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孔子语言观探论【摘 要】孔子关于语言的覃思，主要围绕言与诗、言与道、言与行、言文和辞达之关系等四个层面展开。孔子的诗论，道出了他对语言本质及其功能的看法。而其关于言与道、行之间关系，以及言的文与质之间的关系论说，从思想上又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和冲突，其语言观具有理想和现实的两重性。 【关键词】孔子；语言观；诗与言；道与言；言与行；言文和辞达 在现代哲学中，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梅洛-庞蒂等现象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对“语言”都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学界普遍认为，对“语言”的覃思和讨论，成为现代哲学的显著特征之一。而这绝非意味着人类对“语言”的认知和研讨肇始于此。伽达默尔注意到，古希腊人很早就对
2、“语言”问题有所阐述。无独有偶，中国先哲对“语言”的认识和论说亦很早。如尚书尧典中就已有“诗言志”语言观的提出。在论语中，也大量记载了孔子关于语言的诸多深刻思考。而就笔者目前所搜集的相关材料观之，学界专门探讨孔子语言观的似乎还较少。故本文拟以论语为文本解读和研讨的依据，力图对孔子的语言观作一初步的探析，错谬之处，请方家教正之。 一、 “不学诗，无以言” 诗，是最纯粹的语言。在孔子眼中，诗是语言的样式和典范。故其关于语言的哲思，常常蕴含在对诗的阐释和评论之中。子曰：小子！何2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阳货 ）兴，意谓“感发志意” ；观
3、，意谓“观风俗之盛衰” 、 “考见得失” ；群，意谓“群居相切磋” ；怨，意谓“怨刺上政” 。很明显，孔子承继了尚书以来的“诗言志”传统。这种语言观认为，诗是人内在心意的载体和显现，言志的诗具有从思想和感情上感染人的力量。此即诗可以“感发志意”之意。故在高位者就可以由诗而“观风俗” 、 “考见得失” 。其次，孔子认为诗具有讽刺政治、聚集和团结人的功用。 “迩之事父” ，指的是诗的伦理功用；“远之事君” ，则指诗的政治功能。才外，在孔子看来，诗亦是人类认知客观自然事物的重要载体和媒介，由此而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 此种诗论，实有两层意涵。首先，诗作为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们观察世界、进行
4、交流和理解的语言工具。通过诗，人们可以“兴” 、“观” 、 “群” 、 “怨” ，达到交流思想、传播知识、观察风俗民情等目的。但诗绝非仅是人们用于相互交流和理解的工具，在更深的一层意义上说，它展现出的是一个本体世界。无论是个人的思想、意志和情感，人类对自然的认知，还是一个社会的风俗人情、政治和伦理观念等，无不可以鲜活地“置入”诗的语言之中。诗人，实际上是把由自身和客体之间互动而得到的“存在世界”不断地载放于本已先行存在的语言之中。而诵读诗作的人，本质上也是在不断地重复和延续这一过程。诗与存在世界，实为一体。 正是因为具有本体和功能的两重性，诗才能为人们展示如此广阔的存在世界。通过对诗的学习、理
5、解和把握，人们可以获得充满无限生机3的存在世界。诗和存在世界的一体，从根本上规定了人们一旦离弃诗的语言，便会被阻隔于人类世界之外，目无所见，寸步难行。所以孔子曰：“人而不为周南 、 召南 ，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此外，孔子认为，诗是“雅言” ，即是语言的典范和样式，深刻体现着语言的本质和功能。正是在这一层意涵上，孔子宣称：“不学诗，无以言” 。正是通过对诗的论说，孔子深刻地道出了语言的本质和功能。 二、道与言 如前所述，语言作为人们交流和理解的工具，具有非常强大的功用，其本质实为存在世界的寓载和呈现。故若不能把握言说，即意味着无从知道人的存在：“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 （尧曰 ）而人的存在世
6、界，其所包含的层面又是如此的复杂：其中不但有认知上的真假纠缠，更是充斥着善恶、美丑的争斗。所以，人类语言实质上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而孔子的理想则是力图纯化语言，剔除或限制语言的其它存在层面，使之纯粹地成为一种“道”的言说。 首先，作为孔子心目中的语言典范诗体现并达到了这个理想要求。孔子对诗歌作品的代表“诗三百”的评价明确地道出了他的这一语言理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是“无邪”的言说，人类语言的理想也应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 “无邪”是一种否定的表达方式，其逻辑并非仅是指向一种价值上的善恶要求。以真假为评判标准的人类理论知识，亦应逻辑地被包含在“无邪”的意涵之中。孔子明确说过，
7、诗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人类关于客观事物的认知自然属于诗的内容。故“诗无邪”之说，其内容包括价值和认知4两个层面。当然，在孔子那里，言说的价值要求是首要的。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之语，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立论的。 孔子宣扬要以“道”来对言语加以规范，这在论语中有明显的体现：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 ）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 （卫灵公 ）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同上）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圣人之言。 （季氏 ）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言思忠，。 （同上） 理想的语言是合乎道的言说，所以他对颜渊的要求是“非礼勿听，非礼勿
8、言” ，而对子张的要求则是“言忠信” ，力主人们群居聚谈之时要“言及道义” 。众所周知，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而君子所思之一即是言语的忠信，其所畏惧的是合乎道的“圣人之言” 。 孔子主张用“道”来干预和规范语言，亦基于他对语言的非道义面向及其负面功能的认知： 巧言令色，鲜矣仁。 （学而 ） 巧言乱德。 （卫灵公 ） 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阳货 ）孔子对不合道义的机巧之言、利口是深恶痛绝的。孔子认为，巧言、利口皆违逆道义，只会混乱仁、德，给道带来危害；而其又颇能蛊惑人心，令人信从，所以必须根除。正是基于语言的非道义层面及其负面功5能对“道”的影响，孔子甚至对
9、“佞” （口才）也作了否定：“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甚者，孔子因此进一步把道和言对立起来：“仁者，其言也讱” 、 “刚毅、木讷，近仁” 。仁者或近仁者都是不善于言辞的，在言语上表现得颇为迟钝。所以，在孔子看来，如果不能达到道与言的完满结合，为持有大道可放弃具有复杂面向和功能的“言” 。 由此可见，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道与言并非合一，而是相互分离的，有时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孔子又有“有言者不必有德”之语。但孔子的理想，是道与言的完美统一：“有德者必有言” 。 既然理想的语言要合乎仁义要求，那么君子对其言论必须要认真、慎重。所以，孔子提出了“慎言” 、 “于言无所苟
10、”的语言观： 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子路 ）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 ） 三、言与行 孔子言以载道的理想，决定了其在言行关系的思考上只能是言行一致。从理想上说，孔子所谓的“行”是包含“言”的，二者是合而为一的。所以当子张问“行”的时候，他的回答实际上是包含言、行两方面的。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 ） 在孔子看来，言是行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在论语中，孔子6心目中的理想人格都是有言必行，言行合一的：“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 但理想在现实面前，常常又是无奈的。孔子看到，现实中的
11、人时常难以做到在任何情境之下的言行一致。人的言行能否合一要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客观的情境，二是主体的道德修养境界。孔子对由于客观情境的限制而致使人的言行相乖现象的出现，表示出智者的态度。所以，“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在无道的情境之下，为了避祸，即使是有道君子，其言行常常也是不一的。对此，孔子是赞同的。但当客观条件允许，孔子认为，人的言行应该保持严格的一致，言和行都要合乎道义要求，此即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 。因此，对特定情境之下的言行不一致，孔子表现出“圣之时者”的智者态度。但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对行的道义要求在任何状况下都是恒定不变的。所以他又说：“邦无道，危行孙言。
12、” 孔子同时认识到，主体的道德修养境界低也会导致人之言行不一现象的出现。因此，他对人们的语言持有理性的警惕。其弟子宰予善于言，但在行上有所不逮，言行并不合一。宰予的事例使孔子认识到，现实中因为行为主体的修养境界低使得人的言行相乖现象的出现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在现实中，对人不能“听其言而信其行” ，而是要时刻保持理性的警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 （公冶长 ） 。 孔子实践哲学的品格决定了他对行的注重。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结尾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表述：“我们已经充分地谈了各种幸福、各种德性以及友谊、快乐等的各个方面。那么，应该认为所选的7题目完成了吗？而更重要的是对它的实践。对德性只知道是不够
13、的，而要力求应用或者以什么方法使我们变好。 ”人们对仁义之人或者圣王的评判，决非仅仅基据其言说了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做了什么。所以，当言说和行为二者不能合一时，孔子重行轻言。这在语言观上的体现，就是他“予欲无言”的态度。孔子认为大道的品格在行，而不在言。孔子实践哲学的理路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他的言行观，这也是“予欲无言”的真正内涵。所以，他才会说：“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 ” 四、言“文”与辞“达” 关于语言的“文”与“达”问题，孔子似乎前后有矛盾之处。他明确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左传襄二十五年）的话。而在卫灵公中，他又有“辞，达而已矣”的说法。这二者前后有矛盾吗？
14、实际上，对“言文”和“辞达”的理解，我们需要从孔子理论的整体旨趣出发，并参以孔子说话的具体情境。 现在来看第一则材料。孔子此段议论，是对郑子产答晋国质问郑伐陈之理由而发。当时晋为伯主，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诸侯的行为只有获得晋的许可之后才是合法的。而郑在伐陈之前并没有向晋通报，属于“先斩后奏” 。于是，晋企图寻到郑伐陈战争的种种不道义理由。而子产在陈述郑侵伐陈之缘由时，作了诸多道义的文饰，使得晋最终接受了郑的行为，从而使得伐陈战争获得了晋国的认可。对于郑报复陈的战争，孔子是赞同的，因为其具有道义性。所以，它合乎孔子对言之“质”的要求。而晋为霸主，晋强郑弱，此种形势则逼使郑必须用言辞以悉数道8义的
15、理由，从而说服晋国承认此战争的合法性，而这更需要“辞文”的功夫。子产最后不辱使命，完美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故孔子最后感叹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 第二则材料，则没有给我们当时孔子言说的背景。但前文论及，孔子力图对言辞进行道的规范，主张“言以载道” 。所以“辞达”说的应是，表述合乎道义之志的文辞要顺达。辞达，是对言辞之“质”的要求。第一则材料所说的“辞文” ，是在“质”的基础上极力宣扬言“文”的重要功效。所以， “辞达”与“言文”并不相矛盾。 综上所述可见，在孔子那里，道与言、言与行、言之文和质之间，时而合一，时而又分离甚至相互冲突。概略以言之，孔子不但注重语言的现实性，更追求语言所承载的理想和超越，其语言观具有明显的两重性。 参考文献 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 郑玄，孔安国注.引见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