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学泰：我赶上了监狱生活的“末班车”一味的抒发痛苦没什么意思，那个时代的荒诞以及人在历经摧残后保有的尊严，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鲁迅曾说，中国的旧式监狱类似于佛教里描述的地狱，不但禁锢人犯，而且还有要给他吃苦的责任。今年 71 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王学泰对此话深有体会。上世纪七十年代，王学泰因“现行反革命罪”含冤入狱，在北京南城西南角半步桥的 K 字楼看守所和北京市第一监狱（简称“一监” ）服刑，尝尽了狱中苦楚。 “进过监狱的人，大约一辈子也难摆脱监狱的记忆。 ”2013 年 10 月，王学泰感时念旧之作监狱琐记出版，记述了其在狱中的所见所闻，“文革”末期监狱日常生活和狱中各色人物群相从书中
2、喷薄而出。 老诗人邵燕翔读完这本书说，最难能可贵的是， “监狱没有摧毁作者及狱友的人格和信念” 。王学泰的狱友胡智表示，这本书写的都是真事，与其说是为了“不要忘却的记忆” ，不如说是给后人留下研究那段历史的实证。 王学泰告诉方圆记者，之所以他采用“原生态”的叙述方式，是认为一味的抒发痛苦没什么意思，那个时代的荒诞以及人在历经摧残后保有的尊严，才是最值得关注的。 因言获罪 王学泰 1942 年生于北京，青春时期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赶上了那个容易因言获罪的年代，平常与人交流都要戴上“政治正确”的假面。可不幸的是，王学泰偏偏有个致命的弱点话痨，管不住自己的嘴，因此，霉运、噩运如影随形。王学泰说，他人生
3、共有三次“大事故” ，皆是因言获罪。 王学泰人生当中的第一个事故发生在 1958 年，那年他十六岁，正当异想天开的年纪，同期，国内正是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时代。在北京65 中上高中的王学泰跟着班级队伍去农村下乡劳动，翻犁土地，种小麦高产田，目标是来年亩产 120 万斤。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王学泰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对“120 万斤”这个数字也感到十分好奇。一次，在王学泰所在连队的聚会上，同学们闲聊说起 120 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王学泰把他自己计算的结果说了出来：“一麻袋最多能装 200 斤小麦，120 万斤可装 6000 袋。一个麻袋平放在地上占地 6 平方尺，一亩地可放 1
4、000 袋小麦，6000 袋要码 6 层，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000 袋小麦挺起来呢？” 此话一出，举座皆沉默。接着，这个在连队聚会上提出的疑问被层层传递到学校共青团指挥部，后来，还举办了一场“辩论”王学泰“反动言论”的大会。这是王学泰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亮相” 。 第二个事故发生在 1964 年 7 月，从 1962 年秋中央领导强调“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以来，一时间所有人都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一切。那时，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念书的王学泰马上就要毕业了，在毕业之前，学校搞了一个“清理思想运动” ，旨在“把大学几年来的资产阶级思想清理干净，轻装走向社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 。平
5、常口无遮拦的王学泰“意料之中”被划为反动学生，让他更为纠结的是，无论他如何自认为已经检讨得很深刻了，还是没有人理。 1965 年 1 月 3 日，王学泰被送往北京昌平南口农场二分场劳动改造，这一改造就是四年之久。1969 年，劳动改造结束，王学泰回到学校。1971 年，王学泰被分配到了北京房山县中学工作。 好不容易分配了工作，生活刚刚安定下来，1975 年初，王学泰又因“推背图事件”锒铛入狱。这就是最为严重的第三次事故。 “推背图事件”还要从 1971 年说起。当时林彪倒台，社会上开始批极“左” ，意识形态稍显宽松。王学泰的一个朋友在广西电影制片厂工作，想拍红楼梦 ，要王学泰把其中的韵文（诗词
6、曲赋与骈文、对联等）注释一下。王学泰在注释红楼梦时，想参考推背图 ，因为它与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所看到的命运册子的格式完全相同。 后来有一日，王学泰的老同学章某来访，他向章某聊起推背图中的趣事。章某也爱读这些奇书，就从王学泰那里把推背图借走了。1975 年春节， 推背图出事了。当时章某读完推背图后，把它又借给了朝阳区文化馆一个姓顾的朋友复印，可顾某因为骂江青，被样板戏剧团的人揭发，家被抄了， 推背图复印件也被翻腾出来，因为里面有一些暗讽封建统治的内容，被认定为违禁书籍。顾某供出书是章某借给他复印的，章某后来也顶不住压力，把时年 32 岁的王学泰“交代“出来了。 于是，1975 年
7、正月十五刚过，王学泰就被房山县文教局保卫科的两名工作人员从他所任教的学校带走，在文教局隔离审查，从此失去了自由。 审查一共折腾了有七八天之久。1975 年 3 月 4 日，文教局主审曹某对王学泰说，你态度恶劣，文教局管不了了，公安局“传讯”你了。于是，王学泰被带到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监狱”北京市房山县公安分局收容站。 1975 年 3 月 23 日，在北京房山公安分局收容站待了十多天后，王学泰被告知可以离开收容站了，在得到看守允许后，他从看守值班的小屋里拿了包，往外走。当他快走到分局门口时，一个警察追出来喊住了他：“市局还找你有点事，咱们一块去城里吧。 ” 王学泰本来以为终于可以重获自由了，
8、却不想在收容站传讯室的那些天，仅仅是他牢狱生活的开端。 “去北京市公安局”那天让王学泰终生难忘，他被那名喊住他的警察戴上手铐，押上了一辆带帆布篷子的三轮车。车子离开房山县城一路向东，到了良乡镇，七拐八拐进了一个小胡同，警察下车，从车棚子里拿出半麻袋东西，背着就走，走出几步，回过头对车上的王学泰说：“我给家里送土豆去，你在车上等一会儿，不要乱走。 ” 在等待警察的那两三个小时里，王学泰有充足的机会可以逃走，手腕上狗牙形的活铐可松可紧，而且走几步转个弯就是良乡火车站。他当时完全没有“逃走”的念头，就这样一直等到警察回来。 “如果当时我逃走了，也许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王学泰说。 监狱里的人和事 1
9、976 年 7 月 26 日，王学泰在北京南城西南角半步桥的 K 字楼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那年，因“文革”中被停用的诉讼制度恢复，所以，判刑后的王学泰，需要从普通监室转入等待上诉的筒道（监狱和看守所的楼道） ，在那里度过规定的十天上诉期。哪知十天的上诉期结束后，唐山大地震，这让王学泰在 K字楼的筒道里憋了二十余天，8 月中旬才被转到与 K 字楼一墙之隔的北京市第一监狱。 “K 字楼在西面， 一监在东面，这两所大院像是两个做上下手的车间，在西院 K 字楼处理完了，便传送到东院的监狱劳动改造，完成一个把正常人变成真正犯人的过程，因此，一监才是真正的监狱，是法律意义上的监狱。 ”王
10、学泰回忆。 因为王学泰是在“四人帮”快倒台时搭“末班车”进的监狱，虽然被判了 13 年，可他在狱中只待了三年，1978 年 10 月，他平反出狱。王学泰告诉方圆记者：“我是不幸者中的有幸者。 ”他有时也自嘲：“幸亏有了这三年的牢狱生活，见了许多世面，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之事，也见到了一些难得一见之人。 ” 王学泰在监狱琐记中说，没有接触过监狱和犯人的人们对于监狱生活抱有一种神秘感，以为关在其中的都是一伙青面獠牙的人物，其实，号子里的人与当时社会上的人没多大差别，除了极少数的极坏与极好的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社会上的芸芸众生。 三联书店编辑饶淑荣告诉记者，他刚接触监狱琐记书稿时，感觉就是一个“琐”字
11、，书中关注了特定环境里的众生相，包括佛爷（盗窃犯） 、杆儿犯（因男女关系入狱） 、马路提货者、农村山皇上等等，这些特殊群体在以往作品中极为少见。 在“一监”生活了一段时间，王学泰发现，监狱像是一个特殊的“保鲜盒” ， “人一进了监狱，心理年龄就停滞了，进来时多大，出去时还多大。人几乎都被还原为一个个赤裸裸的没有正常社会联系的单位。 ”他说， “那个地方没有任何人买你的账、尊重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重新积累人望。 ” 王学泰回忆，他身边的心理年龄停滞的人有很多，有个据说是美国特务的陈虚威，他从 1950 年起就被收押，上世纪七十年代被判刑二十年，送到“一监”时，牙都快掉光了，两腮深陷，可还是觉得
12、自己是年轻人，动不动就双手握拳，要与小伙子玩玩拳击。还有个比王学泰小六七岁的徐连生，仍然觉得自己是初中生，十分调皮捣蛋，最后还拜了王学泰当“师傅” 。 徐连生和王学泰住在同一监室，同监室的还有九人， “监龄”最长的老号有两个，六十来岁的刘永志和杂务张贵。刘永志是个“反革命杀人犯”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与父亲在平谷给老板打工，为贪图财务，父子俩把老板谋杀。后来两人遭地下党通缉，刘永志出卖了父亲，结果父亲被判死刑，他“检举有功” ，被监禁起来没有处死。刘永志在狱中已过大半辈子，已与监狱生活彻底融合。 “他心中只有监狱这一本词典，一开口就是监狱语言” 。而“老号”张贵则是近郊农民，是个“反革命阶级报
13、复犯” ，因为跟村里书记吵架，让书记的两个民兵给绑送进来了。张贵六十来岁，牙都快掉光了，因为年纪大，不能在车间干活，便在监狱筒道里当上了杂务。监室内一直流传着一个关于张贵的故事：数年前，他女儿来见他，说，爸，我和我妈就跟我叔一块儿过了。张贵听了只是憨厚地笑了笑：反正肥水没流外人田。 董清旻三十来岁，长得有点清秀，也是“现行反革命罪” ，被判十年。他是一个惯于认罪的人，每开会发言必然联系自己的“罪行” ，念一通“改造八股经” 。他的口头禅是“老想出去，出去干什么？里外还不是一样” 。听多了，有一次，王学泰驳斥他：“你这是对监狱的美化，还是对社会的丑化？”董清旻听了神秘地一笑，不置可否。 马宜是王
14、学泰提到的“极少数极好的人” ，他原本是门头沟一名极为灵巧的木匠，因为参加武斗，又有点反动言论，被判了八年。因为擅长木工，看守们很信任他，给他单开了个木工室，木工室的小屋里摆满了斧子、砍刀、锯子、刨子，从房子到工具的维修都是他一人担当。他可以说是狱内有权掌握致人死命工具的特殊囚犯。 “文革”末期的监狱，被判刑的犯人，只要不是立即执行死刑，不论轻重，一般是先送到“一监”的入监队。犯人们在入监队里学习监规纪律，刑期长（十年以上）或有特殊需要就留在“一监” ，其他人则被送往延庆或劳改农场。由于王学泰是十年以上的重刑犯，就留在了“一监”被分在了三中队。三中队是个专门关押反革命的中队，劳动工厂对外的名称
15、是“清河塑料厂” 。 王学泰是在“清河塑料厂”做工时认识的李少白，二人同岁，刑期都是十三年。粉碎“四人帮”后，二人先后被平反出狱，并成为好朋友。李少白现在是一名摄影师。王学泰初见李少白时，觉得他比较“闷” ，不善言辞，当得知王学泰是个学中文的，才高兴起来， “这下子好了，以后我们不懂的古诗词就问你了” 。 “一监”有个“编写节目”的活动，也因了这个活动，让王学泰、李少白等人在狱内交到了不少文友。 王学泰说，监狱内的“编写节目”与当时政治的变动和社会生产的变迁有着密切关系。他判刑两个多月后， “四人帮”倒台，对于“文革”中倒行逆施的批判已经逐渐启动，狱方对于大多数“现行反革命犯”是否犯罪也起了疑
16、惑，所以管得逐渐少了。停产写作，其实也是监狱领导希望少出事而已。这样就给王学泰和他的狱友们带来了许多空间。 停工和编写节目那段时间，王学泰与编劳动通讯的小报组打了不少交道，这让他认识了很多有才气的人，美编张培利、喜欢中国传统文化和旧体诗词的之雄等等。 那是一段难得的苦中作乐的日子。 关于读书，还有个笑话。有次，王学泰下了早班，下午两点多钟，按规矩是睡觉，要睡到下午四点。大白天他睡不着，就拿了本左传来看，恰好监狱领导查监，拿过王学泰的书看了看，看到题目，就笑道：“你们犯右的错误，向左边转转也好。 ” 王学泰回忆，监狱里最令人怀念的是一小队邢长春的手摇留声机。当时，由于存犯人东西的库房出了点问题，
17、监狱就将犯人的东西交由自己保存，邢长春的手摇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也就搬到了监室里。那些集体听音乐的场景王学泰一直念念不忘：“你想象一下，主角是一群穿着黑色监服且被整得已有几分滞重的犯人，在监室通铺上围着一台旧唱机，聆听着奥地利金色大厅演奏的音乐” 荒诞时代不要再来 1978 年 10 月 20 日，王学泰在“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浪潮中平反出狱。王学泰感慨，虽然不幸坐上了“文革”的“末班车” ，但还是有幸赶上了拨乱反正、平凡冤假错案的“头班车” 。 1980 年，王学泰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文学史与文化史的研究。1997 年，王学泰所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将“游民社会”作为一个词汇进
18、入社会话语体系，这也使得王学泰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 、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而除此之外，王学泰还研究中国饮食文化。 当方圆记者问起，研究饮食是否与牢狱生活的饥饿体验有关，王学泰掉了眼泪，他想起他在 K 字楼里的伙食。其中有一道菜是蒸熟的毫无营养的黄瓜，到如今他都不愿再吃这道菜。他说，研究饮食文化虽与牢狱生活的吃无太多关联，但每每想起那个年代的非人待遇，心里总不免酸楚。 王学泰在狱中还有一次“死而复生”的经历。1977 年秋，那时因为狱中环境湿热，王学泰又是痰湿体质，如何入睡成为最大问题。他只好坚持每天睡前冲凉，让冷水从身上带走足够热量。王学泰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四，他病倒了，徐连生将他背到医院，到医院时王学泰已经不省人事了。经诊断，他得了化脓性脑膜炎，在床上昏睡了三天，当大家都不抱希望的时候，没想到他又醒了过来。王学泰永远也忘不了他醒过来时满眼纯净的白色，更让他难忘的是，耳边响起了一个女护士亲切的声音。王学泰在狱中两年多，很少能听到异性的声音，那个女声让他终生难忘。 王学泰说，从 1958 年到 1978 年，二十年来，时局动荡消耗了他的大部分青春，许许多多想学的东西没有机会学，想做的事情没有能做，半生蹉跎，唯一的收获，就是到了晚年可以回顾一下那个荒诞时期，给人们讲讲发生的那些荒诞事情。他希望后辈别再有这样的经历，中国别再发生这一类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