客体8的界定，就显得有些狭窄了。 这是因为：其一，舆情同舆论、民意一样，都属于社会意识的社会心理范畴，其表现形式为民众的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等，这些形式都是构成舆情内涵的有机组成部分，仅仅用“态度”难以涵盖其他表现形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态度与情绪、意愿、意见等概念的涵义具有一定的差异性，态度是人们对特定对象所持有的相对理性的主观评价和行为倾向，而情绪是纯粹感性的生理反应和情感体验，意愿的内涵则更宽泛，包括各种心理诉求和指向，意见是指对某种态度、信念或者价值的言语表现。 其二，强调舆情的政治指向性尽管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但因此把舆
17、情的客体限定为国家管理者，显然是从传统意义上或者狭义上理解政治的，即认为政治指的是政府、政党等治理国家的行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公民社会作为相对于国家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在整个社会意识中，政治的涵义由过去的狭义理解越来越向广义拓展，即不仅包括政党、政府运用公共权力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行为，而且包括各种社会力量维护其社会权利，实现其社会利益的行为。事实上，在当前，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更加重视，许多发生在社会领域的与人们价值观念、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相冲突的社会问题，越来越多地以舆情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类舆情与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引发民众舆情的刺激物并
18、不全是国家管理者权力运行的直接结果，也并非全部都与当前的国家权力运行直接相关。因此，把舆情的客体限定于国家管理者，也难以涵盖舆情发展所呈现的新的特9点。 其三，舆情作为一种具有评价性、倾向性的思想意识，具有明确的对象性特征。无论是民众的情绪、意愿，还是态度、意见，都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必定有刺激物激起，这个刺激物就是舆情的对象。它可以是人、事物，也可以是价值、观念、制度、规范，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前面的舆情定义，把客体与刺激物割裂开来，视为舆情的两个不同的要素，即把国家管理者作为舆情的客体，把“中介性社会事项”作为舆情的刺激物，这不符合舆情的对象性特征。事实上，刺激舆情产生发展的对象都是具体的
19、、历史的，不是抽象的，尽管舆情常常直接或间接指向党和政府，但这种指向更多是宏观、政治意义上的指向，这种指向与舆情的刺激物，或者说与舆情的客体是有区别的。除非社会矛盾尖锐化、政权面临更迭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宏观意义上的党和政府不会成为舆情的刺激物，刺激舆情发生的只可能是某个具体的、某一层级的政府部门或组织及其行使公权的状况，这也常常是“中介性社会事项”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作为直接刺激舆情产生的“中介性社会事项”才是舆情的客体，国家管理者也应包含在“中介性社会事项”之中。 正是因为王来华的舆情定义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后来的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对舆情概念做了具有不同特点的阐释和发展。比如，针对该定
20、义的外延过窄的问题，丁柏铨提出， “舆情即民意情况，涉及公众对社会生活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热点问题的公开意见（外露的部分）或情绪反应（既可能外露又可能不外露的部分） 。 ”9刘毅认为， “所谓舆情就是指由个人以及各种社会群体构成的公众，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对自10己关心或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各种公共事务所持有的多种情绪、态度和意见交错的总和。 ”10这两个定义的特点在于，把舆情的客体和本体的外延都做了一定程度的扩展，以适应当前中国舆情发展的特点，但缺陷在于都没有揭示出舆情与舆论的区别，特别是没有突出舆情的主体是与政府相对应的民众，而且对舆情客体的把握也不是十分精准。 之后，张元龙进一步完善了
21、舆情定义，他认为， “舆情是社会民众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空间内，对关乎自己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事项）或自己关心的特定事件所持有的群体性情绪、意愿、态度、意见和要求的总和及其表现。 ”11这一定义显然克服了前述各种舆情定义存在的种种不足，在现实性、全面性、精准性上又前进了一步，并揭示出了舆情内涵的特点，因而这一舆情定义更能反映当代中国舆情发展的客观实际。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舆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是一定时期、一定范围的民众针对某种社会政治事件、现象或公共事务的群体性情绪、意愿、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既包括公开的言语、行为表达，也包括非公开的心理取向。它总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指向政府，或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或希望政府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或改进。与舆论的相对显性相比，舆情更多地是处于一种隐性状态，常常是以一种社会心理或“社会集体记忆”的形式存在着，一旦发生让民众产生强烈共鸣或抵触心理的事件，舆情就会以一定的形式显露出来。舆情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但舆情又属于一种低层次的社会意识，具有自发性、多样性和不稳定性的特征，转型期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又进一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