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长野确松阴快谈中的中国散文观摘要：长野确松阴快谈是日本江户时代诗话，其论评诗文颇有独到之见。其中卷二论文章之学，对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演变、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方面，均有深入而具独创性的见解。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关键词：长野确；松阴快谈 ；日本中国文章学；文法论；文气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3?0186?06 中国古代散文成就突出，虽然不及古代诗歌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深远，但它对日、韩诸国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日本的中国文章学研究是其汉学研究
2、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自江户时代（1603?1867）以来，成果颇著，而且大多采用“文话”的形式。复旦大学王水照教授曾辑有日本中国文章学论著选 ，收录有日本文话拙堂文话 、 渔村文话等；2007 年，王水照教授主编的历代文话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附录有“知见日本文话目录提要”一编，收录 30 种日本文章学论著提要。虽然此种统计尚待进一步充实，如其中散见于日邦文人别集、笔记等中的文论未予辑录，然而大体可知，日本关于中国文章学研究的文话、文论相对于诗话、诗论著作的极度繁盛来说毕竟稍逊一筹。但有一点历来为研究者所忽视，即在大量存在的域外诗话中往往掺入不少文论，它们2从域外角度对中国文章学进行
3、的探讨，常能发人所未发，颇具研究与借鉴价值。 日本江户时代诗话松阴快谈即是这样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撰者长野确（1783?1837） ，字孟确，号丰山，伊豫人。修业古文，著有武乘 、 诗约 、 文约等。是书撰于文政三年（1820） ，今有日本诗话丛书第四册本，韩人赵钟业日本诗话丛编第八册本。书前有长野确自序 ，述成书经由。后有吴江沈楙德跋语，评曰：“其中评论古今及诗文书画之属，援引博洽，时具特识，以儗物、服诸君，雅称后劲。”全书共四卷，其中卷二集中论文，议论虽属条目论列式，但自具一定的原则性与系统性，反映了长野确对中国古代散文发展史、散文本体、创作及鉴赏批评等的见解。当然不乏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借鉴，
4、但更多的是结合本邦创作而产生的独到体认。发掘其中国文评观，可为当今中国散文研究提供一些新视角，同时也可考见中国散文及文论对域外文章学的影响、受容情况。 一、关于中国古代散文的演变及其经典 松阴快谈对中国历代散文的批评及散文经典的评价，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从总体上说，长野确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他引述明代都元敬铁网珊瑚之语：“今人收画多贵古而贱今，且如山水花鸟，宋之数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论其世代可也。 ”长氏进一步推论说：“余谓，书画诗文，皆不拘世代可。 ”他批评世儒论诗文以世代为高下，是“耳食”之言，并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诗文之佳恶，在人而不在世，在诗文而不在人。 ”由不拘泥于以世论文，
5、长野确进一步延伸出“前3人不必胜后人”说。他说：“前人不必胜后人，如列子之不及庄子 ，左氏之不及司马，范晔之不及陈寿， 晋书之不及五代史诸皆是也。岂得拘世代哉。 ”1（264） 厚古薄今向来是中国诗文评论中惯见论调， “一代不如一代”的文运论屡现于论者笔下。可贵的是， 长野确没有盲目蹈袭成说，认真地对中国文章之历史演变作出思考，所以能发人所未发。例如长野确曾再三突出的“左氏不及司马”说，就与中国传统见解差异甚巨，他说：“左氏之不及司马，犹列子之不及庄子也。 ”并引述朱熹与胡应麟的两段议论，认为“皆所谓眼透纸背者”：“朱子曰， 孟子 庄子 ，文气俱好， 列子便有迂僻处， 庄子全写列子 ，又变得奇
6、峻。胡元瑞笔丛曰：大抵列之文法、 庄之文奇，列犹丘明，庄犹司马。列规矩，驯而易入；庄崖岸，峻而难攀。 ”1（264）至于缘何不及，长氏也有详细分析： 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马之说，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马也。子长之文犹文人高士为水墨山水，略有笔墨，而妙处在笔墨之外；左氏犹画匠之著色山水，固守规矩，而不敢胡乱下一笔也。然求其神采秀发，气韵流动，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变化。至史记 ，则纵横变幻，使人把捉不得，所谓神明于法者。1（263?264） 可见，长氏以“法”为准权衡二者优劣，一“唯是一法” ，一“神明于法” ，左氏之文短于固守规矩、拙于变化；司马之文长在变
7、幻纵横、意在言外，因而优劣自异。在中国传统的文评中，论者多以二著各具千秋，4称左传则以“春秋笔法” ，许史记则谓包孕丰富。常将司马与班氏作比较，将其与左氏比较实为罕见，且无论长野确的评论是否正确，至少足备一说。 当然，这并非表明长野确忽略了秦汉古文的整体成就，实际上，他在讨论古文时，经常从中推举一些经典著作作为初学者之门径。如孟 、庄 、 左 、 国 ，长氏就屡作颂扬，称为“古文之美者” 。他还特别提到一些不太为人注意的古文著作：“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 、穆天子传焉，汉武、飞燕内外传，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容不读。 ”1（270） 然而，相对于秦汉古文，长野确更为欣赏的仍是唐宋古文，尤以八家为
8、最。他认为韩、柳、欧、苏等八家文， “已为千载之宗师” ，后世学文者， “不得不依其法” 。长氏对八家的称颂不吝赞词，认为他们的部分篇章完全可与司马之文相匹肩，而毫无惭色。他例举柳子厚段太尉逸事 ，谓“咄咄如生，与马迁相上下” ，又说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 “与马迁相上下，范晔、陈寿皆不能及也” 。 八家之中，长氏极崇韩、柳、欧、苏四公，他以“法度”为线索认真准确地分析了他们各自古文的特点： 光明正大，法度森严，而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如韩文公焉；纵心姿腕，篇法政严，序次详备，丽句层出，愈多而愈不乱，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闲暇，词意醇厚，气调员美，莫如欧阳公焉；纵横排奡，才锋俊伟，奇奇怪怪，
9、不与法期而与之合，莫如苏文忠焉。1（258） 韩愈之文以法度谨严又浑浩流转为特征，苏洵上欧阳内5翰第一书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 视。 ”2（122）柳宗元之文则篇法严谨，又不露痕迹，名章警句，迭出不穷。欧阳修之文，纡余委曲，说尽事理，苏洵赞云：“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2（122）东坡为文，则“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3（333） 。长野确的评析可以说十分准确地把握“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的特点4（1165
10、） 。 长野确虽然主张论文应不拘世代，但在具体论文实践中，却难免自相矛盾。典型如对宋以后散文的评价，长野确认为古文之佳者大体在宋前，元明清即便有名家一二，整体却每况愈下。他论列元好问、赵孟頫、杨维桢等元代“有文名者”十余家后，谓其只可比之于“宋之小家数” 。紧接着他说：“至明文运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仿佛宋人，独王阳明可与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1（277?278）可见，长氏认为元文为宋与明之间的一个低谷，但是明文虽较元文为长，却不足与宋文并辔：明人务求胜宋人，然其学术文章，曾不能仿佛宋人，大抵宋人能自为一家，不肯蹈袭前人。明人好剽窃古人，是其胆识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长于考据，指摘前人之谬
11、误，旁引博证，往往中其肯綮，然短于著作，其不及明人，犹明之于宋也。1（290?291） 明文不及宋，而清文不及明，更遑论宋文。长氏此说并非一家之见，认为文章随气运代降恰恰是中国古人常弹之调。这与其“前人不必胜后6人”的进步主张是相龃龉矛盾的。 长野确认为明人古文之所以落下一乘最主要的原因是“剽窃”：“明人所谓古文皆第剽窃古语耳，至其法度神妙，则未尝梦见。 ”他举出明中期前后七子之领军人物为例： 何、李、李、王之诗文，譬犹剧场中正末净丑戏子之语言，模拟文饰太过，强笑强哭，毫无神气，故乍读之可喜，再读之使人羞赧。 明李于麟、王元美剽窃古语，以为古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结构，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结构合古法
12、，虽用俗语，不害为古。1（283） 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倡“文必秦汉” ，目的虽在矫台阁茶陵之弊，但他们盲目崇古，作文时又难脱以摹拟代创造的窠臼。此后的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把复古风推向更高潮，创作上比前七子更死板地模仿古人。 长野确虽深抉明文剽拟之弊，并以何、李、李、王为矢的激烈排击，但他并非完全否定明文。他 说：“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阳明焉。遣言措意，纵 横开阖，靡不如意；方正学、徐文长，亦恢恢乎疾驰矣；简洁雅驯，莫如刘青田；富赡雄伟，莫如宋景濂。”1（278）列举明文之善者数人，而其中对王守仁之文更击节不止，屡作称赏。谓：“从前论明文者，未尝及王阳明。余读阳明文录 ，纵横俊伟，出入高下
13、，靡不如意。 ”1（278）他甚至认为王阳明是衰弊的明文中唯一堪“与宋大家比肩而立”者。的确，王阳明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独抒胸臆。他的思想与文章，对唐宋派和公安派有直接影响，在清初评价很高，但桐城兴起后，则多受冷落。长氏以其文为明文之“佳”者，可谓巨眼。 7相较明文之弊在“剽” ，清文则病于“细” 。 “清人之文，能入细而不能为大。秦汉古文，大抵粗枝大叶之文，气骨雄壮，豪荡不羁，所以为高也。清人之文，唯于枝叶上粉泽，是所以不及也。 ”1（285?286） 二、关于中国散文的本体与创作 松阴快谈中长野确最着力之处，是对散文本体、创作方法及入门途径等的探讨。其中很多精见可以与中国古代文论相为参观，
14、也对现今的散文创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首先，强调“文有四法” 、 “法与我一” 。长野确认为散文创作必须明知文法， “作文如用兵” ，学文者须“先学字法、句法、章法、篇法” ，犹如学诗者“先学平仄，排比句法、韵脚也” 。他称引本邦太宰德夫文论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则不成文矣。 ”1（252）又说： 文欲雅健而婉曲，此用工夫在字法与句法。又欲气脉流贯，而变化曲折，不支离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与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欲省而不欲增。曲则有味，省则不弱。作篇欲前面伏后面，前段生后段，枝叶相生，则自然活泼不死矣。1（291
15、） 拈出四法，以为作文之规矩，这不仅令初学者有径可循，也道出古文关键所在。 长氏谆谆突出四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针对日本当时文坛现状而发。他曾屡次批判本邦文人创作、论者论文，均未尝知法。他说：“邦人论文者，大抵知字法与句法而已，未尝知有篇法也。论文及篇法者，独太8宰德夫而已。然择而不精，语而不详。 ”1（270）又说：“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 ”即便是以荻生徂徕为首的古文辞派也存在着相同的缺陷， “所作 犹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况他人乎？”1（252?253）长氏最后指出忽略字法、句法，尚是小疵，至失篇法，则“安在其为文哉”？由此可见，四法当中，长野确以篇法为最关键。 长野确还以唐宋
16、大家为例，具体阐明“法”的重要性。韩昌黎“法度森严” ，柳子厚“篇法政严” ，欧阳永叔“法度闲暇” ， 苏子瞻“不与法期而与之合” 。又说：“韩学孟，欧学韩，终不见其蹊径，张无垢所谓欛柄入手，开导之际，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途同归。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韩、欧、苏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结构尔，不可求同于字句之末矣。 ”1（259）明了法的重要性之后，关键在如何得法，长野确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即求之经典：孟、庄、左、史、韩、柳、欧、苏。“欲知议论文法，且试读孟子 、 庄子 ；欲知叙事之法，且试读左传 、 史记 。反覆以索其结构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须多辩也。 ”1（260） 尤为可贵的是，长野
17、确虽强调“法”之重要，却不为所缚，指出应当“法与我一” ，堪称卓识。他认为若要“变化纵横，出奇无穷” ，则出于“天资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 “文法甚严且明”但“本无定法” 。的确，为文虽须心中有法，但决不可为法所限，否则行文拘谨，“笔端窘束，气脉不贯” 。但如果完全无视法度，又“愦焉自放” ，易“叙次错置，前后支离” ，故必使“法与我一，不与之期而合” ，浑化无迹，才堪称“善文” 。 其次，强调“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 。法的强调是为文的9方法论层面，它并非终极目标，立意才是根本。 “文以达意为主” ，长野确认为意、气、辞是文的三要素： 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为奴，是千古不易之
18、定论也。造语虽巧，而气脉不贯，主意不明，是奴婢强而主辅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能为奴婢役使，斯可谓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气弱，将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1（254） 以主奴关系类比“意” “气” “辞”三者关系，贴切准确。事实上，“文以意为主”是古代辞章家们反复阐明的论题。晚唐时杜牧就有过类似的表达，他在答庄充书中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 ”5（182）其实三者之中，长野确对“气”的强调也是十分着力，他认为气脉通贯，则言无不宜，而文之强弱也根柢于此。为此他引述了魏曹丕“文气”论与唐韩愈“气盛言宜”说，并称誉为“千古之确论” 、 “作文之要诀” 。 对于“气” 、 “
19、辞”二者关系，长野确给予了更多关注。 “文之强弱，在气而不在辞，世有以艰涩为强，以平易为弱者。东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麟之文，艰涩隐晦，然孰强孰弱，孰优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 ”1（255）然而，语辞与气脉还须与法度相结合，才称完美。“造语雅驯，一气流贯，纵横驰骋，不失法度，乃称作手。 ”设若只是造语精巧，但“气脉不贯” ，则如“剪彩之花，终无生气矣” ；另一方面，如果“纵横驰骋，无规矩法度” ，也只是“风颠汉之絮语，岂成言语哉”1（270） 。可见，三者间相辅相成，方能铸就宏文。 具体到创作中，长野确主张“一气呵成” ，融化诸法而无断续之痕，10反对铢积寸累、惨淡经营。他说：“作文须
20、一笔写去，首尾粲然而后稍加添删，则自然有活泼流动之气，若铢积寸累，则死气满纸，使读者厌倦思睡也。 ”1（256）他还将之比喻为人的躯体，四肢百骸作用各异，有流贯全身的“气”从中斡旋，才能生活运动。文章也是如此，虽然有抑扬、开阖、操纵、起伏、回抱、接初等种种方法，但唯有以“气”贯之才能生动。可见，长野确虽然强调文法，然而他所说的法是不与“气”相违背的“法” ，法虽然于文至关重要，却不能为法而法。作文最关键在于气脉充盈，一气流转。 当然，强调“意”主“气”辅“辞”奴，并不表示长野确忽略语辞在文章中的作用。长氏对语辞的讨论着墨亦多，并体现出初步的辨体意识。一方面，他认为“文体已异，语气自别” ，语辞
21、随体裁的不同而各异。“有经语，有史语，有小说家之语，有语录随笔之语，论记序书尺牍之类，文体已异，语气自别，断断不可混用也。 ”1（255）又说：“有套语，有歇后之语，用之诗、尺牍小文辞，犹可也。至作文议论大文章，则必不可用也。 ”1（255?256）另一方面，长氏由此生发，强调“辨体”之为急务。他批评陋儒不能辨文体，粗心读书，见中国人或用俗语、或用套语、或用歇后语，不辨古今，不问文体，以为文章都是如此，也肆意模仿，随处乱用。他主张“文体之不同，犹画工之于草木禽兽，各别体也” 。所以学习作文的人，辨体是首要之急务。 再次，强调创作须“学” 、 “悟”结合。其一，涵咏经典、师友切磋相结合。 “法”为文之干，欲立此干，学习为文，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无非是从前贤经典、时彦师友两方面汲取养分。长氏说：“诗法易认，文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