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转型社会生态视角下的近代法国激进民主主义崛起摘要：激进民主主义在法国社会转型期的崛起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法国的历史进程，而且也为人们对现代化过程中一种共性现象的把握提供了典型个案。应该说，激进民主主义与重农学派、立宪主义等思潮一样，都是作为应对当时法国社会转型困境的特定方案而面世的，而它能在与其他思潮激烈竞争的过程中最终胜出，成为左右法国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则是当时法国特殊的“转型社会生态”影响的结果。在现代化进程中，只有按照市场经济内在要求努力改善“转型社会生态” ，才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激进主义的发展空间，有效防范激进主义运动在转型社会被激活的风险。 关键词：法国现代化；激进民主主义；转型社会生
2、态；政治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D0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130?07 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的构造是将分散的权力集中，并对集中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双向过程。权力的过分集中乃至于走向专断是法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顽疾。纵观法国社会转型史，我们能够看到法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没能摆脱专断权力的桎梏，反在绝对主义王权的掣肘之下为社会平添苦楚。旧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利益交织、恶性互动是法国社会转型期间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就此看来，法国转型社会涌现出的2诸如重农学派、立宪主义、激进民主主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体系，不过是针对环境危机的种种应对方式，它们中的每一种都试图
3、为变迁中的法国提供出路。然而，这场竞争最终结果是激进民主主义力克对手，一跃而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 站在现代化发展的“大历史”高度来看，激进民主主义所呈现出的激进性并不孤立。激进主义总是在后发展国家中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复活，并且无一例外地如同法国大革命一般，加剧了所在国家的转型阵痛与现代化发展的难度。就此而言，如何摆脱激进主义的阴影便成为“后发”国家面临的一个普遍课题。因此，对法国大革命中激进民主主义崛起个案做出再解读，就具有了一种我们时代的意义。应该说，激进主义运动在社会转型困境中的崛起，有着包括时代认知方法在内的一系列背景，而我们在这里的讨论则主要从“转型社会生态”这一视角出发，揭示此两者
4、间互动生成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若干思考。所谓转型社会转型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借鉴了生态学的方法论基础，意指由于转型所形成的特殊性社会环境。按照生态学的观点来看，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的产生，是其所处环境塑造和选择的结果。 一、转型困境：旧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畸形共生 在 18 世纪，法国的市场经济取得显著进步。就国内贸易来说， “一百年来工商业已大为发展。就贸易价值而论，法国仅次于英国”1（9?10） 。国际贸易的发展则更为迅速， “它的外贸在 17201780 年间增长了四倍”2（72） 。几乎同时，法国的“财政收入飙升到超过 1 亿”“国民收入也在以更高的速度增长着” 。3（1）市场经济的蓬勃发
5、展、3全国性行政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公共设施建设的广泛进行，这一切似乎都意味着法国社会已经渐入佳境、即将走向进一步发展。 然而，与此同时，绝对主义君主制与等级制依然作为法国旧制度的显要标志而存在。绝对主义君主制是在与贵族持续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专制的、管理性的君主制从亨利四世统治时期开始形成，到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鼎盛，并持续于整个 18 世纪”4（48） 。至少在理论上，这种君主制度认定国王可以乾纲独断、不受制约地裁决军国大事。与此同时，尽管绝对主义君权的兴起与僧俗贵族地位的衰落是一体两面，但是，法国君主制仍然与贵族制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现，
6、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2（26） 。这就意味着，法国君主在把贵族从公共权力驱逐出去的同时，却小心翼翼地维护社会的等级体系，并将其视为旧制度的基础。 法国的市场经济便在绝对主义君主制和等级制所构成的制度环境中发展，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活力，而且扭曲了它的发展方向。在旧制度下，市场经济并没有实现与社会稳定之间的良性互动，反而与专断的君主权力、贵族的封建特权相互勾结、彼此呼应。市场经济由此催化了社会矛盾的积聚，这比较有代表性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特权与市场的结合导致农民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就革命前的法国农业来说，它已然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古时代的自给自足经
7、济。诸如谷物生产、葡萄酒生产等项目越来越深地卷入到市场经济大潮之中。然而，伴随着农业的市场化，并没有随之出现农村生产技术的革新、生4产方式的变更与社会结构的改组。法国农业市场化的基本模式是， “法国贵族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并用封建的手段榨取更多的产品，然后贵族再把这些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售”5（36） 。不仅如此，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这导致居乡贵族财富大面积缩水6（238?239） ，进而刺激他们加强利用手中残余的封建权力榨取农民所得。这就表明，在旧制度中，法国农业的市场经济发展与贵族的传统领主权力实现了联合，这种联合的结果就是农民要承受市场经济与领主特权的双重压迫。而这又
8、随着贵族经济状况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进一步恶化而加剧， “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2（75） 。 第二，资本与权贵勾连加剧官僚腐化。将卖官鬻爵作为一种特殊制度固定下来是在 17 世纪，这一时期也是法国绝对主义君主制发展、巩固和市场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在此背景之中，官职买卖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复杂的社会影响。对于君主来说，官职买卖不仅可以缓解财政压力，而且可以吸纳新生社会力量用以巩固王权。就官职消费者而言，也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来说，购买官职可以有效地提升社会地位，并且获得利用旧制度的权力体系扩大和保障自
9、身利益的机会。故而，官职在 17、18 世纪的法国被看作“私人财产” 、购买官职被认为是能带来稳定回报的“长期投资”7（70） 。国家权力的商品化和市场经济的政治化，或者说权贵与资本的联姻是法国社会旧制度的一大特征，这种特征将前现代的政治因素和现代社会的经济因素进行了某种畸形的混合。5“官位的出售集中体现了这种商品化和前商品化制度的混合特征，并且显示出企图把它们调和起来的倾向”5（45） 。 作为这种混合的结果，国家权力、官僚政治体系被视为个人牟利的工具，官吏们热衷于“利用他们的职务向国王臣民勒索金钱”8（281） 。与此同时，新生社会力量由于通过买卖官职进入既得利益集团，构成特权俱乐部中的一
10、员，他们“狂热地把统治者的气派、傲慢和偏见接受下来”9（39） 。英国社会转型中形成市场经济化的新贵族，而法国则将市场经济得利者转化为穿袍贵族，这种差别对两国政治的最终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市场经济在法国旧制度下的发展与影响，显然并非经济发展导致新生社会力量，从而要求全新社会体制这么简单。在法国，市场经济发展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意味着对旧制度束缚的反抗与突破；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部分受益者被旧体制吸纳，进而成为既得利益的一分子，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反对旧体制作出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积极改革。由此，市场经济与旧制度的纠结在转型时代的法国造成了复杂的社会影响和独特的转型困
11、境，法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种政治价值选择都不过是对这种困境压力下的不同回应。二、转型困境下的多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 面对专断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恶性互动的困局，法国社会也曾出现多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重农学派试图运用专断权力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这无疑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它并没有意识到专断权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生俱来的危害性。立宪主义倡导限制王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然触及到6核心问题，然而，法国转型社会的特殊环境使之得不到来自中上层精英的支持，最终悲剧性地成为发动具有反王权，也反市场经济倾向的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的导火线。令人扼腕的是，激进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气质决定了，它希翼的只是把专断权力从国王那里夺过
12、来并为中下层平民造福，而没有意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专断权力本身就是一种无可救赎的恶。重农学派试图将市场经济发展与专断王权相互调和，代表了体制内政治价值体系重塑的努力。重农学派一方面将政治价值目标指向颇具市场经济色彩的经济繁荣，而另一方面却将实现目标的动力寄托在旧制度专断的君主权力身上。他们在政治权力使用上并不信奉全能，然而，在权力授予观念上却再次滑向旧制度所崇尚的绝对权力观念。他们希望“那些已经干下坏事的权力，正好足以用来消灭坏事”3（13?14） 。作为重农学派理论与实践上的代表杜尔哥，他所领导改革的失败，在事实上表明重农学派所勾勒的政治道路在当时法国的空幻色彩。这是因为，这种政治路径选择一方
13、面极大地忽视了由市场经济获利上层和特权阶级所构成的既得利益集团阻力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对具有专断色彩的王权给予太大希望，而专断王权最终却抛弃了重农学派自身。 孟德斯鸠所倡导的立宪主义代表了另外一种努力方向，这就是试图从市场经济获利者和市场经济化的贵族联合着手，通过限制专断王权，从而实现政治更新。这种政治价值体系选择以政治自由为目标，在实践上推崇立宪君主制度。这一政治主张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并不看重权力授予和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权力的制7衡问题上，进而提出分权主张。在大革命初期，君主立宪派在部分意义上体现了这种政治主张。然而，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认为的那样，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
14、观念潮流和人民的行为潮流结合的产物10（1） 。立宪主义思想所体现出的温和性和精英性很难得到长期受到压抑、怨恨不断积累的底层民众的真正认同，它最多只能充当后者主导的革命中的早期同路人。1792 年 8 月 10 日起义在事实上彻底结束了由立宪主义主导法国社会转型的可能。 以卢梭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是底层民众长期受剥削、受歧视后，所激发出的具有对抗特权、仇视等级、批判传统的心意表达，它最终在与重农主义、立宪主义的竞争中获胜，并成功地主导了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激进民主主义渴望通过割断与传统的联系，根据抽象的法则全面改造社会，从而实现他们所勾勒的绝对平等的社会理想。 “法国大革命的全部激进性、彻底
15、性都不过是这种绝对平等观的派生特征”11（104） 。然而，在将平等绝对化、抽象化付诸实践之时，激进民主主义所依赖的不能不是专断的无限权力，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对旧制度及其无限权力做出革命性的清算与批判。结果，人们悲剧性地发现，在对旧制度毫无保留地批判与痛斥中，在对新制度义无反顾地热衷与迷恋中，旧制度最需要加以割除的无限权力本身却悄然还魂了。 三、 “转型社会生态”与激进民主主义的胜出 追求绝对平等、主张颠覆传统的激进民主主义为什么能够在多种政治价值体系竞争中胜出，既往研究者多是从思想史发展的内在理路着眼，从而勾勒出从卢梭到罗伯斯庇尔的发展链条12， 13。然而，这种解释8框架固然有道理，但却不足
16、以说明为何激进民主主义能够在当时社会得到大范围强烈共鸣。与重农主义和立宪主义相比较而言，激进民主主义的“比较优势”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跳出思想逻辑的推演而进入到用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观察。这也就是说，需要我们对政治思想赖以产生、得以发挥影响的社会环境加以考察。正是政治思想与特定“社会生态”交互影响，才造成了激进民主主义得以发酵膨胀，最终得以胜出的基础与条件。从转型社会生态角度着眼，我们不难发现，法国革命走上激进道路并不偶然： 第一，走向寄生性与封闭性的等级体制激化法国社会矛盾，加深转型社会苦难，从而夸张性地放大了平等的价值与意义。 历史地来看，贵族的特权是与贵族所承担的
17、社会功能相匹配的，然而，自卡佩王朝以来，通过历代法国君主的持续努力贵族手中的公共权力被渐次褫夺。到了旧制度末期，贵族阶层在整体上已然丧失公共社会功能，且日益蜕化为寄生阶层。但是，贵族阶层却依然享有特权与利益，旧制度下的法国人依然被严格区分为三个等级， “他们之间的严格界限须臾不得逾越”14（111） 。这种等级的划分不仅因为约定俗成而成为“王国的基本法律”4（8） ，并且得到专断君主的支持和维护。这造成旧制度下的法国出现了“贵族与其无用的程度成正比例。门第与闲暇使他们具有各种特权”1（1）的怪诞局面。然而，由于贵族不再承担社会功能，他们所要享有的特权也就丧失了合理性。不仅如此，当贵族不再履行社
18、会职责的时候， “贵族特权的分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15（72） 。 在法国社会转型期，面对社会情势9的沧海桑田，贵族并没有积极谋求自身角色转变，反而执拗地对抗着时代变迁。这种违背时代潮流的做法强化了贵族阶层的寄生性和封闭性，加剧社会阶层对立，从而激化社会矛盾。 首先，贵族阶层的寄生性日益增强，贵族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在旧制度之中，4000 个宫廷贵族一年的开销大体相当于政府每年预算的四分之一1（3） 。而散居各地的大量乡居贵族则试图通过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压榨与掠夺来抵御市场经济给他们造成的危机。乡居贵族的生活越发受到市场经济的侵蚀，他们就越“穷凶极恶地要求充分执
19、行所有传统的权 利”16（8） 。在旧制度末期，贵族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沦落为社会的寄生阶层，并且是底层民众生活逐步恶化的直接相关者。 其次，当贵族阶层愈来愈意识到自身特权地位的岌岌可危时， “他们在极端排外主义中寻找出路”9（81） 。法国贵族的排外性一方面表现为贵族阶层极力强调自己与第三等级的身份区别，从而使之“越来越像种 姓”15（235） 。贵族的倨傲与自以为是日益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另一方面，贵族阶层加强了对政治、教会和军事要职的垄断，从而阻碍纵向上升空间。1781 年以国王敕令方式规定，只有证明四代皆为贵族的条件下才能出任军官。与此同时，司法和宗教的高级职位也逐渐被贵族阶层所垄断16（
20、5） 。社会垂直流动的道路几乎都被堵塞，留给第三等级的晋升机会消失殆尽，旧制度中蕴含的不平等性表露无疑，而法国现代政治价值信念对平等的强烈渴望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一现象的反弹。当第三等逐渐认识到“既然所有的大门都被关上了” ，那么，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大门撞开”9（81）的时候，法国现代主流政治价值体系的激进10性便呼之欲出了。 法国贵族面对市场经济冲击与挑战，通过强调封建特权而日渐退缩为一个封闭小集团，将自身与底层民众尖锐对立起来。并且贵族在经济上， “抵制中产阶级的要求，力图阻止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的发 展”17（256） 。从而，我们能够看到，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在社会意识和社会阶层上形成“
21、贵族-第三等级”二元对立的哑铃型结构。而这种二元对立的社会阶层结构使得本就复杂的社会矛盾更为尖锐和极端，渴望绝对平等、全盘反传统的激进思潮就从这尖锐对立之中迸发而出。 第二，社会转型成本不成比例地转嫁到底层民众身上，寻仇情绪在社会底层累积，民众急切希望改变现状的情绪高涨。社会转型意味着原来社会生活、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化，这必然意味着利益结构的深层调整。这期间，由于新旧社会因素之间的碰撞和磨合产生一定的危机与压力作为转型成本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法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转型成本通过专断王权和特权体系不成比例地压在法国底层民众身上。 大革命前的法国，在经济上是繁荣的，然而，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法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实质改善，而这种情况在经济低落时期就更为突出和明显。就工资与消费价格来说， “17711789 年间的平均工资与 17261741 年间相比，仅仅增加 22%，相同期间内消费价格却上涨了 62%”18（22） 。这表明普通民众实际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是在下滑。生活必需品的匮乏与昂贵使得广大底层民众长期饱受生活的煎熬。作为承受这种苦难的社会结果，在大革命前的一个世纪之中，法国各大城市“一致受着这种骚动的威胁”19（25） 。占据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