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苑加林：上哪说理去被驾校解雇后，苑加林经历了仲裁、再仲裁、起诉、判决，到最后拿到不尽如人意的赔偿，他的感触只有一个：上哪说理去？ “这个事儿也就这样了吧，胳膊拧不过大腿。 ”1 月 17 日，苑加林在电话中告诉方圆记者，经历两年多的维权，他终于拿到了驾校的一万多的赔偿金，虽然这个数目他并不满意，但他放弃了上诉。 苑加林是北京市海淀区柳林村的村民。从 1998 年开始，他就在龙泉驾校当教练。如果顺利的话，他打算踏踏实实干到退休。 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裁员风波打破了他的退休梦。 2011 年，驾校要搬迁，便开始裁员，激起教练们的强烈不满。加上之前单位迟迟没有回应教练们提高待遇和福利的要求，教练们便
2、申请了劳动仲裁。苑加林也加入了其中。结果，在仲裁期间，苑加林被单位解雇了，就因为他也去了劳动仲裁。但单位没有给任何补偿，苑加林便和其他 79 个教练开始了维权之路。 仲裁、再仲裁、起诉、判决，到最后拿到不尽如人意的赔偿，苑加林的感触只有一个：上哪说理去？ “我就是一农民工” 柳林村位于海淀区西北角六环附近，从市区到村里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走进村子，沿途看不到一株庄稼，只有荒草和整整齐齐种在田里的树。退耕还林政策实行以后，村里就无田可种了。 同中国的其他村庄一样，村里有点能耐的年轻人都“出去了” 。 “在村里能干什么呢？”苑加林叹了口气。 1975 年，苑加林进了村里办的“公社企业” ，也就是现
3、在的集体企业。刚进厂时，他的工资是 28 块钱一个月。后来慢慢涨，涨到 34 块，那已经是 1989 年了。那一年，他工作的淀粉厂倒闭了。 单位留给苑加林的只有一个东西，他学会了开车。1993 年开始，苑加林就一直在驾校当教练。按他的话说，干别的也干不了。 另外一个原因是苑加林“文化低” 。 “虽然我读的是中学，但还比不上现在的小学六年级。 ”苑加林自嘲道。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读什么书啊，到处都是红卫兵串联。 ” 对他来说，更现实的是村里没什么工作机会，村里也没分地给村民。1998 年，他到了龙泉驾校。没有合同，也不用谈待遇，只有一个驾校章程，受得了就干，受不了就甭干。章程有上百条，其中很多
4、是歇一天工扣两百，一个月工作 28 天一类的规定。 但苑加林觉得既然到了企业里，就得服从规章制度：“我就是一农民工。农民图什么，不就是挣点工资养家糊口，那就踏踏实实干呗。反正到哪都一样。 ” 驾校的工资没有定数，有时候一千，有时候两千。即使后来国家规定必须按小时计算，驾校每个月的工资也没个准，有时四五块一个小时，缺教练的时候又会往上涨。 同样的，苑加林在维权前连自己的劳动合同都没见过。他说：“我也没看到过合同的内容，当时就给我们一叠纸，只知道只有在他们指着的空白的地方签字才能领工资。 ” 平时发工资也是如此。签字，给钱。苑加林就这样在龙泉干了十多年。但他没想到这会让他以后吃了个大亏。 裁员风波
5、 2011 年，驾校要搬迁，三百多号人要裁掉一百多人。 “也没什么解雇（的程序）什么的，驾校就跟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的说不要去上班了。 ”苑加林当时还没被辞退。 这次裁员风波成为教练们维权的导火索，一直以来对于待遇和福利的不满一下子爆发了。80 名教练决定去仲裁委申请劳动仲裁，苑加林也在其中。 但是教练们都没有维权经历，也“不懂法” 。于是大家推出三四个代表去找律师，可谁也没找过律师，只知道离得近的西北旺山后法庭边上有很多律师事务所。几个人合计一下，便找了一间离法庭近的律师事务所。 回忆起请的第一任律师，苑加林的话匣子一下子打开了。 “那个律师刚开始的时候说得很好。这项，那项的，所有赔偿加起来有好
6、几十万，也分析得头头是道。 ”说完这个，苑加林连连摆手。 “说得好有什么用？仲裁完了一分钱也没有！” 陆洪彬当时和苑加林一起去维的权。他听到这就来气了：“第一任律师也不懂，有很多东西应该赔我的在仲裁的时候都没给我加上！”据苑加林回忆，当时和律师谈好的报酬是每人给 1000 元，他们先给了律师8 万，得到赔偿后再加赔偿的 10%。第一任律师当时将 80 人分成了两拨，每拨 40 人，然后向海淀区劳动仲裁委申请了仲裁，他和陆洪彬属于第二拨。 到了劳动仲裁委，发生了一件让人始料未及的事。龙泉驾校的代理律师突然说他们和 80 多个驾校教练之间没有劳动关系。教练们顿时傻眼了，同时“懵了”的还有他们的代理
7、律师。 “我们的律师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坐在那里听对面律师讲。 ”苑加林说到激动的地方不停用手拍自己的大腿。 原来 2009 年之后，苑加林和其他教练签的劳动合同的甲方竟然不是龙泉驾校，而是冷泉考试场。 出了仲裁委，律师对教练们说：“你们啊，被龙泉卖了！” 。仲裁的结果是海淀区劳动仲裁委认为驾校教练们告错了人，没有支持教练们的赔偿请求。 但苑加林工作了十年多的龙泉驾校怎么就变成了冷泉考试场了？ 龙泉变冷泉的帽子戏法 问题就出在签字上。 十年多以来，苑加林习惯了签字领工资的做法。2009 年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在一叠纸的空白处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去领了工资，没承想，空白的合同上面的甲方后来写的是
8、冷泉考试场。 “我们在签的时候都不知道是冷泉考试场。 ”苑加林说。 陆洪彬马上接过话茬：“2009 年之前和之后，我们开的车都是龙泉驾校的，管我们的人也是同一拨人，领工资的时候也是同一个地方。连年底开职工大会的讲话领导都是同一个。新发的那个棉袄上面印的都是龙泉驾校。 ” 苑加林走进里屋，拿出在驾校时的“工服” ，龙泉的字样清晰可见。 在陆洪彬和苑加林眼里，分明是驾校骗了他们。 但是，海淀区仲裁委因为驾校教练们“未就其主张举证” ，没有支持苑加林的仲裁请求。 对苑加林来说，裁决书里的什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什么“法律后果” ，他根本“不懂” 。 当被问到为什么之前不要求检查劳动合同或者从驾
9、校那里索取一份劳动合同时，苑加林回答：“不敢。 ” “之前有 20 多个人和驾校闹矛盾，最后打官司，全被解雇了。在开会的时候，就跟我们说撤诉的可以继续回去上班，不撤诉就不用起上班了。 ”苑加林解释道。 因为参加了维权行动，苑加林最后还是被单位解雇了，被解雇的还有陆洪彬。陆洪彬被解雇的原因是“旷工” 。 “当时我身体不好，就和队长请了两天假，队长跟我说好的，我就回去歇了两天工。但我休息完去上班的时候，队长跟我说不用去。 ” 仲裁失败以后，第一任律师把钱退给了驾校教练，连请吃饭的钱也一并退了。 苑加林认为里面有猫腻， “龙泉驾校给他钱了，肯定是给了，我们才给了 8 万，但人家给了 30 万。 ”但
10、被问起是谁告诉他的时候，苑加林却支支吾吾起来，说：“在里面有认识的人，但名字肯定不能说出来。 ” 引起他联想的还有职工大会上领导那句刺耳的话， “就是花 100 万，也不赔你们一分钱。 ”苑加林觉得这 100 万肯定是拿去搞“关系”了，不然仲裁委不会那么判，律师也不会在仲裁的时候什么都不干。至于法律上怎么规定的，他一点也弄不清楚。 在法律上惹麻烦的除了劳动合同上的签字，还有另外一个签字。 法律拉锯战 原来，驾校结工资的时候都会押一个月，苑加林被解雇的时候还有一个月的工资没结。 “当时他们（驾校）叫我签一个东西，签完才能拿钱。我就签了，以前结工资的时候也要签的。 ”苑加林说：“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
11、么离职书。 ” 海淀区劳动仲裁委根据这份自愿离职书认为苑加林是自愿从冷泉考试场离职的，不符合保险法规定的一次性生活补助费的领取条件。驳回了苑加林要求的被非法解雇的赔偿金的申请。 第一次仲裁失败了，一分钱没拿到的师父们非常不满，便重新在西北旺找了另一家律师事务所。 这一次，律师倒是准备得很充分，重新提起了劳动仲裁。养老保险赔偿、加班工资、年休假通通加入到了仲裁申请中。还将冷泉考试场和龙泉驾校一起列为劳动仲裁的被申请人。 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驾校教练手里什么证据都没有，连劳动合同书都是上次仲裁以后才拿到的。 苑加林说：“每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会计会给我们扣钱。保险啊，养老金啊，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一项
12、一项扣。扣钱的时候就用铅笔在纸上给我们比划一下，比划完了就用橡皮擦掉，纸也没给我们。 ” 一旁的陆洪彬忍不住插话道：“加班的时候，我们要从早上 8 点赶到晚上 8 点。加班费只有两块钱，后来涨了也只是两块多。国家规定是这样的吗！”可让他一筹莫展的是他也没办法证明自己加了班。 第二次仲裁的结果直到 2012 年 7 月 13 日才出，而这离苑加林被辞退已经一年多了。 因为没有证据，海淀区劳动仲裁委驳回了苑加林赔偿加班工资和一次性补助的请求。 唯一让苑加林感到欣慰的是这一次没有“告错”龙泉驾校，龙泉驾校要赔偿他一万二的养老保险。 原来在第二次劳动仲裁中，海淀区仲裁委认为，龙泉培训中心和冷泉考试场的
13、注册地和办公地点都在同一个地址。即使和苑加林签合同的单位变了，苑加林的工作内容、工作性质、工作岗位和工作地点都没有变。所以，可以证实龙泉培训中心和冷泉考试场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关联性。所以龙泉应该对 2009 之前的未尽义务和 2009 年之后冷泉考试场的未尽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然而，一万二的赔偿和苑加林的期望相差甚远。他的期望是“最少四五万” 。律师对苑加林说，上诉可以，和仲裁一样交 1000 块钱。 “为了这一万二，我已经花了一千。而且一万二本来就是我的钱。现在去起诉，还要一千，我拿不出来。 ”苑加林觉得为了讨回赔偿已经平白“损失”了一千，还要一千律师费的官司“打不起” 。 就在这个时候，一
14、个消息在教练们中间传开了。第一拨 40 人中有几个教练请了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师，打官司“不要钱” 。 法律援助：几家欢喜几家愁 苑加林几经周折拿到了“不要钱”的律师的电话。一联系才知道是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有法律援助的项目，可以免费给他们打官司。 联系完了以后，苑加林、陆洪彬和其他几个教练陆陆续续找到了位于海淀区万泉河路庄园的义联法律援助中心。义联的律师们接待了他们，曾广誉就是其中之一。 从 2010 年开始给义联当全职律师起，曾广誉办了很多劳动纠纷的案子。在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很多劳动者送的锦旗都有他的名字。 “当时是 2012 年的七八月份，他们在仲裁结束以后来的。 ”曾广誉回忆道。 一
15、接到案子，曾广誉和其他律师立刻忙活了起来。先是给一些劳动者重新申请仲裁，因为前任律师遗漏了病假费、社保等一些教练们应该享有但没得到的合法权利。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等到义联律师介入的时候，一些教练已经不能申请新的劳动仲裁了，因为申请的时效过了。 曾广誉解释说：“劳动争议案件发生争议一年内要申请仲裁，有些教练拖的时间太长，超过了申请时间。因为劳动者去法院起诉必须先过仲裁，仲裁如果时效过了，那么法院也不受理了。虽然可以拿着原来的仲裁裁定书去起诉，但被以前律师遗漏掉的那些就不能再起诉了。 ” 陆洪彬就是这样。 “都是仲裁出的太慢！如果不是他们拖那么久，我也不会来不及申请新仲裁！”陆教练气得不停抬手
16、指着裁决书。 弄完仲裁，义联的律师又开始准备起诉仲裁结果。 2013 年 1 月 5 日上午，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驾校教练和龙泉培训中心的劳动纠纷案。双方律师展开激烈的辩论。 就在法庭辩论白热化的时候，陆洪彬突然站了起来，和对方律师吵了起来。 “有些话律师说不清楚，我们知道的很清楚，对面律师在骗人！”陆洪彬对法官制止他继续和对面律师“辩论”耿耿于怀。 曾广誉说：“在维权过程中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怒气比较大，一旦开庭，往往发生很激烈的冲突。主要是有的用人单位很强势，对维权的劳动者态度很恶劣，激化了双方矛盾。 ” 2013 年 3 月，苑加林拿到了法院的判决书，和第二次仲裁的钱一样。最“幸运”的是陆
17、洪彬，只有他拿到了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因为他没签“自愿”离职书。 但是，苑加林迟迟没拿到钱。 “去了法院，法院的人说去找执行庭。去执行庭，说案子很多，要我们等。 ”苑加林觉得自己被刁难了。 直到 2013 年 9 月 27 日，苑加林才从义联领到一万二的赔偿款。 “法院不是有规定吗？超出执行的期限就要算利息，我们根本没拿到。上哪说理去！”而他心里还有道坎：“养老保险没给我交，现在我去补也补不了，谁来给我养老？” 村里照顾 58 岁的苑加林，让他当了护林员，给他一个月六百块。看完林子，苑加林便沿着水泥路往家走。走着走着，他指着一棵柳树说：“以前这里有很多柳树，所以叫柳林村。 ” 那棵柳树长在墙和路之间，左边是已被承包出去的土地，盖了低矮的厂房，右边是村民们的密密麻麻的自建房。不知道苑加林怀念的是树还是被浇上了水泥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