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好记性使我保住了亲朋在人治的社会里，任何荒唐的事皆有可能发生。只有回到宪政的轨道上来，社会才能有序、良性地运行。 我是 1975 年 5 月由南京石膏矿调入南京跃进钢铁厂的（该厂后更名为“宝钢集团南京轧钢总厂” ） ，我调入“跃钢”后，在二车间三工段当行车工兼产量核算员，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 1976 年初。1976 年春节过后，我开始“时来运转” 。由于当年我记忆力比较好兼之尚能“紧跟形势” ，所以我在工作之余能刻苦攻读毛泽东选集并能做到“急用先学”和“活学活用” 。当年，我能全文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 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 ；我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选其他篇目和公开发表的所有毛主席诗词 ，也正
2、由于我拥有这些“资本” ，所以我理所当然地成了厂里和南京重工业公司的学习毛选积极分子。在那“政治挂帅”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荒唐岁月，我在上级组织的安排下，经常到外单位作政治宣讲和政宣交流。与此同时，厂里还决定把我作为“重点对象”培养。就在我“前程似锦”之时，情况却发生了令我始料不及的大逆转。这个逆转差点把我这个“座上客”变为“阶下囚” 。 1976 年 1 月 8 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噩耗传来，普天同悲。然而“四人帮”却欣喜若狂，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择手段地压制和阻挠人民的悼念活动，并肆无忌惮地散布流言蜚语，继续诬陷周总理。然而，民心不可侮，当年 3 月底，南京首先出现了反对“
3、四人帮” 、2保卫周总理的大幅标语。接着，郑州、福州、西安、太原等地的人民也冲破了“四人帮”的重重禁令，以各种方式举行悼念活动。这风起云涌的悼念活动，就是对“四人帮”的宣战。这种表达广大人民群众政治诉求的革命行动，在首都北京表现得最为充分有力。4 月 5 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刻骨铭心的哀思，怒斥和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平心而论，在那场与“四人帮” “亮剑”的斗争中，我不是勇士。虽然我也恨“四人帮”及其同伙、帮凶处处“以革命的名义”干祸国殃民的勾当，但我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挺身而出，与之作
4、公开斗争。为了保全和说服自己，我还断章取义地天天默读鲁迅先生的名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自欺欺人地苟且偷生。尽管我采取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的消极处世方针，但我仍差点惹上牢狱之灾。 1976 年 4 月 5 日“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后，我的好友徐怀中在北京参加了“天安门事件” ，他从北京回南京后，冒着极大风险，向我传阅了10 多首的“天安门诗抄” 。我记得，当年使我产生强烈共鸣的有下面四首：一 一夜春风来，万朵白花开。 欲知人民心，且看英雄碑。 二 3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三 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
5、 从今岁岁断肠日，定是年年一月八。 四 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隐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眼看要垮掉；请（周总理在天之灵）指示，是拆还是烧？！ 后来，我又从我大姐夫肖宗齐那里抄录了几首“天安门诗抄” 。当我离开我大姐家时，我大姐和大姐夫向我千叮咛、万嘱咐，说这些“天安门诗抄”只能躲在家里偷偷地看，千万不能向别人传阅，否则，我大姐夫利用去北京出差之便，去天安门广场之事必将暴露，其后果不堪设想。面对一脸严肃的大姐和大姐夫，我当即表态：决不向他人传阅！ 然而，在“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时代，读罢这些志士仁人用?腔热血书写的诗抄，谁不动容？我在一次酒后，情不自禁地将自己抄录的这 10
6、多首投枪、匕首般的诗歌传阅给同事张某某和段文化。很快，张某某在向别人传阅时被人举报，他架不住厂“专案组”的淫威，供出了我。 在一个凄风苦雨之夜，我被从家中床上“揪”到单位。厂“专案组”逼我交代，我是从谁手中获得“天安门诗抄”的，又将这些“天安门诗抄”传阅给哪些人？此时，张某某已暴露并已“招供认罪” ，此人姑且不论，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段文化；他家是地主成分，若将他4供出，那他就死定了。这个事情还可以打马虎眼，但我必须交代我手中的“天安门诗抄”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咬”出向我传阅“天安门诗抄”的铁杆好友徐怀中和我大姐夫肖宗齐，因为，我得守住做人的底线。但我深知，如果我一直
7、保持沉默用“零口供”的战术与厂“专案组”过招，肯定行不通并会碰得头破血流。我急中生智，对“专案组”说：我在南京火车站外边的墙上看到有人张贴大字报（当时确有南京人在此张贴“天安门诗抄” ，被称为“南京事件” ，且有多人因此而被刑拘） ，因为好奇而默记下的。 厂“专案组”的几个办案人员在交头接耳一番后，又重新审我。他们为验证我是否撒谎，找来几本诗集，叫我半个小时看完，然后默录 10首诗词。这几本诗集出版于 1963 年，我根本没看过。但我凭着较好的记忆力，将其中 14 首诗词一字不差地默录出来，他们这才相信了我的“口供” 。尽管我暂时没有因为此事而被刑拘，但我必须天天参加“学习班” 。当时为我办学
8、习班的共有四人，除了意识形态极左的老刘外，其他三人对我尚可。我在学习班“交待问题”期间，老刘整天摆着一副“阶级斗争脸” ，呵斥我，我心里很不爽，老想着找个茬，治治老刘。这天，机会来了。那天，学习班上的几人在一起闲聊，不知不觉地将话题扯到人的姓、名、字，老刘为了显摆自己有学问，说，如果称某人的“字” ，则表示是对某人尊敬、尊称。我冷不丁问老刘， “请问你称蒋某人是蒋介石呢还是蒋中正？” “当然称蒋介石。 ”老刘脱口而出。 “请问你为何称蒋某人的字 ，而不直呼其名呢？”因老刘不知“介石”是老蒋的“字” ，被我将了一军，脸上青一阵，紫一阵，很是难看。从此，本质上不算坏的5老刘对我客气了许多。最使学习
9、班上的四位“辅导员”对我“高看”的是，某日，大家在一起谈到毛主席和诗柳亚子一事，我说我知道这其中的幕后秘闻。见他们一个个“洗耳恭听” ，我打开了话匣子：1949 年 3月 29 日，柳亚子由六国饭店搬到颐和园益寿堂。他的饮食起居由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负责。柳亚子是毛泽东主席请到北京参加组建新中国的民主人士。因柳亚子社交很广，每天都有朋友去颐和园拜访他。柳亚子从友人处得知毛泽东和周恩来每天都忙着接见社会名流和某某代表团，而自己却一直没有晋见的机会，心中老大不快，颇有怨言。 1949 年 4 月 3 日，毛泽东在香山别墅接见了李济深、马叙伦、蔡廷锴等民主人士。消息传到柳亚子耳中，他更加不满。当
10、柳亚子得知毛泽东又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傅作义后，他开始大发牢骚，并不止一次地对前来看望他的朋友们说：“共产党内有些老红军、老八路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 我也深有同感。 ”明白人都知道，柳亚子这番牢骚是针对李济深和傅作义等人发的，同时也是为了发泄毛泽东对他“轻视”的不满。 1949 年 4 月 5 日，柳亚子从西苑市场闲逛归来，守大门的值勤哨兵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家户的亲友（当时颐和园内住着约 20 户市民） ，就挡住他问道：“老先生您找谁？”这句“见外”的话可把窝了一肚子气的柳亚子惹火了，他扬起拐杖就打，并大声斥骂哨兵，引来众人围观。所幸这时便衣队的卫士及时
11、发现，赶来说明情况，才平息了事态。 1949 年 4 月 7 日晚，周恩来在听鹂馆宴请国民党南京政府和谈代表邵力子。柳亚子得知消息后，又发了一通牢骚。柳亚子心想，他现在越6来越受“冷遇”是否和数天前的 3 月 28 日夜酒后大发牢骚，挥笔写诗有关？诗曰： 感事呈毛主席 开天辟地君真健， 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 无车弹铗怨冯。 头颅早悔平生贱， 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 分湖便是子陵滩。 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忙里偷闲来看望柳亚子，柳亚子见二人为了建国前的筹备工作和指挥尚未结束的国内战争，已忙得瘦了一圈，心里始感内疚。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和柳亚子促膝谈心良久后，才话锋一转，提到柳
12、亚子斥骂哨兵的事并对其展开善意批评。末了，毛泽东还说柳亚子的诗他已“拜读” ，拟忙里偷闲，和诗一首。通过这次谈话，柳亚子感触很深，他写了多封信给诸位友人，在信中，柳亚子坦诚地说，他已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反省、认错，他领悟到，对哨兵“失礼”不是偶然的，说明他脑子里有“自命不凡” 、 “礼不下庶人”的封建士大夫意识。 1949 年 4 月 29 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拜访柳亚子并送来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柳亚子当即拆阅，见是毛泽东的一首赠诗： 7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饮茶粤海未能忘， 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 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 观
13、鱼胜过富春江。 当柳亚子读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时，感慨万千，眼睛湿润，内心之感受难以言表。田家英见“毛诗”已打动柳亚子，又不失时机地向他讲述毛泽东在受王明等党内教条、机会主义者排挤时是如何“挺胸做人” ，而当了领袖后，又是如何的平易近人的往事。田家英还说，有一次周恩来副主席身体不舒服，卫士说他去把医生叫来，周副主席和蔼地对卫士说：“小同志，今后去请别人的时候应该讲请 ，莫要说叫哟”田家英总结道，古往今来的伟人都会有这样一种人生处世哲学，即：人在人下时，拿自己当人；人在人上时，拿别人当人。听到这里，柳亚子腾地站起，他紧紧握住田家英双手由衷地说：“这句话够老朽受用一辈子” 这段“秘闻”把四个“
14、辅导员”听得一愣一愣的。我见他们对我很佩服，这才告诉我得知上述“秘闻”的原因。因为，我有一友叫郁大奇，郁大奇的祖父叫郁佐梅，而郁佐梅和柳亚子均是南社成员。郁、柳两人8相交甚厚，多年来一直有书信来往。我曾借阅过郁佐梅的日记和柳亚子致郁佐梅的亲笔信，故有幸得知上述“秘闻” 。尽管我通过讲“秘闻” ，与“辅导员”们改善了关系，但我仍需天天上学习班。 好在不久“四人帮”就倒台了，我也获得了自由。最后还需要笔述一下，当年，二车间政工干事陈某（因此人调来“跃钢”时间不长兼之事隔久远，现在已忘却他的全名）曾在暗中保护了我。他在厂“专案组”向他了解我的情况时，帮我说了不少好话。我知道，他冒着风险这样做，并不是与我有什么私交，而是他和全国大多数人一样，心中怀念周总理，对倒行逆施的“四人帮”看不惯。 作者单位：南京市现代快报社 责任编辑：王封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