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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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诸暨: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文革期间,浙江诸暨发生过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一起是 1968 年,发生在诸暨县新壁公社的“反共特卫大队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 A 号 57 支队”反革命集团案,牵涉到 8 个公社,3 个单位,63 人;一起是 1969 年安平公社、和济公社的一起名为“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反革命集团案,先后涉及 11 个公社 51 个大队和单位,391 人,其中公开隔离审查 138 人,未公开审查的 253 人,审查中程度不同被吊、打的 105 人,拘留审查 4 人,自杀 2 人。两起案子,不但都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假案,而且都是威胁诱套、逼供刑讯、屈打成招的冤案。 大案

2、一 1968:“反共特卫大队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 A 号 57 支队”反革命集团案 1968 年 12 月 2 日,诸暨县新壁公社红桥大队新塘沿村茅有才,早年因偷窃被劳动教养过,在村里名声不大好,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出了他写“大队干部茅土木是漏划地主”尚未贴出的大字报,大队干部说他“整干部黑材料,情节严重” 。当时,茅有才十分恐惧,怕被报复,但又不服,想向上控告,并想同刚结识的董村公社下董大队的理发师章仁田(堂弟茅有德的娘舅)一起商量。 当天晚上,茅有才和茅有德到了下董大队,由于章仁田也犯过一些错,当时是个重点批斗对象,正在外大队游斗,没碰上。茅有才怕私自外出被本大队的人发觉,故在那日后半夜(即

3、 3 日凌晨四时左右)想离2开下董大队回家,这样可以赶上次日上午出工时间。不料刚出下董大队村口,被下董大队值夜的民兵章大春、章祥山发觉。茅有才怕被捉住,就对茅有德说:“他们来问你,只说你一个人好了。 ”自己立即逃跑。章祥山等两人抓住了茅有德,进行了审问,问他:“逃跑的是谁?你是来做什么的?”茅有德神情慌张,说了“逃跑的是不认识的” ,又说“是钱家坞人” ,说自己是“到舅舅这里来剃头的”等假话。章大春两人听他说话自相矛盾,将他带到民兵室。天亮后,章大春把情况报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章丙健(抗美援朝时参军,二等残废,1953 年转业到供销社,后回村任合作社干部) 。章丙健认为,章仁田犯过错误,曾外流

4、上海、南京以及新塘沿等地。现在,茅有德为什么要黑夜来?其中一人为什么要逃跑?茅有德为什么要说假话?心中感到怀疑。于是,他马上赶到民兵室,抓住了茅有德的头发说:“你来剃头,为什么不剃头?逃跑的人是谁?”当茅有德说出了逃跑的是他堂兄茅有才时,章丙健更是怀疑,说:“你们是来搞反革命串联的,你们到章仁田这里来搞什么勾结?你们参加反动组织?”等,进行一连串的逼问。责令茅有德写出书面交代。早饭后,章丙健将上述情况立即电告新壁公社。公社接听电话的那位干部说:“茅有才是个批斗对象。至于茅有德这个人,你们可以派人将他带回新塘沿。 ” 大约上午 9 时,章丙健回到民兵室,看到茅有德写了“茅有才劳动教养过 3 年,

5、不久前勾结了娘舅,我也被他勾结了,我对不起毛主席,茅有才要我参加组织,是什么组织我不知道”等交代,就没有将他送回去。章丙健就回想起两三个月前,新胜公社兰田头大队曾来董村公社花3厅大队调查过“反共特工大队”反革命集团(这个事件发生于 1964 年,当时经公安局调查属假案)的有关情况。于是,就对茅有德进行“指供探讯” ,说:“你参加什么反动组织?你是不是参加反共特工大队?你要老实交代”等,进行逼问,并责令茅有德继续作书面交代。整个上午,到民兵室来往的人很多,对茅有德进行了各种威胁。有的说“不老实交代坐老虎凳” ,也有的拿出绳子一甩,说“不交代马上吊起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16 岁的茅有德恐惧万分

6、,感到没有这件事,不好承认,特别是“反共”两字性质严重,但又感到不承认又要吃眼前亏,于是就去掉“反共”两字,被迫承认是“特卫大队” (当时是他把“工”字误写成为“卫”字) 。 新壁公社接到电话后,当即告诉了在公社开教育革命会议的红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黄水土。黄立即回队,同大队革委会主任董立志二人,骑自行车于 3 日中午到了下董大队,与章丙健一起,看了茅有德的交代书。在交代书中有“他(茅有才)拉我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名称叫特卫大队”一段。董立志看到这个组织名称后,联想起在几个月前,他参加贫宣队进驻联合大队时,新胜公社兰田大队曾给联合大队一封有关“联合大队某某某曾去江西,有参加反共特工大队可疑”的

7、信。当即把章丙健叫到门外说:“这个组织是个反动组织,要好好审查。 ”后就对茅有德施加压力,进行逼供信,说“你这特卫大队上面,还有两个字剩掉,你要老实交代,交代了我们自行车带你回去,不交代你也不用想回去了”等,并一再催促。过了不少时候,茅有德经过咬笔抓头等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特卫大队”的上面,被迫写上“反共”4两字,变成了“反共特卫大队” 。由于茅有德的交代材料已经改得糊里糊涂,又叫他重新抄了一份之后,就把茅有德当天带回红桥大队新塘沿,与茅有才在同一天进行了隔离审查。 这样,茅有德、茅有才兄弟俩就在自己大队隔离审查,群专(即“群众专政” ,下同)人员特别是董立志,先后多次对茅有德威胁说“

8、不交代要吃生活,交代了就没问题” 。同时,出了一连串的题目进行追问:“你这样小的年纪参加反动组织,头头是谁?组织何时成立?何时开过什么会?哪里开的?怎样分组?活动经费哪里来?你拿到过多少报酬?”等等。在这样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套供下,茅有德被逼交代了所谓“参加反共特卫大队”组织,是娘舅章仁田介绍到茅有才这里来的。10月 10 日晚上开会成立这个组织,会后,茅有才叫送信给章仁田,要章仁田他们 10 月 13 日晚上到新塘沿开会。10 月 13 日章仁田、章得田、章得水(以上是三兄弟) 、邹义伟四个人来的,茅有才主持会议,分配任务,活动分 5 个组,每人发粮票 2 斤,每组发 3 元钱等等,同时交

9、代出所谓“集团成员”的名单 17 人,分成 5 个组。 大队造反派对茅有才的隔离审查更是从严,多次毒打,直至不许吃饭,并以所谓“茅有德已经全部交代了,证据确凿。你再不交代,后果自负” 。反复的刑讯逼供,茅有才就在 12 月 5 日、6 日这两日,编造事实,写出了所谓参加的反动组织名称叫“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 57 支队,本人担任新立组副组长爱斯号”的供词;还假供了“董村公社最大负责人是涂成信,其次是邹义伟、章仁田、涂臣山、涂利忠” 。说“5 月间有叶再复动员我加入,到邹义伟这里去报名”等等,并交代参加的还有璜5山王家龙、王鑫仁,石壁东蔡余林生,直埠武三木,会议桥余金学等,以及本生产队另外 4 人

10、。 茅有才在 6 日被迫编造了上述案情后,自感对不起贫下中农,于是立即又写了“其交代全部是在刑讯逼供下伪造的”为内容的告全大队贫下中农公开信 ,放在桌上,后半夜越窗潜逃。后被县群专抓住,于同月 8 日,由新壁公社从诸暨县群专提回严加隔离 这起案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牵涉到 8 个公社、3 个单位、63 人,被隔离的 33 人,其中由诸暨县群专隔离的有 8 人,隔离时间最长的达 200 多天,一般的在 10 天左右。这起案件,虽然没有死人,但已经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家无宁日了。而且,仅仅时隔 8 个月,同是在诸暨,再次发生了更为惊世的大冤案。 大案二 1969:“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

11、反革命集团案 1969 年 8 月 18 日早上,诸暨县安平公社毛家甽大队洪林山(22 岁,下中农成分,共青团员,大队俱乐部负责人)在厕所解大便时,误用一张印有伟人像的资料去揩屁股,当即受到在场的本大队党员洪白禾的批评,但洪认为他又不是故意,何必大惊小怪,两人争吵起来。8 月 27 日大队开会,洪白禾向大队党支部洪玉胜汇报了洪林山的问题。会后,洪玉胜找洪林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9 月 4 日下午,洪玉胜向安平公社革委会曹佩荣讲起洪林山的问题,曹当即向正在召开的公社革委会成员会汇报了洪林山的问题,公社革委会当时认为洪林山不仅这次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平时也有谩骂干部、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又是去台湾

12、人员的家属,决定当天把洪搞来审查。当晚 9 时左右,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6殷大路、委员曹佩荣、曹则能三人去把洪林山捆绑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革委会主任周中生、武装部部长周一心、革委会副主任殷大路、委员曹佩荣等对其进行审讯,洪即承认了污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问题,并交代了一些其他错误。就在这个时候,公社曹佩荣同志恐吓他说:“毛家甽大队四清后期出现的两条反动标语(与假案无关)有你的份。洪林水(洪林山的堂哥)在台湾来过信,你有没有见过?你要老老实实交代。 ”当洪矢口否认这两个问题时,他们凶神恶煞大吼大叫,殷大路还大打出手,逼着他写交代。洪在百般无奈,做了假交代:“他曾和洪兴森、洪大奎、洪学工、洪白木、洪申

13、府、洪道成、施铁志等 8 人一起策划,写过反动标语。堂哥洪林水在 1948 年从台湾来过一封信。 ”当时,公社革委会少数人不加分析研究,就对这个假交代信以为真,如获至宝,连夜派出几十个群专人员以“刮红色台风”为名,将洪所供的 7 个人统统绑到公社。研究后,认为 3 人以上一起作案就是“集团” ,本人交代就可“定案” 。并在 9 月 5 日召开的“安平公社造反派组织完成历史使命大会”上,把洪林山等 7 人都挂上“反革命集团犯”牌子上台示众,会后分别进行隔离审查。在审查中,大搞逼、供、信,洪林山承认有“反革命集团” (指“写反动标语”的集团) ,总负责人是洪兴森、洪学工。公社革委会因此认为:洪兴森

14、是集团核心人物,要作为重点审查。 9 月 12 日,曹佩荣、齐玉林(公社革委会委员) 、齐成方、陈飞天等人去审讯隔离在天车罗大队的贫农洪兴森,审不出就逼,逼不出就指供、诱供、套供,这样,洪兴森就假交代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的反革命组织的名称、集团人员代号(101-107)反革命联络暗号和7纪律等问题,进而又按口供继续抓人,在审讯中继续搞了逼、指、诱、套供,使之发展到有什么枪支弹药、电台、经费,妄图炸毁石壁水库(当地的一个中型水库) 、抢劫供销社、杀害干部等等。期间,还在洪兴森家中查到了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朱砂任挺”4 个字的落款,当时他们用主观判断,把“朱砂”解释为“定心” , “

15、任”是任宏科(余杭县人,在 1961 年外流江西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刑劳改,曾与安平公社陈村外流妇女王玉珍搞过两性关系,从王、任挂到洪兴森) , “挺”是“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 。由此确定洪兴森是任宏科封在诸暨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直到后来查明, “朱砂”是诸暨县视北公社的“朱砂”大队, “任挺”是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该照片是任在 1962 年外流江西与洪兴森相识时送他的。公社革委会从逼、供、信中所获得的情况,不加调查分析,先后连续向县五次书面和口头报告了所谓战果,并提出拘留集团首犯的名单和要求,而县里也信以为真,不加调查研究,不加分析,即于 10 月 18日批准拘留所谓集团首犯洪兴森、洪大奎、

16、洪学工、洪道成等 4 人,并在一次全社性的对敌斗争大会上由县里派人去公开宣布拘留和讲话、表态,会后还在由 40 余人参加的一次干部会上肯定他们的所谓“成绩” 。这样安平公社抓来关押的已经达 52 人(贫下中农 27 人、共产党员 4 人、大队革委会委员 5 人、地主子女及有历史问题的 6 人、 “四类分子”10 人)。对不肯“交代”的人员又大搞吊、打、跪,甚至老虎凳等刑罚,迫使他们承认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抓关的人员中,曾担任过生产大队长的沈军良,受不了折磨,于同年 10 月 11 日晚上上吊自杀;金力水于同年 11月 22 日晚上服毒自杀;社员洪祥瑞于同年 10 月 23 日用菜刀在自己头部8砍

17、了数刀,自杀未遂;有数人至今身体仍有影响。毛家甽大队 180 户人家抓到公社去隔离审查的就有 25 人,涉及而未公开审查的多达 62 人,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就在这一年 9 月中旬,安平公社以“反革命集团”罪抓人的消息传到邻近的和济公社后,和济公社革委会有的领导成员认为安平等友邻公社都发现了“反革命集团” ,他们和济不可能是真空。正在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安平公社告知“反革命集团”已涉及和济公社的红马墩大队,于是,他们立即派出公社党委委员边国方、公社革委会委员袁济生两人去安平公社了解案情和查阅交代材料,在洪兴森的交代中看到:红马墩大队沈小峰是反革命集团“联络员” ,并提到“洪兴森与该大队袁思

18、杰、袁春瑜、袁地火三人关系密切,有事常通过沈小峰与他联络,洪兴森再会同 101 商量”等。回来即与公社党委副书记董初建作了汇报和研究,当时他们忙于筹建公社党委,决定先观察几天,但由于已经怀疑这些人在参加反革命活动,对他们的行动,处处存有怀疑,所以越观察就越像是反革命。数天后,有人传说安平公社这个反革命集团 10 月 1 日要暴动,要炸毁石壁水库,要杀害干部,若是阴谋得逞,损失不堪设想。在 9 月19 日下午由公社党委副书记袁沙木、委员边国方、张志坚,公社革委会委员袁济生、孙大丰等人参加的会议上,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当即决定先把沈小峰、袁思杰两人秘密抓起来隔离审查,当晚就将孙、袁

19、两人抓进公社,马上对他们又逼又诱,被迫承认参加“反革命集团”和发展反革命成员。那天,公社党委副书记董初建刚从绍兴开会回来,听了汇报,看了“交代” ,不加认真分析,就信以为真,积极9支持并亲自主持审查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还成立了边国方、孙大丰、袁济生三人参加的专案组,确定公社党委委员袁福生去红马墩大队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其间,他们错误地用逼供信的方法搞口供材料,搞到口供材料后,又不深入调查研究,盲目凭口供抓人。同时,还叫所谓交代态度好的杨九君到许多大队去参加“大会游说交代” ,欺骗了不少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抓进公社隔离审查的就达 53人(其中贫下中农和基本群众 50 人、

20、“四类分子”3 人) ,红马墩一个大队就抓了 18 人。贫农袁浩天一家父子 3 人,2 个儿子都是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也被误认为反革命而关押审查。和济公社党委、革委会部分领导成员和群专人员,专门派人从山上砍来毛竹做成宽厚的竹片作为打人工具,为了追查所谓“反革命武器”和“活动经费” ,对少数人做了“猢狲捧桃” “老鹰扑天飞” “盘练踏杠”等残酷刑罚,有的当时打得昏死过去,社员袁文井当时就被打得尿屎流出,社员袁代荣打得浑身鲜血直流,至今还跷脚。 当县委发现案子有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情况后,立即作了研究,果断地派出调查组,制止了错误做法,绝大多数被隔离审查人员释放回家。根据调查所获情况证明是假案后,县委领

21、导又带领调查组到案发地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教训。对那些犯下严重错误的办案人员,作了严肃的处理,并分别在全委扩大会上及受害者学习班上作了深刻检查,当众烧毁了大部分假材料,分别到一些受害者家中赔礼道歉,听取批评。一方面召开“平反大会” ,一方面做好经济上赔偿损失的工作。在经济赔偿中原则上做到: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的工10分全部赔偿, “四类分子”中为假案被隔离审查的误工分也作了适当的解决;为这起假案虽未被抓关,但被弄去参加学习班受审查写交代的人员的误工全部赔偿;被查抄所损失的物资,有物退物,无物的照价赔偿;被殴打成伤的治疗医药费按原发票报销,其误工适当解决。其赔偿损失的经费一般都有所在大队自己解决,对于受害人数最多的大队群众负担比较重,国家拨款帮助解决,及时挽回了影响。 (作者为浙江省诸暨市中共诸暨历史编写组成员) (责任编辑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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