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清代的书籍与阅读历史学家卡尔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 ，那么书籍无疑是这场对话最重要的媒介。1958 年法国年鉴派学者费弗尔与其学生吕尔坦的经典之作印刷书的诞生出版，开启了书籍的全新生命史，书中称印本革命为“变革的推手” ，直接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与各国语文的进程；而书籍真正生命的完成需要阅读来浇灌，正是阅读赋予了那薄薄的纸张一片片灵魂，阅读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中国古代有“书香门第” 、 “诗礼簪缨” 、 “耕读传家”之说，阅读是“斯文”的象征。那么，清代的书籍与阅读世界具体情况如何呢？清代的知识精英获取书籍的途径有哪些呢？ 为“书”消得人憔悴 首先看官方藏书楼，官方主持
2、纂修刻印书籍，往往不计成本，刻印的书籍也以精美著称。尤其康雍乾三朝享国久长，稽古右文，持续而又大规模地编修典籍为历代之最，尤以四库全书为其翘楚，书成后，抄录七份，乾隆帝效仿私家藏书楼“天一阁”格局建造了南北七阁，即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是为“北四阁” ，又江南文宗阁，文汇阁和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将书分贮七阁珍藏。官方藏书除自主刻印外，尚有一重要来源，即书籍的“中央集权” ，尤以乾隆时下诏访书，网罗了大量民间书籍，下面还要提到。 官方藏书虽丰，却仍不能满足学士之需，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2开四库馆，这是当时全国学术大本营，一时俊彦云集，直接刺激了京师的书市，也刺激了北京与江
3、南及各地的图书交易。琉璃厂书肆是个典型，这里形成了由藏书家、出版商、书商织成的交流网络，清代大藏书家李文藻琉璃厂书肆记记录了这一盛况。 四库纂修过程中，翰林院的学士们常于琉璃厂访购书，其中就有四库馆的灵魂人物纪昀。纪昀是直隶河间人，学问渊博，是当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威望，就是他经常带着翰林院的学士们去琉璃厂访书，琉璃厂几成其第二学术中心。而各地书商纷纷携带大量的古籍典章，来到琉璃厂售卖，这其中自然包括与出版业发达的江南的图书交易。京师作为首善之区，各地士子欲有所作为者，皆要来京师“北漂”一番，也自然要到著名的琉璃厂把玩一番古籍、善本，结识几许名流、学士。这里集结了各地文人士子、清
4、流名望，儒雅荟萃，堪称一“文人共和国” 。朝鲜使者也是琉璃厂的访客，朴趾源燕行录对此不吝笔墨，琉璃厂书肆达到了鼎盛时期。费弗尔在印刷术的诞生中提到西方的“人文主义印刷商” ，由于怀有对古典研究的热忱，因此，印刷往往不计成本。而在清代中国亦有“儒商” ，亦讲究文化与资本的“双赢” ，如著名的扬州盐商、徽商对出版的赞助，其刻印的书籍以精美著称， “书”装打扮很讲究，也满足了文士的版本癖。没有商人对文化事业的热忱，恐怕难以不计成本地赞助学术，同时亦儒亦贾，也增添了书籍出版的专业化水准。 其次私人藏书楼，清代私人藏书楼常为后世津津乐道，有藏书四大家之说。但实质上私人藏书楼是颇为封闭的，尤其名藏书楼所藏
5、多为珍善本，甚至孤本，是藏家耗尽心血雅集的，一般士人根本无法一睹其3“芳颜” ，其门槛比官方藏书楼还要高，一般只在小圈子里流通。如最富盛名的“天一阁” ，即执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恪守“书不出阁” 、 “外姓人不得入阁”的家训（黄宗羲曾成为入阁的第一个外姓人，但黄宗羲乃当时名宿） ，后虽放宽了标准，但仍是有限的。一般是挚友或藏友之间达成某种共享协议，才可以相互传抄，如范钦与王世贞曾达成共享藏书的协议，但改变不了总体悲观的格局。至于明代以来有儒者提“儒藏说”或诸如此类的理想，也止于理想而已。若藏书楼遭遇书厄，主人心血往往毁于一旦；或传承中“君子之泽，三世而斩” ，则书籍散落民间。亦有藏书家可能是单纯
6、的藏书癖，清代凭丰富的私人藏书而成大学问家者似乎寂兮寥兮。倒是乾隆帝下诏访书，使部分私家藏书进入了公共的视野。据美国学者艾尔曼统计，其中大宗献书者扬州马氏兄弟、宁波天一阁、杭州汪启椒、吴焯父子所献书籍皆在 300 种以上，并获乾隆帝颁赠古今图书集成 。诚然书籍的中央集权也带来了书之厄，如书籍遭到禁毁，但也确实使这些书籍进入学者寓目范围。 还有一种介乎官方与私人之间的藏书。清代地方督抚、学政奖掖学术，网罗学者名流，兴建藏书楼，网罗真善本、刻印书籍，可以说是半官方性质的，这就是幕府，尤以乾嘉时期学者型官僚所组织的幕府为著。帝国没有类似于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而幕府的藏书就具有半公共图书馆的性质，虽然也
7、是小众的，但门槛相对要低得多，这里以三个著名的学人幕府为例： 阮元幕府：督学浙江时，修经籍纂诂 ；巡抚浙江时，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 ；巡抚江西时，刻十三经注疏 ；任两广总督时，在广州4创立“学海堂” ，汇刻皇清经解 。尤其皇清经解是规模宏大的学术性传记资料汇编，录 75 位学者 180 种著述，记录了清代考据学的最高成就。而且，阮元使广东成为当时一学术中心，提升了岭南一隅的知识风气，将“知识主义”的考据学风带到了岭南。阮元又于灵隐寺设“灵隐书藏” ；于镇江设“焦山书藏” ，并参与修订书藏条例 ，但可能仍偏重保藏。 朱筠幕府：朱筠任安徽学政（17711773 年）时，这里成为一学术中心，朱筠本
8、人在学界甚有威望，被尊为学界领袖。他网罗了一批徽州籍、扬州籍学人，正是他为很多家境贫寒的学人提供了学术舞台，如章学诚、邵晋涵、汪中、王念孙、洪亮吉等，皆成为大学者。朱筠乃北京大兴人氏，他也将京城的讯息带到了江南。后来，朱筠离任，其幕府的一批学人又转入了陕西毕沅幕府。 毕沅幕府：毕沅历任陕西、河南巡抚，湖广总督，不过以陕西历时最久，他巡抚陕西时，关中地区成为学术中心之一，他接纳了朱筠幕府的一批学人。后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 史籍考 ，成为学术史上的鸿篇巨制。 幕府成为儒雅荟萃之地，这与乾嘉时期一些学者型官僚本身的学术热忱是分不开的，一方面他们本身具有学术造诣；另一方面，正是他们的官僚身份，为学术活动
9、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书籍，幕府的藏书楼，还有封疆大吏运用官方藏书的便利，比如“南三阁”所藏四库全书 ，而这对于一般士人是望尘莫及的。正是在幕府中激活了传统的“知识主义风气” ，甚至发展为“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职业化的5趋向。所谓“可怜文士舔故纸，堪叹书生蛀虫鱼” ，曾被指责为“琐屑饤饾”之学，但正是这种超脱功利的读书，却隐含着“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知精神，也充满着“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着，到近代自有其光辉的回响。 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 以上所谈主要是知识精英群，那么“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又如何呢？所谓“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 ，化用葛兆光先生“一般性知识、思想、信仰世界
10、”的概念，是指不同于知识精英的，也并非普通民众的，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近乎平均值的读者群，这是一个相对广阔的群体。 有许多学者论证清代的识字率甚至教育程度，以讨论读者群的问题，但识字率是难以“数目字”化处理的，因其难有普适的统计标准。其实可以转换视角，从出版商、书商、出版物组成的交流网络来看待书籍与阅读状况。 书市的剪影：中心与边缘 明代书籍印刷主要集中于北京与江南这些人文渊薮地带，而清代出版业具有了一定的普遍性，如西南四川与东南福建的四堡（福建偏远地区）出版业的发展，反映了书籍市场的相对繁荣。尤其如名不见经传的四堡，成为新兴出版重镇、重要的书籍网络节点，四堡也促进了云南和贵州融入书籍市场。美国
11、学者包筠雅对四堡的出版做了细致的研究，甚至专门到四堡做了具体调查。实际上，四堡的出版物以质低量大而闻名，主要定位于低端的市场，福建的建阳亦如此。因为这两地都以出版日用类书籍而闻名，日用类书籍是当时的“畅销书” ，对于出版商而言，讲究6经济效益，即高效的印刷、低廉的成本，自然是合理的选择。 民间的“畅销书” 这些日用类书籍，是为通俗实用读物，涉及行政、司法、医疗、商业、生活类等方方面面，类似于今天的简明读本、入门书。如官箴书，相当于今天的干部简明读本，因为通过八股取士选拔的官僚缺少职业化行政技艺，通过简明读本，可以速成“为吏之道” ；医学入门书，注重临床经验与实践；还有明清商人专用的小型百科全书
12、如万宝全书水程一览 天下水陆路程 客商一览醒迷等，包括经商秘籍与当时的旅行、交通指南；还有各种宗教小册子、童蒙读物等。日本学者酒井忠夫专门编辑了中国日用类书集成 ，足见日用类书籍是蔚为壮观的！顺便一提的是一种官方发行的宣扬儒家礼法教化观念的圣谕广训 ，朝廷曾晓谕全国各地每月朔望宣讲，因此圣谕广训有多种诠释本，为了广泛推行，又有辅以通俗故事、图文并茂的诠释本；还有白话解释本，甚至汉语方言本；除了满文本，还有各种民族语言本，其发行量可以想见。 科举参考书，时文选读之类，也是当时的“畅销书” ，这种书籍往往由落第士子参与出版，一方面作为治身之资，另一方面也缓解举业受挫的焦虑，是一种文化与资本的双赢。
13、虽然这些落第文人自身未取得功名，但通过编纂出版科举参考书来影响士子，也间接满足了自己的科举愿望，满足自己儒家身份的认同意识。甚至有学者提到，他们通过“附文” 、“套式”在经典注释中加入自己的意见，稀释了正统注解的权威性，甚至反过来影响科举。 7文学阅读与娱乐化 以上日用类书籍与科举参考书难免充满实用与功利主义色彩，那么话本、小说、戏剧等书籍的刊刻则代表着文学化、娱乐化的阅读，小说的出版与阅读能很好地体现“一般性的书籍与阅读世界” 。在传统时代，小说为大部分知识精英所不屑，斥之为“雕虫小技” ，不过嘉靖万历之际，随着商业化、世俗化的推进，大批的文人士子投身于小说戏曲的创作、编辑与刊刻，出现了大量
14、才子佳人小说、世情小说、甚至艳情小说等，题材广泛。这种世情小说因为贴近一般性的读者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较大的读者群。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刻印则主要为各地书坊所为，即私营出版。由于当时商业化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商特别重视迎合市场需求，讲究营销策略，作者也积极参与其中，甚至自身兼出版商。比如，出版商通过前言、插图、彩色套印技术的运用、点评等渠道吸引读者，并追求喜剧性、讽刺性的效果。通过各种方式来促销，有点类似今天的炒作！万历之后，插图本小说大量面世，如美国学者何谷理的研究指出，书籍版画插图，是一种商业竞争的手段，何谷理专门对章回小说做了个案研究，指出了书籍生产技术和方式的改变与小说的普
15、及化的密切关系。到了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 、李汝珍的镜花缘等为人熟知。虽然传统观念视小说为鄙业，但我们看到纪昀这样的大学者也在创造小说。再如李渔，清初话本小说创作最重要的作家，他不仅致力于提高小说的地位，自身也创造大量的小说、戏剧，而且是位戏剧理论家，其又8兼书商。乾隆一朝虽为清代印刷技术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但其成果用于小说刊印者似少。尤其乾嘉时期朝廷曾颁布法令，对“坊肆小说淫词”加以“严查禁绝” ，不过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小说出版的相对繁荣。 以上所说清代书籍与阅读世界，只是一大致的剪影。实质上，清代大量的文学与学问家族，很大程度上仍然垄断着文化资本。至于文学的阅读也是一种奢侈品；普通民众一般只能通过民间艺术，如说书、曲艺等接受有限的知识。书籍与阅读到了晚清民国才真正有了大的突破。不过，在书籍短缺的时代，对阅读的追逐，不论为文学、为学问，却代表着一时代的“斯文” ，那些“诗礼簪缨”家族，也成为后代敬仰的典范！1940 年的一次空袭后，西伦敦荷兰屋的图书馆严重受创，读者仍入其中浏览，那是一个民族对阅读的信仰与哲思的追求。而回顾中国历史上的书籍与阅读世界，了解民族的阅读史与心灵史，正是要传承民族“斯文”之绵延！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系 责任编辑：姚胜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