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四清”亲历散记20 世纪的 1964 年至 1966 年，我参加了两次“四清”运动。那些时日，铺天盖地的政治运动连绵不断。我供职的某单位每次都“抽”我们几个最听话的人下乡参加搞运动。由于连年下乡，没有轮换，无任何补助，给我们生活造成极大困难，因为一旦下乡，个人就要带走全家生活费的三分之一。那时，工资普遍低，生活十分清苦。 1964 年 10 月，我被抽去参加“四清”工作团。当时传闻贵州是烂掉了的省，由中央各部委及其所属单位派了大批人马到贵州搞“四清” （传说是来夺贵州之权） 。初冬时节，中央、省、地、县参加“四清”的人员，全部集中在遵义市北庄集训。说是集训，实则是先“四清”贵州本土各级参加
2、“四清”运动的人员，所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每天天刚亮就吹哨起床出操，齐步、正步、跑步一小时后，听训政，听完，列队到食堂吃早餐。每天三餐都要排队听训政、唱歌后才进食堂。住宿是大通铺，中央来的人与贵州本地人员一比一夹杂着睡。夹在我右边的是一位军人，他每晚睡觉时都把五四式手枪塞在枕下，所以我一直睡不稳觉，怕他的枪走火。因为中央和地方的人员都要对口编队，我在的集训大队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宣传文化单位的。 “四清”设总团、分团、大队。大队下又分若干小队。我在的大队，记得有著名编剧陆柱国，名演员王晓棠、里波等人。我和陆柱国是一个小组，并同时担任记录，每天除要详细记录每个人的发言外，还要在中午和晚上及时将记
3、录整理写出两次简报。生2活非常紧张。集训期间， “四清”工作队的篮球队常与遵义地区的篮球队进行友谊赛。里波个子大，又爱打篮球，所以每次比赛他都是首发主力，因他早已名声在外，只要听说“四清”工作队篮球比赛，观众特多，这恐怕大半是想来近距离看名演员里波的。当时王晓棠怕人们认出她，每次出街都戴上口罩。怎奈那时人们刚看过神秘的旅伴电影，王晓棠还是躲不过人们的视线，于是“王晓棠来了”之声，一时传遍了黔北高原。这也表达了山区人民对真正的明星的真诚热爱。 我们大队集训的队员还有铜仁地区抽来的，有遵义地区桐梓县县级机关及其各区抽来的。在一个多月的集训中，有少部分的贵州队员经学习、交待祖宗三代历史，经最后审查不
4、合格而被遣送回原单位。当时的紧张气氛可见一斑。而那些被送回去的人员，在那种政治气候中，日子好不好过？可想而知。就以我单位参加集训的五位同仁而言，其中一位共产党员，因家庭出身地主，反复交待了两天，审查其三代历史后，才勉强过关。另一个也是共产党员，其父当过民国的副保长，也被折腾了一天半才过关。一个因解放前在上海虹桥某企业供过职，为一般职员，亦反复交待了一天半时间，查了三代，才算无事。一个是共青团员，少数民族，因其父被轮流当了一年甲长，也被“梳理”了一天。因我家祖祖辈辈均系务农，出身好，又是少数民族，参加工作早，剿过匪，加之与陆柱国先生同为记录员，所以在小组会上未被审查。 集训结束，我们大队（属遵义
5、分团）分到遵义县虾子区进行“四清”运动，我被分配在该区宝合公社接龙大队堰坎小队，还有桐梓县松坎的两个同仁，其中一个是区委副书记，担任小组长，系部队转业的北方人，3识字不多，写家信时，他口述，要我为之记录，记完念完给他听后才邮寄回家。那时，我兼大队的指导员。 “四清”工作队进村后，就分散住进事前派人摸底了解好的贫雇农家，并规定与贫雇农“四同” ，即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不能在贫雇农家吃肉。黔北地区多喜吃酸菜，进村后几乎餐餐吃酸菜下饭，才一个星期左右，特别是北京来的队员，便每晚在寒风起夜多次，有的痔疮发作。进村后的首要任务是：先摸清该生产队有多少户，其中，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佃中农、下中农
6、、贫农、雇农各多少户，共多少人口，其中，男女各多少，男女劳动力各多少。比历次人口普查还细致准确。其次，摸清该队有水牛黄牛各多少，役牛各多少。有多少匹马，其中役马多少。第三，摸清该队有多少亩田土（“四清”后期还拉绳一块一丘地丈量田地亩分，比民国时期编田亩还仔细，因此查出“黑田黑土”若干） 。第四，摸清该队有多少农具，犁、耙、挞谷斗、水车、晒席等各多少。以上这些就叫基本情况。每个生产队统计好后，交生产大队“四清”工作队，工作队将各生产队所报材料汇总后报公社“四清”工作队，公社汇总后报区“四清”工作队，区汇总后报县“四清”工作分团部。层层上报的这些“基本情况” ，可以说比历年来各生产队，各公社估算上
7、报的“神仙数”准确得多。 上述情况摸清后，就着手发动广大社员对生产小队和生产大队的队长、会计、记分员、保管员、支书进行检举揭发。揭发他们有没有资本主义思想和修正主义思想（当时绝大多数社员和队干及少数工作队员都4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有没有包产到户单干？是否有反革命行为？有无贪污、多吃多占？账目是否清楚，支出是否合理合法？一时间，整个农村都处在“山雨欲来”的紧张气氛中，不仅队干们成天提心吊胆，社员们的心情也很沉重。受过队干整治有苦无处诉的社员更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想：生产小队的干部都这么凶，北京和省里县里来的干部只怕更凶呢。人们不知这次“四清”运动要搞成什么名堂，是否要回到 1958年和 195
8、9 年那样，搞大兵团作战，搞大搬家，搞大食堂，收回自留地，不准养猪养羊养鸡养鸭？又要随便捆绑吊打人？又要捉鬼拿粮翻箱倒柜？这些日子，不仅队干和社员终日紧张， “四清”工作队员日子也不好过，这是因为，其一，当时中央先下发了一个“十六条” ，队员们刚认真学习领会，正在社员中宣传执行，忽然又来了个“三十条” 。这样一来，大家莫衷一是，更不知道哪些是刘少奇制定的？哪些是毛泽东制定的？其二，队员们本身也没有底， “四清”运动到底要搞出个什么道道来？可谓盲人行夜路瞎摸。其三，因上边朝令夕改，怕拿不准而在政治上和政策上犯错误。特别是贵州的队员，生怕被遣返回原单位。还有另一层，那就是贵州一些队员家庭负担重，经
9、济困难，子女上学无人辅导，一心挂两头。 数九寒冬，天上降下雪凝，工作队员们一边要发动群众，搜集材料，一边要与社员下地薅油菜和小麦，或挖荒地，或修水利，一早一晚还要为房东把缸里担满水，晚上还要召开社员会学习上级下发的文件。社员们劳累了一天，晚上不但要舂碓推磨，切、煮猪食喂猪，又要照料小孩5和生病的老人，已是累得不能再累了，可是由于恐惧，每晚都被迫参加开会。但在会上，你读你的文件，他们打他们的瞌睡，根本谈不上什么会议效果。对此，大家心里明白，却又不得不如此一夜复一夜地去做。特别是很多社员衣衫单薄，又无火烤，所以对开会十分反感，但都敢怒不敢言。 生活上，社员家尤其是贫雇农家本来家底很薄，每餐均用红薯
10、与白米或玉米面掺和煮吃，油水又少，所以十分艰苦。这时，工作队负责人本身也熬不住了，就作出决定：队员们仍分散住在贫雇农家，集中在工作队队部办伙食。这样，油水要多些，也可以吃肉，既减轻了贫雇农的压力，又改善了队员生活，大家就能集中精力批斗四不清队干。接龙大队的“四清”高潮就是批斗该大队的支书。批斗时，那阵势比解放初期斗争地主恶霸匪首还要猛烈，会场庄严，群情激奋。主持人喊一声：“把四不清的 XXX 押上来！”几个彪悍的民兵一手提着中正式步枪或汉阳枪，一手将五花大绑的姚姓支书推搡着押上斗争台。这时，不很整齐的口号声震天价响。民兵们把斗争对象的头压下去 80 度，诉苦斗争开始，被事先动员和教好的社员们纷
11、纷上台批斗。可奇怪的是，事先教好的斗词往往无法道出，批斗者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牛头不对马嘴。更要命的是有些社员变相地控诉 1958 年以来的这不是那不是。特别是诉到 1960 年饿死很多人的情节，批斗者如数家珍般滔滔不绝，而且非常悲愤。事实上据我们几个月来的调查了解，该支书并无多大问题。说有问题，那就是该生产大队的干部和其所辖各小队的干部，普遍存在自己家属做轻活拿高工分，分粮时，会计或保管员给自己和队干们多分一点，6但社员们往往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无词可诉。这就叫“现教的山歌唱不圆” 。这时主持人只好领着喊口号来打破尴尬的局面。当时，由于我们习惯了被驯服，加之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训，明知如此批斗不对，也
12、不敢提出异议，只好昧良心跟着摇旗呐喊，怕自己被戴上阶级立场有问题的大帽。口号声停止后，主持人就一件件“罪行”作核对，问：“你是不是有资本主义思想？”答：“有。 ”“你有没有多吃多占？”答：“有，那天分红薯，会计多给我称了三斤。 ”“你打过人没有？”答：“打过，那天几个小学生放学时在集体的包谷地里打闹，弄倒了几棵包谷杆，我轻轻打了其中一个学生的屁股两巴掌，把他们全吓跑了。 ”查实完毕，叫该支书在记录本上签字画押，斗争会宣告胜利结束。各大队如此斗争完后，工作队做了总结上报分团部。总结中充分肯定揪出了若干“四不清”干部并予以彻底批斗，挽救了各生产大队和各小队一批干部等等成绩。并归纳了几条经验，诸如认
13、真学习贯彻执行上级的各种方针政策；工作队员和广大社员的阶级觉悟普遍提高；工作中充分依靠贫雇农和团结中农下中农；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忆苦思甜，等等。 随着遵义县各区、公社、生产队揪出了许许多多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四不清”干部，并重建了各级领导班子，分团作了全面总结，宣布”“四清”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工作队员离村回各自的单位。离村时，我发觉有些社员有着“送瘟神”的表情。 我 1964 年 10 月离家参加“四清” ，1965 年 6 月回单位。回到家里，时隔 9 个月，家中生活已变得十分清苦，读书的儿女衣衫破旧无钱添置，学业因缺少辅导而成绩一般。见了这一切，心里很难过。 7回到单位
14、 3 个月后的 1965 年 10 月我又被弄去参加第二次“四清”运动，这对我的家庭无疑又是一次雪上加霜。 这次“四清”运动，中央未派人来，由贵州省自己组织几个团进行。我参加的是遵义“四清”工作团团溪区分团，由省宣传、文化、文艺、出版系统和务川县县级机关及其各区、社干部、社会力量组成。所谓社会力量，就是该县农村中有点文化的知识青年。全体成员在团溪区政府所在地集训十多天，也是准军事化。集训完毕，我被分在该区五龙公社的鞍山生产大队工作组。上边说我在上一次“四清”运动中积累了些经验，就安了我一个无上光荣的片长职务。片长者，那一片区之长也。 进村后，仍然按事先派人调查摸底好的安排，工作队员分散住进贫雇
15、农家，照例规定“四同” 。这次“四清”运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那么紧，主要是抓生产。对抓阶级敌人，我只作应付差事。因此，我在的鞍山大队社员们没有紧张情绪，生产积极性较高。记得在别的大队工作的一个队员，他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过紧，在他那个大队揪出了近百个“反革命分子” ，后来成了笑柄。 这次“四清” ，我这个非党的老共青团员还奉命做了一件“出格”的事。工作队负责人指派我做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先是上党课团课进行培训，然后再有目的地进行发展。发展对象有两方面的成员，一是参加“四清”工作的从县、区、公社来的知识青年，二是当地农村的社员。经过授课、谈话、考验、培养，我帮工作队党支部发展了 10 个团员（社员和
16、工作队员各 5 个） ，8 个党员（社员和工作队员各 4 个） 。新发展的党、团员“四清”结束回乡后都被吸收参加了工作，其中一名党员工作后，8到 1980 年还当上了武警部队的正团级干部。 1966 年夏初，我们正带领社员们拉绳插秧（关于拉绳插秧，社员们很反感，我背着上级而顺民意只拉大路边或公路边的田块，以接受检查，其他地方的田块就不拉绳，插秧进度快好几倍。因我和社员们深知，插秧时节抢时间是丰收要素之一） ，就接到分团部通知到团溪区政府开会，会上才知道是声讨批判“三家村”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家村”，只是跟着喊喊口号而已。紧接着又被通知全体“四清”工作队员迅速撤回各自的单位。这次“四清”运动，也就这样不了了之。 我们回到机关，又被迫投入到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翻天覆地、势不可挡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从此，8 亿中国人民过了整整10 年的浩劫生活。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联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