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义兵论与秦汉军争的合法性阐释提 要：由周秦义政论发展而来的义兵说，得到了包括兵家在内的诸子们的认同，成为对秦汉军事行为合法性进行阐释的理据。特别是吕氏春秋所倡导的义兵论，构成强秦统一六国的有力依据。刘邦为义帝发丧，成为楚汉之争的军事转折点。西汉在处理民族军争时，仍以“义”为基本策略，将华夷之防转化为华夷共存，形成了具有文明史意义的地缘政治观。 关键词：义兵论；秦汉；合法性；地缘政治 孟子曾谓“春秋无义战” ，1 然而谷梁传?宣公四年论正月间宣公及齐侯平莒伐郯，却言“伐莒，义兵也；取向，非也，乘义而为利也” ，2 以“义兵”论齐、鲁伐莒之事。至吕氏春秋中， “义兵”成为衡量军事行为正当性的标识
2、；秦始皇立，群臣以“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之论颂之。3 刘邦历数项羽之罪时亦言：“吾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使刑余罪人击杀项羽，何苦乃与公挑战！”4 刘邦以义兵自况，既源自韩信、郦食其之言，5 更出于秦汉间流行的“义兵”论。 “义兵”者，或谓“不用诈谋奇计” ，6 或谓“救乱诛暴” ，7 其能够在秦汉间成为评判军争性质的依据，自有深刻的学理渊源。已有学者注意到吕不韦及其门客的义兵论，8 若能在更为宽阔的视野上，结合此间义政论审视之，一可明秦汉间义兵论的学理及实践；二可明楚汉政权的合法性如何阐述；三可观察西汉地缘政治观的形成，分析“义兵”如何成为秦汉间舆论的基2石。本文试论之。 一、义兵论的
3、理论形成 墨子的“义政”学说，是对如何建构公共秩序进行的思考。但墨家学派实现义政的途径，在学理上选择了“兼爱” ，在实践上选择了“非攻”，乃试图通过一己之力示范、以墨侠救亡方式图存，实现偃兵之愿，可惜只能是扬汤止沸，却不可能以战止战。春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 ，9 单凭墨家之力，虽能存一国而不能救天下，虽能存一时而不能救长远。其义政之论，只是一种社会理想，不能凭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任劳任怨，就可以实现。故其入乎学理则通，入乎现实则胶，可治长远却不能救一时之急。后至孟子时，不再主张非攻偃兵，而强调以“义”用兵。 孟子?梁惠王下载齐人伐燕，诸侯将谋救燕时，孟子有言：“今燕虐其民，王往而
4、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1 孟子以“义”论攻伐，言军队若能救民于水火，自然会得到燕国百姓的拥护。显然在孟子心中，军事行为是维持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不仅合理，而且合法。因为合理合法的军事行为，并不是维系一君、一国之利益，而是铲除不仁之人、不义之事的必要手段，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2 在孟子看来，军事行为的目的就是除暴安良：“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君也。”3 明确了国君、诸侯乃至公卿大夫们如果残害百姓，行不仁不义之事，便人人可诛之，如商汤放夏桀、武王伐殷纣，即是替天行道的义举。 荀子?议兵亦通过陈嚣求教于荀子之言，论兵
5、事不可避免，当以3“义”节之：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生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 孙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是以尧伐?兜，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此四帝两王，皆以仁义之兵行于天下也。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4 荀子认为“仁”不能更化恶人，而“义”必然得罪于恶人，既然恶人存在，那便要禁其暴、除其害。出于禁暴除害目的的用兵，是用来维
6、持仁义的，百姓必然欢欣期盼。古史上的贤君尧、舜、禹、汤、文王、武王等，皆以兵征不仁不义者，维持的正是天下大义，可称得上是“仁义之兵” 。 荀子以这样的视角，去看待武王诛殷纣，既合理亦合法：“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 ”5 这几乎是荀子对“仁义之兵”的实践性描述，心忧天下为仁，替天行道为义。武王除暴安良， “义杀一人而以利天下” ，6 其兵为义。商鞅也曾言：“武王逆取而贵顺，争天下而上让；其取之以力，持之以义。 ”7 认为武王顺应百姓期望，诛灭暴
7、君，以力维持义，其灭商就具有了合理性。 4义兵论的形成，除了学理上的推导之外，亦得益于军事经验的总结。六韬?文韬?文师言姜太公答周文王何以令“天下归之”之问，曰：“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者，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8 其所谓的“义” ，便是强调军事行为要符合天理，用以维持正向的社会秩序，满足大多数百姓的期望，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 尉缭子?武议直接定义军事组织的功能：“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 ”9 认为其职责在于诛灭叛乱，禁止不义行为，此与吴起所谓的“禁暴救乱曰义”同理。10此外， 文子?上义中所载的义兵号令，也明确提出军事行为的意图：“兵之来也，以废不义而授有德也。 ”11 在于匡
8、扶正义，辅助有德之人以安天下。 在这样的认知中，兵家认为军事行为的成 败，不是单纯的军事实力的比较，而是取决于合乎道义的程度。 六韬?龙韬?奇兵：“战必以义者，所以励众胜敌也。 ”1 代表社会正义、坚守天下道义的军队，有足够的正能量去激励部属，从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司马法?仁本亦言：“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为正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身，信见信。 ”2 以“义”为政治原则，方能得上下合同，彼此信任，形成强大的凝聚力。 吴子?图国言：“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 ”3 以“义”作为组织原则，则军队内务分明，组织有序，方能三军用命，同仇敌忾。 以兵政自强的秦国，自嬴政
9、即位后，不断向东方用兵，其只有寻找到用兵的合理性，才能动员民众、说服朝臣持续用兵，使得军事行为对内而言具有合理性，对外而言具有合法性。由此来审视吕氏春秋不5断强化的义兵论，可看作吕不韦为秦兴兵灭六国的学理支撑。 建国者对匈奴的判断，代表了文帝时朝臣对匈奴背信弃义的认定，贾谊则提出“以德怀服”与“以义博示”两手策略。所谓“王者战义” ，一是认为与匈奴之间的约定，是出于维护秩序，那就要基于“义”的立场，强调彼此尊重约定的责任，强调执行约定的义务；二是以义兵论为立场，指出如果匈奴不遵守约定，那便不能一味合约，而应以威力相强，使之回到条约的约定之中。 贾谊提出“举明义博示远方” ，相对于此前的“修文德
10、而来之”的策略，更加强调彼此关系中的责任和义务，将周秦原本用于调整国内秩序的公共价值观，转化为调整天下秩序的公共道义观，要求国际关系必须基于相互尊重、彼此守信的基本立场，为汉代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学理的支持。由此来审视汉与匈奴的和亲，就不再是一种绥靖政策，而是一项庄重的国际约定，既然双方接受，那就要按照约定行使。一方有违背约定的行为，便是背信弃义，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而守约守信的一方，便有指责、讨伐对方的权利。如元光六年春（前 129 年） ，匈奴入上谷，杀略吏民。汉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骑将军公孙敖、轻车将军公孙贺、骁骑将军李广主动迎战，诏书公开强调：“夷狄无义，所从来久。间者匈奴数寇边境，故遣
11、将抚师。 ”2 其所谓“匈奴无义” ，一是指屡次寇侵，杀掠百姓；二是随意毁约，毫无诚信，汉不得不调兵出击，自然合理。司马相如封禅文言“陛下仁育群生，义征不?，诸夏乐贡，百蛮执贽，德牟往初，功无与二，休烈浃洽，符瑞众变，期应绍至，不特创见。 ”3将征伐周边民族，视为维持国际秩序的手段。盐铁辩论中，御史大夫言：6“先帝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 ”4 将武帝时期的对外作战视为以战止战的正义行动。扬雄的幽州箴有“义兵涉漠，偃我边萌。既定且康，复古虞唐” 、5益州
12、箴 “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云云，6 亦将西汉对外作战视为义兵之举，强调其维系国家和平的意义。 以“义”作为衡量华夷关系的视角，是汉朝在国际关系中的理性自觉，即汉朝主动承担起对周边民族守约、守信、守诺的责任，而周边民族承认汉王朝对天下的管辖权，按照约定交聘，汉王朝提供必要的军事保障、经济扶持、文化支持，形成互利互惠的民族关系。这是义政论在国际、民族关系上的延展，成为汉朝基本的外交策略。张骞劝武帝交通西南诸国时言：“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于四海。 ”7 得到汉武帝的肯定，令其交通西南。 在这样的认知下，汉王朝将归附的民族视为“归义” 。汉官中“典客”
13、一职，乃“掌诸归义蛮夷” ，8 后景帝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大鸿胪，至新莽改为典乐，其属官日增，正是因归义民族增多而不断增设。9 汉政府将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义，司马相如喻巴蜀檄公开讲：“南夷之君，西棘之长，常效贡职，不敢惰怠，延颈举踵，喁喁然皆争归义，欲为臣妾，道里辽远，山川阻深，不能自致。 ”10 初元三年（前 46 年）春汉元帝罢珠?郡诏便言：“其罢珠?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 ”班固称赞汉宣帝的中兴之功，在于能够威德并7重，使得四夷知“义”：“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藩。 ”1 周边民族因汉王室德义并重而人心思汉。 “义”作为策略，需要
14、用政治、外交、军事的手段共同维护，否则只能成为坐而论道的口号。武帝之后，汉王室采用威德并重的两手策略：威出于军事实力，即“征讨四夷，锐志武功” ；2 而德出于信，即严肃信守约定和义务。宣帝神爵二年（前 61 年） ，下诏嘉奖郑吉都护西域：“拊循外蛮，宣明威信，迎匈奴单于从兄日逐王众，击破车师兜訾城，功效茂著。 ”3 赞扬征伐、德义并重，稳定西域诸国。而王尊守益州，也因“怀来徼外，蛮夷归附其威信”而升迁。4 郑吉、王尊被言之“威信” ，正是在处理民族关系中保持了两个基本手段：以信义怀柔，以专征讨逆。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以重视信用、责任为要求的盟约策略，使得汉王朝走出了周秦华夷之辨、华夷之防的
15、困境，寻找到了与周边民族共处的基本策略。一是变“天下一家”为“华夷一家” ，承认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社会模式和政治结构，从而实现汉王朝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共处。二是强化“天下一人”的一统秩序，即在共同存有的政权中，只能有一个天子，其余国君皆为臣属，只要承认汉天子对天下拥有管辖权，便可以得到汉朝的优待和帮助，遵守则怀柔以德，悖逆则征伐以威。 需要强调的是，汉王朝在外交上的威德并重，正是对周秦日益强化的义政、义兵论的延续。 只不过其中的“义” ，是从对一个族群的共同认知，扩大为不同族群必须共同遵守的责任和义务，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这种学理上的扩大，8本是诸子学说的题中之义，因为自周建政立制，天下便是一
16、体，天子负有对天下的全部责任， “义”本身已具有对全人类公共价值的总体约束。但在现实中，一个族群基本的公共认知要为其他族群所接受，并为不同文化背景、发展阶段的诸多族群所接受，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其中，居于强势地位的族群，其核心价值又需契合人类的基本伦理、人性的基本要求，方能从一国之共识，变为天下之共识；其所张扬的价值观，方能为其他族群所接受、所信从。西汉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所倡导的“义” ，侧重强调尊重彼此的文化习惯、不侵犯对方疆域、尊重双方的约定等，形成了更具有文明史意义上地缘政治观，成为了后世处理不同族群关系的基本策略。 作者曹胜高（1973 年）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陕西，西安，710062、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兼职教授，吉林，长春，130024 收稿日期：2014 年 2 月 20 日 （责任编辑：赵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