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媒体对文化多样性的冲击【摘要】以电视和网络为主的大众传媒日益普及，在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大众媒体一方面削弱了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却又为多样性的保护和维系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因此，媒体是一把双刃剑，如何运用大众媒体在不威胁多样性的同时保护和维系文化多样性是对致力于文化研究的学者提出的一个新的要求。 【关键词】媒体；文化多样性；社会学本土化；人类学 当今世界，大众传媒日渐普及，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必需品，如今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有很大部分源自或经由大众传媒。大众传媒的广泛传播，尤其是电视机在村落的普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记得柯克?约翰逊（
2、Kirk Johnson）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对印度两村庄的民族志调查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写：“一进入达瑙里这个即将成为我家的村庄时我能听到远处的狗吠声，还有衣服被搁在石头上击打的声音突然间，我很困惑人们到哪里去了，尤其是我以前常看到的孩子们，他们几乎所有时间都聚集在村庄的街上在这个周日的早晨，屋外连个人影都不见。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这是柯克?约翰逊对刚进入田野点达瑙里村情景的描写。约翰逊选择适合田野情况和研究对象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法，对两个村庄进行民族志研究。目的是以不断变化的乡村生活为背景，来考察电视如何影响村民的希望、价2值观、社会关系和传统。约翰逊认为，电视在达瑙里没有导致社会的
3、分崩离析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反而使人们超越了年龄和性别，把人们带到了一起。然而电视在拓展了村里年轻人视野的同时也带去消费主义，这种消费主义特别是对都市商品和都市生活方式的渴求已经极大地增强了。这一点在那些雄心显著高涨的年轻人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由于这些愿望和需要无法得到满足，村里的年轻人变得日益傲慢、对长辈不敬的现象时有发生，村中的老人们将此归咎于电视的负面影响，认为“电视破坏了我们的文化。 ”从论大众传媒语境下我国藏区“信息场”的重建与话语权的转移以甘南藏区五村庄调查为例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大众媒体传人在我国的藏区的时候，也存在村庄日趋宁静，而院落异常热闹、年轻人日益傲慢、对长辈不敬、对神
4、灵敬畏感弱化的现象。这两份调查虽时隔十几年，处于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下，但却惊人的相似。在笔者阅读日本电视社会学家藤竹晓电视的冲击一书时，也有同样的感受，而这部书也同样描述的是电视进入日本初期（20世纪 7080 年代）时所出现的一些现象。 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相同的是电视进入在初进入这些地方时，都给当地社区及其成员带来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影响普遍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和心理结构（权力、性别、时空观等） ，交流模式和人际关系网络，日常生活观念、言行和决策。其影响的程度、方式、机制会因地而异，但是电视正在成为影响一个地区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正汇同其他的因素（如现代教育、市场经济、现代科技等）塑
5、造着我们地球上的每一个居地，唯有这点是不可否认的。而在当下，随着互联网的崛起，3网络凭借着其远大于电视和报纸等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将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网络的出现使媒介不再是传递信息的工具。 “互联网塑造了一个全新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环境，人们能够在其间进行社会互动。而不只是交换信息。作为一个跨地域跨时限的人际沟通与互动空间，互联网打破了传统面对面互动的人际交往模式，塑造了以身体不在场为特征的全新人际交往模式。 ”正如麦克卢汉提出的“地球村”正随着电视、网络蔓延覆盖地球上越来越多的区域，越来越小的地方。 在此同时，地球上的生态环境却越来越让人担忧，经过媒体的宣传，人们普遍意识到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
6、丧失。然而人们却很少意识到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一样也正在面临着威胁，这威胁就是来自于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以提出“风险社会” 、 “第二次现代性”等社会学理论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上海社科院做讲座时曾提到：“全球化只是一个假象，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全球化。 ”贝克认为， “我们现在所谈论的经济全球化其实比不上 20 世纪初，现在的全球贸易只是被区分为几个贸易区，并被不同的跨国公司的不同部分瓜分和操纵。 ”跨国公司和发达国家“话语霸权”的横行对文化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世界上目前缺少一种有效遏制和制衡霸权的机制，缺乏一种公平、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霸权和反霸权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并将长期
7、持续下去。贝克认为，当前的全球化存在着普遍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倾向， “普遍主义消除文化上区别，但它也有着阴暗面，对普遍性的强调是对个体性的抹杀，在普遍主义的视角里，个别性的东西没有被看到。 ”可以说，普遍主义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一种抹杀，是霸权主义的扩张产生的一种必然结果。4另外， “民族主义在内部忽略差异，对外强调差异。 ”在这两种倾向之外，贝克提出了全球化的“第三条道路”世界公民主义。 “人是区别的，同时也是一样的。 ”世界公民主义认可最低限度的普遍规则，同时认可民族国家，但并不取代民族国家。这也就是说，各个国家和地区应该相互尊重对方特殊的文化模式，求同存异。 2005 年 10 月在第 33
8、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间传承。其内涵相当的广泛，包括语言多样性、价值观念多样性、宗教信仰多样性，生活方式多样性等等，而其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的莫过于语言的多样性。语言不仅仅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样也是文化的载体，承载着人类思想，但是最主要的是人类可以通过语言将自己的知识传承下去，这才是语言所起到的最大作用。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铭刻着某群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发展历程，因此世界文明、文化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世界语言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就等于文化
9、多样性的丧失。 语言绝不是单纯的交流工具，它与人的归属，民族的生存繁衍息息相关。一个丧失了自己语言的民族，其文化也就变成了无根之水，慢慢汩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被人们所遗忘。就如我国的某些少数民族目前面临的困境一样，在 2007 年满语专家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个调查中，作为我国第二大少数民族，近 1000 万满族人口中，发展到现在，能够流利的说满语并会书写满族文字的满族人还留下的不足 100 人。这不得不说是5一个悲剧，虽然这个悲剧并不全是由大众传媒的传播所导致的。目前，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正在面临着类似的情况，一种以大众传媒为武器的文化侵略正在侵蚀本国的文化。现代传媒通过技术层面、所承载的内容
10、层面等多个层面所建立起来的多维网络将地球连接成一个“地球村” ，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全球文化的同质化。正如 Debraspitulnik 在其文章中提到的“Quintessentially， ”the message”is taken as the key unit of culture meaning，and for some theorists，a powerful refraction or reproduction 0f a societys dominantideologies， ”当今传媒选择性的主要方向与社会支配阶层和权利组织的兴趣相匹配，世界正在逐步被相互意见一致的商业机构和与国
11、家意见一致的官僚主义组织所主导。他们唯心地想幕后操作，但是，他们的行动需要大众的支持。传媒在此便体现出它的意义。因此，传媒已经不是 18 世纪晚期出现在欧洲的“大众福利化的公共领域”的中心了，而是已经成为权利政治施为的舞台。正如哈贝马斯所认为的“当代居民已经成为新型农民” 。最显而易见的例子便是“成为一个传媒和文化“霸王”的美国，通过电子传媒网络超越时空、国家、族群边界为全球输出精神、娱乐食量、美式英语，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它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 当然，这并不是说现代大众传媒就是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元凶，有不少英国作家都支持传媒多样性，毕竟报道要遵从传媒标准和新闻价值的客观规律。 “如果一个重大
12、事件或焦点问题的传媒报道是有意识形态性的，报道就很可能按照团体和组织的标准来组织，焦点事件也会按照这个群体的方式来展现。 ”但是，要是传媒以实际为导向，那报道就要依6据传媒的规则，就不会承认事件涉及的那些团体和组织的报道标准，也就维系了报道的真实性。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维系了多样性。与此同时，众多学者（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传播学家等）也看到多样性的丧失所带来的危害，提出了“生物/文化多样性”的理念。这一理念告诉我们多样性的丧失将会影响地方社区适应全球变化的能力。 “地球村”理念的广泛传播使的各地区的人们认识和看待事物的方式逐渐相同，当人们面临共同威胁时，所提出的解决对策趋于同一性，减少了人类可
13、供选择的解决方案。这也就减少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削弱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在另一方面，大众传媒也是保护和维持文化多样性运动中发挥着它自己的力量。文化是在人们的交流之中产生的，同样也在人们的交流传播和传承。大众传媒的存在给文化提供了一个更加广泛的交流沟通渠道，而文化本身也借助传媒在传播和传承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的反思、确认和强化。与此同时， “弱势群体可以通过媒体获得前所未有的知情权、发言权和创新并传承自己文化的机会，当然这种机会和被强势文化侵蚀的威胁是并存的。 ” 总体来说，大众媒体是一柄双刃剑，如何运用大众媒体在不威胁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保护文化多样性是每一名致力于文化研究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14、都需要认真考虑并谨慎对待的。 但是，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随着随着时代的变迁，大众传媒对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传统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可以说，从事田野调查的学者将难以找到一个相对封闭的同质化的社区进行研究。大众传媒在给人们的生活方式带来了显著7的影响的同时，也给社会学研究带了新的发展和挑战。这也正如 Turkle所说的“virtual reality poses a new methodological challenge forthe researcher”“虚拟的真实性”不仅仅是互联网所独有的，几乎所有的大众媒体都有这个特点。那如何在纷繁复杂的“虚拟”中认清
15、“真实”呢？以中国为例，这就需要研究者从强调文化的普同性中跳出来，立足于本土化，回归本土化的解释。即透过人们的实践行为，与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理论及展现出的现代化特征，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与之相连，最终得出本土化的解释。这也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强调的建立社会学本土化，这也就要求“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和研究成果要与被研究者的心理与行为及其生态、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脉络相吻合，即研究者要考虑到文化受众和文化认同的问题。 ” 另外，要想从大众媒体中保护文化多样性或是说要利用大众媒体保护文化多样性，社会学家就必须在充分吸收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在媒体领域寻求“工作” 。帮助新闻学或是传播学建立一种整
16、体的视角，超越我们对世界碎片式的认知极其在公共话语里的角色。Susan L Allen在媒体人类学一书中提到的：“人类学发展出了全球的、文化间性的甚至可能是整体视角的框架，正如它生产出的工具去理解整体的文化一样。现在是人类学应用这些理论和方法的时候了。 ”在我国，学者们运用人类学研究方法在大众传媒领域已有大量实践，多是用民族志方法来拍摄和记录。中央电视台的一系列优秀的纪录片如孙曾田拍摄的祖屋 ，就是采纳了人类学研究方法；另外还有庄孔韶的人类学片端午节 ，与其专著银翅的民族志调查相得益彰；庄孔韶及其学生的8虎日以彝族“家支”的文化力量战胜药物成瘾性为切入点，为梁山彝族地区的戒毒融入了社会学的研究和关怀，意义和影响极其深远。可见，中国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与大众传媒领域的合作已经展现出了一些成果，以这种和媒体合作的方式来介绍各地文化的多样性，并提醒人们注重保护文化多样性，这不失是一种运用媒体达到保护多样性目的的好方法。然而真正介入媒体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在这方面还需要我国的学者们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