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革命前辈与上海古玩业王汉良：与李立三关系融洽的上海古玩行业老大 说起革命前辈与上海古玩业结缘，跟一位原本与该行业浑然无关，却在当年沪上工人队伍中赫赫有名的中共优秀党员李立三有关，1924 年初，经中共中央和孙中山先生商定，李立三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被派往上海担任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 1 月，在沪举行的中共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李立三当选中央委员，但因当时工潮高涨，他始终与工人在斗争第一线，正全身心投入工运浪潮，所以实际上并未出席“四大”会议。李立三结识了出身青帮又是上海古玩行业老大的王汉良。李立三于同年 10 月离开上海远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会议；但他跟王
2、汉良的私交及古玩业界的融洽关系，被保留并延续了下去，而且在以后他重返上海参加中共公开斗争和地下活动时，此种社会关系持续地发挥着广泛、机动的掩护、庇佑作用。 如 1927 年 3 月 22 日，由周恩来任起义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次日成立既有国共两党成员，又有虞洽卿、钮永建、杨杏佛等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参与组建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常务委员名单中，就包括有王汉良；而在一张遗存至今包括有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林钧等共产党员，以及后来脱党叛变的中央特科成员顾顺章共同参加的执行常委合影中，人们依稀可以寻觅到近乎唯一传世的王汉良个人影像资料。又比方 1928 年 5 月，身为中共在沪主要领导，
3、时任中央组织局主2任的周恩来及夫人邓颖超，也是打扮成古玩商模样乘坐日本邮轮到大连，然后经过交通员关系搭乘南满铁路火车由满洲里出境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 1928 年夏，在“六大”稍后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李立三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而工人出身并博得斯大林赏识的向忠发却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当时中共活动已转入地下，而似乎正是通过李立三结识的上海古玩业元老王汉良的斡旋策应，李立三等众多在沪中共领导人，均曾以古玩经营者身份为庇护而险中求存，伺机巧妙开展革命活动。为此，多种党史资料都记载过这些革命者不太为人所晓的特殊经历。 譬如郭晨、刘传政著李立三一书中这样记载：“会（六届一中全会）后，由于政治
4、局委员瞿秋白、张国焘被共产国际留在莫斯科，由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组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回国领导全党工作。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李立三回国后，化名肖柏山，在上海租了一栋房子，以做古董生意为掩护，开展工作。由于向忠发文化水平低，又缺乏工作经验，一直未能起到党的总书记的应有作用。 ”再譬如唐纯良著李立三传也记载说：“一九二八年九月，李立三和向忠发、蔡和森等人先期回到上海，六届中央开始工作。他化名肖柏山，租了一处房子，以古董商人的身份为掩护，开始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 ” 甚至在邓小平女儿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人们也能发现邓小平早年在沪以古董商名义进行地下工作的非同寻常的经历： “父亲在上海期间，一
5、直在中央机关工作，作为掩护，他当过杂货店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作为中央秘书长，他熟悉所有中央机关的3地点和秘密接头地点，对于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别是秘密机关所在的那种四通八达的弄堂，他都相当熟悉。 ” 此外，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也曾“装扮成一个有钱的古董商人，住洋房，颇为阔绰。向忠发提出，要有一位“太太”陪同，才显得“相称” 。上海怡和纱厂女工周招英，便把杨秀贞介绍给向忠发。于是，向忠发与杨秀贞在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附近一幢三层楼房里同居。其实，向忠发的结发之妻刘秀英，当时也在上海。刘秀英是湖南湘潭农村妇女，带着儿子跟随向忠发从武汉来到上海，被向忠发遗弃。值得注意的是
6、，向忠发姘妇杨秀贞，据中共特科调查，竟也曾是一爿古玩店的老板娘。她几经改嫁先后沦为宪兵、青红帮玩弄的女人，因自立门户开设古玩店，深得中共特科科长顾顺章重视，以为该店可作为探听青红帮和黑社会动态的重要窗口。因而向忠发与杨秀贞姘居往来，等于得到过组织默许，从而使非法变为合法，姘头、嫖客成了名义夫妻。直到顾顺章叛变后，还化装成古董商模样带领国民党的特工去杨秀贞古玩店搜查。 上述李立三跟王汉良及沪上古玩业微妙而又特殊的关系，既有大量文献史料作佐证，更有口述史料为凭据。笔者 1993 年底去上海文物商店作旧上海古玩行业史调查时，无意之间，竟然从上海古玩业前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薛贵笙先生处，了解到不
7、少如今看来都应归属翔实可信的口述史料。 据薛贵笙回忆：上海最初的古玩市场位于五马路（今广东路）上的中国古物商场，本由原经理徐耀先管理，唯因古玩摊商欠商场房租4而难以维持，遂从杭州请来王汉良作总经理。王乃孙中山同盟会会员王汉强的兄弟，作过江湾育青中学校长。王汉良在任经理期间，适逢“四一二事变”发生，而王倾向中共，故虽身为国民党员，却遭军阀孙传芳部的淞沪警备司令李宝章逮捕。稍后还是中共念旧情设法将他营救出狱；因他曾随海派书画名家王一亭学过人物画，为此，出狱后特地画了一幅身陷牢笼的自画像聊以自嘲，据说还请王一亭题了跋语。 身为国民党员的王汉良与中共关系密切。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所以，上海解放后他非
8、但没有受到冲击逮捕，而且经常在公众场合自称是个革命者。因此，尽管王汉良是沪上古玩行业唯一的一名国民党员，但解放后政府念他有功于革命且德高望重，始终对他表示尊重与信任，以示报本反哺。1950 年，他依然被聘请出任上海市古玩同业公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直到 1952 年 9 月去世为止。 其实，不管是作为育青中学校长，历任古玩行业翘楚也好，还是1941 年被上海人名录列为“著名古玩商”而榜上有名也罢，王汉良的身份都带有荣誉性质与象征意义。据薛贵笙追忆，王口才极好，而且古道热肠，擅长交际。1921 年他主持沪上古玩行业期间，为保障同业权益而奔走呼吁，终于在 1923 年发起组织同业公会，加入市商会为团体
9、会员并在英法租界注册。所以，同行都相当尊重、信任为人公道、敬业的王汉良，进而此后连续推举他担任行业领袖职位几十年不变。像 1930 年的公会执行委员，1936 年的主席委员，抗战胜利后 1946 年的公会理事长兼上海古玩市场总经理，等等。可实际上王汉良本人位于广东路 218 号古玩市场内的“锦瑞记”古玩店，并非长袖善舞惯以“洋庄”经营而利5润雄厚的大古玩店，只是作些雕漆、鼻烟壶等小玩意的生意。因此，1946 年登记资本金额只区区法币 8 万元，远远落后于沪上其他大古玩商号。 董健吾：以古玩生意 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由于李立三与赞同国共合作的沪上古玩业头面人物王汉良之间确立起良性合作关系，另
10、一爿与此有关假借古玩店为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由秘密党员董健吾开设的交通联络站“松柏斋”古玩店也很值得推介。1931 年 6 月之前，负责中共中央政治保卫工作的陈赓，指派曾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因参加“五卅运动”而后加入中共的中央特科成员董健吾在沪建立一处秘密联络站。经陈赓、董健吾和上海地下党主要领导人潘汉年共同商定，租下霞飞路上一幢砖木结构三层街面楼房（旧址位于原霞飞路 139 号，今已拆除） ，以开设古玩店为掩护。董健吾的公开身份是基督教圣彼得堂主持牧师；待一切布置就绪，陈赓去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圣彼得堂（已拆除）会晤董健吾商量择日开张。为使店招富有文化气息，他们商定取一寓意深邃的名称。当
11、初圣彼得堂周围松柏蓊蔚，郁郁葱葱，陈赓望柏兴感，意味深长地建议古玩店冠名“松柏斋” 。 1931 年 6 月后，董健吾辞去牧师职务，以新婚经商为名正式经营松柏斋。开张之初，中共秘密党员杨度，抱病为松柏斋题写一副对联以示敬意：“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 ”为此，1926 年加入中共的著名文学史家阿英，还曾于 1933 年在关于古物一文中，一语双关地提到：“做牧师的友人某君，过去专喜收买古董，现在却是一爿古董店的老板了。我因此恍然大悟，古物不仅风雅，且有大利。这利当然6包括着超经济的利益” 另据现存上海市委统战部董健吾档案自述材料显示，当年松柏斋古玩店三层作住家用，底楼为古玩店面；店堂摆设
12、各种古玩都由潘汉年搞来。账房先生由董健吾圣约翰大学同学、地下党员浦化人胞弟浦立人担任。因董健吾是设于广东路古玩街“艾少记”古玩店主艾少卿之子艾建平的外文老师，故其名义上业务关系主要是艾少卿开设的艾少记古玩店。据薛贵笙先生回忆，当年董健吾确曾常来古玩市场，周旋于古玩商之间，既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活动，同时也跟他喜爱古玩鉴藏有关。董健吾留给薛贵笙的印象是烟瘾很大，喝酒海量，人缘极好；曾见他在夜行火车上写密信给地下党。 1931 年春夏之交，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专门抚育收养革命烈士和中共领导人在沪子女的大同幼稚园也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注意、监视。次年春，
13、为革命后代安全计，经中共党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将原入托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毛岸青交由董健吾、郑兰芳（原大同幼稚园保育员）夫妇抚养（当时毛岸龙因病已于 1931 年 5 月底或 6 月初患噤口痢病夭折） ，岸英、岸青住松柏斋二楼亭子间，生活费由组织按月供给。在中共上海局工作的浦化人等，曾多次到松柏斋看望毛家兄弟。其时，董健吾遵地下党员欧阳新嘱外出工作，松柏斋不再作为地下党秘密联络站。 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俩在松柏斋住了约半年时间，鉴于这里距法租界嵩山巡捕房较近，安全缺乏保障。八九月间，欧阳新通知董健吾将毛家兄弟由松柏斋转移到凤阳路修德里 541 弄 12 号董健吾原配夫人黄慧光7处生活。其后
14、，又先后从修德里迁移到成都北路三多里 3 号、牯岭路斯盛里 10 号，直到他们 1936 年 6 月底出国。 1936 年初，董健吾受宋庆龄与宋子文委托，分别以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调查员和“王牧师”双重身份，二度经西安秘密去延安。因首度延安之行在西安向张学良将军晓以共同抗日大义，张视其为朋友，并慷慨允诺董提出借其私人座机飞赴延安的请求。此后，董健吾经西安往返延安、上海两地，更得以自由出入张公馆纵谈国事。其时，董健吾偶然获悉张学良与赵一荻爱好收藏古玩，遂通过以前与松柏斋有业务往来的西安南院门古玩商，物色到庋藏古瓷 20 余件奉赠。张学良为资答谢，执意要满足董健吾所提任何私人要求。董因此希望如有机会
15、和可能，打算委托张设法将在家抚养的革命子弟（当时为保密起见，并未说是毛泽东之子）和自家儿子董寿琪送到国外留学。 董健吾返沪不久，张学良随即委派东北义勇军将领、中共秘密党员（一说吉林抗日自卫军司令员）李杜将军，在上海广东路艾少记古玩店与董健吾会晤，商谈由李杜顺道护送三位革命儿童到苏联求学事宜。1936 年五六月间，张学良秘密抵沪，即电约董健吾去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一家酒吧间晤面，答应资助十万法郎以践前约，以支持革命子弟出国求学之需。董健吾旋即向党组织领导人刘子华汇报。在与张学良接洽并经党组织研究同意，1936 年六七月间，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三人随李杜等一行 6 人，乘法国游轮康脱罗梭号离沪抵法国马赛，再转乘火车到巴黎。半年后，毛岸英、毛岸青兄弟顺利前往苏联。而董健吾此举在中共党内传为以古托孤之佳话。 8另外，董健吾曾按潘汉年要求与宋庆龄保持长期联络，为此，他还曾以松柏斋遗存古玩相赠，建立起良好私人关系。有证据表明，今藏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一块鱼骨化石，就是当年董健吾赠与宋庆龄而被一直珍藏、保存在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的。这成为董健吾赠古道故，与志同道合者交谊、结缘、传情的又一段题外美谈。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 责任编辑 肖阿伍
